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剛剛落幕的第77屆坎城電影展上，入圍平行單元「影評人周」的電影《藍色太陽宮》獲得了「French Touch Prize of the Jury」（又譯為：法國文創協會選擇獎）。該片是美籍華裔導演曾佩裕 Constance (Connie) Tsang 的首部長篇作品，以一個角色的逝去為中心，描寫了法拉盛華裔移民的情愛與友誼、失去與獲得。紐約華人聚居區法拉盛的環境背景與電影的情緒基調，和導演曾佩裕本人對生活的見解息息相關。
電影由吳可熙、李康生及徐海鵬主演，故事圍繞在兩位生活在美國皇后區的華人移民，因為一次死亡悲劇而建立連結，彼此陪伴的故事。
法拉盛與香港印記
曾佩裕的父母是香港人，兩人到紐約安家發展，生下了她。「典型紐約女孩」是她給自己的標籤，法拉盛長大，紐約大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獨立後在布魯克林生活，每周會和母親相聚吃早茶。
一家人在美國最初的時光多有艱難，父親總在試圖抓住任何有可能讓生活變好的機會：父親開過一個沒有維持經營的玩具店；母親先是在紐約為一家房地產開發商工作，童年時期，曾佩裕總是跟著母親去她負責的建築開發項目。幸運的是，母親最終通過一個紐約不動產所有者的關係，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家庭條件好了起來。
曾佩裕的家庭為在紐約扎根所付出的努力，可被看作是無數第一代華人移民在美國生活的一種典型切面，不斷在嘗試，直到抓住一種有前途的可能。
曾佩裕的家庭為在紐約扎根所付出的努力，可被看作是無數第一代華人移民在美國生活的一種典型切面，不斷在嘗試，直到抓住一種有前途的可能。將家庭條件憑一己之力拉起來的母親很有可能在家庭中也是強勢的，但是問曾佩裕是否經歷過典型的亞洲「虎媽」教育，她對自己自由的家庭氛圍充滿感恩。
她依照自己的本能探索生活，也觀察她母親作為異鄉人在紐約扎根的人生經歷：野心、動力、生存的需求、對成功的追求，這些激勵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
「我總是說我很幸運，有一個非常堅強且非常勤勞的母親，所以從來沒有那種她必須推著我做事的情況。」她依照自己的本能探索生活，也觀察她母親作為異鄉人在紐約扎根的人生經歷：野心、動力、生存的需求、對成功的追求，這些激勵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我猜我算是她的『虎女』吧。」她總結。
在哥倫比亞大學拿下編導碩士學位後，曾佩裕在紐約大學帕切斯分校做劇本寫作課程的兼職教員。新冠大疫期間，她在讀書、拍短片，2022年開始籌備《藍色太陽宮》，主動接觸以李康生為首的演員。她最豐厚的日常收入來自模特工作，今年入圍坎城之前還為Maybach拍了廣告。
讓她舉出一些自己與他人與眾不同、並讓她脫穎而出的性格特點的時候，她沒有給出任何形容。「我就只是我啊。」她認為每個人都是都有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讓她舉出自己哪裡不同，這讓她感覺不舒服。「我們都只是自己拼湊起來的生活中的一塊拼圖。世界如此之大，這麼多事情在發生，我們怎麼能不謙卑呢？」
曾佩裕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總是期待去瞭解不太熟悉的地方。她在世界上不同的幾個地方生活過，在巴黎學習過，前夫是德國人，所以在歐洲也度過了相當的時間。在向外探尋的過程中，她總在尋找能夠在自己的身體中感到舒適的方法。在談到具體是什麼開啓了《藍色太陽宮》項目，她表示從來沒有一個特定的時刻，更像是作為一個人，在生活中積累了很多事情和經歷，想要努力不讓它那麼虛無縹緲。「我的身體的一部分告訴我，我準備好講述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東西了。我能感覺到這個衝動，把我拉回法拉盛。靈感就是我對那個地方的驅動力。」
