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養份與世代隔閡
林奕華斬釘截鐵地說：一點也不安全。
他是想跟我說，課堂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他用了兩個「非常」，「尤其是現在。」
現在，他在大學教授一門叫做「文化社會藝術」的課程，課程設置有八節課，其中還有兩堂自修，要怎樣安排呢？
林奕華對自己說，第一件事，就是絕對不能跟學生們講，什麼是文化，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藝術。
「現在是一個非常非常弔詭的時代，對於權威的感受和反應。」在林奕華小時候，老師就是老師，「尊敬老師，是尊敬他們老師的身份，但你真真正正喜歡他，是因為他有魅力，而魅力和人格非常有關係。我現在一閉上眼，立刻想到我的數學老師，歷史老師，國文老師。」老師們對林奕華來說，有著美麗的光環，他們不是教授學術知識的人，他從他們身上學到了，成為一個懂得如此去表達自己的人。
「尊敬老師，是尊敬他們老師的身份，但你真真正正喜歡他，是因為他有魅力，而魅力和人格非常有關係。我現在一閉上眼，立刻想到我的數學老師，歷史老師，國文老師。」
而理性的部分，就是他的理科。理科不強，但是他的數學老師都對他很好，讓他不必非要辛苦努力。物理和化學他不太理會，生物則轉成故事去理解，也學得很好，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融化了學生時代遇到的「權威」。
「我們的成長過程，有很多情感養份。」粵語片是一種情感養份，密切的鄰里和家人關係是情感養份，「我在徙置區住到兩歲，之後我們才搬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儘管那段時間沒有記憶，可是家人不斷地對我說，怎樣去抬水，媽媽懷孕時大著肚子怎樣上七層樓。」後來他住在九龍城，舊區的情感養份也滋養了他。
「現在的學生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他們是外硬內軟的，當我們要將他們的殼打開時，很容易傷到那個柔軟的部分。2014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更讓你會覺得你是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現如今的很多問題都是你們造成的』，」林奕華不斷閱讀關於世代的書，「經濟結構的轉變影響到倫理結構的轉變，然後就造成了如今關於世代隔閡的一切。」
學生對老師來說，是風箏嗎？
如果是的話，是要遠放，還是近放？
在這門課的第一堂，他決定用一部自己的作品來自我介紹。
1997年的7月1日，他演出了一部劇，《二泉映月》。
這部劇有兩個男生聊天，一個是在香港出世，後來移民到德州；一個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後來去了倫敦學攝影。兩人都回到香港，在這裏遇上。德州的男生從頭到尾都講英文，另一位則講半鹹淡英文。林奕華決定讓兩個角色用這兩種很不同的語言來講什麼叫做living abroad。1997年，很多香港人移民，他認為選在1月1日那一天演這一部劇是有趣的。寫這部劇時，他正在聽一張全中樂的唱片，其中一首就是「二泉映月」。
「現在的學生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他們是外硬內軟的，當我們要將他們的殼打開時，很容易傷到那個柔軟的部分。2014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更讓你會覺得你是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現如今的很多問題都是你們造成的』。」
「我查資料才知道，原來二泉不是兩個泉，而是第二泉。」這兩個人從兩個地方回來，應該也有二泉的感覺吧？
