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央視為例，其微信公眾號從未間斷過渲染警察的英勇無畏（9月26日的一篇文章標題為《「我是警察，我陪你一起！」女孩欲輕生，民警這段嘶吼太揪心》），也從不吝借網民的聲音讚美警察（10月4日《民警巡邏時突然被一隻小手牽住，網友：這就是安全感！》）。不到三個月時間，論調從「陪你一起」退到「不應犧牲」，受眾再遲鈍，也能察覺官媒的顧此失彼。

在一般的邏輯裏，處置個別瀆職警察不會影響警察群體的形象，也無礙「逆行者」敘事。但此次望江事件調查結果未出（如官媒所強調的），宣傳機器已經全力啟動為當事警察開脱。中央政法委乾脆在公眾號寫道：「沒有依據事實真相的批評，只會讓施救者寒心。」

宣傳機器寧可犧牲「逆行者」敘事的可信度，也要保全輿論風浪中的警察和輔警。這種對警察的偏袒，不啻是2016年雷洋案的餘音——當年洶湧的民憤直指「警察濫用暴力」，要求調查雷洋死亡的真相、「整頓約束公安紀律」，最終檢察院仍然決定不起訴當事民警，為此出動更多警力壓制聯署公開信的人大校友。

基於已經流傳出的視頻，無論批評望江警察的救援不夠專業（出警警察不會游泳），還是批評他們不夠積極（女子跳水後許久警察才穿上救生衣），都稱得上有的放矢。而這種程度輕微的批評，對體制本身可以說分毫無損。即便如此，宣傳機器的主動出擊表明，「警察」這一圖騰在中國已經趨近神聖化，任何批評和監督都會被當作有敵意的抹黑。

2019年12月，上海有男子持刀砍人，一名民警當街開槍，流彈傷到兩名路人。這則新聞同樣引起不少人對警察專業性的質疑，但輿論發酵後產出的最主流聲音是：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有賴於警察的果斷開槍，堅決支持警察開槍。

對具體事件中警察開槍的細節、程序、制度是否合理的討論都無法在輿論場中展開，能被容許的只有整齊劃一的「堅決支持警察」。體制和它的人民似乎都堅信，國家壟斷的合法暴力對恐怖分子的壓制，是穩定生活的前提。而對暴力機器（警察和軍人）的任何質疑，都潛藏着動亂的危險。

暴力機器神聖化的另一表現，是警察、軍人被不遺餘力地打造成偶像。官媒在社交媒體平台的常規選題之一，就是（退伍）警察、軍人如何使用武力制服歹徒，圖文並茂，並常配以「帥爆了」的驚歎。理所當然，官媒熱衷於將「帥爆了」的男性警察、軍人敘述為中國女性的夢中情人。

今年10月份，《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以《全網祝福！那個想嫁「兵哥哥」的抗疫女護士如願了》為標題，濃墨重彩地慶賀這個完美符合宣傳需求的故事——援鄂志願者2月份「逆行」參與抗疫，3月份「火線入黨」，4月份公開表示想當軍嫂，在官媒的牽線搭橋後，嫁給了軍人。但隨後，坊間流傳的信息指出，故事的另一面涉及已婚出軌、威脅前女友等「不陽光」的細節。官媒草草刪稿了事，而類似的關於暴力機器的浪漫敘事並沒有停止。

「最美逆行者」，用道德話語消解權利話語

警察救助投河自殺者，本是公職人員對普通公民的責任，在道德話語之下被改寫成一道有中國特色的電車難題：一群更值得活下去的人，是否應該捨命去救一個不那麼值得活下去的人？

關於望江事件，輿論場有另一種流行觀點——自殺的人不值得救。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文章也隱晦表達了類似意思：「當他們走上天台、跨進河流，一切救援都稱不上及時」。這一論述把事件的焦點從警察的「見死不救」（沒有盡力），轉移到受害者身上，從而讓一場發酵中的關於信任危機的討論戛然而止。

一些持批評意見的網民形容當事警察「冷漠」，上一次引發大規模的「冷漠」控訴的，還是2011年的小悅悅事件——18個路人走過被撞倒的2歲女童身邊而沒有施以援手。再往前一次，則是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地震來臨時，老師先於學生逃離教室。

望江事件中，女子跳入深水區後，先後有兩個圍觀群眾跳入水中試圖救援，而岸邊的警察則行動遲緩。這些影像足以支撐起對當事警察「冷漠」（而不僅是不專業）的指責，如果回到十年前的中國社會，官方理當面對道德和公信力的雙重危機，但現實是這些討論被迅速打散。

從近期另一個公共話題，可以窺見危機消解的邏輯。12月5日，15名擅入未開發溶洞的戶外活動愛好者失聯，經過三天的搜救全部被找到。此事在輿論場引起一邊倒的譴責：浪費公共資源；搜救費自己出；直接判五年；自己找死救他們幹嘛。