語言的孤獨
《藍色太陽宮》所傳達的一層重要的情感指引，是華裔在紐約生活的孤獨感。
《藍色太陽宮》對紐約城市的描繪是隱晦的。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華人聚居區之一，法拉盛的獨特不僅是因為「走進去只講中文就夠了」的強華文環境，還因為它以獨立的姿態佔據了世界上最多元、最富裕也最複雜的超級大都市一角，成為了讓無數移民擁有歸屬感的飛地，一塊華裔自造的「世外桃源」。
曾佩裕在父母身上看到很多孤獨的感覺，父母有專業上的和工作上的朋友，但沒有真正的個人朋友，所有的週末都是和家人在一起。
曾佩裕在父母身上看到很多孤獨的感覺，父母有專業上的和工作上的朋友，但沒有真正的個人朋友，所有的週末都是和家人在一起。她在美國的親屬也有類似的境況，單純的工作關係與家庭關係造就了較為封閉的社交圈，華裔聚居區的內與外中間是分明的壁壘。儘管出生在美國，曾佩裕的第一語言還是粵語。在需要買電話卡才能撥越洋電話的年代，母親經常隔幾天就會去買卡，和香港的家人保持聯繫。每年夏天，曾佩裕也會隨家人回到香港，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和疫情爆發，才隔斷了規律返港的習慣。
家人的生活氣息與習慣依然是非常華人的，連常去的餐廳也是專門為華人開的。而身為二代移民的曾佩裕，能站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的角度，看到自己的家庭，以及華裔圈子的封閉。「當走出這個圈子時，我依然記得一些情景，今天我們可能稱之為「微歧視」，比如有人看不起我的家庭，因為他們的英語不完美。」
「我的家庭處在氣泡（bubble）裏。」她如此定義。
在《藍色太陽宮》中，各個華人角色只要是在和彼此對話，都一致使用中文，英語只用來面對非華裔。這是「氣泡」一詞的具象體現，也是眾多華人移民在法拉盛生活的真實狀況。「它總是充滿生活氣息，彷彿是一個獨立於我們所熟悉的紐約市之外的地方。人們從別處來到法拉盛尋找自己的家，幾乎是在重建他們曾經的生活方式。」
在需要買電話卡才能撥越洋電話的年代，母親經常隔幾天就會去買卡，和香港的家人保持聯繫。每年夏天，曾佩裕也會隨家人回到香港，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和疫情爆發，才隔斷了規律返港的習慣。
語言的隔閡作為「氣泡」之壁，成為了她傳遞「孤獨」之感的工具。「我認為當你無法用特定的語言交流時，情況尤其艱難。為什麼這種『氣泡』存在於片中三個主角之間，部分原因就是語言。」聯想到和前夫在歐洲的假日，她也曾有因為不會當地語言而感到孤獨的時刻，而找到合適的交流方式，意味著花更多的時間。
「最讓人感到孤獨的是語言。」她說。
《藍色太陽宮》的劇本雖然是用英文寫就，但在她腦海中，人物之間的對話都用粵語進行。由於李康生和吳可熙都是台灣演員，她將一切改為華話進行。曾佩裕沒有感受到需要特意強調其中一個角色來自香港、或者代表香港的某些特定群體的壓力，因為法拉盛的華人環境複雜，有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地的不同華人，有著特定的混合背景，堅持綁定某一族群反而是不真實的。儘管移民塑造了一個大環境，遷移的動作因為聚居也有了一種集體性，但在廣泛「移民」概念下，保留華人混雜的特色，意味著細化個體，看到他們移民前的生活與移民後的身份。
為了《藍色太陽宮》可以進展順利，對華語一知半解的曾佩裕特意去上了語言班，好讓自己能聽懂更多。拍攝變成了一個翻譯和合作的過程，在排練期間以及拍攝時，她會和演員們一起細化每個場景的確切意義。她有一種與演員們充分共享拍攝過程、共享同一種語言的感覺。曾佩裕認為演員大大幫助了她，因為李康生、徐海鵬和吳可熙本就有不同的背景，他們能利用語言之間細微的不同，袒露身份上的細微不同，確保故事不是由情節驅動，讓改變更多來自角色本身。
