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美国影视作品开始有了全面的革新，白人演员渐渐不再染指其它族裔的角色。 曾几何时，《云图》（Cloud Atlas，2012）中让雨果. 威明（Hugo Weaving）等群星化妆成亚裔，《飞越情海》（Aloha，2015）则让艾玛. 史东（Emma Stone）拥有中国血统，但这种现象已然成为禁忌。
许多人批评这是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插手好莱坞制作，但事实证明其他族裔的演员因此获得演出机会后，倒也没有对好莱坞造成什么毁灭性的影响，反而让各族裔演员逐渐显出，获得更多机会，且作品更具真实性，也有新鲜感。
但“形”的问题解决了，“声”的问题仍在。
孔达波鲁逐渐发现，凡是印度裔美国人都痛恨阿普这个角色，因为他让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印度人说英语就是这个模样。
“阿普玩笑”，对一些人不好笑
如果一个演员能够诠释出令人信服的外语口音，而且我们看不到他的人，乍听之下似乎感觉还可以让人接受。 不过问题来了，所谓的“令人信服”是指令谁信服？ 以及这个诠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刻板印象？
2017年，印度喜剧演员哈里. 孔达波鲁（Hari Kondabolu）对此做出了挑战。 他在纪录片《阿普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Apu）中直接挑战了美国长寿动画《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1989-）。
剧中，便利商店店主是一个名为“阿普”（Apu）的印度人，台湾将之译为“柯阿三”（“阿三”是针对印度人的蔑称）。 而之所以当时被命名为“阿普”，是因为主创团队想向印度名导萨亚吉. 雷（Satyajit Ray）的经典之作《阿普三部曲》（The Apu Trilogy，1955-1959）致敬。
阿普有着非常浓重的印度口音，在印度就是数理高材生，后来也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 在便利商店工作的原因起初只是为了偿还学生贷款，不过因为习惯当地生活而留下定居。 此外，他还是一名素食者，靠包办婚姻认识另一半。 整体来看，他是一名典型的印度人，或也可说是一名“刻板”的印度人。
哈里. 孔达波鲁坦言自己小时候非常喜欢《阿普》这个角色，只因为当时的美国影视作品并无常驻印度裔角色。 但这个观念很快就改变了，因为整整二十年过去，美国仍然没有其他印度裔角色能取代阿普所代表的形象，而就他自己与印度裔朋友的经验，所有人都曾被开过“阿普玩笑”，包括被称作阿普，或者被要求模仿阿普说话。
纪录片中，孔达波鲁逐渐发现，凡是印度裔美国人都痛恨阿普这个角色，因为他让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印度人说英语就是这个模样。 不过更让大家深恶痛绝的一点，则是他的配音员是塞拉迪犹太裔（Sephardic Jews）演员汉克. 阿扎里亚（Hank Azaria），与印度人毫无相关，而他似乎也为自己极夸张的印度口音感到骄傲，曾在多次公开场合“表演”阿普的口音。
在孔达波鲁的呼吁成为讨论热点后，阿扎里亚宣布离开配音团队，并为其曾作出的戏仿表示歉意。 从此之后，阿普转为没有机会说话的背景角色。 2020年6月，随着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之死引发暴动，《辛普森家庭》更进一步，宣布将不再允许白人演员为非白人角色配音。
意大利男星Pierfrancesco Favino指出这就是强势文化侵占与剥削意大利文化的证据，并控诉好莱坞制片人竟不愿让意大利人出演，而是让美国演员操着一口怪腔怪调的英语上阵。
白人模仿白人又如何
一直到现在，汉克. 阿扎里亚的退出、《辛普森家庭》的决定仍在网络世界惹人争论，毕竟也许我们都会同意将自己外貌伪装成另一个族群往往更明显、也更冒犯人，但如果连声音的诠释空间都被限缩，是不是也可能进一步剥夺了演员表演的空间？ 似在暗示演员只能出演自己的代表群体？
然而如果认为让印度演员来演出同一个角色，我们又有谁会期待他的诠释就不会沦为刻板印象呢？
