过去一周，台湾人因国家队在世界棒球12强赛（2024 WBSC Premier 12）夺冠，在社群上展现出丰沛情感，各种感动文、道歉文（注1）、庆贺文齐发，超商、零售业到量贩业者，纷纷祭出各种庆贺夺冠的买一送一优惠，更有网友发起将夺冠日订为国定假日的活动。
隔日，国防部派遣四架空军 F16-V 战机，伴飞代表队返台，副总统萧美琴更亲自到场接机。11月26日，则举行“英雄谷游行”，由总统府前出发，在台北市中心举行庆祝，虽是上班日，仍有五万名民众涌入游行路线。
这一幕看在其它国家的中文使用者眼里，可能是相当困惑的。这项和台湾没有显见文化渊源的运动，究竟如何落地生根？而从政治人物到一般网民，又为何压倒性的将胜负与台湾认同相连结来表述？新兴弱势国家冀望于运动赛场的表现，希望被世界看见、让国民以此为荣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台湾这样将棒球当作“国球”，且深深镶嵌于国家认同形成过程的，确实是极为特殊的现象。
台湾人与棒球之间的关系，正是一连串从被殖民到对抗、在不同国族神话中寻找主体性的，不断交互拉距的过程。本文将梳理棒球在台湾意识觉醒和形成过程里，扮演过哪些角色，又为何成为能凝聚、承载台湾认同的容器。
近代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有棒球相伴
1895年，棒球随著日本殖民传入台湾，起初以北部公学校为主，而殖民经济的重要生产基地如糖厂，也纷纷组建起棒球队，每年5月到9月的非种植季，就是各糖厂球队练球、办交流赛的时候，台南因而成为另一个棒球基地；彼时，棒球还是日本人专属的运动。
1920年代开始，随著皇民化教育推行，中小学也纷纷成立棒球队，有学者研究当时史料，日本运动期刊称此举为“灌输日本精神，让台湾人民跟本岛人一起在太阳之下、大地之上从事运动”，并未掩饰其利用现代运动来“规训”被殖民者的身体、达成文化同化的目的。
然而，也在那一刻，被殖民者意识到，一旦站上球场，在这套游戏规则下，也就有了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可能。一方面，台湾本土球员跟著日本教练学习著武士道化的“野球”精神，另一方面，在赛场上组队共事和交手的经验，逐建萌生了“我们可以”的自尊与自信心。
1931年，甫成立三年，由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共同组成的嘉义农林棒球队，一举打入甲子园决赛，来自偏远殖民地校队的拼战精神轰动全国，日本媒体誉为“天下嘉农”。在殖民者视角的官方叙事里，这是不同族群也能同心协力的证明，而这场比赛对台湾民间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特别在原住民族武装抗日的雾社事件后，然而其政治意义和对台湾人的冲击，却一度在历史中被遗忘。
2014年由马志翔执导、魏德圣制作的电影《KANO》正是以嘉义农林棒球队的成军、到进军甲子园的历史事件为主轴，重新唤起民间的记忆，也推翻过去由国民党主导、将红叶和金龙少棒队当做台湾棒球起点的神话。《KANO》打破了日本和国民党各自的帝国视角，曾被当做殖民驯化范本的“天下嘉农”，有了属于台湾人的声音：一支帝国边陲球队来到现代武士道精神的最高殿堂，震动了帝国中心的人民心灵。而嘉义农林在取得征战甲子园的代表资格时，也同步挑战了从清帝国起就成为政经中心的北部优势。
电影相当程度还原了家家户户挤在收音机前，随著赛事播报而屏住呼吸、随后震臂高呼的时刻里，朦胧成形的台湾意识。而球队在艰苦训练中得出的座右铭：“不要只想著赢，要想著不能输”，也精准抓住台湾从三零年代到八零年代迈向民主化的风起云涌中，默默贯穿抵抗意志根底的信念。
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政的国民党并不重视棒球，国家资源转向篮球，一度甚至有“本省人打棒球，外省人打篮球”的分野。而对出国的限制加上兵役，原本台湾培育出的本土选手，在1930年代后期已踏上挑战日职之路，也就此沉寂下来。好在各级学校广设球队的成果逐渐展现在国际赛场上，先是红叶棒球队在1968年，连续两场击败号称有世界第一实力的日本关西少棒队，隔年，金龙少棒队头一次站上国际舞台，就一路打进威廉波特决赛（世界少棒联盟棒球赛），拿下冠军。
