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印太戰略構想：對「均勢」的幻覺與被推高的戰爭風險

這些年來，「印太」戰略（印度-太平洋戰略）頻繁出現在各式外交軍事和國際新聞分析中。以至於彷彿任何時候不從「印太」角度評論一番，這位分析者一定是落伍了。對諸多港台評論者而言，「印太」是華府制衡北京的最新創造，也是讓老「亞太」地緣戰略局勢能夠維持在美好舊日時光的關鍵希望；對北京的許多分析者來說，「印太」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最新手段，是「冷戰零和思維」在21世紀的體現。

相比「亞太」，「印太」最大的不同是納入了印度洋這一圍繞着印度的國際空間，對北京來說，這是「中巴經濟走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而由美國領頭的一系列的地緣戰略部署，則以「四邊安全對話」（QUAD）和「美英澳聯盟」（AUKUS）具體展開。

和「一帶一路」雖極為不同，但又類似的是，「印太」與其說是一攬子的清晰戰略計劃，不如說也是一項有待具體化的「倡議」，是一個正在營銷中的地緣政治概念。其推行過程也包括了概念構建，對外推廣及「推銷」和調整。這一事實，在當下大多數對「印太」的關注中也可以看到——無論是北京、台北、東京或新德里和華盛頓，關於「印太」的文章都是「展望」或「警惕」多於「分析」。這也說明了，這一新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框架，仍然處在需要「成型中」的階段。

對於「印太」之下衍生出的種種地緣構建——無論是四邊對話，又或是三國同盟，又該如何理解？既然「印太」框架並非成型，那麼我們不妨回看舊冷戰的歷史，尤其是舊冷戰中結盟體系和戰略均勢的歷史。從而我們會發現，亞洲要出現一個「印太北約」難度極高，而這也意味着「新冷戰」要比舊冷戰的危險程度更高。

從概念到現實：「印太」加速

巨石大概是中印關係的隱喻——從2020年疫情開始，本來依靠「元首外交」和睦了一段的兩國關係快速走低。

2019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在南部的泰米爾邦和印度總理莫迪會談。這是2017年中印不丹邊境的洞朗糾紛後，兩方「領導人外交」為緊張局勢降温的延續，印度頗為重視。莫迪的宣傳團隊組織民眾，用選舉時戴莫迪面具助威的方式，戴上了習近平的面具歡迎他們的客人。會談氣氛頗為愉快，賓主雙方還一起遊賞了當地名勝「克利須那的黃油球」（Krishna’s Butter Ball）——一塊佇立在山崖上，僅靠一丁點面積支撐的巨石，並在其下握手合影。

巨石大概是中印關係的隱喻——從2020年疫情開始，本來依靠「元首外交」和睦了一段的兩國關係快速走低。2020年6月15日，中印邊防部隊在喀喇崑崙山麓的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發生衝突，導致雙方共超過20名軍人死亡。隨後，印度對中國投資和企業進行打擊，先後屏蔽包括抖音、微信在內的近200個中國手機程序。

伴隨着中印衝突，印美關係快速升温。2020年8月，在一次美印關係研討會上，特朗普政府的助理國務卿Stephen Biegun放風討論將四方安全對話轉化為「亞洲北約」。10月，與澳洲政府申請疫情溯源調查後中澳關係持續走低同步，澳大利亞軍隊加入一直在印度洋舉行的美、印、日三方「馬拉巴爾演習」。2007年啟動，2017年加強併成型的「四方安全對話」從此向軍事同盟的方向邁出一大步。