「你可以聽到有些橋段是用台語進行的，我喜歡這種具體性，這也是在創作過程中發生的改變。」而問她將製作改為自己不夠熟練的語言，有沒有增大拍攝難度，她承認這個過程並不容易，需要很長時間來真正打磨和完善，但她同樣熱情高漲：「這超級有趣啊！不然我們怎麼會在這裡呢？」
但在廣泛「移民」概念下，保留華人混雜的特色，意味著細化個體，看到他們移民前的生活與移民後的身份。
聲音是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紐約的線索：救護車聲、汽車聲，這些忙碌的痕跡是非常紐約的，有心人可以從其中聽見大都市的生活。但電影在視覺上的「去紐約化」是她的主觀選擇。《藍色太陽宮》的故事主幹發生在法拉盛的一家按摩院，大部分戲發生在室內，回避了紐約標誌性的都市場景和法拉盛充滿生活氣息的街景。從室內景觀察，遍布世界的華人按摩院並沒有標誌性的區別，這是曾佩裕刻意製造的「孤立感」，讓鏡頭裡的場景始終處在一個有距離感的位置，作為人際關係的一個隱喻。
「無論在哪裡，華人社區總會重建那些能給他們帶來舒適感的地方。因此，我不想僅僅把它定位為紐約的故事。它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其他地方。」
暴力與悲慟
發生在按摩院的持槍搶劫與被迫性工作情節，可能是片中對美國社會陰暗面的最具象的表述，不僅輻射了華人服務業為了生存要面對的現實險境，也和種族歧視的社會痼疾息息相關。曾佩裕將暴力情節編入故事中，是為了捕捉這些女性在工作中付出的、但沒有得到回報的隱形勞動：按摩行業的工作人員的具體職能常被社會上的固有印象拉進模糊地帶，比如亞洲人開的按摩院極可能提供性服務，非性工作者會被戴著有色眼鏡的客戶剝削。因為處在較低的社會階層，服務業的大部分機構、公司和店面，也無法為最底層的、與客戶直接接觸的工作人員提供足夠的保護。
曾佩裕做了華裔按摩女在美國遭遇暴力的新聞背景調查，瞭解到了宋揚案和亞特蘭大按摩中心槍擊案。她意識到，這些底層工作女性若想要處在一個沒有威脅、感到安全的環境非常難，社會治安差是其中一個原因，語言的不便利也易讓她們處在各種機遇與可能性的邊緣，令她們始終懷抱著一定程度的恐懼在生活。「不僅是對暴力的恐懼，還有小的、不屬於這個社會的恐懼。」
處在易被剝削的位置就容易經歷失去。《藍色太陽宮》的攝影機拍到了暴力本身，也注視著暴力過去後，如何承擔失去創傷、面對暴力再一次的侵襲。
在曾佩裕五歲時，父親離世，關於這部分她不願多講。她坦誠，她所經歷的悲慟，啓發了《藍色太陽宮》的創作：人們如何面對失去並度過悲傷的階段。片中角色面對愛人或友人離去的複雜情感，從其中恢復並繼續生活，是曾佩裕個人情感的一種投射。
曾佩裕做了華裔按摩女在美國遭遇暴力的新聞背景調查，瞭解到了宋揚案和亞特蘭大按摩中心槍擊案。她意識到，這些底層工作女性若想要處在一個沒有威脅、感到安全的環境非常難，社會治安差是其中一個原因，語言的不便利也易讓她們處在各種機遇與可能性的邊緣。
角色之間的不同，也是曾佩裕自己在面對同一問題時的不確定。假設她去處理髮生在眼前的危機和暴力，她會像吳可熙飾演的Amy一樣正面交鋒，還是像徐海鵬飾演的Didi一樣婉轉回避？曾佩裕也不知道。「這取決於我有多憤怒、情緒有多激動，取決於具體的環境。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為角色寫了不同的情境，因為我不知道我會怎麼做。」
「作為女性，我們確實有這種保護自己的渴望和需求。有時候我確實希望我們能反擊。我也希望我們能有不帶恐懼生活的能力。」
拒絕刻板印象
談到普遍性，《藍色太陽宮》中的愛情三角並不令人陌生：一個被兩個人共同愛著的角色死去，未亡人們因為這份失去的悲傷和孤寂越走越近，從而度過一段親密的時光。這樣的情感模式可以跨語言跨文化，因為她並不獨屬於華裔。儘管片中還有女同性戀感情的隱線，這只能證明瞭電影的創作思維相對現代，曖昧不明的情愫還是無法為故事印上鮮明的時代性。
