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內卷時代：無節制的投入、同質化的競爭，與中國增長模式的極限

【編者按】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2篇，歡迎點擊訂閱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新年伊始，中國內地的第一個新聞熱點，卻是電商公司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引發的爭議。1月6日，據媒體報導，外送平台餓了麼一名北京騎手，一天之內在配送共33單外賣之後，在第34單外賣配送途中猝死，其家屬僅獲得公司2000元的「人道主義」賠償。如果說「21世紀前十年，對中國人和中國企業都是一個發展的黃金期，對個人而言是多勞多得」，那麼進入2020年代，人們目力所及，皆是各行各業從上到下的生存競爭與壓力。投入不意味着發展，多勞也不一定多得，這也是「內卷」概念在過去幾個月能引起人們廣泛認同的原因。

但這一切究竟如何發生，為什麼中國的經濟生活在高速發展三十年後，落到如此內卷的局面？本文作者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結合過去幾個月對不同行業從業者的調研經驗，嘗試追根溯源，為我們解讀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走到了極限，而內卷是不是這個時代人們無法逃離的宿命。

內卷化能從學術界傳播到社會，成為一個互聯網熱詞，可以說是2020年其中的一大驚奇。在互聯網和日常生活中，不時聽到或見到人們「太捲了，實在太捲了」的感歎。「內卷」所指涉的內容實在太廣，以至於它本來的含義都顯得模糊起來。它有時表達的是打工者對無日無夜加班但工資沒有遞增的憤懣，有時是家長對無休止地對子女教育投入的焦慮，有時又是管理者對公司銷售額逾高，但毛利卻越低的無奈等等。

「內卷」這個脱胎於農業生產領域的概念，在網絡傳播和再演繹中已經泛指了各行各業以及個體發展的一種生產或投入「過密」，然而最後沒有得到發展的狀態。民間智慧有時候對這種社會經濟變化的把握其實非常準確。筆者在疫情後的田野調查期間，在廣州和一位出租車司機聊天，他竟然也知道「內卷」。在討論中，這位資深的老司機表示，正是各類網約車近幾年蜂擁至這個行業，從業者太多，傳統出租車行業月收入降低了，很多資深司機逐步離開這個行業，傳統出租車行業為了維持業務只好放寬從業門檻，很多沒通過路面知識考試的司機得以直接上路。最後導致，現在絕大多數人能得到的打車服務就是乘客報路名，然後司機跟着地圖導航走。而在以前，傳統出租司機可以基於長期的經驗和對路況的把握，靈活選擇抄小路而不執著於走大路。這位司機分析，「你想想，為什麼明明各類的士總量提高了這麼多，高峯期還是這麼難打的，因為全部都堵在大路上了……最後，是乘客打不到的士，我們也賺不到錢。」

無論這位司機的直觀感知是否正確，他都非常敏鋭地觀察到一種在特定領域生產或投入「過密」後反而發展不佳的景況。這不由令筆者聯想起2016年時碰到的另一位司機，她和她丈夫從90年代末就到廣東打工，做過很多行業後決定在廣州開出租，一開就是十多年。為了更好地陪伴和照顧留守在家鄉的兒子學習，在兒子中學關鍵的數年，是她獨自一人在廣州開車支撐起整個家庭，最後兒子考上了西南一所985大學，當時已經畢業在從事高薪的互聯網工作。這是一個中國高速增長時期，農業人口依靠自身在城市務工的努力，令家庭實現階層躍升的故事。雖未必典型，但是真實存在。直到現在，這位女司機敘述自己家庭奮鬥和兒子出人頭地時那種驕傲和欣慰的表情，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內卷化概念的流行，其背景是近年來企業、家庭或個人越發感受到正投入到一種同質且無效的激烈競爭當中。並且，這種競爭並沒有促進一種對社群或個人有更大回報的增長模式的產生。

但是到了2021年，或許我們很難再相信僅憑一個農村勞動力，僅靠開出租的收入，就可以供養起一個子女考上重點大學。這是中國高速增長時代結束後家庭可支配收入停滯，物價走高，階層也逐漸走向固化的殘酷現實。「內卷化」概念的流行，其背景是近年來企業、家庭或個人越發感受到正投入到一種同質且無效的激烈競爭當中。並且，這種競爭並沒有促進一種對社群或個人有更大回報的增長模式的產生。

