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经是座不夜城。黄子华的栋笃笑用“7-11主义”形容90年代香港的娱乐之多，由黄昏下班到翌日清晨可以无间断直落。70年代末起，Disco、酒吧、“Noon D”（午间 Disco）等娱乐主导年青人的消遣，亦催生了一批 DJ，他们不但在不夜城中每晚献技，有些人更曾经与上海结缘，成为最早一批改革开放年代，把种种娱乐文化带到上海的人。
香港 DJ 教父 Andrew Bull 大半生先后在香港、上海发展事业，他形容香港影响了大陆，大陆又会影响香港，渐渐两者产生了 crossover。DJ Tommy 年轻时是第一个到上海驻场的香港 DJ，辗转成为另类老上海；DJ Thomas 在上海短暂的日子，目睹六四事件前夕的光景；DJ Hyphen 是后起之秀，试著要在愈加数码化的年代找到自身定位。
香港、上海双城映对，数十年后各有起落。也许你们的父母，曾在他们的派对中认识。
80年代，香港不夜城
来自英国的 Andrew Bull 是香港 DJ 界教父级的存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父亲工作关系而来港，14岁仗著1米9的身高，混入半岛酒店的“The Scene”当 DJ，而越战美军来港休假时带来美国白人与黑人音乐文化，深深影响了他。
70年代，香港的本地音乐文化主要从外国而来。1972年 Bee Gees 来港演出之前，香港已涌现不少华人乐队写英文歌，唱英文歌。时值越战，美军在越南战场服役3个月又死不去，通常会到香港放假，半岛酒店的“The Scene”和尖沙咀汉口道的“Yellow Submarine”是当时美军最爱去的地方。
1985年，Andrew 在海港城四期开设“Canton”，是一代香港 Disco 重镇，每星期七晚，加上每周六、周日推出下午时段“Noon D”，他四出邀请国际知名 DJ、歌手、音乐家到香港演出，令一代香港年青人为之疯狂。本地代表有张国荣、梅艳芳、Beyond 乐队；英国的 Pet Shop Boys 在1989年虽未有正式在香港演出，也曾跟 Andrew Bull 情商借来场地排练。
他一方面透过“Canton”带来国际最新音乐潮流，培育一代香港青少年音乐品味、娱乐文化，一方面透过举办演出，累积了丰富人脉。于是他2003年搬到上海定居，改为发展品牌宣传事业，走过上海最光辉的年头，现在又回到香港定居。
当年 Canton 就是一个没有 Instagram 的社交网络，或者说，Canton 本身就是一个社交网络。
DJ Andrew Bull
周五晚上，Andrew 穿著“为人民服务”T-shirt，跟年青的英国侄子在文华东方酒店的房间准备。回到香港后，68岁的他以老带新，每周五在文华东方酒店25楼“The Aubrey”举行“Aubrey after Dark”派对，挂起耳机和侄子一起打碟。他的侄子向他展示一个朋友的 Instagram，原来刚好有朋友到了香港，正好叫他一起来派对玩。
“当年 Canton 就是一个没有 Instagram 的社交网络，或者说，Canton 本身就是一个社交网络。你不必发信息问朋友要不要来，只要你来到 Canton，你就会找到你的朋友，认识到志同道合的人。”他说，Facebook 上有个 Canton 的群组，尽管不是由他开设，但也吸引了过5000名旧雨新知分享在 Canton 的回忆。“无论后来那些青少年成为大亨或醉汉都好，那时在 Canton 建立的联系仍然很强。 ”
当时那些年青人哪会舍得走？
DJ Thomas
80年代的香港，凌晨时分，“Canton”的 DJ、酒保下班后不愿走，会转场到附近的酒吧 Malibu 继续喝酒。DJ Thomas 当时就在 Malibu 打碟。