在Netflix影集《不才专家》（ Master of None，2015-2021）其中一集《电视上的印度人》（Indians on TV）中，印度裔演员阿兹. 安萨里（Aziz Ansari）饰演的主角戴夫操着流利美国腔英语去试镜印度裔出租车司机的角色，选角指导却要他“再印度一点”，他不从，结果对方跟他说：“你知道吗？ 班. 金斯利（Ben Kingsley）演甘地（Mahatma Gandhi）的时候也有口音呀！ 还拿了座奥斯卡奖呢！”
是否乖乖配合的人才能拿到角色，而二十余来年美国是否创造出知名度能与阿普相提并论的印度裔角色？ 很多人眼中，《辛普森家庭》安排印度裔角色可能并非出于恶意的理由，却成为箭靶，这些指控对他们未必公平。 但若非《辛普森家庭》惹起争议，美国社会大概也没有机会对这个议题进行深度讨论。
其实美国影视史上，白人诠释其它族群也并非新闻，《辛普森家庭》因是白人模仿印度人口音，比较容易被检视。 但如果白人模仿其他白人的口音又如何呢？ 在美国，有评论者称之为“古驰之家症候群”（The “House of Gucci” Syndrome）。
2023年，描写法拉利创办人的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生平的美国剧情片《法拉利》（Ferrari）在威尼斯影展上映。儘管依照惯例，意大利会为英语电影重新进行意语配音，但由于是影展放映，宾客看到的都是原音版本。于是全场意大利人就在惊愕之下，观赏了美国演员亚当．崔佛（Adam Driver）和西班牙演员潘妮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所卖力诠释的「伪意大利口音英语」。
意大利演员、製片人、前众议员卢卡．巴巴雷斯基（Luca Barbareschi）指出潘妮洛普．克鲁兹明明西班牙语口音厚重，却还硬要逼自己讲一个艾米利亚-罗马涅（意大利北部区域方言）口音的英语，简直像是一种新语言，戏称自己简直像是在看《大法师》（The Exorcist，1973）。
真正开第一枪的其实是意大利男星法兰西斯柯．法维诺（Pierfrancesco Favino），他在记者会指称这是一个「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指出这就是强势文化侵占与剥削意大利文化的证据，并控诉好莱坞製片人竟不愿让意大利人出演，反倒宁可让美国演员操着一口怪腔怪调的英语上阵。
不过《法拉利》的制片人之一安德利亚. 厄佛利诺（Andrea Iervolino）出声反击，强调意大利过去三十年都没有培养出有如哈维尔. 巴登（Javier Bardem）、迈兹. 米克森（Mads Mikkelsen）那样举世闻名的演员，因此这才让好莱坞别无选择，只能找美国人变换口音进行诠释。
演员在片中身嘶力竭地呈现尼日利亚口音的英语，然而角色的原型本人其实是一口流利美国腔。
遭遇代表之争
厄佛利诺的言论符合好莱坞制片人的现实考量，不过如果跳脱出他的观点，端以文化传播的面向来看，过去二十年来，不会特别去欣赏意大利本国电影的观众，确实主要是透过美国电影对意大利的再现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风情，包括《天使与魔鬼》（Angels &Demons，2009）、《享受吧！ 一个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2010）、《Gucci：豪门谋杀案》（House of Gucci，2021）等作。
不仅意大利这个国度容易被形塑成美国观光客角度的形象，就连剧中的意大利角色，都容易被塑造成美国人的想象（尽管这些形象并不全然是负面的），而口音与手势更是被夸张化到一个极致，《Gucci：豪门谋杀案》之中杰瑞德. 雷托（Jared Leto）恶名昭彰的演出堪为代表。
若回到1960年代至80年代，世人对意大利人的想像或许是风度翩翩的情圣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或魅力独具的性感女神苏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试想，新一代观众想到的意大利人却是亚当．崔佛或杰瑞德．雷托，自然可以想像义大利人的无奈。