通俗地說，當前，按照一個企業家對內卷的理解，就是「個人錢不好賺了，企業生意不好做了」。雖然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特有，如果我們看東亞社會在結束高速增長之後的社會狀況，諸如千禧年前後大前研一等為代表的描述日本低增長時代社會景觀的通俗作品，或者呂大樂等香港社會學對香港中產階級窘況的評論，當中所呈現的焦慮是如出一轍的。

不同的是，東亞的發達經濟體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前已經進入了富裕社會，他們要麼在增長停滯之前實現向社會保護的發展模式轉變，要麼民間利用高速增長階段積累了相當多的家庭財富。然而中國卻是處在跨越中等收入的關鍵節點，就面臨未富先老、資本回報遞減、家庭和社會債務激增等問題。

內卷所指涉的「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也代表着一種人們覺得自身陷入沒有預期的「窮忙」的社會心態。對「內卷化」共鳴背後是中國整體政治經濟的變遷。在當代中國，「內卷化」也用於描述在壓力型體制下基層官僚機構的低效率，或績效社會框架中員工為贏得評估實現晉升常作無用之功。本文無力將筆觸延伸到經濟領域以外，以下筆者將結合2020年8月到11月與不同行業從業者的交流經驗，僅從「內卷化」的發展學維度進行討論。而要理解當前「內卷」時代（假設這個概念是恰當的），我們首先要重温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高速增長模式變遷的歷史。

一、「跨越貧困陷阱」模式的終結

在高速增長期成長的中國中產階級主體僅限於財政供養人員、外資和國企的管理人員、民營企業家群體和其他專業人士。

中國過去的增長奇蹟常常歸結於以下幾個因素。首先，最重要是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大量的非農人口進入城市就業，他們一部分進入了城市邊陲工業園區的製造業工廠，成為產業工人，另一部分被城市化過程催生的服務業吸納。

其次，循序漸進的地方改革為市場提供了足夠的制度激勵，提升了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這在近年來被政治經濟學家歸結為「適應性治理」或中央與地方「引導創變」的共同演化。在這個政治過程中，地方政府靈活運用財税、信貸、土地等政策工具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此外，和其他東亞成功的發展經驗類似，中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也採取了金融抑制的政策。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保證了人口紅利產生的高儲蓄率能通過國有銀行轉變為高投資，也保證金融環境不穩時不會出現大規模擠提，從而令中國安然度過數次金融危機。這種人口紅利、漸進改革、地方競爭和金融抑制相配合，以進出口外貿為導向的增長模式，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逐步走向頂峯。

與日本和韓國其他發展型國家不同，中國並沒有採取一種先保護國內優質製造業，後參與全球競爭的戰略，而是利用廉價勞動力先大力吸引外資，然後再依靠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令國內企業能夠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轉化為在某些產業細分門類和中端領域的技術進步，從而實現部分的產業升級。這種發展模式將低工資作為比較優勢，阻礙了產業工人向中產階級的轉化。

發達國家在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依靠福利國家的建設和工會與資方的協商，使得大量藍領工人進入中等收入階層。東亞國家也在高速增長階段加大了對社會政策領域的投資。與之相對，在高速增長期成長的中國中產階級主體僅限於財政供養人員、外資和國企的管理人員、民營企業家群體和其他專業人士。並且，為了儘可能釋放市場私人投資領域的活力，同時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裁軍和國企改革帶來的失業浪潮，提高就業水平，中國從90年代開始對教育、住房和醫療等社會領域進行了一種具有行政干預色彩的商業化改革，社會領域的商品化運作進一步壓抑了具備消費能力的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房地產投資也限制了中國社會的消費能力，使得中國難以轉向以消費為驅動的發展模式。2015至2019年中國家庭債務存量增加了4.6萬億美元，接近美國人在2007年至2009年累計的5.1萬億美元。

儘管如此，21世紀前十年，對中國人和中國企業都是一個發展的黃金期，對個人而言是多勞多得，一位年邁的機電工程師如此回憶道，「只要你肯幹，總是充滿機會……生活和工資就是在不斷改善。」對企業來說，是只要經營得當就能賺錢。一位做外貿起家的企業家對筆者說，「那時候，真是做什麼都賺錢，只要找準一個外國商品，先拿下代理銷售權，銷售做大之後，然後再開始代工，錢來得很快。」但是，這種幫助中國走出貧困陷阱的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之後進入困境。