联络到 Thomas 的时候，他50多岁，在中环加州大厦顶层的“Faye”上班。当 DJ 吗？顶著一头金发的他摇摇头说，前几年心脏有问题动了手术，加上年纪大了，现在很少打碟，在“Faye”退居幕后，当音响工程师。
他热爱驾电单车，Instagram 上照片多的是跑车英姿，外表看上去远比实际年纪年轻。加州大厦位于兰桂坊的中心，顶层可以尽收中环到九龙尖沙咀的夜景，他却记得，年轻时香港还没有“兰桂坊”这个概念。尽管有几间 Disco，但下班入夜后的中环比不上尖沙咀那么热闹。“P场”就大把，他说。中环未有兰桂坊时，靠的是业主出租空置楼上或地库单位给派对搞手；私人地方办派对不合法，有人投诉、警察来到，大伙就要撤退。
有音乐的地方，就有 DJ。1984年 Thomas 18岁，不懂得打碟，在尖沙咀一间酒吧当 barboy，酒吧就在今天 K11 Musea 的位置。他家里的兄长有组乐队，所以小时候就听过一张张黑胶碟，都是欧西流行乐、摇滚乐的杂锦碟。他早出来社会，居无定所，在不同朋友的家睡几日又搬走，有时醉醒，等了大半天入黑，又到酒吧上班。
他认识了几个酒吧中的资深酒保，“酒保也有职级的，像一间酒吧的第一、第二、第三把交椅，都穿黑衣，我们都管他们做黑衣老大。然后第二把交椅跳槽，到广东道的 Hot Gossip 当酒保，因为可以扶正，问我想不想跟他过去。跳一跳槽薪水也会上升，就答应下来。”他说，Hot Gossip 位于今天马哥孛罗酒店的位置，“以前整个尖沙咀都是酒吧和 Disco，夜深还有非法赛车，赛车就在广东道那条单向道调头。”
Thomas 就在 Hot Gossip 踏上DJ之路，由夜更上班，一下子变成每晚通宵达旦。“那里有个叫 Sam 哥的酒保教了我打碟，然后不久他又跳槽，到亚士厘道新开张的 Chigago 当酒保领班，我便跟随他跳槽，同时在附近的酒吧 Malibu 当 DJ。”他专门跑凌晨3点到清晨6点的 DJ 时段，工作可以说全年无休，一星期七晚深夜打碟，月薪1500元，不算多，但加上酒吧正职也算不错。
刚好 Malibu 附近就是著名的 Canton，Canton 的员工转场到 Malibu，人客也转场去 Canton。凌晨3点之后仍然有人的香港，今天看来难以想像。Thomas 笑了笑，当时那些年青人哪会舍得走？
安静纯朴的上海
1986年，Tommy 从香港坐轮船到上海。清晨的上海滩犹在雾中，身为 DJ 的他前一晚在船上打碟，欢度一宿后，揉揉眼睛，外白渡桥的钢铁桥身映入眼帘。本来预计公司派他到上海老锦江饭店的“碧丽宫”驻场半年，没料到前前后后在上海待了20年，也意外参与编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后舞池、夜店与电子音乐文化的史前史。
现时60多岁的 Tommy 已经退休，也早于2007年移民加拿大。一次香港朋友的派对上，听到Tommy 说起以前当 DJ 的往事：24岁的他到上海打碟，那时候上海只有锦江饭店和华亭宾馆有 Disco。锦江饭店开业于1951年，原址前身为犹太富豪沙宣的物业；1972年尼克逊访华下榻于此，签署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上海公报》后，就在饭店喝茅台庆祝。而全中国第一间 Disco 则在北京的丽都假日酒店，1984年开幕。
相比之下，香港80年代的夜场纸醉金迷，兰桂坊、湾仔、尖东各有重镇；上一代蒲精必去的“Canton”、“Hollywood East”、“DD”各有捧场客。场地够多，专业人员也多。“一开始我在新世界集团旗下的 DJ 公司 Manhattan Group 工作。当 DJ 是再后来的事，那时我主要剪片，Manhattan 在伊利莎白大厦的美式 Disco，与当时香港主流的英式 Disco 不同，玩 open DJ booth，要做表演，DJ 要跟客人一起玩。所以派对现场会有主题背景布置，有音乐也有影片播放，有《星球大战》、《夺宝奇兵》等不同主题。”