「印太」的地緣設想，從其理念上可追溯到「一戰」前英國在南亞遏制俄國的戰略構想。在這一構想中，俄國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央，英國作為一個海洋帝國，在陸地邊緣動員一系列國家構成一道「弧線」阻遏俄國擴張。「印太戰略」的理念繼承了這種設計，從日本延伸到澳洲，再到印度洋上的印度，構成了從中國東部沿海一直到西部中亞邊疆的一道弧線。2007年，安倍晉三以「自由與繁榮之弧線」概念提出這一構想，其後在2012年發展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這些計劃都主張以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對抗北京在地區的戰略勢頭。無獨有偶，差不多也是同一時間，北京的「國師」之一的強世功也大力鼓吹中國知識分子閲讀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著作。麥氏將歐亞心臟地帶視為對英國的海洋帝國威脅最大的區域，希冀在周邊實現對這一區域——當時主要是俄國——的包圍和遏制。

在2012年到2020年期間，四方機制以一種頗為緩慢但又逐步升級的方式提升着存在感。其中最薄弱的環節——美國和印度之間的軍事合作計劃也被逐漸克服。作為曾經的蘇聯盟友，印度對和美國合作頗為慎重。美國和印度的《軍事情報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在2002年就成功簽署。但雙方直到2016年才簽署《後勤交流備忘協定》（LEMOA）。中間相隔14年。2018年，雙方簽署了《通信相融與安全協定》（COMCASA）。2020年10月，隨着美印《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GSOMIA）簽署，雙方的軍事同盟才完全破除了文件上的障礙——這一進程和中印關係的降温與惡化是同步的。

伴隨着美印在南亞的軍事「準同盟」名義，以「印太」為導向的軍事演習也日漸增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開始的美印「凱旋老虎」（Tiger Triumph）系列軍演，其名義上是人道主義援助演練，卻旨在磨練雙方軍隊在兩棲作戰中的合作程度。另一動態是，「馬拉巴爾」演習在2021年增加了印軍遠赴阿拉斯加參與高寒作戰演練的環節。這些不斷擴展的訓練科目和合作項目都說明，在日益陷入僵局的中印關係下，「印太」戰略正在由一開始的「市場營銷」階段轉為具體實操。

「印太」的突破與限制

這一切都說明，在美印關係上，「印太」戰略更多是美國「有求於」印度。

不過，圍繞着「印太」的政策推銷，仍然有許多「過度營銷」之處。對於這些，華盛頓和北京都看在眼裏。

印度的不結盟外交政策，是華府推行印太政策時最大的困難。儘管美印在朝向盟友關係發展的路上已經不存在其他障礙。但這一「準盟友」關係，目前仍是美國的「情感投入」大於印度「互惠回饋」的「不平等」中。

一方面，美國樂意將印度拉為盟友，甚至在許多方面做了相當的犧牲。比如，儘管美國副總統哈里斯作為印裔進步派曾多次批評莫迪的右翼政策，但拜登政府仍然願意放下諸如克什米爾和穆斯林權益等人權話題，儘量將莫迪的印度塑造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形象。又比如，同樣作為美國盟友的土耳其在購置俄製S400防空系統時面臨了美國的多重壓力與制裁，但印度在同樣購置這一俄製武器時，美國的警告和實際採取的行動都相當猶豫。

這一切都說明，在美印關係上，「印太」戰略更多是美國「有求於」印度。直到2020年10月，《外交政策》雜誌還刊登文章分析印度外長蘇傑生（S Jaishankar）的新書，認為印度仍然保持着追求戰略自主性的傳統。言下之意是抱怨印度未能放棄其「不結盟」的傳統，儘管莫迪時代已經在「不結盟」的框架下大幅推進了印美關係。

北京的選擇即是在印度的「不結盟」的底色上下注。2021年10月，蘇傑生在印度一次論壇上表示中印關係更多是一個「雙邊問題」，暗示印度並不跟隨任何其他國家的對中政策。這一類的講話得到了北京的呼應。《環球時報》隨後稱「印度外長這話他們（美澳）可能不愛聽」。對北京來說，「雙邊」是一個重要的承諾，意味着印度將兩國的不和諧控制在南亞的範圍內。上週的北京、新德里與莫斯科之間的例行外長峰會，也是這一「風險控制」已經機制化的某種體現。