國外總需求的鋭減和人民幣長期升值的壓力，使得中國在2008年之後着重採取了以公共財政投資為驅動的增長模式以提振內部需求。出於維持廣泛而非高質量就業的需要，國家政權將過往外貿驅動模式帶來的財政增長投放到更加廣泛的基礎設施建設中。與此同時，地方土地財政制度也驅動了民營企業和地方國企對房地產領域的大範圍投資。這一次發展模式的賽道轉換，雖然穩住了增速，但四萬億的猛藥也帶來一系列嚴重的後遺症。房地產投資也限制了中國社會的消費能力，使得中國難以轉向以消費為驅動的發展模式。

根據《經濟學人》援引權威機構的調查，2015至2019年中國家庭債務存量增加了4.6萬億美元，接近美國人在2007年至2009年累計的5.1萬億美元。此外，中國消費者應收賬款拖欠餘額將接近3.3萬億美元，2015年為1萬億美元。人們的消費能力不足，對產品的價格就更為敏感，對產業端的影響則是企業間很難為了提高產品質量進行競爭，從而了降低了企業改進技術能力、提高創新水平的意願，企業沒有辦法實現價值鏈的躍升，反過來制約了勞動者工資的提高。這構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內卷故事。

二、社會如何陷入內卷：來自制造業的故事

那些曾幫助中國走出貧困陷阱的增長模式，正在制約產業本身的發展和升級。

首倡使用「內卷化」概念研究中國的黃宗智，通過對明清時期的農業生產研究指出這種無法突破既有生產模式的機制：「一個小農戶家庭…憑藉自身的僅具低機會成本的廉價輔助性家庭勞動力，能夠承擔比營利型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那樣的農業甚至能夠頑強抵制機械化的進入。」

黃宗智最新的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在眾多領域也出現傳統中國「改而不變」的現象，其中一個是企業為了達到比使用正規職工的同行更高的利潤率，大量僱傭就非正式勞工 。這種用工狀態不僅令受僱者毫無安全感，也令陷入低工資和低成本競爭下的中國企業無法實現產品的顛覆性創新，導致了整體產業升級的困境。不過，勞動力因素並非是中國企業無法突破內卷故事的全部。

事實上，中國本土製造的某些產品在近年來已經跳脱出單純的「反向工程」，具備了一定的創新和創意。不過，與經典的「顛覆性」創新概念不同，具備中國比較優勢的創新模式包括的以下幾種類型：追求性價比的低成本創新，將既有技術融入到新產品裏的應用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在追隨跨國公司步伐提高研發基礎的技術性創新 。

一位電子產品製造商老闆如此向筆者描述他們產品的技術改善過程，首先對海外同類產品進行拆件分析，然後尋找除了核心部件的低成本可替代材料，然後自己再重新打造外觀模具。這位企業家將尋找可替代材料視為創新的關鍵的一環，「需要工程師和其他人（技術工人）一起研究……有點像愛迪生試鎢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找到一些可以承擔相似功能又不影響產品最終質量的材料要無數次試驗。」一件比海外同類產品性價比更高的產品被生產後，接着企業就是考慮如何按照消費者的需求整合其他的功能應用。比如最新的例子是，疫情中催生了大量社區和物業管理的行人測温需求，生產門禁和監控產品的企業就在原本電子眼產品的基礎上添加紅外測温功能。

現在，除了極少通訊、生物、新能源、環保的領頭企業具備了技術性創新的能力，大部分中國製造業企業的創新戰略，仍然停留在這位企業家採取的低成本創新和應用創新的層次，重點在組裝和集成。即使是有技術能力的公司也時常免不了大打價格戰，最出名的領域如中國的家電。中國的產業升級始終只能「fight for the middle」，即使存在創新，也對價格更為敏感，且並非不可替代，不能在所謂的卡脖子技術上尋得突破，或如德國製造業那樣產生在全球產業鏈關鍵環節不可或缺的「隱形冠軍」企業 。究其原因，是那些曾幫助中國走出貧困陷阱的增長模式正在制約產業本身的發展。