“本身对音乐都有兴趣，有时见到那套当时价值可以上百万的专业器材，趁 DJ 不在偷偷打碟，他回来问我在干什么？我笑著回句，玩玩而已。”Tommy 说。
1986年，上海锦江饭店的场地需要 DJ，Manhatten Group 派了一个 DJ 过去没多久，那个 DJ 因为不习惯上海的生活回来香港。Tommy 自告奋勇代替他，上司著他要机灵点、表现好点，酒店投资方管理场地，而他们提供 DJ、音乐和场地设计概念。
他們骑单车到民居巷弄看看，原来天气热的日子，家家户户门窗大开，人就直接在家门前睡觉，没有人敢打劫盗窃，很安全。
以前 Tommy 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只有小时候跟姐姐到广州探亲时，吃的那碗肉丝汤面和许多乞丐，上海更加是从未去过。抵埗上海后，他在锦江饭店上班也在那里住，饭店房间是英式设计，还有个封起来的壁炉。公司津贴吃喝住宿，每4个月搭船回港一次放一星期的假。
在饭店，Tommy办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个上海的圣诞派对、万圣节派对、穿上服装扮钟楼驼侠，一把假刀插在背上打碟，客人都看不明白，但仍陶醉地随节拍摆动身体。上海是个大城市，邻近的苏州、杭州、无锡人都会来上海打工；而在上海念书的日本人、中东人也是座上客，有时日本人说钱不够今晚不来了，Tommy 干脆出钱请他们喝酒。没什么本地人，当时在地上海人还是在浦东耕田，本地人的生活作息和民风仍然纯朴。第一次回港休假时，在酒店认识的大陆小伙子小李见他要走，送了他几个哈蜜瓜，又送了一对他一直想买的“前进牌”球鞋。
“上海滩、十里洋场，还有李小龙电影中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黄浦公园，是我实在来到上海前的印象。上海很旧，日间只要留意街上的地摊随时寻到宝，四五十年历史的 Omega 表，他们当垃圾，卖很便宜的。”
当时 Tommy 打碟最晚只能打到凌晨1点，晚上的上海安静得很，他和酒店的小伙子提著啤酒，骑单车来到黄浦公园，整个公园只有他们。小伙子见 Tommy 新来报到，之后又带他骑单车到民居巷弄看看，原来天气热的日子，家家户户门窗大开，人就直接在家门前睡觉，没有人敢打劫盗窃，很安全。
酒精與舞池，循環的夜
在酒店工作，工资也比外边好。像小李以前在工厂上班月薪80元人民币，现在领的是400大元。Tommy 爱古物又爱听掌故，在街上找伯伯闲聊，听到不少文化大革命往事，又觉得公司包吃包住，方便储钱，就一直在上海工作。
第一日上班，上一任 DJ 仍在，却对他摆摆手，我不上班，今晚你自己来。Tommy 看了场地亭台楼阁式设计的油纸窗一眼说，我不懂呀，什么都未上手。对方却只是摆了个要抽烟的手势。他后来才知道，通常留学生都有大麻在手，有些还是新疆出产的，小小钱就能买到砖头般大小的货。
用音乐推高气氛，让客人跳舞、疯了似的大叫，但不能长期太 high，不然他们没空喝酒。
DJ Tommy
“当 DJ 的成就感来得很快，当你见到派对客人都沉醉音乐中跳舞，你就感觉好像跟他们一起飞起来了。”Tommy 说。“我把在香港的那一套方法搬来上海，一开始8点到11点，要不应客人点歌，要不打最主流的曲风，他们爱听外国摇滚的话，Pink Floyd 我也可以打。12点后人少了，就打自己喜欢的电子乐风，House 是我最爱的曲风，后来也有 Techno 舞曲。”他说当 DJ 一定要懂各种流派的歌，别人问起什么歌一定要懂；也要打自己的歌，潜移默化拓阔他们的音乐品味。
