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經是座不夜城。黃子華的棟篤笑用「7-11主義」形容90年代香港的娛樂之多，由黃昏下班到翌日清晨可以無間斷直落。70年代末起，Disco、酒吧、「Noon D」（午間 Disco）等娛樂主導年青人的消遣，亦催生了一批 DJ，他們不但在不夜城中每晚獻技，有些人更曾經與上海結緣，成為最早一批改革開放年代，把種種娛樂文化帶到上海的人。
香港 DJ 教父 Andrew Bull 大半生先後在香港、上海發展事業，他形容香港影響了大陸，大陸又會影響香港，漸漸兩者產生了 crossover。DJ Tommy 年輕時是第一個到上海駐場的香港 DJ，輾轉成為另類老上海；DJ Thomas 在上海短暫的日子，目睹六四事件前夕的光景；DJ Hyphen 是後起之秀，試著要在愈加數碼化的年代找到自身定位。
香港、上海雙城映對，數十年後各有起落。也許你們的父母，曾在他們的派對中認識。
80年代，香港不夜城
來自英國的 Andrew Bull 是香港 DJ 界教父級的存在，上世紀70年代因為父親工作關係而來港，14歲仗著1米9的身高，混入半島酒店的「The Scene」當 DJ，而越戰美軍來港休假時帶來美國白人與黑人音樂文化，深深影響了他。
70年代，香港的本地音樂文化主要從外國而來。1972年 Bee Gees 來港演出之前，香港已湧現不少華人樂隊寫英文歌，唱英文歌。時值越戰，美軍在越南戰場服役3個月又死不去，通常會到香港放假，半島酒店的「The Scene」和尖沙咀漢口道的「Yellow Submarine」是當時美軍最愛去的地方。
1985年，Andrew 在海港城四期開設「Canton」，是一代香港 Disco 重鎮，每星期七晚，加上每周六、周日推出下午時段「Noon D」，他四出邀請國際知名 DJ、歌手、音樂家到香港演出，令一代香港年青人為之瘋狂。本地代表有張國榮、梅艷芳、Beyond 樂隊；英國的 Pet Shop Boys 在1989年雖未有正式在香港演出，也曾跟 Andrew Bull 情商借來場地排練。
他一方面透過「Canton」帶來國際最新音樂潮流，培育一代香港青少年音樂品味、娛樂文化，一方面透過舉辦演出，累積了豐富人脈。於是他2003年搬到上海定居，改為發展品牌宣傳事業，走過上海最光輝的年頭，現在又回到香港定居。
當年 Canton 就是一個沒有 Instagram 的社交網路，或者說，Canton 本身就是一個社交網路。
DJ Andrew Bull
周五晚上，Andrew 穿著「為人民服務」T-shirt，跟年青的英國侄子在文華東方酒店的房間準備。回到香港後，68歲的他以老帶新，每周五在文華東方酒店25樓「The Aubrey」舉行「Aubrey after Dark」派對，掛起耳機和侄子一起打碟。他的侄子向他展示一個朋友的 Instagram，原來剛好有朋友到了香港，正好叫他一起來派對玩。
「當年 Canton 就是一個沒有 Instagram 的社交網絡，或者說，Canton 本身就是一個社交網絡。你不必發信息問朋友要不要來，只要你來到 Canton，你就會找到你的朋友，認識到志同道合的人。」他說，Facebook 上有個 Canton 的群組，儘管不是由他開設，但也吸引了過5000名舊雨新知分享在 Canton 的回憶。「無論後來那些青少年成為大亨或醉漢都好，那時在 Canton 建立的聯繫仍然很強。」
當時那些年青人哪會捨得走？
DJ Thomas
80年代的香港，凌晨時分，「Canton」的 DJ、酒保下班後不願走，會轉場到附近的酒吧 Malibu 繼續喝酒。DJ Thomas 當時就在 Malibu 打碟。