這樣通俗的三角感情關係，呈現給觀眾的時候，會不會顯得太陳詞濫調？曾佩裕否認了這一點，認為所謂的「陳詞濫調」其實是一種刻板印象，那是她極力避免的東西。很多浪漫情節實際上與她的生活經歷有關：父親的早逝對她產生的影響反映在了親密關係中，她會陷入一段「不對」的關係，那些關係並不一定是「不健康」，只是對方不合適。
女同情節的存在並不能夠定義角色，因為她不想讓性取向以偏概全——在她的生活中，她的朋友們不會根據與誰發生性關係來定義自己。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一時的情緒，選擇一些僅僅在當下對我們有用的關係，這就是浪漫關係的重要性。實際上，電影是關於『連結』的，我並不是想講一個愛情故事。這個故事實際上並不浪漫，是被失去的悲傷所主導的。」
曾佩裕不認為「三角關係」是描述片中角色感情結構的正確用語。電影真正的關係核心，是一個重要存在的缺失。「重點是你在面對缺失時該怎麼做。」她想要捕捉關係中的一個人消失後的那種不確定的狀態。女同情節的存在並不能夠定義角色，因為她不想讓性取向以偏概全——在她的生活中，她的朋友們不會根據與誰發生性關係來定義自己。
回避定義片中角色的感情方式，符合曾佩裕的生活態度。她不去定義自己，不想定義別人，也不想代表別人。除了她自己，她認為自己無法為任何別的人發聲。拍電影是因為她想抒發自己的感受。當被問及她拍《藍色太陽宮》是否是為了告訴大眾，華裔在美國的生活有這樣一面的時候，她對電影可能為大眾定義出某種「刻板印象」產生了焦慮。
「我認為刻板印象不應該被使用。創作關於社區和家庭的作品，這通常是一個對生活的反應。」她的創作態度非常堅定。「每個第一代移民到美國的人都會有自己的故事。我的人生軌跡與其他人非常不同。我只是在反映我所經歷的一切。」
回到電影上，她努力抓住「孤獨」這一題眼。「我思考了我的個人生活和我經歷的關係，這只是一個生活剪影，與歸屬感和無常感有關。這三個角色都有一種過渡的元素，核心是那種轉瞬即逝的感覺。」
相應地，她也不想被歸類。當談及去年的全球大熱門《媽的多重宇宙》以華裔母親的故事為核心、為以華裔為主角的電影開拓了更寬的路，曾佩裕的態度依然中立。她認為《藍色太陽宮》僅是展示了華裔生活的一個方面，並沒有太強的標誌性。儘管她認同有越來越多的以亞裔與華裔為主角的作品出現，給人一種團結和壯大的感受，但她對是否要將《藍色太陽宮》定義為亞裔移民散居電影不置可否。
創作的未來：虛構與探索
曾佩裕的下部作品，是以母親為核心。
許多新人導演拍攝首部長片的時候，會從自己身上取材，但《藍色太陽宮》是一個較為純粹的虛構作品。儘管曾佩裕也將自己從生活中吸納的情緒放入了片中，但劇情的私密性、個人性與真實性，並不會像講述一個有關母親的家庭故事一樣強烈。為什麼一部母女在關係中雙重成長的電影，沒有成為長片首作，而是放在了第二部？
「每個人在合適的時機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個人表達。」聯想到她喜歡的導演與作品，她以英格瑪·伯格曼的《芬妮與亞歷山大》為例，「這電影太偉大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有這麼多的電影作品，然後最後落到了這樣一部作品上。」她贊嘆不已，「這需要時間，需要時間。」
關於《藍色太陽宮》的虛構性，她的解釋是很多個人經歷被虛構化後，處理起來會變簡單，她不需要去做角色真正做過的事，但也有辦法讓電影中的一切變得親密和個人化。而母親的新項目是一個在結構上分兩部分的方式，會在視覺上嘗試新的方法。
母親會自然地提供很多真實的內容，包括台詞。「她是個說故事的人。我們很關係很親密，我甚至不需要去問她。」
期待早日看到《藍色太陽宮》！
導演很強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