1960年代开始，台湾国际处境日亦恶化，在“两个中国”互相争夺代表权的场合截截败退。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但并未触及台湾定位），台湾在国民党政府坚绝以中华民国为名行走世界之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艰困的七零年代，三级棒球（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国际赛场成为“中华国族”向国际发声最重要的管道，政府甚至鼓励三军子弟投身棒球运动、要求公股银行和国营事业开始成立成人棒球队，棒球几乎成了仅剩的“被世界看见”的机会。
1974年，台湾在同一年包办三级棒球冠军（按：立德少棒队、美和青少棒队和由美和、华兴、北体、东亚等学校组成的中华青棒明星队），成为史无前例的三冠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台湾人再次借由守著电视机熬夜看国际赛，抚慰成为国际弃子的悲情、试著走出自卑。
同时，国际赛场因不受国民党控制，成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最有机会发声的舞台。1971年，“台湾独立联盟”雇用小飞机，挂著“台湾独立万岁 Go Go Taiwan”的布条，在威廉波特决赛时飞越球场上空，虽然国民党政府以资源补助侨界到场助阵，以“Go Go China”的口号，宣扬中华民国才是正统，但因日治和国民党政治迫害而避走海外的台湾人，也积极前往观赛，在场边大声喊出“Taiwan”（注2）。
国族主义的阴暗面
背负“国球”、“民族复兴”压力的国家代表队，有著不能输、不可以输的千斤重担在身，于是利用各种制度漏洞，比如谎报年龄让超龄球员出战、以军事化训练方式来超越同龄运动员的表现。球员们从小在高压、威权手段中成长，燃尽了对棒球的热情，一旦受伤或进入瓶颈期，也会很快被功利导向的球队抛弃，能够撑到成棒的球员不多。
这种把球员当成工具的养成方式，自然不在意保护球员的天赋和身心健全发展。为了竞争资源挹注、媒体关注，打造“民族英雄”，各球队间挖角手段频出，威胁利诱样样来，伴随著经济起飞后的赌博热潮，也为后来中华职棒不断卷入签赌、打假球、黑道持枪胁迫的发展埋下隐患。
随著台湾透过出口贸易、经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棒球对建构国族自尊的功能性也逐渐功成身退。而三级棒球培养出来且“幸存”的球员，也开始往成棒发展，中断三十多年后，终于再度有李宗源前往日本职棒发展，随后高英杰、李来发、郭源治等选手，都在日职取得不错的成绩。
1981年，洛桑协议解决了台湾与中国的代表权之争问题（注3），虽被冠上屈辱的“中华台北”队名，但终于可以重返国际赛场，表现虽不如二十年前的少棒亮眼，但也常有佳作，曾于1983年亚锦赛击败韩国队、1984年洛杉机奥运击败日本队，并于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中再度两次打败日本，拿到台湾史上第二面奥运银牌。
然而离开国际赛场，优秀选手大量流失到海外，留在台湾的球员只能投身国营事业球队，过著与公务员相近的生活。1990年，热爱棒球、靠经营饭店起家的洪腾胜发起成立“中华职棒联盟”，并成立兄弟象队，台湾也成为亚洲第三个拥有职业棒球队的国家。
好景不长，在最初的欣欣向荣，重新掀起棒球热后，数十年来为了赢球而不择手段的文化、不健康的训练养成与恶性竞争，加上经营者仍有将球队作为企业附属形象、只求不亏损的营运方式，职业球员的待遇相比一般工薪阶级算不上多优渥，且劳动权益未受保障，因受伤、输球被减薪是常态。
种种因素，相继腐蚀了年轻的中华职棒，从1996年到2009年，共爆发五次大规模签赌和打假球的案件，伤透了球迷的心，而球队也陆续因被起诉球员过多、形象受损、大量观众流失而不堪亏损、面临解散。棒球从国球变成了国耻，球迷也抬不起头。
王建民、大联盟和新世代球迷：台湾棒球的浴火重生
随著中华职棒的浮浮沉沉，伤心的球迷们将目光转向台湾的旅外选手们。陈金锋、曹锦辉、王建民、郭泓志陆续站上被视为世界之巅的美国大联盟球场，电视台也随之将美职球赛的转播常态化。2005~2008是王建民在大联盟最辉煌的三年，2006及2007年创下连两季19胜的纪录，而在效力洋基队时期，一度还获得投手最高荣誉的赛扬奖提名。台湾人从王建民热潮中，又找回那种全民熬夜疯棒球的感动，每次王建民拿下胜投，一早便争相收藏《苹果日报》（注4）特别制作的头版特刊。