這樣講下去，他又貪心了。從這部劇中所涉及的外國人對香港的刻板印象，延伸到了王穎所拍的《喜福會》。但同學們是否還知道這部電影呢？他稱這個決定「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將繆騫人的名字寫在紙上，傳到每一個同學手裡，問他們對這個人的感覺如何。
第一節課之後，林奕華有很多掙扎，「你會看到很多臉孔，這些年輕的臉孔，眼睛裡充滿了複雜性，像是在說，你跟我講這些有什麼用，為什麼這些東西和文化有關。」
「其實我們常常說的那些，和我們沒有關係，但有一樣東西永遠和我們有關係，不過這一樣東西的價值和意義，隨著教育制度的改變和其他學科的發達，似乎在慢慢消失。」
林奕華說，這一樣東西，叫做歷史。
林奕華的歷史成績很好。
「因為我將它當作故事來聽。」他然後將自己的歷史編成故事，寫成了戲劇。
陌生人，與外星人
林奕華喜歡觀察其他人。
當一位老師一走進課堂，在他的眼裡，那連結了老師上次離開時留下的線索，林奕華再接續著把這些線索撿起來。「所以我是一個文科愛好者，所有文科老師都是我的情感老師。」
「我很容易喜歡人，從小到大都是。」慢慢修煉之後，他知道了這些「喜歡」屬於怎樣的類型。「這也許和我很早開始看瓊瑤小說有關係。」他說的早，是在林青霞主演《窗外》之前，瓊瑤小說裏帶著過去俄國與英國文學的痕跡。
「對我來說，做哪個作品都好，我都只是關注一件事：我是誰。」林奕華用不同的方式將自己投射在不同的書本和人物上，賈寶玉、梁山伯或者祝英台。
「有一本小說叫《陌生人》，一個女生，每天都有一個男人在她學校門口等她放學，」林奕華當時還在小學三四年級，對「陌生人」這三個字已經有很多想像。他讀下去，女主角開始留意這個陌生人穿怎樣的衣服，長著怎樣的面孔，兩個人產生了情感聯繫，小說到最後會揭曉，原來這個陌生人是女主角的爸爸。直到今日，林奕華還能清楚地覆述這個故事。
讀這些故事，對小學的林奕華造成了影響，從此之後他沒有了同學，因為他和同學失去了相同的話題。幾年之後，當父母離婚，他被送往台北，一個他鄉之地，他才重新有了同學。林奕華是唯一的僑生，初三生一個人被放在一群高三生中間，讓這些大哥哥去照顧他。他對周圍的人與事份外留意。一個學期之後，他回到香港，第一次看了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我經歷過這樣的寄宿生活，所以會有『梁祝』。」
「梁祝」，是指林奕華2014年推出首演的舞台劇《梁祝的繼承者們》。從這部劇的英文名或可直接地領會它的主題：Art School Musical。林奕華讓梁山伯與祝英台進入藝術學校，與學校的老師及同學們對話與討論，歌唱及舞蹈，納入了許多關於社會、教育、藝術、性別、身份認同等議題的想法。十年之後，他又推出了《AI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階段展演），並將當年的舞台演出錄影，以映畫版的形式在電影院放映。
「你問我我的觀察從哪裏來，可能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他不太能夠融入一個群體，所以格外注意，「會仔細觀察其他人到底是怎樣的外星生物，其實，我才是那個外星生物吧。」
「對我來說，做哪個作品都好，我都只是關注一件事：我是誰。」林奕華用不同的方式將自己投射在不同的書本和人物上，賈寶玉、梁山伯或者祝英台，「這都是我走過的人生路，所以我才會排這樣的戲。」對他來說，所有的劇都是私人的。
最近他在香港大學做了一個講座，名為「然後有了我：我是梁山伯？我是祝英台？」，「如果不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巧合，我不會到今時今日還在這裡講『梁祝』。一切的起源其實是我的誕生，而不是我看到某一部戲。」創作，與觀眾分享，於他都是一種聊天，「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嘗試跟人分享：為什麼我現在是我。」
「你問我我的觀察從哪裏來，可能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他不太能夠融入一個群體，所以格外注意，「會仔細觀察其他人到底是怎樣的外星生物，其實，我才是那個外星生物吧。」
林奕華有一個小他一歲半的弟弟。