無保護門檻的逐底競爭

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使得企業很難從事一種穩定長期的創新投入，即使本身飽受抄襲之苦，也不得不被捲入這種競爭之中。

首先，過於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的戰略，正在催生一種無保護門檻的逐底競爭。從後發展經濟體的產業追趕經驗看，反向工程都是後發國家彌合技術差距的必經階段，但是東亞發達經濟體在保護本國產業的過程中，很快就建立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這有效地激勵了原創性的創新和技術進步。

現在我們看到韓日的優勢不僅體現在半導體等高端製造業上，日韓的文化創意產品，如K-POP和動漫都有全球的影響力。反觀中國企業，追求性價比的創新本來就易於模仿，正如一位從事過很多行業的老闆抱怨的，「從底褲到無人機，幾乎費盡心機推出一款新的產品，一週後就能在市面上找到同類的東西。」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使得企業很難從事一種穩定長期的創新投入，即使本身飽受抄襲之苦，也不得不被捲入這種競爭之中，另一位和其他人有知識產權糾紛的企業老闆坦誠，他們自己創業之初也抄過別人，「沒有辦法的事，要儘快推出市場，就只能這樣抄來抄去」。

無保護門檻的另一個方面是產業內部缺乏價格協調機制。性價比創新的核心競爭力仍然是價格，但其存在的前提是廉價勞動力的充分供應，只有這樣企業才有充分的價格空間來降低材料和元件的成本。但一旦人口紅利開始消失，企業在競爭中為了維持價格優勢，在不能降低用工成本的前提下，只能夠不斷降低產品的材料成本，這時如果缺少產業間協調，維持性價比競爭優勢的價格門檻將被衝破，低價競爭最後產生出低質產品。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越南的摩托車市場，在早期中國製造的摩托車因其性價比佔據了越南的主要市場，但隨後企業間低價競爭令到中國企業無法保證產品的質量，當越南消費者開始對價格不再敏感時，更好質量的日本摩托車替代了中國製造，中國產品全線敗退 。

前文提到工會組織沒有在產業和工人的工資協商中起到應有作用。同樣的，產業組織也很少有自我組織的機制達成產品價格的協調。絕大多數中國行業協會是俱樂部式的，其目的是維持一個良好的政商關係而不是協調產業內部的矛盾。根據筆者接觸的經驗，具備產業協調功能的行業協會是否存在，往往取決於某個特定區域行業龍頭企業的意願，如果龍頭企業並不願意擠壓其他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就能將產品價格維持在一個保證性價比創新的均衡水平，但這種情況非常罕見，而且通常具有地方特殊性。

流動性危機：從潮湧到傳染

很多企業家表示，大概從2015或2016年開始，企業資金流就變得比以前緊張了，與此同時，同行競爭壓力增大，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有一個穩定的客戶群，在自己的細分領域安心賺錢了。

其次，中國2008年向凱恩斯式公共財政驅動增長模式的轉型，和長期的金融抑制政策也惡化了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政府直接運用財政支出、金融信貸和產業補貼的手段引導投資方向，隨後產生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集中投資的潮湧現象 ，帶來了產能和流動性過剩。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落後產能和大型建設項目獲得大量貸款支持，金融抑制和管控通貨膨脹預期的政策，使得中小企業更難獲得資金支持。

潮湧過後是大量資不抵債的殭屍企業。資金流的緊張甚至是資金鍊斷裂的狀況從地方龍頭企業傳導到中小民營企業。其原因在於，在金融抑制下，中小民企長期需要地方國企或龍頭企業出面擔保才可能獲得貸款，當關聯企業經營出現困境的時候，會出現傳染效應，令區域內相關聯企業的融資和徵信能力都出現問題 。很多企業家不約而同地向筆者表示，大概從2015或2016年開始，企業資金流就變得比以前緊張了。與此同時，同行競爭壓力增大，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有一個穩定的客戶群，在自己的細分領域安心賺錢了。但這在2010年時還不是問題，「當時跟着政府的（投資）方向走，總歸是可以的。」