另一方面，四方安全對話的發展方向也越來越不似「亞洲北約」。儘管軍事合作一直是四方對話的重點內容，但最新一次的四國峰會上，相比進一步加強結盟針對北京，四國更多強調經濟合作議題，比如為印度提供疫苗技術，討論經濟援助和產業合作等。同一時間，美澳英組建三國同盟AUKUS的行動也說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作為「新北約」的進程，對華府來說似乎過於緩慢了，以至於需要重新安排一個軍事同盟系統來「疊床架屋」。

然而，對北京來說，印度追求自主性，不意味着北京就不是新德里對外戰略的目標和假想敵。只是，兩國之間的衝突更可能限制在南亞的地理範圍內。而在這個過程中，印度和美國的準同盟關係會為新德里提供更多和北京博弈的籌碼與底氣。

在這裏更關鍵的問題是：「印太」仍然是兩個區域而非一個。過去十年中，「印」、「太」在兩個方向上逐漸形成了華府及其盟友和北京對壘的勢態。但要把「印」和「太」變成「印太」，並不是「1+1=2」的事情。直到當前，「印太」也僅僅是把兩個區域在名義上勾連起來，而非實質上整合為一個地緣政治的博弈場。這一局勢意味着，在「印太推銷」和「印、太現實」之間的縫隙，有可能推動更多誤判，從而令兩個區域的不穩定與戰爭風險繼續升高。

「印太」與「均勢」的幻覺

如果不能理解「印太」設想中這種「均勢」本身的脆弱，對「印」和「太」中間的連接過度想像，那麼在亞太一側，未來很可能會發生致命的誤判。

「印太」作為「推銷中」的地緣戰略，注重的是如何令周邊政治體相信其效用並戮力加入。在這其中，有兩種最常見的宣傳。

其一是認為「印太戰略」能夠對北京在南海、台灣等地的軍事和政治力量起到平衡效果，因其在美國之外加入了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這三個「中等規模」的「次強」國家，為北京增加「兩線作戰」的壓力，能夠讓目前北京形成區域軍事優勢的亞太地區獲得「力量平衡」。

另一論述是，「印太」是一個基於理念——即自由民主價值的空間，從而令不同的國家和政治體團結起來，對抗北京試圖改變冷戰後國際通行規則和既成體系的「修正主義」衝動。

這兩種論述都和現實差距不小。

就軍事同盟和均勢而言。除非印度和美、日、澳等方能夠在和北京對壘的各種議題——如南海、台灣等領域「共同進退」，否則「印太戰略」的基本構想就會失效。無疑，印太戰略會在理論上讓北京感到「雙線作戰」的壓力，從而分薄其不同方向上的軍事部署和儲備，而這種分薄，會形成外界「中共被牽制住了」的理解，從而令人認為北京會削弱在其他方向上的戰略意願。但是，在北京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歷史上，不同地區的邊境和名義上的領土，其實意義是完全不同的。西南邊境的得失，如同東北邊境那樣，事實上是可以討論的。比如北京從一開始就沒有將麥克馬洪線以南的「藏南（阿魯納恰爾）」地區視為必爭的領土，而更多是作為談判籌碼。然而在東南和南海方向，北京恐怕並不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也因此，「印太」多大程度上能用「印」為「太」增加平衡和穩定，是相當值得懷疑的。

此外，「雙線作戰」的壓力的前提，僅僅在於北京害怕印度和其他各方同步行動。而一旦印度展現出了和其他方面不同步的舉動——或和北京單獨溝通，或表示對「亞太」區域的議題維持沉默時，「印太」的最重要目的——維持區域均勢——就失效了。這種情況不僅可能發生，且以新德里的角度來看，似乎是更會作出的選擇。尤其是，考慮到冷戰中美國曾經在中東到南亞區域推動了諸如「中央條約組織」（CENTO）等頗為失敗的軍事同盟，且在數次印巴戰爭中都未能充分支援自己當時的盟友巴基斯坦。「印太」要形成均勢，其實有着相當高的門檻。