而与之对照，其它国家也遇到类似的“代表之争”。 汤姆. 克鲁斯（Tom Cruise）曾在《行动代号：华尔奇丽雅》（Valkyrie，2008）中饰演企图暗杀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德国上校史陶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 乔瑟夫. 高登-李维（Joseph Gordon-Levitt）则在《走钢索的人》（The Walk，2015）中饰演法国传奇钢索人菲利普. 佩蒂（Philippe Petit）。
最有趣的例子，或许是威尔. 史密斯（Will Smith）在《震荡效应》（Concussion，2015）中饰演改变美式足球运动的尼日利亚裔美国神经学医师班奈特. 奥玛鲁（Bennet Omalu），他在片中身嘶力竭地呈现尼日利亚口音的英语，然而奥玛鲁本人其实是一口流利美国腔。 莫非剧组事前不知？ 还是这只是为了拼一座奥斯卡奖所以必须下的苦工呢？
好莱坞一旦要将此事纳入考虑，却又找不到可以扛大梁的演员，结果很可能就是把这些案子腰斩，抑或是令更少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部电影。
结果之一是干脆不拍了？
然而，尽管“自己的口音，自己说”，这样的呼声看起来颇具政治正当性，但如果这真的成为好莱坞标准规范，却也可能后患无穷。 诚如上述意大利制片人厄佛利诺所言，商业挂帅的好莱坞一旦未来要将此事纳入考虑，却又找不到可以扛大梁的演员，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把这些案子腰斩，一个由德国演员出演的《行动代号：华尔奇丽雅》，制作与发行规模就是有限。
此外，特定国家的演员选择更少，如果涉及到敏感题材则更是为难，在欠缺人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雷夫. 范恩斯（Ralph Fiennes）曾经进行了一个几乎等同实验的尝试，在他自制自导自演的《白乌鸦：纽瑞耶夫传奇》（The White Crow，2018）当中，他真的找来名不见经传的东欧演员出演。
在接受BBC专访时，雷夫. 范恩斯表示：“我感觉以英语为母语的演员操着假口音说自己是俄罗斯人、德国人、瑞典人或意大利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就现实上，观众并不会因此而被感动，就是更少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部电影而已。
另一个相对的例子是影集《追杀夏娃》（Killing Eve，2018-2022），主创团队找来极具语言天分的茱蒂. 康默（Jodie Comer）出演俄国杀手，结果她的诠释据说连俄国人也叫绝。 如果剧组坚持要找俄国演员出演，光是在选角阶段，就得吃不少苦。
又或者有没有另一个可能？ 让演员们各自操自己的母语口音上阵，放弃口音的揣摩？ 其实这已有成功案例，《核爆家园》（Chernobyl，2019）中一众英国演员就是这么做的，即便背景是发生在俄国的车诺比核灾，片中没有任何人是用俄语口音说话，然而作品却没有因此失色。 这种放弃口音的模仿，回归到故事本质的做法，也能在俄国题材之作《斯大林死了没？ 》（The Death of Stalin，2017）看见，也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
从阿普一路谈下来，便可推知争论不尽然全然围绕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而是这些族群不满自己的语言被夺去并加以再造，反而喧宾夺主。 以《Gucci：豪门谋杀案》为例，即便领衔主演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拥有一部分意大利血统，但这不代表它就具有诠释意大利人与意大利口音的正当性。
口音的诠释问题不仅牵涉到文化认同问题，也是当代表演艺术中多重矛盾的缩影。 有些人呼吁演员的文化背景需与角色达成一致，也有些人认为这是限缩了演员的可能性。 在上个世纪，人们还在思考“形”的问题，白人扮装成黑人也时有所闻; 而在新世纪，“声”的问题或许将会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新课题。 这些辩论是否将会冲击影视圈的传统与结构，并改变选角的逻辑，有待后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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