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i影碟故事:為何我們要在北美推廣亞洲冷門電影

Kani在北美發行亞洲冷門影片,從香港新浪潮作品到近年亞洲新銳導演,他們為何推廣這些電影?
Kani Releasing 發行的影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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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兩個來自加拿大的電影從業者Ariel Esteban Cayer與Pearl Chan(陳穗珠)成立了北美發行公司Kani Releasing(下稱Kani)。這是一家面向北美市場推動亞洲電影的藍光廠牌,旨在發掘亞洲小眾佳片和突破類型界限的電影,也致力於擴大經典的範疇和扶持新晉導演,讓這些作品與電影作者找到更廣闊的觀眾群體。

Kani的選片審美不走尋常路,大有「小而美、少而精」的質感。雖然版權購買與發行的工作只有Ariel與Pearl兩人操持,院線放映也起步不久,但三年來累計的成績已取得了主流媒體與電影節展的注目。根據美國著名電影媒體DEADLINE的一篇獨家報道,Kani已從Happinet Phantom Studios拿下了日本青年導演山中瑤子的新作《納米比亞的沙漠》,該片在今年坎城/康城/戛納影展的「電影人雙周」單元舉行了世界首映,並獲得了影評人費比西獎,隨後巡展至多個國際電影節,備受矚目。

能拿下這部影片的北美發行版權,意味著Kani在不斷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這令人好奇他們的開端:Ariel和Pearl為何會在疫情時代、全球文化流通面臨阻隔的情況下,想要在北美做亞洲冷門電影碟片?

「填補空白」:可愛螃蟹的審美取向

「Kani」一詞來源日語中的「螃蟹」,說的不是動物或食物,而是小津安二郎為電影拍攝所定制的榻榻米高度的蟹型攝影機腳架。談到這一象徵的選擇,除了螃蟹動物本身可愛、「Kani」名字簡短易記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引申含義與廠牌的立意審美密切相關。

「我把小津對電影貢獻看作是,他把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西方的電影形式,融入了日本的審美和語言,」Ariel解釋,「這正是他對電影的貢獻:把電影這種形式轉化為一種純粹屬於他自己的日式表達。他把鏡頭移到榻榻米的高度,這是日本人在家中常坐的位置,在此進行對話。我們想從一個在西方可能有些欠缺的角度,去推廣和發行亞洲電影——並不是那些通俗的武俠片或日本電影,或者是大家在西方談論亞洲電影時習慣了的那些類型片。我們更想讓電影更貼近它們特定的地方。」

《該隱與亞伯》(Cain and Abel)劇照。

Kani選片之與眾不同,並非「小眾」一詞可以概括。他們發行的作品多是在出品國家及地區有一定聲譽、但在海外鮮為人知的作品。如果影迷對Kani發行的電影聞所未聞,未見得是影迷孤陋寡聞。以舊片為例,他們發行了利諾·布洛卡(Lino Brocka)的《該隱與亞伯》(Cain and Abel)與邁克·德·萊昂(Mike de Leon)的《走粉瘋情畫》(Will Your Heart Beat Faster?),兩部較少被西方影迷討論的1982年的菲律賓作品。他們送入院線的新片,如宮崎大祐的《塑料》(Plastic)與青柳拓的《東京自行車節》(Tokyo Uber Blues)也是世界範圍內較少有影迷注意到的作品。

談起選片,Ariel流露出想要引導觀眾的意願,做電影節選片人的工作經驗讓他對「陌生電影」抱有非常開放的態度。「我會強調,沒有電影是『不知道哪裡來』的。如果這些電影讓人覺得『不知名』,那說明我們在做對的事情,對吧?我們的目標就是讓它們為人所知,觀眾的反應應該是:『哦,為什麼我以前沒聽說過這個?』」

對Kani而言,如何發力於這些看似「不知道哪裡來」的影片,是自己給自己的挑戰。電影是否為人所知,與分銷、時間積累、電影在不同平台的曝光、電影類型與所含元素都有很大關係。以他們著力更多的菲律賓修復電影為例,能推動這些影片在北美的銷售發行,存在時運上的偶然。