聯絡到 Thomas 的時候，他50多歲，在中環加州大廈頂層的「Faye」上班。當 DJ 嗎？頂著一頭金髮的他搖搖頭說，前幾年心臟有問題動了手術，加上年紀大了，現在很少打碟，在「Faye」退居幕後，當音響工程師。
他熱愛駕電單車，Instagram 上照片多的是跑車英姿，外表看上去遠比實際年紀年輕。加州大廈位於蘭桂坊的中心，頂層可以盡收中環到九龍尖沙咀的夜景，他卻記得，年輕時香港還沒有「蘭桂坊」這個概念。儘管有幾間 Disco，但下班入夜後的中環比不上尖沙咀那麼熱鬧。「P場」就大把，他說。中環未有蘭桂坊時，靠的是業主出租空置樓上或地庫單位給派對搞手；私人地方辦派對不合法，有人投訴、警察來到，大伙就要撤退。
有音樂的地方，就有 DJ。1984年 Thomas 18歲，不懂得打碟，在尖沙咀一間酒吧當 barboy，酒吧就在今天 K11 Musea 的位置。他家裡的兄長有組樂隊，所以小時候就聽過一張張黑膠碟，都是歐西流行樂、搖滾樂的雜錦碟。他早出來社會，居無定所，在不同朋友的家睡幾日又搬走，有時醉醒，等了大半天入黑，又到酒吧上班。
他認識了幾個酒吧中的資深酒保，「酒保也有職級的，像一間酒吧的第一、第二、第三把交椅，都穿黑衣，我們都管他們做黑衣老大。然後第二把交椅跳槽，到廣東道的 Hot Gossip 當酒保，因為可以扶正，問我想不想跟他過去。跳一跳槽薪水也會上升，就答應下來。」他說，Hot Gossip 位於今天馬哥孛羅酒店的位置，「以前整個尖沙咀都是酒吧和 Disco，夜深還有非法賽車，賽車就在廣東道那條單向道調頭。」
Thomas 就在 Hot Gossip 踏上DJ之路，由夜更上班，一下子變成每晚通宵達旦。「那裡有個叫 Sam 哥的酒保教了我打碟，然後不久他又跳槽，到亞士厘道新開張的 Chigago 當酒保領班，我便跟隨他跳槽，同時在附近的酒吧 Malibu 當 DJ。」他專門跑凌晨3點到清晨6點的 DJ 時段，工作可以說全年無休，一星期七晚深夜打碟，月薪1500元，不算多，但加上酒吧正職也算不錯。
剛好 Malibu 附近就是著名的 Canton，Canton 的員工轉場到 Malibu，人客也轉場去 Canton。凌晨3點之後仍然有人的香港，今天看來難以想像。Thomas 笑了笑，當時那些年青人哪會捨得走？
安靜純樸的上海
1986年，Tommy 從香港坐輪船到上海。清晨的上海灘猶在霧中，身為 DJ 的他前一晚在船上打碟，歡度一宿後，揉揉眼睛，外白渡橋的鋼鐵橋身映入眼簾。本來預計公司派他到上海老錦江飯店的「碧麗宮」駐場半年，沒料到前前後後在上海待了20年，也意外參與編寫了中國改革開放後舞池、夜店與電子音樂文化的史前史。
現時60多歲的 Tommy 已經退休，也早於2007年移民加拿大。一次香港朋友的派對上，聽到Tommy 說起以前當 DJ 的往事：24歲的他到上海打碟，那時候上海只有錦江飯店和華亭賓館有 Disco。錦江飯店開業於1951年，原址前身為猶太富豪沙宣的物業；1972年尼克遜訪華下榻於此，簽署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上海公報》後，就在飯店喝茅台慶祝。而全中國第一間 Disco 則在北京的麗都假日酒店，1984年開幕。
相比之下，香港80年代的夜場紙醉金迷，蘭桂坊、灣仔、尖東各有重鎮；上一代蒲精必去的「Canton」、「Hollywood East」、「DD」各有捧場客。場地夠多，專業人員也多。「一開始我在新世界集團旗下的 DJ 公司 Manhattan Group 工作。當 DJ 是再後來的事，那時我主要剪片，Manhattan 在伊利莎白大廈的美式 Disco，與當時香港主流的英式 Disco 不同，玩 open DJ booth，要做表演，DJ 要跟客人一起玩。所以派對現場會有主題背景佈置，有音樂也有影片播放，有《星球大戰》、《奪寶奇兵》等不同主題。」