很多改变也在悄悄发生。新生代球迷对旅外球员的喜爱，更多展现在支持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而非有没有为国家队效力。特别是看到郭泓志的际遇，这位高中就飙出150公里以上速球，一度直逼赛扬奖名投防御率的天才，却因早年台湾训练观念不良留下伤势，职业生涯共接受八次手部手术，虽获“不死鸟”称号，也让球迷们无比心疼。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当时媒体流行报导的“台湾之光”，不论是运动选手，还是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的人才，都是靠自己度过没没无闻的艰苦，功成名就那一刻，国家更像是来“沾光”，而非真为他们有过什么贡献。随著这种沾光行为引发的反感不耐，舆论也转向讨论体育人才培养与制度的改革。
美国职棒文化的欢乐、作为地方休闲中心、与在地社群深刻的连结的氛围，也透过赛事转播、报导等，逐渐感染了仍不放弃台湾棒球的球迷，而低迷的中华职棒，也等到了将全新观念带入经营的第二代球团老板们。Lamigo 桃猿队（现乐天桃猿前身）以改良球场设施、球衣、应援曲，并仿韩国模式打造专属啦啦队、专属周边商品，开创“台式应援”先河，大大增加了进场看球的乐趣，也引发其它球队效仿。
Lamigo 并非当时最有钱的球团，却成了改造中华职棒、走出往日阴霾的先躯。随著职棒观众回流、新球迷的加入，台湾迎来了2013年第三届世界棒球经典赛，这也是自国际奥会开放职业球员参与国际赛事后，台湾的最强阵容组合，除效力于大联盟的王建民、郭泓志、日职一军的阳岱钢外，阵中还有近半球员有旅外经验。经典赛期间，电视转播收视率最高更一度来到24.8，虽然最后排名第八，但台湾人重新爱上棒球，还发明“吃锅贴”（按：台湾球迷常以“虽败犹荣”自我打气或自嘲，音近连锁锅贴品牌“四海游龙”，因而有“吃锅贴”之说）等新用语，表示对球员们虽败犹荣的赞赏。
球迷还是想看到国家队赢球，但更想看到球员们健健康康、快乐打球、享受比赛。过去，国族荣誉是台湾棒球员肩上沉重的担子，不论愿不愿意，都必须成为举国情绪出口的工具，甚至背负著“自由中国”的象征。走过棒球成为耻辱和笑柄的日子，重获新生的棒球热，内涵是“我们一起”，球迷们愿意陪著球员一起赢，一起输，一起呐喊、一起去到让球技可以发挥的舞台。
那也是台湾再一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政治认同和经济发展方向的双重抉择时刻。在2.0版的“国球”赛场上，球员不再是背负荣辱的工具，而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努力被看见、被肯定，不再是“应该”为国争光，而是谢谢运动员愿意接受征召。
经典赛后，国家队后勤不到位、选手为国征战却未有全面保障、教练团观念陈旧等乱象也被一一揭露，全面引爆球迷们怒火，就此点燃体育改革的契机。年轻世代的球迷直面阴影，指出过去职棒生态从球员养成、球团经营管理到球员的劳动权益不彰，正是造就签赌歪风的主因，就像民主制度一样，他们勇于提出批评、支持愿意做对的事的人，没有相忍为国、不再接受以团结、纪律之名碾压个人权益。
有球迷和社会舆论做后盾，退役和现役选手开始投身球员工会，推动薪资制度改善、经纪人制度、健全国际赛征召规则，与球团就不合理规章进行谈判，更进一步挑战握有国际赛参赛和组队权的中华棒协，要求其进行全面性改革。由球迷引领大众积极讨论、参与同时，也不断有新球迷被吸引走进球场，让球团更愿意投资球队建设；虽然球员平均薪资仍低于美、日职棒，但不再有后顾之忧，受伤也享有基本的生活与医疗保障。
资本的投入、经营观念的转变，让棒球场不再只有比赛，成了阖家休闲的好去处，三五好友相约去球场边喝啤酒边看球，或是去看喜欢的啦啦队专业的演出，假日带小孩去和吉祥物互动，都成了球迷们的新日常。
过去十年，棒球彻底摆脱被台湾人戏称为“邪会”（注5），享有亚奥运参赛组训决定权却尸位素餐的陋习，且将这把火延烧到跆拳道、羽球、网球等其它项目，也包括中华奥会和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历经东京奥运、巴黎奥运，也迎来新生。