「我弟弟好慘。」小學二三年級，林奕華最喜歡玩的一個遊戲，是撿家隔壁書塾的試卷，自己再重新判改一次。然後逼放學的弟弟做測驗，他戴上白手套，將學校所見老師的舉止照做，在自己的玩具黑板上給弟弟出題，逼弟弟陪自己玩這個遊戲。在學校，林奕華是班長，是值日生，在課堂非常活躍，「所以很有趣，我做了幾十年劇，出現最多的主題就是課堂和學生，『梁祝』其實也是。」
現在只剩乖孩子？
劇場從來也是危險的地方。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是榮念曾講的。因為劇場是永遠在觸碰很多邊界。但我經常看到很多劇場作品，覺得那些導演、編劇全部都是乖孩子，」他看到很多劇場作品全都在講一些不會錯的東西，「基本上他們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講不同的道德，而那些道德是沒有什麼矛盾的。」很多時候他以為是不是戲劇教育出了什麼問題，都是乖孩子在帶乖孩子，方法傳承了下去，卻沒有教打破規矩的方法。
林奕華從小到大都是在規矩的邊緣，或者在規矩的外延感受現實，「當然可能一部份原因是我很早知道自己的性別傾向。」他在八九歲時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唯一迷茫的是那段時間他未找到一個戲劇上的啟蒙者。
林奕華最早接觸戲劇是小學，他去看學長在學校演出，有了做演員的想法，「我不是想做導演，我想做戲。但是沒有人找你做戲，所以你就要自己導戲。」
16歲時，他以週刊記者的身份採訪甘國亮，甘國亮剛剛升職做編導。他介紹林奕華去幫另一個編導寫《青春樂》短劇劇本，「他覺得就算寫得不好，也是16歲，符合這個劇的背景。」甘國亮後來再升職，拍《少年十五二十時》，林奕華主動征得了一個連戲的角色，才發現演戲根本不適合他，「演戲其中有一件事，都是要去配合別人對角色的想像，」他覺得自己做不到，開始了一段迷惘期。
那個階段他在中英劇團做了一段時間兒童劇，然後要排一部甘國亮的電視劇改為劇場，在那時認識了榮念曾，「忽然間腦洞大開，原來這些也是戲劇，戲劇原來不一定是巴金曹禺，不一定是甘國亮，在戲劇裡，演員自己就可以是劇本。某程度上，大大地推動了我，去到表面叫實驗戲劇的階段，實際上就是一個你要有膽量去冒犯觀眾、衝擊觀眾觀念的表達形式。」
他看到很多劇場作品全都在講一些不會錯的東西，「基本上他們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講不同的道德，而那些道德是沒有什麼矛盾的。」很多時候他以為是不是戲劇教育出了什麼問題，都是乖孩子在帶乖孩子。
從林奕華在進念二十面體導第一部劇時候，他就標籤為「進念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聚落，「或者標籤作，『爭議性』。」
進念．二十面體是成立於1982年的實驗藝術團體，也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實驗藝團，原創作品逾200齣，以實驗性和顛覆性著稱。
他們去參加舞蹈比賽被人罵到飛起，「這些都是叫舞蹈嗎？」； 參加戲劇會演，被頒發視覺效果獎，林奕華和夥伴們上台領獎，把獎當場送回給主辦方；《百年孤寂》的作者剛剛獲得諾貝爾獎，進念就排這部劇，但一句台詞都沒有，只有一些人從台左走到台右，對很多人來說，「你們到底想怎樣？」
到今天，林奕華說自己很難在香港的戲劇圈有朋友，「也和我自己有關，我沒有去主動結交朋友；或者也可以想像，我沒有主動結交的原因，就是這件事本身很困難。」
或者也可以回到他中學時候的狀況，他是一個沒有同學的人？「你也可以這樣說。」
如果林奕華現在是一名老師，「那我也是一個教人學壞的老師，而不是教人循規蹈矩的老師。但為什麼現在劇場更加危險，現在你必須和觀眾站在一起，你才有生存的空間，而不是像我們過去，雖然和觀眾對立，但依然有生存空間。」在九十年代及兩千年代，林奕華的戲沒有明星，演員都是學生或者素人，但賣座狀況依然不差。當時他長期維持八九成上座率至滿座，「現在你想都不用想了。」
「我最沒興趣的是男性」
他還記得是一個六點鐘的黃昏，自己坐在一輛的士裡，翻看一本電影節場刊，「看到裡面有一部片名叫做類似『How to love a man』的片，我忽然間就想，這個名字吸引到我，應該也吸引到人吧？」他立刻去問自己當時在進念的同學，如果自己的第一齣戲，叫《教我如何愛一個不愛我的男人》可以嗎？