“一晚一场派对的重点是，身为 DJ 你要怎样控制好气氛。用音乐推高气氛，让客人跳舞、疯了似的大叫，但不能长期太 high，不然他们没空喝酒。要兼顾这一点，就改用冷门一点的曲风慢慢让他们渡过亢奋，走出舞池点酒喝。当然懂得的人都会继续，上海人通常就坐在舞池外喝酒。”
后来港商北上做生意，上海 Disco 也多了不少香港客人。有晚12点后，Tommy 到台下跟一班香港人喝酒，他们点了200杯 Flaming Lamborghini，大叫一人十杯，“未饮完唔好讲嘢”。香港客人最豪爽，各国留学生则最有活力，没有钱点贵价酒，就一股劲在舞池跳舞，打到 Techno 舞曲时还即场 mosh，互相冲撞撞到东歪西倒。
如此上海的夜循环了三年，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当时公司叫停计划，急召他和同样在上海驻场的 DJ Thomas 回来。六四之后，Tommy 短暂在深圳一间 Disco 当 DJ，心心念念上海，最后还是回去了。辞职时﹐他还骗老板说打算到泰国做生意，没料到几年后两人在上海的 Disco 重遇，那个90年代经济腾飞的夜上海，和香港一样都是世纪末的繁华。
上海人那时也变了很多，每次来到，新相识老相好总要问我，Tommy 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音乐呀？他们很需要新的东西。
DJ Tommy
1990年“新锦江饭店”开业，楼高43层，新址就在旧饭店的后面。1993年上海成立首支职业球队“上海申花”，同年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今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成立，校长是名导演谢晋，赵薇是第一届学生。Tommy 的90年代上海生活，由骑单车变成电单车，晚上游走不同酒吧当驻场 DJ；同时也创业，投资者出钱开酒吧、Disco，他作为中介提供场地设计、管理和音乐服务。
“赵薇常常来玩，申花那些球员甚至晚晚狂欢，我都不禁纳闷，你们是要怎样踢球的呀？90年代香港人也来到上海拍戏，因为关锦鹏在上海拍《阮玲玉》，他们剧组有来玩，跟一个香港美指朴若木成了朋友，上海制片厂那些老前辈设计的布景非常厉害，他赞不绝口。又说张曼玉、刘嘉玲她们心急想准时下班过来玩，一次 NG 都没有。张曼玉来了几次，之后直接跟我说，Tommy，unchanged melody，便走上来唱歌。”他一口气说。
那时，张曼玉可以无惧狗仔队自在地唱歌，是因为现场没有几个上海人认识她，大家可以玩得尽兴，也不打扰彼此。香港的剧组虽然常常来上海拍戏，但香港电影对中国的影响力当年还是仅限于广东省一带，上海的年轻人面对更多的是来中国做生意、工作、读书的外国人。也因此，他不时在 Disco 见到年轻的上海女子跟外国人成为情侣。
各种文化在上海酝酿又喷发，推陈出新。“上海人那时也变了很多，每次来到，新相识老相好总要问我，Tommy 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音乐呀？他们很需要新的东西，外国人也不止于留学生，连专玩雷鬼音乐的酒吧都有了，很多非洲客人在派对起劲跳舞。”
直到1997年，Tommy 在浦东开设酒吧“Roxy music”，主打便是外国人客源。楼高两层约200多平方米，澳大利亚工程师、德国测量师、美国人都是座上客。虽然假期一到，他们都会回国探亲，但熟客一回到上海，总会第一时间来他的酒吧。他留了一个角落做 DJ 台，有时会在晚上打碟过过手瘾。
转变：六四、欧美DJ进军中国、香港DJ回兰桂坊