「本身對音樂都有興趣，有時見到那套當時價值可以上百萬的專業器材，趁 DJ 不在偷偷打碟，他回來問我在幹什麼？我笑著回句，玩玩而已。」Tommy 說。
1986年，上海錦江飯店的場地需要 DJ，Manhatten Group 派了一個 DJ 過去沒多久，那個 DJ 因為不習慣上海的生活回來香港。Tommy 自告奮勇代替他，上司著他要機靈點、表現好點，酒店投資方管理場地，而他們提供 DJ、音樂和場地設計概念。
他們騎單車到民居巷弄看看，原來天氣熱的日子，家家戶戶門窗大開，人就直接在家門前睡覺，沒有人敢打劫盜竊，很安全。
以前 Tommy 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只有小時候跟姐姐到廣州探親時，吃的那碗肉絲湯麵和許多乞丐，上海更加是從未去過。抵埗上海後，他在錦江飯店上班也在那裡住，飯店房間是英式設計，還有個封起來的壁爐。公司津貼吃喝住宿，每4個月搭船回港一次放一星期的假。
在飯店，Tommy辦了許多個「第一」：第一個上海的聖誕派對、萬聖節派對、穿上服裝扮鐘樓駝俠，一把假刀插在背上打碟，客人都看不明白，但仍陶醉地隨節拍擺動身體。上海是個大城市，鄰近的蘇州、杭州、無錫人都會來上海打工；而在上海唸書的日本人、中東人也是座上客，有時日本人說錢不夠今晚不來了，Tommy 乾脆出錢請他們喝酒。沒什麼本地人，當時在地上海人還是在浦東耕田，本地人的生活作息和民風仍然純樸。第一次回港休假時，在酒店認識的大陸小伙子小李見他要走，送了他幾個哈蜜瓜，又送了一對他一直想買的「前進牌」球鞋。
「上海灘、十里洋場，還有李小龍電影中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黃浦公園，是我實在來到上海前的印象。上海很舊，日間只要留意街上的地攤隨時尋到寶，四五十年歷史的 Omega 錶，他們當垃圾，賣很便宜的。」
當時 Tommy 打碟最晚只能打到凌晨1點，晚上的上海安靜得很，他和酒店的小伙子提著啤酒，騎單車來到黃浦公園，整個公園只有他們。小伙子見 Tommy 新來報到，之後又帶他騎單車到民居巷弄看看，原來天氣熱的日子，家家戶戶門窗大開，人就直接在家門前睡覺，沒有人敢打劫盜竊，很安全。
酒精與舞池，循環的夜
在酒店工作，工資也比外邊好。像小李以前在工廠上班月薪80元人民幣，現在領的是400大元。Tommy 愛古物又愛聽掌故，在街上找伯伯閒聊，聽到不少文化大革命往事，又覺得公司包吃包住，方便儲錢，就一直在上海工作。
第一日上班，上一任 DJ 仍在，卻對他擺擺手，我不上班，今晚你自己來。Tommy 看了場地亭台樓閣式設計的油紙窗一眼說，我不懂呀，什麼都未上手。對方卻只是擺了個要抽煙的手勢。他後來才知道，通常留學生都有大麻在手，有些還是新疆出產的，小小錢就能買到磚頭般大小的貨。
用音樂推高氣氛，讓客人跳舞、瘋了似的大叫，但不能長期太 high，不然他們沒空喝酒。
DJ Tommy
「當 DJ 的成就感來得很快，當你見到派對客人都沉醉音樂中跳舞，你就感覺好像跟他們一起飛起來了。」Tommy 說。「我把在香港的那一套方法搬來上海，一開始8點到11點，要不應客人點歌，要不打最主流的曲風，他們愛聽外國搖滾的話，Pink Floyd 我也可以打。12點後人少了，就打自己喜歡的電子樂風，House 是我最愛的曲風，後來也有 Techno 舞曲。」他說當 DJ 一定要懂各種流派的歌，別人問起什麼歌一定要懂；也要打自己的歌，潛移默化拓闊他們的音樂品味。
