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美國影視作品開始有了全面的革新，白人演員漸漸不再「染指」其它族裔的角色。曾幾何時，《雲圖》（Cloud Atlas，2012）中讓雨果．威明（Hugo Weaving）等群星化妝成亞裔，《飛越情海》（Aloha，2015）則讓艾瑪．史東（Emma Stone）擁有中國血統，但這種現象已然成為禁忌。
許多人批評這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插手好萊塢製作，但事實證明其他族裔的演員因此獲得演出機會後，倒也沒有對好萊塢造成什麼毀滅性的影響，反而讓各族裔演員逐漸顯出，獲得更多機會，且作品更具真實性，也有新鮮感。
但「形」的問題解決了，「聲」的問題仍在。
孔達波魯逐漸發現，凡是印度裔美國人都痛恨阿普這個角色，因為他讓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印度人說英語就是這個模樣。
「阿普玩笑」，對一些人不好笑
如果一個演員能夠詮釋出令人信服的外語口音，而且我們看不到他的人，乍聽之下似乎感覺還可以讓人接受。不過問題來了，所謂的「令人信服」是指令誰信服？以及這個詮釋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刻板印象？
2017年，印度喜劇演員哈里．孔達波魯（Hari Kondabolu）對此做出了挑戰。他在紀錄片《阿普的問題》（The Problem with Apu）中直接挑戰了美國長壽動畫《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1989-）。
劇中，便利商店店主是一個名為「阿普」（Apu）的印度人，台灣將之譯為「柯阿三」（「阿三」是針對印度人的蔑稱）。而之所以當時被命名為「阿普」，是因為主創團隊想向印度名導薩亞吉．雷（Satyajit Ray）的經典之作《阿普三部曲》（The Apu Trilogy，1955-1959）致敬。
阿普有著非常濃重的印度口音，在印度就是數理高材生，後來也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便利商店工作的原因起初只是為了償還學生貸款，不過因為習慣當地生活而留下定居。此外，他還是一名素食者，靠包辦婚姻認識另一半。整體來看，他是一名典型的印度人，或也可說是一名「刻板」的印度人。
哈里．孔達波魯坦言自己小時候非常喜歡「阿普」這個角色，只因為當時的美國影視作品並無常駐印度裔角色。但這個觀念很快就改變了，因為整整二十年過去，美國仍然沒有其他印度裔角色能取代阿普所代表的形象，而就他自己與印度裔朋友的經驗，所有人都曾被開過「阿普玩笑」，包括被稱作阿普，或者被要求模仿阿普說話。
紀錄片中，孔達波魯逐漸發現，凡是印度裔美國人都痛恨阿普這個角色，因為他讓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印度人說英語就是這個模樣。不過更讓大家深惡痛絕的一點，則是他的配音員是塞拉迪猶太裔（Sephardic Jews）演員漢克．阿扎里亞（Hank Azaria），與印度人毫無相關，而他似乎也為自己極誇張的印度口音感到驕傲，曾在多次公開場合「表演」阿普的口音。
在孔達波魯的呼籲成為討論熱點後，阿扎里亞宣布離開配音團隊，並為其曾作出的戲仿表示歉意。從此之後，阿普轉為沒有機會說話的背景角色。2020年6月，隨著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之死引發暴動，《辛普森家庭》更進一步，宣布將不再允許白人演員為非白人角色配音。
義大利男星Pierfrancesco Favino指出這就是強勢文化侵占與剝削義大利文化的證據，並控訴好萊塢製片人竟不願讓義大利人出演，而是讓美國演員操著一口怪腔怪調的英語上陣。
白人模仿白人又如何
一直到現在，漢克．阿扎里亞的退出、《辛普森家庭》的決定仍在網絡世界惹人爭論，畢竟也許我們都會同意將自己外貌偽裝成另一個族群往往更明顯、也更冒犯人，但如果連聲音的詮釋空間都被限縮，是不是也可能進一步剝奪了演員表演的空間？似在暗示演員只能出演自己的代表群體？
然而如果認為讓印度演員來演出同一個角色，我們又有誰會期待他的詮釋就不會淪為刻板印象呢？