從時間點上看，這並不意外。2015年開始的股災和浮現的P2P爆雷危機，以及家庭債務的劇增，使得原本就高度依靠民間非正式借貸渠道的中小企業在資金獲取上更加困難。在流動性危機以外，企業的經營還面臨08年投資驅動模式帶來的地租成本提高的問題。很多地方政府也因自身財政問題重新調整工業用地的規模，擠壓了企業的生存空間。這直接導致了大多數中小企業採取一種「短平快」的經營戰略，即使是有技術潛力和一技之長的公司都被逼投入到短期套現的項目和產品中。

筆者訪談過一家信息及通信技術（ICT）設備生產商，其公司產品已具備相當的技術能力，也獲得一定市場佔有率，他直截了當地告訴筆者，「我們也想要工匠精神，但奈何情況不允許…人家歐美產品的精度好，但價格貴啊……技術達到一定程度，夠用，達到客戶要求就行…..等到真的慢工出細活，（中國的）市場早就不屬於你了。」但是，有時越急就越不成事。科技企業的產品附加值高能夠維持利潤的增長，反觀其他更低附加值低的製造業在現在的增長模式中就處境艱難，有位從事五金行業的企業家就無奈地向筆者述說，他去年做了近千萬的產值，但到頭來賬面上還虧了近百萬。

大石砸死蟹

「大家都去做別人家的業務，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大家的路都越走越窄……」

高速增長模式下市場的樂觀情緒，使大多數企業並沒有思考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當企業真正感受到利潤下滑的危機時，過往舉國擴張式投資發展模式帶來的各方財務壓力，又使得產業沒有充足的流動性和抗風險能力去投入到真正長遠的技術升級中。

在中國，業務增長和財富增值的焦慮似乎是普遍性的。不僅中小企業面臨經營壓力，上市公司和龍頭企業近年為了維持業績水平、擴展業務，也開始採取了多元化的經營戰略，主要表現為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開始往彼此的領域進軍，甚至跨界經營。顯然，這導致另一種生產或投入過密。有一位科技上市公司的退休高管對這種現象憂心忡忡，「大家都去做別人家的業務，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大家的路都越走越窄……技術積累不夠的話，很可能為了市佔率又變成收購戰、價格戰。」

面對國企、上市公司和業內龍頭企業近年來的擴張，有兩位廣東民營企業家都用一句粵語俚語「大石砸死蟹」，來形容高科技製造業中小企業現在的狀況。一位企業家屬於思維比較活躍、見到商機就會去嘗試的類型，另一位則始終醉心於研究自己的領域，對行業內細分領域的技術有獨到理解和思考。前者提到，「中國發展了這麼多年，其實所有的藍海現在幾乎都變成紅海……我們這些民企現在玩不過的，他們（大企業）有資金、有資本撐腰，方方面面都沒辦法跟他們競爭，以後我們這些民企要麼就是等收購，要麼就是努力成為這些壟斷企業的供應商，給他們打工。」而後者，則對這種局面感到意興闌珊，「即使是（我的公司）被收購了，我也很懷疑他們（上市公司）是否會繼續願意投入人力和資本發展它（我的產品技術）……我知道發達國家存在很多經營幾十年以上的中小企業，他們就在一個技術方向精進，不會被打擾，也不會被吞併，也能發展得很好。」

三、數據作為生產要素能幫中國走出內卷嗎？——尷尬的中國數字創新

快遞、外賣到APP小程序開發等互聯網經濟創造的崗位，這兩年也早已失去的高薪神話，反而當中體現的非正式、保障低、過勞等問題與製造業從業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發展意義上對走出「內卷」的關切，從宏觀經濟上看，在於中國能否找到突破性的增長模式，去維持一個高水平的就業與經濟發展潛力。當中的脈絡可以追溯到2010年前後就被熱議的有關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 。如今，一方面是企業和「打工人」的內卷困局，另一方面是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突破1萬美元的增長勢頭。中國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在疫情和國際政治爭端中展現的韌性令不少樂觀的聲音認為，中國未來數年仍可以保證潛在的增長率，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國家整體創造能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因此，為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政府實施了「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並提出要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希望通過互聯網、大數據、5G、物聯網、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數字技術的運用，帶來經濟模式和產業形態的革新，將原本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也帶上智能化的道路。但是，中國的數字經濟是否真的預示一種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亦或只是又一次的舊酒裝新瓶？

