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印太战略构想：对“均势”的幻觉与被推高的战争风险

这些年来，“印太”战略（印度-太平洋战略）频繁出现在各式外交军事和国际新闻分析中。以至于仿佛任何时候不从“印太”角度评论一番，这位分析者一定是落伍了。对诸多港台评论者而言，“印太”是华府制衡北京的最新创造，也是让老“亚太”地缘战略局势能够维持在美好旧日时光的关键希望；对北京的许多分析者来说，“印太”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最新手段，是“冷战零和思维”在21世纪的体现。

相比“亚太”，“印太”最大的不同是纳入了印度洋这一围绕着印度的国际空间，对北京来说，这是“中巴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而由美国领头的一系列的地缘战略部署，则以“四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联盟”（AUKUS）具体展开。

和“一带一路”虽极为不同，但又类似的是，“印太”与其说是一揽子的清晰战略计划，不如说也是一项有待具体化的“倡议”，是一个正在营销中的地缘政治概念。其推行过程也包括了概念构建，对外推广及“推销”和调整。这一事实，在当下大多数对“印太”的关注中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北京、台北、东京或新德里和华盛顿，关于“印太”的文章都是“展望”或“警惕”多于“分析”。这也说明了，这一新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框架，仍然处在需要“成型中”的阶段。

对于“印太”之下衍生出的种种地缘构建——无论是四边对话，又或是三国同盟，又该如何理解？既然“印太”框架并非成型，那么我们不妨回看旧冷战的历史，尤其是旧冷战中结盟体系和战略均势的历史。从而我们会发现，亚洲要出现一个“印太北约”难度极高，而这也意味着“新冷战”要比旧冷战的危险程度更高。

从概念到现实：“印太”加速

巨石大概是中印关系的隐喻——从2020年疫情开始，本来依靠“元首外交”和睦了一段的两国关系快速走低。

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在南部的泰米尔邦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这是2017年中印不丹边境的洞朗纠纷后，两方“领导人外交”为紧张局势降温的延续，印度颇为重视。莫迪的宣传团队组织民众，用选举时戴莫迪面具助威的方式，戴上了习近平的面具欢迎他们的客人。会谈气氛颇为愉快，宾主双方还一起游赏了当地名胜“克利须那的黄油球”（Krishna's Butter Ball）——一块伫立在山崖上，仅靠一丁点面积支撑的巨石，并在其下握手合影。

巨石大概是中印关系的隐喻——从2020年疫情开始，本来依靠“元首外交”和睦了一段的两国关系快速走低。2020年6月15日，中印边防部队在喀喇昆仑山麓的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共超过20名军人死亡。随后，印度对中国投资和企业进行打击，先后屏蔽包括抖音、微信在内的近200个中国手机程序。

伴随着中印冲突，印美关系快速升温。2020年8月，在一次美印关系研讨会上，特朗普政府的助理国务卿Stephen Biegun放风讨论将四方安全对话转化为“亚洲北约”。10月，与澳大利亚政府申请疫情溯源调查后中澳关系持续走低同步，澳大利亚军队加入一直在印度洋举行的美、印、日三方“马拉巴尔演习”。2007年启动，2017年加强并成型的“四方安全对话”从此向军事同盟的方向迈出一大步。

“印太”的地缘设想，从其理念上可追溯到“一战”前英国在南亚遏制俄国的战略构想。在这一构想中，俄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央，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帝国，在陆地边缘动员一系列国家构成一道“弧线”阻遏俄国扩张。“印太战略”的理念继承了这种设计，从日本延伸到澳大利亚，再到印度洋上的印度，构成了从中国东部沿海一直到西部中亚边疆的一道弧线。2007年，安倍晋三以“自由与繁荣之弧线”概念提出这一构想，其后在2012年发展为“亚洲民主安全之钻”（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这些计划都主张以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对抗北京在地区的战略势头。无独有偶，差不多也是同一时间，北京的“国师”之一的强世功也大力鼓吹中国知识分子阅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著作。麦氏将欧亚心脏地带视为对英国的海洋帝国威胁最大的区域，希冀在周边实现对这一区域——当时主要是俄国——的包围和遏制。

在2012年到2020年期间，四方机制以一种颇为缓慢但又逐步升级的方式提升着存在感。其中最薄弱的环节——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计划也被逐渐克服。作为曾经的苏联盟友，印度对和美国合作颇为慎重。美国和印度的《军事情报总体安全协定》（GSOMIA）在2002年就成功签署。但双方直到2016年才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协定》（LEMOA）。中间相隔14年。2018年，双方签署了《通信相融与安全协定》（COMCASA）。2020年10月，随着美印《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GSOMIA）签署，双方的军事同盟才完全破除了文件上的障碍——这一进程和中印关系的降温与恶化是同步的。