在Netflix影集《不才專家》（ Master of None，2015-2021）其中一集《電視上的印度人》（Indians on TV）中，印度裔演員阿茲．安薩里（Aziz Ansari）飾演的主角戴夫操著流利美國腔英語去試鏡印度裔計程車司機的角色，選角指導卻要他「再印度一點」，他不從，結果對方跟他說：「你知道嗎？班．金斯利（Ben Kingsley）演甘地（Mahatma Gandhi）的時候也有口音呀！還拿了座奧斯卡獎呢！」
是否乖乖配合的人才能拿到角色，而二十餘來年美國是否創造出知名度能與阿普相提並論的印度裔角色？很多人眼中，《辛普森家庭》安排印度裔角色可能並非出於惡意的理由，卻成為箭靶，這些指控對他們未必公平。但若非《辛普森家庭》惹起爭議，美國社會大概也沒有機會對這個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其實美國影視史上，白人詮釋其它族群也並非新聞，《辛普森家庭》因是白人模仿印度人口音，比較容易被檢視。但如果白人模仿其他白人的口音又如何呢？在美國，有評論者稱之為「古馳之家症候群」（The “House of Gucci” Syndrome）。
2023年，描寫法拉利創辦人的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生平的美國劇情片《法拉利》（Ferrari）在威尼斯影展上映。儘管依照慣例，義大利會為英語電影重新進行義語配音，但由於是影展放映，賓客看到的都是原音版本。於是全場義大利人就在驚愕之下，觀賞了美國演員亞當．崔佛（Adam Driver）和西班牙演員潘妮洛普．克魯茲（Penélope Cruz）所賣力詮釋的「偽義大利口音英語」。
義大利演員、製片人、前眾議員盧卡．巴巴雷斯基（Luca Barbareschi）指出潘妮洛普．克魯茲明明西班牙語口音厚重，卻還硬要逼自己講一個艾米利亞-羅馬涅（義大利北部區域方言）口音的英語，簡直像是一種新語言，戲稱自己簡直像是在看《大法師》（The Exorcist，1973）。
真正開第一槍的其實是義大利男星法蘭西斯柯．法維諾（Pierfrancesco Favino），他在記者會指稱這是一個「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指出這就是強勢文化侵占與剝削義大利文化的證據，並控訴好萊塢製片人竟不願讓義大利人出演，反倒寧可讓美國演員操著一口怪腔怪調的英語上陣。
不過《法拉利》的製片人之一安德利亞．厄佛利諾（Andrea Iervolino）出聲反擊，強調義大利過去三十年都沒有培養出有如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邁茲．米克森（Mads Mikkelsen）那樣舉世聞名的演員，因此這才讓好萊塢別無選擇，只能找美國人變換口音進行詮釋。
演員在片中身嘶力竭地呈現奈及利亞口音的英語，然而角色的原型本人其實是一口流利美國腔。
遭遇代表之爭
厄佛利諾的言論符合好萊塢製片人的現實考量，不過如果跳脫出他的觀點，端以文化傳播的面向來看，過去二十年來，不會特別去欣賞義大利本國電影的觀眾，確實主要是透過美國電影對義大利的再現來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風情，包括《天使與魔鬼》（Angels & Demons，2009）、《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2010）、《Gucci：豪門謀殺案》（House of Gucci，2021）等作。
不僅義大利這個國度容易被形塑成美國觀光客角度的形象，就連劇中的義大利角色，都容易被塑造成美國人的想像（儘管這些形象並不全然是負面的），而口音與手勢更是被誇張化到一個極致，《Gucci：豪門謀殺案》之中傑瑞德．雷托（Jared Leto）惡名昭彰的演出堪為代表。
若回到1960年代至80年代，世人對義大利人的想像或許是風度翩翩的情聖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或魅力獨具的性感女神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試想，新一代觀眾想到的義大利人卻是亞當．崔佛或傑瑞德．雷托，自然可以想像義大利人的無奈。