这些变化，紧扣著台湾认同的确立、天然独世代成为主流而发生；不同政党的政策思维，和是否有以台湾主体性为政策主轴，对体育改革确实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手权益意识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多成熟的公民，能以正常眼光看待国家队的成绩，而非将自己的情感纾发寄生于上，更非赢球才是国球。
为什么是棒球？
棒球在球类运动中，节奏相对缓慢、比赛时间颇为漫长的项目。相对于篮球的快节奏、一两个超强明星就可以快速改变场上局势的运动，棒球即使成功打出一球，能否得分还要看双方攻守状态，其中有太多变数。
棒球的本质是一项高失败率的运动，例如三成的打击率已经算是优秀打者，但这也等于十颗球里，他失败了七次。一球一球、一局一局，有时胜负就在几个球之间，这是小虾米有机会扳倒大鲸鱼的希望之处，也像台湾在历史与帝国的边陲，学会如何输、再默默等待机会的写照。
对台湾人来说，棒球场上的胜负，不仅是“挑战殖民者”的历史情结延伸，对于不断被打压、不被承认的国家主权，也扮演某种精神层面的救赎。六零年代，是被害怕被抛弃、被遗忘，那时是真的不被看见，如今在疫情与俄乌战争后，“与世界站在一起”、同为民主联盟的台湾，则是带著一种倔强的自信，一旦站上球场，为的是让世界不能再假装“看不见”。
至今，台湾内部仍有认同上的歧异，不时造成社会与政治的对立纷扰。但当国家队站在赛场上，那道“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界线，那句带著期盼说出的“好想赢”，让台湾社会正视那些藏在政治纷扰下无法被表达、被辨识的：原来“我们”是有意义的；不论是出于习惯或喜欢叫“中华队”，还是坚持喊出台湾队，这一刻，都一起成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然独世代更多是以“不想和中国一样”，来建立仍有一定模糊性的自我认同，就像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里，先透过“不要什么”来感受自身的独立与存在。近年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更步步紧逼，连在自己国家比赛，都被赛会禁止带国旗入场，本次巴黎奥运更是连观众自己手绘的加油标语，只要有台湾的图案和字样，都被工作人员制止甚至没收，而选手更要随时警惕，深怕忘情说出“Taiwan”，可能会面临被取消资格的处罚。
这种从军事、国际空间到体育赛事无所不在的霸凌，也让不少原本温和的“中华民国派”，将中国列入“不要”清单，倒戈成为“天然独”。海外游子和收看转播的台湾观众，遂将失去自己名字的委屈感，灌注在仅剩的奥会会歌当中，近年大型国际赛会里，现场台湾观众都会将其置换为《国旗歌》的歌词，大声合唱，中国不得不切断颁奖典礼转播（注6）。这首原本被独派视为屈辱、威权党国精神延续的歌曲，被台湾囡仔将共同成长记忆转化为国际上的抗争符码，且在一次次的歌声中，完成了历时数十年，从“中华台北”到 “Team Taiwan” 的位移。2023年棒球经典赛的台湾主场赛事，是球迷们第一次从观众席自发呐喊出“Team Taiwan”，从一开始的感动、到越来越多人加入，喊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
历经日本殖民时期的规训、同化，再到党国威权赋予中华国族神话象征的台湾棒球，既得利于统治者的选择，累积了数十年的看球传统，成为民间最熟悉的体育赛事，却也一步一步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逐步迈向以公民契约为认同内核的共同体。有趣的是，台湾实际参与棒球运动、能在场上投打、假日组队的人口，是远低于美、日等棒球大国的，但对棒球规则的熟悉程度、举凡怎么判断好球带、如何算比分等，却是庶民常识等级，只要谈起棒球，似乎人人能聊战术、聊教练调度。