「一晚一場派對的重點是，身為 DJ 你要怎樣控制好氣氛。用音樂推高氣氛，讓客人跳舞、瘋了似的大叫，但不能長期太 high，不然他們沒空喝酒。要兼顧這一點，就改用冷門一點的曲風慢慢讓他們渡過亢奮，走出舞池點酒喝。當然懂得的人都會繼續，上海人通常就坐在舞池外喝酒。」
後來港商北上做生意，上海 Disco 也多了不少香港客人。有晚12點後，Tommy 到台下跟一班香港人喝酒，他們點了200杯 Flaming Lamborghini，大叫一人十杯，「未飲完唔好講嘢」。香港客人最豪爽，各國留學生則最有活力，沒有錢點貴價酒，就一股勁在舞池跳舞，打到 Techno 舞曲時還即場 mosh，互相衝撞撞到東歪西倒。
如此上海的夜循環了三年，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當時公司叫停計劃，急召他和同樣在上海駐場的 DJ Thomas 回來。六四之後，Tommy 短暫在深圳一間 Disco 當 DJ，心心念念上海，最後還是回去了。辭職時﹐他還騙老闆說打算到泰國做生意，沒料到幾年後兩人在上海的 Disco 重遇，那個90年代經濟騰飛的夜上海，和香港一樣都是世紀末的繁華。
上海人那時也變了很多，每次來到，新相識老相好總要問我，Tommy 有沒有什麼更厲害的音樂呀？ 他們很需要新的東西。
DJ Tommy
1990年「新錦江飯店」開業，樓高43層，新址就在舊飯店的後面。1993年上海成立首支職業球隊「上海申花」，同年上海謝晉恆通明星學校（今上海師範大學謝晉影視藝術學院）成立，校長是名導演謝晉，趙薇是第一屆學生。Tommy 的90年代上海生活，由騎單車變成電單車，晚上遊走不同酒吧當駐場 DJ；同時也創業，投資者出錢開酒吧、Disco，他作為中介提供場地設計、管理和音樂服務。
「趙薇常常來玩，申花那些球員甚至晚晚狂歡，我都不禁納悶，你們是要怎樣踢球的呀？90年代香港人也來到上海拍戲，因為關錦鵬在上海拍《阮玲玉》，他們劇組有來玩，跟一個香港美指朴若木成了朋友，上海製片廠那些老前輩設計的佈景非常厲害，他讚不絕口。又說張曼玉、劉嘉玲她們心急想準時下班過來玩，一次 NG 都沒有。張曼玉來了幾次，之後直接跟我說，Tommy，unchanged melody，便走上來唱歌。」他一口氣說。
那時，張曼玉可以無懼狗仔隊自在地唱歌，是因為現場沒有幾個上海人認識她，大家可以玩得盡興，也不打擾彼此。香港的劇組雖然常常來上海拍戲，但香港電影對中國的影響力當年還是僅限於廣東省一帶，上海的年輕人面對更多的是來中國做生意、工作、讀書的外國人。也因此，他不時在 Disco 見到年輕的上海女子跟外國人成為情侶。
各種文化在上海醞釀又噴發，推陳出新。「上海人那時也變了很多，每次來到，新相識老相好總要問我，Tommy 有沒有什麼更厲害的音樂呀？他們很需要新的東西，外國人也不止於留學生，連專玩雷鬼音樂的酒吧都有了，很多非洲客人在派對起勁跳舞。」
直到1997年，Tommy 在浦東開設酒吧「Roxy music」，主打便是外國人客源。樓高兩層約200多平方米，澳洲工程師、德國測量師、美國人都是座上客。雖然假期一到，他們都會回國探親，但熟客一回到上海，總會第一時間來他的酒吧。他留了一個角落做 DJ 台，有時會在晚上打碟過過手癮。
轉變：六四、歐美DJ進軍中國、香港DJ回蘭桂坊
1988年，Thomas 和 Tommy 一樣，經 Manhatten Group 安排到上海錦江飯店駐場，他記得錦江飯店是唯一一家用黑膠碟打碟的場，另一家華亭賓館只能用卡式帶打碟。黑膠碟打碟特別一點？因為世界各地唱片公司製作黑膠碟是限量流通，是你的就是你的了，甚至還有一種稱為「白版」的黑膠碟，是用作試壓唱片時製作的第一批唱片，數量有限，更加稀有。