這也涉及到北約作為「特例」的歷史。史家Timothy Sayle曾經指出，北約同盟的堅固其實相當意外，得益於戰後歐洲與美國領導人共同的二戰記憶——對戰爭的恐懼使得國家間能夠放棄一部分自身的不同意見，充分妥協，在和蘇聯形成軍事均勢的議題上達成一致。而與此同時，北約從來都不是一個基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同盟，更多是出於集體安全的考量才走到一起。這就令「印太」論述中的第二個要素——民主的意識形態聯合——顯得只是一種沒有現實依據的願望。

如果不能理解「印太」設想中這種「均勢」本身的脆弱，對「印」和「太」中間的連接過度想像，那麼在亞太一側，未來很可能會發生致命的誤判。

印太政策對北京來說，的確是一個足夠燙手的山芋與心理負擔。既然印度選擇了「一個印太模糊表述」，在與美國結盟和不結盟之間左右搖擺，甚至有可能如1960年代初藉助北京和蘇聯的矛盾在喜馬拉雅山採取更鷹派的邊境政策一樣在邊境問題上抬高對北京的要價，那麼近年來不斷追求「戰略安全」，乃至於時刻感到「安全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安全」的北京外交政策，就要時刻面臨一個選擇：要不要把印度當成敵人來看待？一旦北京在地緣安全的誘惑下放棄猜測和溝通的努力，那麼「印太」中的「印」就很可能陷入另一個死亡螺旋——當北京認為印度已經和自己全面敵對，巴基斯坦對北京的重要性就會被進一步抬高，以遏制印度和平衡南亞局勢，但這樣又會觸犯到印度對戰略安全的高度敏感，從而讓印度認為北京和伊斯蘭堡將讓印度「雙線作戰」，屆時印度很可能更進一步倒向美國。到那時，南亞會形成不斷升級的新冷戰態勢，而因為這一「南亞冷戰」圖景的兩邊分別是中國-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國，在力量對比上很難實現均衡，因此這一區域將會更不穩定，隨時出現更多的軍事冒險行為。

換句話說，印太戰略兩頭的兩處戰爭隱患，分別是台灣海峽和中印邊界。儘管「印太戰略」看起來似乎能將這兩處的安全問題捆綁起來，從而促進區域穩定。但在「印」與「太」彼此並不一體的前提下，印太戰略的「再平衡」手段其實相當有限，但其推銷過程中造成的心理幻覺卻又相當熱烈，這樣一來，其所產生的「均勢」和「聯盟」的幻覺，反而有機會醖釀更多衝突，而且是兩個區域的不同的衝突。

戰爭的陰影

1955年，成立沒有太久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舉行了一場兵棋推演。在這場推算演習中，假想中的蘇聯入侵西歐計劃展開帷幕，北約盟國軍隊隨即迎擊。蘇軍向東歐的戰場地帶發射了800枚核彈，北約也回敬了超過1500顆核武器。中歐和東歐地區陷入一片焦土。最終推演結果是北約軍隊攻入莫斯科，蘇聯攻勢瓦解。

這場「紙上談兵」的演習在當時引發了震驚，並不是因為其推論認為北約獲勝，而是人們通過它發現——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個歐洲將從此成為沒有人類生存並不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

舊冷戰的均衡格局和雙方或多或少在軍事和外交行動上的收斂——包括古巴導彈危機沒有成為核大戰，建立在這樣一種對相互毀滅的相當程度的恐懼上。新冷戰至今，卻沒有任何人嚴肅討論過核戰爭和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所有人都在討論着均勢——無論是北京試圖用各種手法來說服自己，相信華盛頓會因為害怕大規模戰爭而不會介入在台海的任何衝突，還是外界通過印太政策等方式加碼試圖說服自己認為北京在外界壓力下會理性行動，都是如此。

但上一場冷戰的經驗告訴我們，和平和核戰爭陰影反而有某種辯證法。毀滅來得越容易，和平就越珍貴些，而將和平希望放置在對戰略優勢和對人的「理性」的信仰上，它的毀滅就可能來得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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