也正因为这种熟悉感，和已成文化记忆一部份的观赛体验，在球场边、电视机前为球员忘情呐喊的台湾人，体会了那些政治与历史所形塑的意识型态差异迈不过去之处，被共同专注于赛场上的时刻给弥合了，不再只是我群与他者的区分，而是从一步一步累积的行动里，明白所谓认同，并非只是名字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一种价值选择，是愿意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相互支持、彼此保护，共建生活。
《想像的共同体》作者班纳迪克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到，正向、健康的国族建构不脱两个原则：其一，是共同体情感的来源，除了归属之外，还有羞耻感，也就是会对自己国族的不当作为感到愧疚。其二，则是与宗教信仰相对照，一个真诚的国族主义者，会承认自己国家的错误，甚至投身改变这些错误。
台湾人的棒球共同体，确实是在这两点原则下，与政治和社会变革一起发生，且促成的公共讨论，远超越体育政策和国族荣誉，例如本次赛后，台湾队长心系伴侣、又在庆功宴上被拍到照顾小孩的画面，也让育儿与家务分工，特别是婚育女性的处境，成为另一个热点。而教练团的世代交替、球员之间彼此的高度信任，也让许多人开始反省传统职场文化对年轻世代不够信任的问题。
而中华职棒联盟在数据情搜工作上，不仅资料齐全，还有数据、影像小组在场边即时待命，球员一局结束，立刻可从影像回顾分析，知道下一轮上场要调整之处，这种以数据和专业说话、即时调整的新模式，既打破了过去官僚体制的做事文化，也有望嘉惠未来其它运动项目的选手训练，但团队并未忘却工作核心是“人”，中职会长蔡其昌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虽然运动科学和情搜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球员都能把数据变成战力。这些经验，随著相关报导、访谈引发的社会讨论，对台湾各层面的影响也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进一步巩固台湾认同的12强赛事
不得不说，历史之神对台湾是眷顾，甚至疼惜的。这次12强赛事，宛如热血日漫般的剧情：一支各项数据都不突出、阵中无明星球员，且有国际赛经验的选手不多，连国内球迷都不看好，还被国际媒体评为最后梯队的台湾队，竟上演了一出“Underdog 的逆袭”，即使在小组赛和复赛两度败给日本队，球员们没有放弃，在决赛靠著近乎完美的防守，完封全职棒明星组成的日本队，拿下第一座世界最高级别赛事（注7）的冠军。而台湾队采取直面对手、而非针对弱点攻击的策略，依靠自身实力将一颗颗球投进好球带、挥出长打，赛后也赢得日本队的赞赏与尊敬。
历史很幽默，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台湾也因优秀选手多半加入刚成立的中华职棒，而无法代表国家队出赛，被视为有史以来战力最弱的国家队，却在那年完成了台湾棒球史上另一个惊奇，从预赛起就一直跌破媒体眼镜，最后在奥运四强战，郭李建夫一人两度面对日本队、投满九局，以一场完封、一场失两分的惊人战绩击败日本队，最后才惜败古巴，拿下银牌。
而2013年在经典赛台日对决中，击出追平比分、最后让台湾止步的，正是本次日本队总教练井端弘和，那一年，他的手下败将王建民、高志纲、彭政闵，都在这次台湾队的教练团中，以成绩向当年对手致上最大敬意。
睽违32年，台湾再度在最高级别赛事中，击败由全职业选手组成的日本；台湾赢的并不侥幸，同时又保持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与谦逊，如同总教练曾豪驹在赛后表示：“这只是靠近他们，还要更努力，才能更接近日本或著是追上日本的脚步。”经过2013年经典赛的失败，台湾清楚意识到问题何在，开始引进运动科学训练，参考韩职、日职联盟对球员的保障和国际赛规范，努力追赶，也知道如今战果是阶段性的成绩的证明，虽然与日职的日常仍有一些差距，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距离。
过去，国际赛只能依赖阵中强打强投，特别是投手的意志力，总是打了三分之二场好球，最后因防守与攻击火力无以为继，而功败垂成，但随著近年比赛强度提高，选手日常技术大幅提升。而旅外名将们纷纷在退役后回台担任教练，也让棒球从训练到比赛方式进一步脱胎换骨，信任、沟通、以讨论和鼓励取代过去上对下的威权式命令，成为新一代教练与选手们共同营造出来的文化。