按照研發佔GDP的比例，參照專利申請數量、發明專利和實用型專利比例等衡量創新能力的指標，中國已經超過了受困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國家，與東亞發達經濟體處於趕超時期的水平相當 。毋庸置疑，中國豐富的技術運用場景與海量的數據為人工智能、雲計算和物聯網技術落地提供了廣闊的土壤，這促使了中國在數字領域的追趕。政府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電子政務和數字治理等數字基礎設施中，大量採購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促進了通訊及物聯網產業內部根據政府治理需求進行創新競逐，確實引領了通訊技術、人工智能在內的數字技術進步 。

但這種多應用場景下科技產品和技術服務的創新，是在中國極其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下發生的，圍繞着治理現代化和整體安全觀的部署，數字技術的運用從治安反恐到安全生產，從城市綜合管理到基層社區，從公共衞生防控到環境監測，不斷覆蓋到其他不同的政務或公共機構的運用場景（見註釋）。然而，這種創新創造出來的產品和服務，在一個中國與西方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劇烈衝突、在各個國家越發重視數據主權的條件下，能否真正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是存在疑問的。現在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是連抖音這類貼近消費端的應用都面臨「出海」困境，更不用說其他硬件和軟件了。

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中國的產業仍然以性價比為競爭優勢，在最根本的芯片、傳感器、算法等技術上依然是發達國家的追隨者。在社會的制約和數據隱私保護法例的限制下，很多技術在發達國家沒辦法被充分運用，而在中國廣泛的應用場景為技術的集成創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然而，這類的應用創新不足以構成核心競爭力，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數字技術高度警惕的環境下。另外，中國數字科技產品和服務在進入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困難。這是由於這類技術又超出了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社會的財政能力、真實需求和消費水平。

一位企業家在公司介紹中，說他們的產品有銷往「一帶一路」當中的七個國家，但當我問有關細節時，他開玩笑說，看上去是「出了海」，實際還是「內循環」。產品要麼是賣給當地有項目或設廠的中資企業，要麼是以國家財政購買，再以技術援助的形式給當地政府用。如果數字經濟最終主要被限定在內循環裏，那麼這種新經濟很可能只是過往債務經濟和政府財政驅動模式的翻版。

在消費端，如果我們審視當年熱烈宣傳的新四大發明中的網絡購物、電子支付、共享單車，會發現這些仍然屬於中國既有的商業模式和應用創新的範疇。共享單車已經被現實證明是又一次的投資潮湧和過熱。快遞、外賣到APP小程序開發等互聯網經濟創造的崗位，確實令新一代外來工從製造業轉向了新經濟領域，但這兩年也早已失去的高薪神話，反而當中體現的非正式、保障低、過勞等問題與製造業從業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勞動力的配置從製造業密集轉向了服務業密集。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沒有實質地提高，使得中國互聯網消費領域的競爭關鍵還是爭奪對價格敏感度高的消費者，重視培養更多下沉用戶的消費習慣，走的仍是意圖以低價佔領市場的路線。整個發展模式難以走出內卷。

無論中國傳統經濟還是新時代下的數字經濟，中國每一種有過成功經驗的經濟增長模式似乎都走到了極限，結果就是內卷彷佛成為一種無法退出的宿命。改革開放後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財富，並沒有令大部分人實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待到高速增長期結束，國家和社會的沉重負擔使得發展模式再要調整過來已十分困難。為了穩定就業水平，國家只能繼續將任何可以盤活經濟的要素商品化，進一步令到缺乏社會保護的人們只能捲入過勞狀態裏維持生活。

2020年疫情之後，很多企業被迫退出，但也有經營得還不錯的自己選擇離開。一位老闆跟我說他已經直接註銷了公司，他瀟灑地表示，這麼多年，錢也算賺夠了，城市裏還有一些物業可以收租。他興高采烈地表述自己的規劃，要把經營的重點放在家鄉，做點餐飲，搞搞慈善。

是啊，這樣的人確實可以退出同質競爭，但更多中國人又能怎麼辦呢？

（黃靖洋，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候選人）

註釋

Huang, Jingyang, Kellee S. Tsai. Securing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PSA, Septemb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