伴随着美印在南亚的军事“准同盟”名义，以“印太”为导向的军事演习也日渐增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开始的美印“凯旋老虎”（Tiger Triumph）系列军演，其名义上是人道主义援助演练，却旨在磨练双方军队在两栖作战中的合作程度。另一动态是，“马拉巴尔”演习在2021年增加了印军远赴阿拉斯加参与高寒作战演练的环节。这些不断扩展的训练科目和合作项目都说明，在日益陷入僵局的中印关系下，“印太”战略正在由一开始的“市场营销”阶段转为具体实操。

“印太”的突破与限制

这一切都说明，在美印关系上，“印太”战略更多是美国“有求于”印度。

不过，围绕着“印太”的政策推销，仍然有许多“过度营销”之处。对于这些，华盛顿和北京都看在眼里。

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是华府推行印太政策时最大的困难。尽管美印在朝向盟友关系发展的路上已经不存在其他障碍。但这一“准盟友”关系，目前仍是美国的“情感投入”大于印度“互惠回馈”的“不平等”中。

一方面，美国乐意将印度拉为盟友，甚至在许多方面做了相当的牺牲。比如，尽管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作为印裔进步派曾多次批评莫迪的右翼政策，但拜登政府仍然愿意放下诸如克什米尔和穆斯林权益等人权话题，尽量将莫迪的印度塑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形象。又比如，同样作为美国盟友的土耳其在购置俄制S400防空系统时面临了美国的多重压力与制裁，但印度在同样购置这一俄制武器时，美国的警告和实际采取的行动都相当犹豫。

这一切都说明，在美印关系上，“印太”战略更多是美国“有求于”印度。直到2020年10月，《外交政策》杂志还刊登文章分析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的新书，认为印度仍然保持着追求战略自主性的传统。言下之意是抱怨印度未能放弃其“不结盟”的传统，尽管莫迪时代已经在“不结盟”的框架下大幅推进了印美关系。

北京的选择即是在印度的“不结盟”的底色上下注。2021年10月，苏杰生在印度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印关系更多是一个“双边问题”，暗示印度并不跟随任何其他国家的对中政策。这一类的讲话得到了北京的呼应。《环球时报》随后称“印度外长这话他们（美澳）可能不爱听”。对北京来说，“双边”是一个重要的承诺，意味着印度将两国的不和谐控制在南亚的范围内。上周的北京、新德里与莫斯科之间的例行外长峰会，也是这一“风险控制”已经机制化的某种体现。

另一方面，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方向也越来越不似“亚洲北约”。尽管军事合作一直是四方对话的重点内容，但最新一次的四国峰会上，相比进一步加强结盟针对北京，四国更多强调经济合作议题，比如为印度提供疫苗技术，讨论经济援助和产业合作等。同一时间，美澳英组建三国同盟AUKUS的行动也说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作为“新北约”的进程，对华府来说似乎过于缓慢了，以至于需要重新安排一个军事同盟系统来“叠床架屋”。

然而，对北京来说，印度追求自主性，不意味着北京就不是新德里对外战略的目标和假想敌。只是，两国之间的冲突更可能限制在南亚的地理范围内。而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美国的准同盟关系会为新德里提供更多和北京博弈的筹码与底气。

在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印太”仍然是两个区域而非一个。过去十年中，“印”、“太”在两个方向上逐渐形成了华府及其盟友和北京对垒的势态。但要把“印”和“太”变成“印太”，并不是“1+1=2”的事情。直到当前，“印太”也仅仅是把两个区域在名义上勾连起来，而非实质上整合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博弈场。这一局势意味着，在“印太推销”和“印、太现实”之间的缝隙，有可能推动更多误判，从而令两个区域的不稳定与战争风险继续升高。

“印太”与“均势”的幻觉

如果不能理解“印太”设想中这种“均势”本身的脆弱，对“印”和“太”中间的连接过度想像，那么在亚太一侧，未来很可能会发生致命的误判。

“印太”作为“推销中”的地缘战略，注重的是如何令周边政治体相信其效用并戮力加入。在这其中，有两种最常见的宣传。

其一是认为“印太战略”能够对北京在南海、台湾等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起到平衡效果，因其在美国之外加入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三个“中等规模”的“次强”国家，为北京增加“两线作战”的压力，能够让目前北京形成区域军事优势的亚太地区获得“力量平衡”。