与球场上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它11支队伍在球衣胸前大大的国名，和台湾队球衣中心的空白。队长陈杰宪在冠军战中击出关键三分全垒打后，双手比向胸口那片空白，一路跑回本垒，心领神会的台湾观众们，也忍不住眼眶泛泪，明白他在无声中诉说的，是我们失去的名字，那不被允许印在球衣上的“Taiwan”。虽然东京巨蛋内，台湾应援团将“Team Taiwan”喊到震天，但球员们仍期盼有一天，可以穿著印有“Taiwan”的球衣出赛。
台湾人在漫漫历史中形成的自我认同，很难一下就让外人明白，但有体育赛事作为媒介，懂得比赛、热爱比赛的人们，一眼就能理解“Team Taiwan”想对世界发出的讯息，日本媒体以“悲愿的世界”来形容台湾夺冠，对于那种“无论如何都要实现的愿望，一种宿愿”，是热爱棒球的日本人能感同身受的。
而大联盟转播员 JP Morosi 在颁奖典礼时感性表示：“台湾球员深刻理解这场比赛的伟大意义，理解它对台湾民族认同和精神的象征。他们将这一切都内化，但却从未让比赛的压力阻碍他们的表现⋯⋯我很感激能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见证许多体育赛事中的精彩时刻，但很少有像这样的时刻，让我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就像我透过这支队伍和这场比赛，认识台湾一样。”
民主危机与认同政治
长期以来，自由派与西方学术左翼阵营对于国族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反感，这并不难理解，从二战惨痛的教训，到近代中国、俄罗斯透过操弄国族主义来稳固国内的威权和极权统治，再到以色列以国族生存为名对人权进行的迫害、甚至逐步触犯战争罪行，还有东欧如匈牙利、土耳其等，以国族为名反对多元、破坏司法宪政、使民主倒退，都让人很难对国族主义抱持太正向的看法。
在这层滤镜下，往往很难不被偏见影响，稍有不慎，便将香港、台湾、乌克兰这类位于帝国边陲、必须透过抵抗才得以维持自身主体性的行动，全都认知为“坏的、不必要的国族主义”。但对于挣扎在帝国之间的群体，共同体的建构，就是试图维护并实现自由的工具。
然而，英国脱欧、欧洲右转、特朗普两次当选的旋风也向我们示警，持续忽视、不理会认同政治背后的人性需求，也会将民主制度一再置于民粹风暴中，甚至危及自身的正常运作。现实是，纯粹理性和正确，无法驱使人们自愿做对的事，人们甚至会投给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只为了被理解，或对方直言不讳的爽感，甚至有更多情绪性的因素，与集体生命经验和创伤的投射。
在这种危机中，我们有必要探寻这世上，是否可能存在能够回应人对归属感的需求、能提供一个情绪出口，又愿意尊重民主宪政原则、以人权作为主权正当性来源，在各种柱状群体中弭合出最大公约数的认同政治，维持民主运作不可或缺的，不同群体之间基本的信任，和相互协商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要选在此刻，特别以台湾与棒球的关系，来谈国族建构和认同政治。台湾天然独世代的认同核心，是跳脱传统蓝绿统独省籍等框架后，在宪政原则下，透过反对财团垄断、媒体操纵、世代不正义、环境破坏等议题，实践公民对政治与公共事务的参与、监督，并在公共领域重建一个新的共同体世代；抵抗中国帝国透过利益和买办收编、侵略的“抗中保台”，是上述这些公民参与自然形成的结果。
台湾在寻找主体性、建立新共同体的历程，几乎完全符合二战后，德国学者们在吸取教训后，重新归纳、建构出的宪政爱国主义、公民国族主义的定义：一方面回应人性里对认同的本能需求，同时透过宪政秩序来约束过去以文化和血缘为认同依据的后遗症，梳理历史中的殖民遗绪、修复群体间的关系，且更愿意站在社会进步改革一端、往经济往自主方向发展。对台湾这样处在地缘政治热点的国家，“台湾认同”还促进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不论是加大绿能建设来回应气候变迁，或渴望在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有所贡献。