「西方的電影愛好者直到2014、2015年才開始關注經典的菲律賓電影,尤其是利諾·布洛卡的作品。那時候,電影修復工作才開始啓動,」Ariel回溯,「現在我們也開始更多地談論邁克·德·萊昂、伊斯梅爾·貝爾納爾(Ishmael Bernal)和瑪麗璐·迪亞茲-阿巴雅(Marilou Diaz-Abaya)這些導演,他們在菲律賓電影史上非常重要。如此一來,我們試圖讓自己變得有用,填補空白,建立這些聯繫。」

而在西方有比較多受眾基礎的日本電影,儘管已經被廣泛認為有非常多的代表電影人和經典作品,Kani也依然找到了需要被「填補空白」的地方。

「很多1950、60年代的日本電影都廣為人知,70年代的黑幫片也很有名,90年代以及2000年代的恐怖片也很有名。但也有一個大空白,80年代的電影怎麼辦?比如,我們發行了山本政志的電影,他是冢本晉也的同代人,冢本就非常有名,但沒人談論山本。他的電影1987年去過柏林電影節,他還與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的攝影指導合作過,這些都是應該讓他成為更廣泛電影對話的一部分的連接點。然而,直到我們將他重新帶到大眾視野中之前,這些話題才被提起。」

Ariel認為,所謂的「填補空白」並不是Kani的獨門絕技,而是很多規模較小的廠牌與獨立發行商都在採用的策略。「很多電影可能二十年前就應該推出了,你就是需要填補電影歷史或電影知識上的某些空白。當你對某個特定領域真的很感興趣,深入挖掘時,電影不可避免地會顯得像是未知的。但你所要做的,就是擴展對這些電影的理解。」

當我問及Kani在選片上是否有自己的審美體系時,Ariel反問我如何形容他們的審美。我坦誠自己總結不出什麼規律,因為選片似乎跳出了題材、年代的常規大框架,也沒有困囿於類型、卡司、作者等電影本身的特質,片子有新有舊,有劇情片和紀錄片,喜劇、歌舞、驚悚各種風格也涵蓋。很難參透究竟是什麼樣的電影最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從而決定去發行。

Ariel將我的困惑簡要拆解為兩種選擇:他們對修復舊片感興趣,但同時不想忽視當代電影導演。「至於如何選擇電影、偏好風格,我們總是在尋找那些感覺上具有某種文化特定性的作品,那些可能需要一點解釋的電影。它們可能不太容易接近,但它們又是有趣的、能吸引觀眾的。」

《椒麻堂會》劇照。

他以邱炯炯的《椒麻堂會》為例,該片的複雜特性就可以它被歸入一些特定的類別,「它有些幻想色彩,是歷史題材,片長也長,節奏有點慢,但我覺得它同時也很容易被接近。」而老派電影一樣帶有自己不拘一格的情調,山本政志的喜劇作品就有些古怪而瘋狂的特質。

「我們並不會過於偏向那種硬核的藝術電影,但我還是會將我們的電影大致歸類為藝術片。這源於我們對類型電影的熱愛、對藝術電影的熱愛,我們試圖找到一種平衡,」Ariel如此總結。「像《東京自行車節》,還有我們發行的第一部電影《天然生活》(Being Natural),這些都是真正的獨立電影,不是製片廠電影。我們直接與電影人合作,發現這些電影,並幫助它們走到更廣闊的觀眾面前。」

為什麼是碟片?

Kani誕生之前,Ariel與Pearl已在電影行業內各有工作,且積攢了相當的資歷。Ariel在2013年以影評人/記者身份入選了柏林電影節人才計劃(Berlinale Talents),其後在蒙特利爾奇幻電影節(Fantas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任選片人,並一直在為加拿大法語及英語電影媒體撰稿。Pearl於2016年成立了電影銷售代理公司Good Move Media,專精於東南亞電影,也與香港國際電影節有合作。兩人後因工作相識,成為伴侶。

Pearl是香港移民,在加拿大和香港兩地成長生活。她發現很多能夠在加拿大上映的亞洲電影,都可能是由和亞洲沒有太多聯繫的人所挑選的。「許多喜劇從未到過加拿大,很多劇情片也沒有機會,尤其是一些被認為不太容易翻譯的電影,更是幾乎不會被引進。通過Kani,我們希望能夠帶來一些對我們意義重大的、有點另類的電影,它們可能並不會是其他策展人和選片人最直接選擇。」