1988年，Thomas 和 Tommy 一样，经 Manhatten Group 安排到上海锦江饭店驻场，他记得锦江饭店是唯一一家用黑胶碟打碟的场，另一家华亭宾馆只能用卡式带打碟。黑胶碟打碟特别一点？因为世界各地唱片公司制作黑胶碟是限量流通，是你的就是你的了，甚至还有一种称为“白版”的黑胶碟，是用作试压唱片时制作的第一批唱片，数量有限，更加稀有。
同为香港人的 Thomas、Tommy 还有一名饭店厨师，同样从香港搭船去上海，月薪9800元，亦是公司包食宿。Thomas 当时带同外籍妻子一起生活，觉得在上海的差事也算轻松悠闲，老上海保留下来的巷弄、古迹也多，日间他会带妻子四处游玩。
他说跟 Tommy 一起到上海，是第一波到大陆发展的香港人 DJ。如果一直留在那里，可能早就发达，但他说不上很喜欢大陆的环境。
相比起 Tommy 一去上海待了二十年成了另类“老上海”，Thomas 则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父亲1949年前在上海成长，以后才来到香港发展，成家立室。14、5岁时，他跟过父亲回上海，直接在酒店叫车，坐红旗牌。由香港去广州，坐火车途经广西、杭州到上海，回程则搭飞机到启德机场。
那日我们坐面包车往外滩码头，沿途上都是群众，占据了往外滩的路。面包车在马路缓缓开著，他们当中有些年青学生不断拍打车窗，伸出手试著递给我们传单……
DJ Thomas
“1989年5月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人在上海，所知的比香港人更少，消息都封锁了。当时夏天天气热，上海有不少人会直接在家门前睡觉，那段日子却完全不见人。”Thomas 记得，“深夜我和 Tommy、厨师骑单车到黄浦公园附近，会见到街上有些很简单的街招传单，提到北京有集会，有部队之类的。即使一无所知，但那几日气氛安静得太不寻常。”
6月2日，公司很快就叫他们返回香港。“那日我们坐面包车往外滩码头，沿途上都是群众，占据了往外滩的路。面包车在马路缓缓开著，他们当中有些年青学生不断拍打车窗，伸出手试著递给我们传单，气氛很紧张，我在车上也有点害怕起来。”之后六四事件就发生了。
回到香港后，Thomas 没有再回到上海。短短一年在上海的日子，不禁让人好奇之后有谁接替他们当 DJ，Thomas 说，当时在上海的酒店助手小李，已经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打黑胶碟。许久以后他探听到小李已经成为锦江饭店的要员。不过他记得小李学打碟时，不太能体会打碟的精神。Thomas比划了一下，小李打碟很死板，假设三首歌“A、B、C”放在眼前，他就直接顺序由 A 打到 C。
“不是这样的，”Thomas 又打了个手势： “flow 很重要的，随现场客人的反应，氛围变化，DJ 要随机应变打出一种节奏，何时亢奋，何时低沉，随心组合手上有的歌曲，细致到从一首歌的某段跳接到另一首歌的某段。换言之，一个 DJ 每一晚打碟都创造历史，永不会重复。”
那么要有足够丰富和多变曲风的黑胶碟，才可以支持 DJ 打碟？他点点头补充了一句：当时 Manhatten Group 会定期派人在香港搜集、整理新唱碟，然后他当跑腿把新碟带到上海。也因此，他后来才争取到机会前往上海驻场。
香港人就成为了“港灿“，成了井底之蛙。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陆驻场多年的资深香港 DJ，突然陆续被大陆以不同原因解约辞退……回到香港的他们，就依靠以前的人脉在兰桂坊驻场。
DJ Thomas
1990年后，Thomas 转行做影片后期制作，此前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辗转在上海和香港不同地区当DJ。1989年6月从上海回来后，他在沙田丽豪酒店的“Cosmo”跟一个外籍 DJ 和一个女 DJ 轮流上班，月薪6000元。