一個人必須安分守己，遇上危險才值得被拯救，否則就是「浪費警力」。其中隱含的是道德話語對權利話語的替換——警察不是在履行職責和義務，而是在施捨。官方的「逆行者」敘事最早開始於一幅描述天津大爆炸的漫畫，危險發生，普通人逃離爆炸現場，消防員逆行進入危險中救人，這不僅是一種崇高的道德，還是一種比普通群眾（他們的形象是逃離危險）優越的道德。

警察救助投河自殺者，本是公職人員對普通公民（或群眾）的責任，在道德話語之下被改寫成一道有中國特色的電車難題：一群更值得活下去的人，是否應該捨命去救一個不那麼值得活下去的人？而在社交媒體的討論中又的確有人講出心中答案：「兩個選一個，我選擇警察活下去。」

一旦發生重大事件，進入危機狀態，這套支配着中國社會的道德話語就浮出水面，把責任推給道德虧損者，而非問責體制內的掌權者。

3月份疫情期間，一個歸國的留學生因為隔離期間要求喝礦泉水而被警察怒斥，繼而又被媒體和民間輿論大加撻伐，其中運作的就是道德話語的邏輯——出國留學已經有崇洋媚外的嫌疑，從國外回來更是自私自利，要求喝礦泉水則愈顯驕奢淫逸。官方一方面不遺餘力地製造、譴責此類自私的「巨嬰」，另一方面肉麻地歌頌偉大的「逆行者」，從而讓任何試圖在危機中問責的聲音都無處着力。

人格化的國家拒絕義務

這幅圖景已經太過古怪：權力集中的國家，把自己人格化為道德高尚的「逆行者」，又強調自己的英勇「逆行」是奇蹟而非義務。

中央政法委評望江事件的文章，列舉了警察過往的英勇事蹟——「在窗邊能抓住跳樓的男子，在橋上能拽住跳橋的姑娘，在洪水中能託舉年幼的孩子」，隨後話鋒一轉，表示「這一次奇蹟並沒有發生」，沒有「滿足老百姓心裏對於民警的期待」。望江事件警察後來也回應：「警察不是超人，我們真的盡力了。」

言下之意，「逆行者」敘事所塑造的英勇、全能的警察形象，是一種超越了基本職務要求的超人之舉，在危險中救下群眾，屬於「奇蹟」的範疇。這種經常發生的「奇蹟」拉高了群眾的「期待」，使得老百姓對警察的要求高於警察的職務要求。

這一說法在道理上或許成立。問題是，「老百姓」之所以為「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正在於出讓了制約公職人員（代表國家）的權利，成為徹底的被統治者。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自己和國家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這種關係成立的前提，是國家承諾用超人的力量庇護他們，所謂「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國家」。

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初期，政府的宣傳口號是「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由此，才有後來的失獨父母以請願方式要求政府兑現承諾，即便體制內的聲音也不敢抹殺這一要求的正當性。38年間，相關口號已經逐步退為「政府幫養老」、「養老不能靠政府」，國家翻臉了。

回到望江事件，「警察不是超人」是一次走漏風聲，它表明國家正在快速剝離對人民的義務關係。不僅如此，一整套道德話語反過來把義務加在人民身上——應當共情國家的不容易，不要要求「超人」永遠創造奇蹟。

浙江省金華市公安對望江事件發表了跨省評論：「現場的人員既然有時間拍視頻或已發現……可先期開展應急救助或勸阻，而不是 『圍觀』 『冷漠』看着生命消亡。」同樣，今年8月份，當江西撫州公安在一起殺人案中被網民質疑救人不力時，其官方微博也發出回應：「希望你能作為優秀的人民群眾來幫助我們抓捕逃犯」，「我們不希望受到委屈和無端的指責」。

作為國家暴力機器，警察在宣傳陣地上把自己和圍觀群眾放在同一起點，要求得到人民的諒解，一旦受到委屈，則明言威脅（自己去抓捕逃犯），其上級單位也要求群眾愛惜他們（莫讓施救者寒心）。類似的以官方名義發表的警察言論數不勝數。相關言論並沒有受到紀律懲戒，撫州公安8月份關於瀆職的調查也沒有後文。由此，這種乖戾的性情，與其看作個別警察的情緒，毋寧看作是人格化的國家的脾氣。

這幅圖景已經太過古怪：權力集中的國家，把自己人格化為道德高尚的「逆行者」，又強調自己的英勇「逆行」是奇蹟而非義務，因為已經付出很多，要求人民多體諒自己，不可讓自己受委屈。其內心活動直如咪蒙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你喜歡我，所以我就該無條件慣着你？我欠了你的？」——而如果是人與人的關係，這麼說又不無道理。

這一切早有徵兆，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中國年輕人用飯圈追星的方式愛國，把國家擬人化為偶像（「守護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哥哥」），對國家角色的改寫（飯圈規則，「哥哥」只能被維護，不能被質疑），正好與中國政治氣候的轉變相契合。受此啟發，宣傳機器在最近一年中對流量和偶像話語的運用日臻成熟。

隨着這一整套道德話語與偶像話語越來越深入中國社會，下一次的望江事件發生，輿論將再無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