進入電影行業後,做銷售代理的經驗讓Pearl觸到一種困境,「你真的只能希望有發行商願意出現並認可這部作品。」而如果成立了自己的發行廠牌,主動權就會掌握在自己手中。「對我們來說,如果我們相信一部電影,那麼我們就能將它帶給觀眾。到目前為止,每一部我們這樣做的電影都找到了自己的觀眾。但如果我們只是等著別人來喜歡這些電影,可能它們就不會被挑選出來。」

Ariel的感受類似。蒙特利爾奇幻國際電影節的主要宗旨之一是推廣類型片,但亞洲電影的範圍更為廣泛。策展的工作讓他和許多銷售代理、發行商以及電影人合作,瞭解哪些電影被帶進來,哪些沒有,以及電影可能面臨的有限渠道。「整個項目(Kani)其實源於我對這些電影的熱愛。很多我曾看到並策展的影片,以及這些正在嶄露頭角的導演,他們在拍攝第一部或第二部大製作。我希望繼續支持他們。」

在起初,Ariel和Pearl本來想做小刊物、雜誌或新聞簡報之類的東西來發電影資訊,後來他們開始研究怎麼能真正地把這些作品發行出來。那時是2021年,全球還在疫情之中,無數電影節展紛紛挪至線上,家庭錄影(home-video)重新流行起來,碟片收藏的需求也水漲船高。這讓Ariel與Pearl找到了他們向北美觀眾介紹電影的方式:發行藍光碟片。

在Kani網站上,有一道自問自答的介紹:「為什麼是家庭錄影?我們對未來以及對電影文化的持續獲取深感焦慮。家庭錄影——還沒死的形式!——繞過了版權期限問題和流媒體文化的普及,使我們能夠以更謹慎的方式發行電影。」

「我們很快意識到,我們並不是疫情期間唯一有(做藍光碟)這個想法的人,」Ariel笑說,「在2021年和2022年期間湧現出一大批新的發行品牌,很多都採用相似的發行方式,所以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存在。許多傳統的發行商開始認真製作光碟,或者乾脆就是一些新公司,直接以藍光品牌、修復公司和獨立發行公司身份出現,專注於他們的領域和興趣。」

香港導演杜琪峰的「標準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精選。影片截圖

北美的碟片市場發展歷史悠久,藍光碟片版權的購入、碟片製作和設計,已經有一套成熟規範的工業流程,也不乏像「標準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下稱CC)這樣的行業標桿,在質量與設計上都立了榜樣。新廠牌總是可以在行業找到優秀代表,獲得創意上的啓發。

「我是看CC長大的,他們在藝術委託和藝術指導方面確實最為知名。這也延續了家庭錄影的一個悠久傳統,通過優秀的藝術作品來為電影注入新活力。」Ariel認為儘管CC的發行範圍總是那些「World Cinema」,全是經典中的經典,和Kani自身的審美不同,但其工業模式是黃金標準。「近幾年,收藏市場以及藍光的發展方式也讓我們意識到,如果觀眾要冒險去購買一張藍光碟,那就必須要有好的藝術設計。觀眾想要帶回家中的,往往不只是電影,他們也想要一個漂亮的收藏品。打造這樣的體驗也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打造一種收藏體驗」的信條在Kani今年九月發行的《殺手蝴蝶夢》上有所體現:該片的限量版碟片的封面設計與繪畫由香港知名畫家江記操刀,僅發行2000份,而邀請江記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碟片封面的藝術設計能匹配影片的收藏價值。

「我們會先觀看電影,看它能激發出什麼樣的藝術風格或合作靈感,接著尋找適合的藝術家來匹配電影的風格。這實際上就是找到一種合適的電影美學,並為該版本賦予一種全新的面貌。」Ariel認為所有的藍光發行都取決於該片自己的風格,每一個項目都會被當作個案來看待。「像《殺手蝴蝶夢》,這是一部非常經典地道的香港作品,我們真的覺得需要一位本地藝術家來匹配那種能量,霓虹燈效果、強烈的杜可風的風格。我們立刻想到江記,他也很樂意接受這個合作。」

香港藝術家江記設計的《殺手蝴蝶夢》封面。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也並非所有的藍光碟片都會被他們另請設計師設計——邱炯炯的《椒麻堂會》就用了影片原有的海報。Pearl對此案的考慮非常貼心:「邱炯炯自己就是畫家,如果找別人畫他的電影海報,我想還挺不禮貌的吧,」她笑說,「但他確實和我們分享了很多畫作。《椒麻堂會》是一個我們與好朋友工作的案例,我們的合作非常開心。」