回望八九十年代那一段上海往事，他认为当时大陆其实并不预备 Disco 夜场、电子乐曲等文化进来，当时香港人北上的更多是设厂做生意，一直到90年代尾香港回归之后，始有更多香港DJ北上，他们打头阵；欧美等地的世界级 DJ 则于千禧年代透过经纪人公司仲介前往中国，在当地驻场或表演，带来最新的器材，也培养了当地的新 DJ。中国的金主自然是重金礼聘，于是对外国 DJ 来说，中国就是一块肥缺。这种中国与国际的直接联系，其实削弱了香港 DJ 身为桥梁的角色。
后来，“香港人就成为了‘港灿’，成了井底之蛙。2010年代有一班在大陆驻场多年的资深香港 DJ，突然陆续被大陆以不同原因解约辞退，因为当时香港人有很多反水货客运动，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回到香港的他们，就依靠以前的人脉在兰桂坊驻场。”
由1994年起，Thomas 兼职在兰桂坊打碟，到现在三十年。为什么要转行剪片？90年代“卡啦OK”兴起，广告业又兴旺，他就专门剪广告、音乐录像带、电影预告片。“卡啦OK”流行起来，其实也影响了 Disco 的生意，直到90年代末，人们对“卡啦OK”的新鲜感减退，才又兴旺起来。
音乐、影像创作在90年代猛然爆发，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世界各地的潮流共冶一炉。各路场地都要 DJ，Thomas 一个人应付不来，渐渐做起了 DJ 领班，透过人脉把徒弟们派驻到不同场地，现在俨然已经是一众兰桂坊DJ的“师公”，但他摆摆手笑说，这几年不再打碟，年青人都不认识自己了。
派对逐渐安静
原来刮碟的节奏，很自由随性之余又有那种只属于我的部份，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也是一种创作。
DJ Hyphen
34岁的 Hyphen 在新蒲岗的工厦租了个单位，那里有两部混音打碟机，一部打黑胶碟，另一部是数码化的，他只需要插入 USB 手指，打开当中过万首不同风格歌曲，便可以开始一晚的表演。疫情之后，他多数从周四工作到周六，这是现时酒店、酒吧、Disco 的共识，不论生意好坏，尽量维持这几日有驻场 DJ 打碟，吸引客人。
Hyphen 说，如果不找 DJ，店内纯粹播歌，其实没什么气氛的。“DJ 我们通常有几种分类，打 Hip-hop 是一种，打 House 是一种，还有一种叫 Open Format，即是不限风格种类的意思。我入行之后一直都是打 open format。不同的风格，同样可以带动起现场气氛。”
“18岁那年，本来在学校和同学组乐队，母亲以为我醉心音乐，便问我有没有兴趣跟舅父学打碟，我的舅父便是 Thomas。我还以为 DJ 是指电台的唱片骑师。”直至他到 Thomas 中环的 studio，见整幅墙壁都放满黑胶碟，Thomas 叫他把黑胶碟转录，录音器放在混音器上，播歌同步录歌，然后转换成数码化格式档案。
“仅仅录音就花了三个月，录到呕，但是后来开始学打碟的时候，用手指刮碟的那个声音，很好听，我本来以为 DJ 都是播别人的歌，跟组乐队、写歌、表演相比来得间接，但原来刮碟的节奏，很自由随性之余又有那种只属于我的部份，放入到播放的歌曲中，也是一种创作。”他说。
作为九十后，他自己及身边朋友，活在一个更加数码化的年代。打碟不必像以前黑胶唱片、卡式带随身，但电脑化也有问题 。Hyphen 初出道试过打碟期间程式故障，电脑重新开机，一下子音乐骤停，全场客人、酒保、老板都狐疑地看著他。