同為香港人的 Thomas、Tommy 還有一名飯店廚師，同樣從香港搭船去上海，月薪9800元，亦是公司包食宿。Thomas 當時帶同外籍妻子一起生活，覺得在上海的差事也算輕鬆悠閒，老上海保留下來的巷弄、古蹟也多，日間他會帶妻子四處遊玩。
他說跟 Tommy 一起到上海，是第一波到大陸發展的香港人 DJ。如果一直留在那裡，可能早就發達，但他說不上很喜歡大陸的環境。
相比起 Tommy 一去上海待了二十年成了另類「老上海」，Thomas 則是真正的上海人，因為父親1949年前在上海成長，以後才來到香港發展，成家立室。14、5歲時，他跟過父親回上海，直接在酒店叫車，坐紅旗牌。由香港去廣州，坐火車途經廣西、杭州到上海，回程則搭飛機到啟德機場。
那日我們坐麵包車往外灘碼頭，沿途上都是群眾，佔據了往外灘的路。 麵包車在馬路緩緩開著，他們當中有些年青學生不斷拍打車窗，伸出手試著遞給我們傳單......
DJ Thomas
「1989年5月的時候，其實我們雖然人在上海，所知的比香港人更少，消息都封鎖了。當時夏天天氣熱，上海有不少人會直接在家門前睡覺，那段日子卻完全不見人。」Thomas 記得，「深夜我和 Tommy、廚師騎單車到黃浦公園附近，會見到街上有些很簡單的街招傳單，提到北京有集會，有部隊之類的。即使一無所知，但那幾日氣氛安靜得太不尋常。」
6月2日，公司很快就叫他們返回香港。「那日我們坐麵包車往外灘碼頭，沿途上都是群眾，佔據了往外灘的路。麵包車在馬路緩緩開著，他們當中有些年青學生不斷拍打車窗，伸出手試著遞給我們傳單，氣氛很緊張，我在車上也有點害怕起來。」之後六四事件就發生了。
回到香港後，Thomas 沒有再回到上海。短短一年在上海的日子，不禁讓人好奇之後有誰接替他們當 DJ，Thomas 說，當時在上海的酒店助手小李，已經跟他學了一段時間打黑膠碟。許久以後他探聽到小李已經成為錦江飯店的要員。不過他記得小李學打碟時，不太能體會打碟的精神。Thomas比劃了一下，小李打碟很死板，假設三首歌「A、B、C」放在眼前，他就直接順序由 A 打到 C。
「不是這樣的，」Thomas 又打了個手勢： 「flow 很重要的，隨現場客人的反應，氛圍變化，DJ 要隨機應變打出一種節奏，何時亢奮，何時低沉，隨心組合手上有的歌曲，細緻到從一首歌的某段跳接到另一首歌的某段。換言之，一個 DJ 每一晚打碟都創造歷史，永不會重複。」
那麼要有足夠豐富和多變曲風的黑膠碟，才可以支持 DJ 打碟？他點點頭補充了一句：當時 Manhatten Group 會定期派人在香港搜集、整理新唱碟，然後他當跑腿把新碟帶到上海。也因此，他後來才爭取到機會前往上海駐場。
香港人就成為了「港燦」，成了井底之蛙。 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陸駐場多年的資深香港DJ，突然陸續被大陸以不同原因解約辭退...... 回到香港的他們，就依靠以前的人脈在蘭桂坊駐場。
DJ Thomas
1990年後，Thomas 轉行做影片後期製作，此前在1985年到1990年之間，輾轉在上海和香港不同地區當DJ。1989年6月從上海回來後，他在沙田麗豪酒店的「Cosmo」跟一個外籍 DJ 和一個女 DJ 輪流上班，月薪6000元。
回望八九十年代那一段上海往事，他認為當時大陸其實並不預備 Disco 夜場、電子樂曲等文化進來，當時香港人北上的更多是設廠做生意，一直到90年代尾香港回歸之後，始有更多香港DJ北上，他們打頭陣；歐美等地的世界級 DJ 則於千禧年代透過經紀人公司仲介前往中國，在當地駐場或表演，帶來最新的器材，也培養了當地的新 DJ。中國的金主自然是重金禮聘，於是對外國 DJ 來說，中國就是一塊肥缺。這種中國與國際的直接聯繫，其實削弱了香港 DJ 身為橋樑的角色。