而與之對照，其它國家也遇到類似的「代表之爭」。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曾在《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Valkyrie，2008）中飾演企圖暗殺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德國上校史陶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喬瑟夫．高登-李維（Joseph Gordon-Levitt）則在《走鋼索的人》（The Walk，2015）中飾演法國傳奇鋼索人菲利普．佩蒂（Philippe Petit）。
最有趣的例子，或許是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在《震盪效應》（Concussion，2015）中飾演改變美式足球運動的奈及利亞裔美國神經學醫師班奈特．奧瑪魯（Bennet Omalu），他在片中身嘶力竭地呈現奈及利亞口音的英語，然而奧瑪魯本人其實是一口流利美國腔。莫非劇組事前不知？還是這只是為了拚一座奧斯卡獎所以必須下的苦工呢？
好萊塢一旦要將此事納入考慮，卻又找不到可以扛大樑的演員，結果很可能就是把這些案子腰斬，抑或是令更少人有機會接觸到這部電影。
結果之一是乾脆不拍了？
然而，儘管「自己的口音，自己說」，這樣的呼聲看起來頗具政治正當性，但如果這真的成為好萊塢標準規範，卻也可能後患無窮。誠如上述義大利製片人厄佛利諾所言，商業掛帥的好萊塢一旦未來要將此事納入考慮，卻又找不到可以扛大樑的演員，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把這些案子腰斬，一個由德國演員出演的《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製作與發行規模就是有限。
此外，特定國家的演員選擇更少，如果涉及到敏感題材則更是為難，在欠缺人選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曾經進行了一個幾乎等同實驗的嘗試，在他自製自導自演的《白烏鴉：紐瑞耶夫傳奇》（The White Crow，2018）當中，他真的找來名不見經傳的東歐演員出演。
在接受BBC專訪時，雷夫．范恩斯表示：「我感覺以英語為母語的演員操著假口音說自己是俄羅斯人、德國人、瑞典人或義大利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就現實上，觀眾並不會因此而被感動，就是更少人有機會接觸到這部電影而已。
另一個相對的例子是影集《追殺夏娃》（Killing Eve，2018-2022），主創團隊找來極具語言天分的茱蒂．康默（Jodie Comer）出演變態俄國殺手，結果她的詮釋據說連俄國人也叫絕。如果劇組堅持要找俄國演員出演，光是在選角階段，就得吃不少苦。
又或者有沒有另一個可能？讓演員們各自操自己的母語口音上陣，放棄口音的揣摩？其實這已有成功案例，《核爆家園》（Chernobyl，2019）中一眾英國演員就是這麼做的，即便背景是發生在俄國的車諾比核災，片中沒有任何人是用俄語口音說話，然而作品卻沒有因此失色。這種放棄口音的模仿，回歸到故事本質的做法，也能在俄國題材之作《史達林死了沒？》（The Death of Stalin，2017）看見，也可以說是越來越普遍了。
從阿普一路談下來，便可推知爭論不盡然全然圍繞在身分政治的問題上，而是這些族群不滿自己的語言被奪去並加以再造，反而喧賓奪主。以《Gucci：豪門謀殺案》為例，即便領銜主演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擁有一部分義大利血統，但這不代表它就具有詮釋義大利人與義大利口音的正當性。
口音的詮釋問題不僅牽涉到文化認同問題，也是當代表演藝術中多重矛盾的縮影。有些人呼籲演員的文化背景需與角色達成一致，也有些人認為這是限縮了演員的可能性。在上個世紀，人們還在思考「形」的問題，白人扮裝成黑人也時有所聞；而在新世紀，「聲」的問題或許將會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新課題。這些辯論是否將會衝擊影視圈的傳統與結構，並改變選角的邏輯，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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