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在近期的两本著作《身份政治》和《自由主义和对其的不满》中，也不断提醒认同政治的力量，以及必须努力弭合碎片化、柱状化的不同社会群体，避免民主制度面临崩解。但正因为这种新型态的国族主义凝聚，依靠的并非“与生俱来”，甚至经常需要进行困难的探究与检视，就连民主文化深厚的老牌国家在面对种种挑战时，都难以寄望绝大多数公民们，每一次都能以理性战胜情绪、恐惧、对往日的怀念和当下的不满；台湾也是如此，关心社会的公民常常疲于奔命。
因此，能否找到一种让不同群体都能有所共感、依托的精神力量，愿意以共建生活为目标，去进行彼此说服和协商，甚至愿意在艰困到来时携手共渡，黏合那些人们光靠理性无法越过的歧义，就可能成为公民国族主义能否成功维系、让民主能持续自我修复的关键。
台湾人与棒球和体育赛事间的关系，似乎有可能成为、甚至已经在扮演这个关键角色。如同谢达文在这篇专栏里提到，运动赛事让我们记起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和共同认可的“台湾故事”。这样的台湾故事，当然是理想化后的版本，但这也是重点所在，它的功能并非还原事件本身，而是在我们陷入纷争、困惑和挑战时，提醒我们曾一起成就了什么，愿意相信我们可以再一次做到。
当然，任何国家的经验都很难复制，民主危机也绝非每个国家都培养一种国球爱好，就能解决了，而台湾此刻看起来还行，但也不保证若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危机或世局变化时，还能保有这份累积而来的一点成果。或许这是一场必须永远踩在张力间的拔河，但至少我们可以先打破过去的思维惯性，在不看轻也不过度放纵人性本能的基础之上，开始寻求并想像新的可能性。
（感谢台湾运动产业协会理事长徐正贤先生在写作期间给予资讯和协助。作者文责自负）
注1：赛前很多台湾球迷对这次赛事并不看好，甚至觉得阵容不够优质、选将和教练团都有问题等等，因此纷纷表示要逐条列表向国家队道歉。
注2：可参阅《台湾棒球一百年》一书。
注3：1954年起，“两个中国”就在奥运会籍上开始拔河，甚至各自以退出奥运来表达抗议。1959年，国际奥会终止了“中华奥会”的会籍，建议台湾 Taiwan 或 Formosa 为名重新入会，却遭国民党政府拒绝。1960、1964、1968年连续三届奥会开幕典礼中，台湾的队伍手持“抗议中”（UNDER PROTEST）布条走在“FORMOSA”名牌后面，坚持要换回“中华民国”，1968年一度达成目标。
但随著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已无力回天，而拒绝“中华台北”之名的台湾，也丧失1980年莫斯科奥运参赛资格。最终鉴于1970~80之间台湾参赛空间严重被压缩，政府代表接受了洛桑协议，此后任何以奥会规范之下的国际赛事，台湾都必须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之名参赛。
注4：台湾《苹果日报》已在2021年5月18日停刊。当年是继《民生报》后，最关注运动赛事和台湾选手的传统纸媒。
注5：因奥会规定各国选手参赛需透过单项协会报名，避免政治干预，然而台湾各协会长期沦为政治酬庸、外行领导内行，甚至连帮选手订机票、运送器材都长出错，但选手拿到比赛奖金还要求分红，因此被网友们批为“将独特公共性变独占事业”，并戏称为“体邪”。
注6：中华台北的奥运会歌旋律与《国旗歌》相同，台湾30岁以上的人，自小学开始都经历过升旗典礼，歌词虽然仍是以颂赞中华民国山川与辛亥起义等事迹，但已成为多数人的肌肉记忆，闭著眼都能唱出这首歌。
注7：目前棒球最高级别的赛事，分别为由国际棒垒球总会于2015年开始举办的世界12强棒球赛（WBSC Premier 12）、由 WBSC 和美国大联盟合作举办的世界棒球经典赛（World Baseball Classic, WBC），以及奥运棒球赛。其中世界棒球经典赛（WBC）因开放大联盟选手参与，被视为最顶尖的赛事。但三项赛事各国都会派出大联盟之外、最顶尖的职棒选手参与，而日本职棒水准并不逊于美国3A级球队，因此仍属同一级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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