近十年串流影音平台盛行，比 Hyphen 再年轻的人都习惯听 Apple music、Spotify 之类的平台，对 DJ 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前 DJ 是表演者，也是一种音乐品味上的先行者，DJ 熟悉的音乐风格一定比普通人多。现在透过那些平台，所有最新的歌曲很容易到手，DJ 变相要斗快，否则可能出现客人知道的某些歌曲，而 DJ 不知道的情况。另一方面，数码化年代，DJ 入门门槛也降低了，现在的混音器可以让人一目了然 BPM（每分钟节拍数）。
然而当一名 DJ，最重要的还是用耳朵去听，而非用眼看。
疫情期间，Andrew Bull 回到香港，但是他在上海依然有物业，品牌活动业务也依然继续。上海和香港同样受疫情重创，而他只是本能地回到香港。他知道这几年有很多香港人离开了，然而他视这次久别归来，是第二次在香港的重生。他仍然想做些东西。
另一方面，他也见证上海在疫情期间，多间夜店结业，新一代的音乐品味改变了大陆夜店的生态。其中一个重点，便是抖音等 APP 带来多首病毒行销般的热播神曲，以及年青一代重度手机上瘾的状态。
“我不是说我完全反对科技，而是在华人社会中，华人倾向与他人分享同一样的想法和品味，说出‘我和他们喜欢同一样东西’，会令他感觉更自在。而不是说，这张黑胶唱碟只得我拥有，或者说我不要 House，不要 Hip-hop，只想听 Techno。华人更倾向于问：其他人都喜欢什么？”
他更在意的是，今时今日的夜生活形态，其实也反映了整个世界愈来愈没有隐私。作为一个从极度重视隐私年代走到完全没有隐私年代的老人，他发觉近二十年来已经没有明星会去夜店玩。
在70年代，夜店是同性恋者大胆尝试甚至抗争的充权空间，他在半岛酒店就曾见到 Gordon Huthart——后来兰桂坊“DD”的老板——冒著被人赶走的风险跟男伴跳舞。而且店内不能拍摄，拍摄者都会被人赶出店外，大家在那个空间中都可以毫无顾忌做自己。但随著相机、手机镜头和闭路电视陆续现世，可以说今日的社会，个人匿名的空间与隐私已经灭绝。
他记得十年前入行，星期一到六都要 DJ 驻场，然后能上班的日子愈缩愈短……老板深知，周一到周三请了 DJ 都没用，根本没人来。
90年代距今已经二十多年，昔日的不夜城，今天变得安静。不禁好奇，现在香港仍有多少个专业 DJ？Hyphen 想了想，说学做 DJ 的人多，毕竟上网也有教学，要入门除了人脉，就只能找酒吧自荐；而能够独当一面的 DJ，在香港现时有大约100人。
僧多粥少还是粥多僧少？他记得十年前入行，星期一到六都要 DJ 驻场，然后能上班的日子愈缩愈短，由六到七日，变到今天专攻周五和周六，周四算 Bonus 的。老板深知，周一到周三请了 DJ 都没用，根本没人来。
“所以今时今日找学徒也要出奇招。”Hyphen 几年前跟朋友聊起怎样吸引新血入行，贪得意到连登讨论区发贴文，主题叫‘现职 DJ，你问我答’，让网民自由发问，他去解答大众对 DJ 的印象。“当然有不少人会追问，像 DJ 是不是很容易把妹，是否私生活混乱，女 DJ 是否虚有其表，靠身材吸引人眼球之类的问题，但我也留意到有些用户认真问到打碟的知识。后来我集合他们在 Telegram 群组中进一步交流。十几个人当中，现在有一男一女已经学满师，开始当驻场 DJ。”
有次，其中一个学生跟他提起，亲身看世界知名荷兰籍 DJ Armin Van Buuren 演出时看到哭了。他不禁想，在一晚的一场派对中，DJ 到底是什么角色呢？来到 AI 年代，AI 连写歌也做到了，但是做不到人类抒发情感这回事。在派对中百千种情绪横流中，DJ 就是那一个瞬间生灭的神，用音乐欢迎人们齐集此地，然后进入一个神思狂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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