後來，「香港人就成為了『港燦』，成了井底之蛙。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陸駐場多年的資深香港 DJ，突然陸續被大陸以不同原因解約辭退，因為當時香港人有很多反水貨客運動，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回到香港的他們，就依靠以前的人脈在蘭桂坊駐場。」
由1994年起，Thomas 兼職在蘭桂坊打碟，到現在三十年。為什麼要轉行剪片？90年代「卡啦OK」興起，廣告業又興旺，他就專門剪廣告、音樂錄像帶、電影預告片。「卡啦OK」流行起來，其實也影響了 Disco 的生意，直到90年代末，人們對「卡啦OK」的新鮮感減退，才又興旺起來。
音樂、影像創作在90年代猛然爆發，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世界各地的潮流共冶一爐。各路場地都要 DJ，Thomas 一個人應付不來，漸漸做起了 DJ 領班，透過人脈把徒弟們派駐到不同場地，現在儼然已經是一眾蘭桂坊DJ的「師公」，但他擺擺手笑說，這幾年不再打碟，年青人都不認識自己了。
派對逐漸安靜
原來刮碟的節奏，很自由隨性之餘又有那種只屬於我的部份，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也是一種創作。
DJ Hyphen
34歲的 Hyphen 在新蒲崗的工廈租了個單位，那裡有兩部混音打碟機，一部打黑膠碟，另一部是數碼化的，他只需要插入 USB 手指，打開當中過萬首不同風格歌曲，便可以開始一晚的表演。疫情之後，他多數從周四工作到周六，這是現時酒店、酒吧、Disco 的共識，不論生意好壞，盡量維持這幾日有駐場 DJ 打碟，吸引客人。
Hyphen 說，如果不找 DJ，店內純粹播歌，其實沒什麼氣氛的。「DJ 我們通常有幾種分類，打 Hip-hop 是一種，打 House 是一種，還有一種叫 Open Format，即是不限風格種類的意思。我入行之後一直都是打 open format。不同的風格，同樣可以帶動起現場氣氛。」
「18歲那年，本來在學校和同學組樂隊，母親以為我醉心音樂，便問我有沒有興趣跟舅父學打碟，我的舅父便是 Thomas。我還以為 DJ 是指電台的唱片騎師。」直至他到 Thomas 中環的 studio，見整幅牆壁都放滿黑膠碟，Thomas 叫他把黑膠碟轉錄，錄音器放在混音器上，播歌同步錄歌，然後轉換成數碼化格式檔案。
「僅僅錄音就花了三個月，錄到嘔，但是後來開始學打碟的時候，用手指刮碟的那個聲音，很好聽，我本來以為 DJ 都是播別人的歌，跟組樂隊、寫歌、表演相比來得間接，但原來刮碟的節奏，很自由隨性之餘又有那種只屬於我的部份，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也是一種創作。」他說。
作為九十後，他自己及身邊朋友，活在一個更加數碼化的年代。打碟不必像以前黑膠唱片、卡式帶隨身，但電腦化也有問題 。Hyphen 初出道試過打碟期間程式故障，電腦重新開機，一下子音樂驟停，全場客人、酒保、老闆都狐疑地看著他。