Ariel與Pearl還表示,每一例個案的挑戰與課題各有不同。電影拍攝的年代與介質、版權採購、封面設計,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影響推出碟片的進度。比如數碼拍攝的當代電影,做成碟片並不難,挑戰在於如何在院線上映、如何讓電影人作為嶄新的面孔被認可和接受。老電影的挑戰,尤其是修復類,就可能遇到素材處理上的難題。兩人甚至還會在這種情況下給自己加高處理難度,比如《走粉瘋情畫》的碟片在發行時搭配了一部1947年的電影《菲律賓小姐》,Pearl詳細地講述了整個過程:

導演邁克·德·萊昂的家族經營著LVN,該公司是菲律賓歷史上最大的製片廠之一,在二戰期間和之後都非常重要,《走粉瘋情畫》是LVN攝制的最後幾部影片之一。在為這部電影做發行計劃的時候,他們被一位現在已故的歷史學家兼電影資料員Teddy O. Co建議,在藍光碟中搭配由格萊格里奧·費爾南達茲導演的《菲律賓小姐》,該片和《走粉瘋情畫》出品年代靠近,製作背景也相似。於是他們開始追溯《菲律賓小姐》的來源,並聯繫邁克·德·萊昂,請他告知這部電影的拍攝背景。《菲律賓小姐》最初拍攝在35毫米膠片上,後來有一份邁克·德·列昂自己用攝影機錄制的槍版16毫米的第二代拷貝。到了2000年代,膠片的第一卷已經嚴重損壞,片廠只掃描了第二和第三卷膠片。當Kani想要取得最原始版本的時候,所有的原有膠片都已劣化,無法再使用,刻錄碟片只能依賴後來的槍版和2000年代掃描的拷貝。最後,在菲律賓FPJ影業的幫助下,這些素材得到了盡可能完善的處理,藍光呈現的效果也足夠體面。

《走粉瘋情畫》劇照。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為這次發行復活了一部完全不同的第二部影片。這確實花費了很多精力。說實話,我都不清楚有多少人看過它,但藍光讓我們可以做所有這些瘋狂的事情,以便為影片提供背景,」Pearl總結。「我們可以做很多采訪來瞭解當年電影的製作方式,幾乎是從歷史或檔案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我們真的希望把這些人錄下來、讓他們講故事,因為他們在慢慢離開。當我們處理70、80年代的電影時,許多電影人已經不在了,或者年紀非常大了,這給了我們時間和空間去為電影做更多的事情。」

Covid之後:新的道路與前途

Ariel與Pearl對藍光流露出了真誠的熱愛。Ariel表示自己常年關注碟片市場,對其他優秀廠牌也如數家珍。除了CC,他還列舉了其他值得關注與賦予他靈感的碟片廠牌:位於洛杉磯的Arbelosis的修復工作非常出色;Altered Innocence專注於LGBT題材和青春成長類電影,涵蓋了80、90年代的酷兒電影,也有當代作品;Severin Films在類型片方面出類拔萃;Deaf Crocodile專注於東歐和蘇聯的電影;當然還有Vinegar Syndrome,Kani的發行商之一,特別專注於美國的類型片、B級片和色情片,很多是沒人願意去掃描、更別說修復的內容。

Pearl在Ariel的長名單後補充了華語碟片商:「我還想大力推薦中國的Diskino(碟影傳媒),他們也做了非常棒的工作,很多事情是其他人無法做到的。」

然而隨著Covid-19大疫結束,短暫的碟片需求上漲又回落。Kani順應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嘗試新的發行方式。兩人意識到,家庭錄影雖然很棒,但也需要為這些電影找到合適的場所和合作夥伴。Ariel列舉了他們其他的發行路徑,包括開始將一些電影放到流媒體上,比如Criterion Channel和Metrograph at Home。有一些片子做了VOD(video on demand,視頻點播),還有影院放映,不再僅僅局限於藍光。

現在,除了常駐香港的Ariel與Pearl,他們還有一位負責在加拿大和美國預約放映院線的同事Aaron,常駐美國。選擇駐紮香港,是因為香港方便他們在亞洲旅行,可以快速建立起與電影人的關係,但同時他們也認識到了自身和其他廠牌的不同之處。