另一论述是，“印太”是一个基于理念——即自由民主价值的空间，从而令不同的国家和政治体团结起来，对抗北京试图改变冷战后国际通行规则和既成体系的“修正主义”冲动。

这两种论述都和现实差距不小。

就军事同盟和均势而言。除非印度和美、日、澳等方能够在和北京对垒的各种议题——如南海、台湾等领域“共同进退”，否则“印太战略”的基本构想就会失效。无疑，印太战略会在理论上让北京感到“双线作战”的压力，从而分薄其不同方向上的军事部署和储备，而这种分薄，会形成外界“中共被牵制住了”的理解，从而令人认为北京会削弱在其他方向上的战略意愿。但是，在北京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上，不同地区的边境和名义上的领土，其实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西南边境的得失，如同东北边境那样，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比如北京从一开始就没有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阿鲁纳恰尔）”地区视为必争的领土，而更多是作为谈判筹码。然而在东南和南海方向，北京恐怕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也因此，“印太”多大程度上能用“印”为“太”增加平衡和稳定，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此外，“双线作战”的压力的前提，仅仅在于北京害怕印度和其他各方同步行动。而一旦印度展现出了和其他方面不同步的举动——或和北京单独沟通，或表示对“亚太”区域的议题维持沉默时，“印太”的最重要目的——维持区域均势——就失效了。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且以新德里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更会作出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冷战中美国曾经在中东到南亚区域推动了诸如“中央条约组织”（CENTO）等颇为失败的军事同盟，且在数次印巴战争中都未能充分支援自己当时的盟友巴基斯坦。“印太”要形成均势，其实有着相当高的门槛。

这也涉及到北约作为“特例”的历史。史家Timothy Sayle曾经指出，北约同盟的坚固其实相当意外，得益于战后欧洲与美国领导人共同的二战记忆——对战争的恐惧使得国家间能够放弃一部分自身的不同意见，充分妥协，在和苏联形成军事均势的议题上达成一致。而与此同时，北约从来都不是一个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同盟，更多是出于集体安全的考量才走到一起。这就令“印太”论述中的第二个要素——民主的意识形态联合——显得只是一种没有现实依据的愿望。

如果不能理解“印太”设想中这种“均势”本身的脆弱，对“印”和“太”中间的连接过度想像，那么在亚太一侧，未来很可能会发生致命的误判。

印太政策对北京来说，的确是一个足够烫手的山芋与心理负担。既然印度选择了“一个印太模糊表述”，在与美国结盟和不结盟之间左右摇摆，甚至有可能如1960年代初借助北京和苏联的矛盾在喜马拉雅山采取更鹰派的边境政策一样在边境问题上抬高对北京的要价，那么近年来不断追求“战略安全”，乃至于时刻感到“安全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安全”的北京外交政策，就要时刻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把印度当成敌人来看待？一旦北京在地缘安全的诱惑下放弃猜测和沟通的努力，那么“印太”中的“印”就很可能陷入另一个死亡螺旋——当北京认为印度已经和自己全面敌对，巴基斯坦对北京的重要性就会被进一步抬高，以遏制印度和平衡南亚局势，但这样又会触犯到印度对战略安全的高度敏感，从而让印度认为北京和伊斯兰堡将让印度“双线作战”，届时印度很可能更进一步倒向美国。到那时，南亚会形成不断升级的新冷战态势，而因为这一“南亚冷战”图景的两边分别是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在力量对比上很难实现均衡，因此这一区域将会更不稳定，随时出现更多的军事冒险行为。

换句话说，印太战略两头的两处战争隐患，分别是台湾海峡和中印边界。尽管“印太战略”看起来似乎能将这两处的安全问题捆绑起来，从而促进区域稳定。但在“印”与“太”彼此并不一体的前提下，印太战略的“再平衡”手段其实相当有限，但其推销过程中造成的心理幻觉却又相当热烈，这样一来，其所产生的“均势”和“联盟”的幻觉，反而有机会酝酿更多冲突，而且是两个区域的不同的冲突。

战争的阴影

1955年，成立没有太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了一场兵棋推演。在这场推算演习中，假想中的苏联入侵西欧计划展开帷幕，北约盟国军队随即迎击。苏军向东欧的战场地带发射了800枚核弹，北约也回敬了超过1500颗核武器。中欧和东欧地区陷入一片焦土。最终推演结果是北约军队攻入莫斯科，苏联攻势瓦解。

这场“纸上谈兵”的演习在当时引发了震惊，并不是因为其推论认为北约获胜，而是人们通过它发现——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将从此成为没有人类生存并不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旧冷战的均衡格局和双方或多或少在军事和外交行动上的收敛——包括古巴导弹危机没有成为核大战，建立在这样一种对相互毁灭的相当程度的恐惧上。新冷战至今，却没有任何人严肃讨论过核战争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所有人都在讨论着均势——无论是北京试图用各种手法来说服自己，相信华盛顿会因为害怕大规模战争而不会介入在台海的任何冲突，还是外界通过印太政策等方式加码试图说服自己认为北京在外界压力下会理性行动，都是如此。

但上一场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和平和核战争阴影反而有某种辩证法。毁灭来得越容易，和平就越珍贵些，而将和平希望放置在对战略优势和对人的“理性”的信仰上，它的毁灭就可能来得更快一些。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