近十年串流影音平台盛行，比 Hyphen 再年輕的人都習慣聽 Apple music、Spotify 之類的平台，對 DJ 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以前 DJ 是表演者，也是一種音樂品味上的先行者，DJ 熟悉的音樂風格一定比普通人多。現在透過那些平台，所有最新的歌曲很容易到手，DJ 變相要鬥快，否則可能出現客人知道的某些歌曲，而 DJ 不知道的情況。另一方面，數碼化年代，DJ 入門門檻也降低了，現在的混音器可以讓人一目了然 BPM（每分鐘節拍數）。
然而當一名 DJ，最重要的還是用耳朵去聽，而非用眼看。
疫情期間，Andrew Bull 回到香港，但是他在上海依然有物業，品牌活動業務也依然繼續。上海和香港同樣受疫情重創，而他只是本能地回到香港。他知道這幾年有很多香港人離開了，然而他視這次久別歸來，是第二次在香港的重生。他仍然想做些東西。
另一方面，他也見證上海在疫情期間，多間夜店結業，新一代的音樂品味改變了大陸夜店的生態。其中一個重點，便是抖音等 APP 帶來多首病毒行銷般的熱播神曲，以及年青一代重度手機上癮的狀態。
「我不是說我完全反對科技，而是在華人社會中，華人傾向與他人分享同一樣的想法和品味，說出『我和他們喜歡同一樣東西』，會令他感覺更自在。而不是說，這張黑膠唱碟只得我擁有，或者說我不要 House，不要 Hip-hop，只想聽 Techno。華人更傾向於問：其他人都喜歡什麼？」
他更在意的是，今時今日的夜生活形態，其實也反映了整個世界愈來愈沒有隱私。作為一個從極度重視隱私年代走到完全沒有隱私年代的老人，他發覺近二十年來已經沒有明星會去夜店玩。
在70年代，夜店是同性戀者大膽嘗試甚至抗爭的充權空間，他在半島酒店就曾見到 Gordon Huthart——後來蘭桂坊「DD」的老闆——冒著被人趕走的風險跟男伴跳舞。而且店內不能拍攝，拍攝者都會被人趕出店外，大家在那個空間中都可以毫無顧忌做自己。但隨著相機、手機鏡頭和閉路電視陸續現世，可以說今日的社會，個人匿名的空間與隱私已經滅絕。
他記得十年前入行，星期一到六都要 DJ 駐場，然後能上班的日子愈縮愈短...... 老闆深知，週一到週三請了DJ都沒用，根本沒人來。
90年代距今已經二十多年，昔日的不夜城，今天變得安靜。不禁好奇，現在香港仍有多少個專業DJ？Hyphen 想了想，說學做 DJ 的人多，畢竟上網也有教學，要入門除了人脈，就只能找酒吧自薦；而能夠獨當一面的 DJ，在香港現時有大約100人。
僧多粥少還是粥多僧少？他記得十年前入行，星期一到六都要 DJ 駐場，然後能上班的日子愈縮愈短，由六到七日，變到今天專攻周五和周六，周四算 Bonus 的。老闆深知，周一到周三請了 DJ 都沒用，根本沒人來。
「所以今時今日找學徒也要出奇招。」Hyphen 幾年前跟朋友聊起怎樣吸引新血入行，貪得意到連登討論區發貼文，主題叫『現職 DJ，你問我答』，讓網民自由發問，他去解答大眾對 DJ 的印象。「當然有不少人會追問，像 DJ 是不是很容易把妹，是否私生活混亂，女 DJ 是否虛有其表，靠身材吸引人眼球之類的問題，但我也留意到有些用戶認真問到打碟的知識。後來我集合他們在 Telegram 群組中進一步交流。十幾個人當中，現在有一男一女已經學滿師，開始當駐場 DJ。」
有次，其中一個學生跟他提起，親身看世界知名荷蘭籍 DJ Armin Van Buuren 演出時看到哭了。他不禁想，在一晚的一場派對中，DJ 到底是什麼角色呢？來到 AI 年代，AI 連寫歌也做到了，但是做不到人類抒發情感這回事。在派對中百千種情緒橫流中，DJ 就是那一個瞬間生滅的神，用音樂歡迎人們齊集此地，然後進入一個神思狂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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