「幾乎所有其他的北美發行品牌都在與他們的觀眾建立聯繫,而我們則是在與電影人建立聯繫。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一趟為期五個月的北美之旅,目的是為了更多地瞭解觀眾、瞭解影院,也加深認識,」Pearl說。在採訪的當下,她和Ariel都在加拿大。「儘管Ariel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為北美觀眾策展的,但作為發行商,這是我們第一次親自去接觸並瞭解這個市場,因為通常都是Aaron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一趟非常漫長的旅程,來弄清楚這些問題。」

現在的Kani是一個三人隊伍,大家都有薪水,沒有免費幫工的志願者。談及公司的盈利和收入,他們對自己的現況還算滿意。

「我們的宗旨之一是,當我們與電影人合作時,真的會努力把收益返還給他們,」Pearl說。「所以我們需要盈利,這也是為了能夠給他們分成。目前來看,我覺得我們挺幸運的,經營得還算不錯,能夠維持生存,但絕對談不上富裕。」

「需要告訴大家的是——可能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支撐我們運營的很大一部分還是家庭錄影銷售,」Ariel補充。「當然,跟2000年代家庭錄影的熱潮完全無法相比的,現在的Blockbuster(美國著名碟片零售企業)不會再從我們這裡一次訂成千上萬張碟。現在的碟片很像黑膠唱片市場,儘管銷售數量相對較少,但對我們這樣規模的公司來說,還是可行的。我們並不追求『統治全球』,所以無需妥協什麼。」

當廠牌逐步發展,積累足夠口碑就會產生品牌效應。那麼近三年來,是否有發展出固定受眾群,或者是忠實客戶?

Ariel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意外。「希望有吧?」他說完兩人都笑了。「這確實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工作。我們和紐約的 Metrograph 建立了非常棒的合作夥伴關係,他們是一家很出色的影院,在唐人街。我想正是因此,我們的香港電影在那裡表現非常好,日本電影也一樣,亞裔美國觀眾非常支持這些影片,並且給出了積極的反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們確實觸及到了我們的觀眾。當然,這也要看具體的城市,我們希望各大城市的藝術影院都能給我們一個機會。」說到理想,他又笑了一下。

《宇宙探索編輯部》劇照。

「對我們來說,目前還沒有做到的一件事是觸及到純粹的海外華人觀眾,」Pearl坦言,「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比如說《宇宙探索編輯部》,我們只做了藍光,CMC做了針對華人社區的發行,比如在Cineplex(加拿大連鎖院線)和郊區影院放映。這一類的發行我們並不擅長,我們只會做藝術院線,比如電影資料館,這類觀眾群體是完全不同的。像Metrograph會有很多年輕的華裔觀眾,但可能他們的媽媽就是我們無法接觸到的群體。」聽Pearl說到這裡,Ariel笑了,Pearl繼續講:「我們得想辦法找到他們的媽媽。」

談及Kani的未來,他們亦有所暢想,希望能夠持續地支持創作者——他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比如,在宮崎大祐的《視頻恐懼症》(Videophobio)和Glenn Barit的《高中清潔工》的項目上,我們把一部分特別花絮的預算分配給短片製作,這兩位導演也願意合作,他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將獨家短片加入發行內容中,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在《視頻恐懼症》中的短片作為一個附加內容,幾乎像是續集或結尾。在《清潔工》中,那個短片有點像是演員的重聚,非常溫馨,還有點元敘事風格,是一個很不錯的小創作。」

還有的事情是他們堅持在做的,比如他們的博客更新,那個最開始他們想要做的小刊物、雜誌或新聞簡報——他們至今還在寫。這些短文給影迷和碟片消費者提供Kani的最新資訊,同時也記錄了兩人工作的所思所想,碎碎念如碟片難做、耗時很久、最近獲得了什麼啓發,有一種談天說地的輕鬆隨意。

「最開始我們也是想每隔幾周或者幾個月發一次,但我們在這方面做得有點兒不好,跟不上進度,」Ariel笑說。「像大公司,你知道,每兩周就有非常專業的簡報,非常準時,我們就做得很鬆散,還經常忘。我們更傾向於把它當作一個不那麼正式的通訊,有新的內容就隨時發出去。」

採訪的最後,我對他們說,能感覺到他們真的很享受做Kani。

「嗯,實際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內心流淚』的狀態,」Pearl聽到Ariel這麼說的時候會心一笑, Ariel說完也笑了,「不過我很高興我們能表現出享受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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