“其實我都從來沒有對家人出櫃，我只是對社會出櫃。到很後來我要對父母出櫃的時候，他們都不需要我對他們講了，他們在媒體上都已經看完了。”
同學說，你說可以就可以。
林奕華想，如果只是寫，「愛一個不愛我的男人」，這個說法太寫實了，人們看完可能紛紛好奇詢問此人是誰，他覺得重點不在這裡，應該叫做「四個不愛我的男人」，為什麼不是「兩個」，不是「三個」，「我想到的是因果，而不是數字，四個其實就是，春夏秋冬。」
他第一部主導的舞台劇《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推出後大賣，接著他做了《男更衣室的四種風景》。人們又問，是哪四種風景？在男更衣室，春夏秋冬更容易理解一些了，「當時其實都是這些標題吸引我，多於關心其他人會怎樣看我。」
《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上演時正是1989年，正好也是他首先在香港做同志電影節時。此前，他已經和藝術中心合作過一些電影節目策劃，「主要是我87年離開香港第一次去歐洲，」最初林奕華打算去三個星期，到埠之後，他立刻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在歐洲一直滯留了數月。
「那時我看了很多現場的，所謂的『Gay Scene』，英國那時候經歷了好幾個階段，我去的時候，正好很多社區中心已經有很多Gay and Lesbian的活動，當時的Time Out，有一整個欄目推薦同志活動，名字就叫Gay——現在就會叫做LGBTQ+，但那時連lesbian都還沒納入。」各種文化和消費活動目不暇接，林奕華不斷地觀摩和參與，回到香港之後，就向中心的黃愛玲建議，黃愛玲態度很開放，立刻同意了。
「其實我的作品從來也不是同性戀劇場，即便『梁祝』也不是，我很早已經是在做一種queer，我沒有鎖死。」
從1989年，林奕華一直做到1994年。同時，他在舞台也不斷繼續地做以各種「男人」為題的作品。
「其實我都從來沒有對家人出櫃，我只是對社會出櫃。到很後來我要對父母出櫃的時候，他們都不需要我對他們講了，他們在媒體上都已經看完了。」
回想自己的「出櫃」，林奕華覺得也很有趣，「當時沒有媒體來訪問諸如我的心理掙扎等等，我做那些事的時候，我從1982年已經存在了。他們看到我做張愛玲的《心經》，這些都有曖昧和模糊的地帶。所以我很自然過渡到不需要出櫃的『出櫃』。」
「當你說我是不是在香港很早做性別題材的劇，我覺得引申出的是，其實我的作品從來也不是同性戀劇場，即便『梁祝』也不是，我很早已經是在做一種queer，我沒有鎖死，譬如說這部劇的所有角色都是gay，或者是他們在談那種生活。我好像沒有興趣，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會發展到去海裡，而不是游泳池裡游水的狀態。」
以他從八十年代開始體驗的同性戀經歷，「我遇到的好多現象，始終排除不了其中很異性戀模式的部分，誰是1，誰是0，誰叫誰老公，誰叫誰老婆，那種思想在那時非常根深蒂固。當時很多同志的關係，其實和異性戀沒有分別，只是他們是同性而已，不過比起異性戀，可能少了某一些家庭包袱，所以他們會更快地合，或者更快地分，那種痛苦可能會因此更重，或者更輕。」
他似乎並不想要講「一個故事」，但能不能一下就講到同志關係的核心或者本質，「我整天和人討論，本質對我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而不是講一個故事，讓它有什麼象徵意義。但現在我在這個議題已經不活躍了，我沒有特別去研究，現在是否比以前開放了，或者是否脫離了異性戀相處的模式，我已經不知道了。」
他最有興趣的是女性和青少年，最沒有興趣的是男性，「並不是真的沒有興趣，而是覺得女性和青少年的存在，是有更多空間去改善他們的處境，以及表達他們的需要。」
林奕華說自己有興趣的是人，「當然在人裡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角度。」在人之中，他最有興趣的是女性和青少年，最沒有興趣的是男性，「並不是真的沒有興趣，而是覺得女性和青少年的存在，是有更多空間去改善他們的處境，以及表達他們的需要，所以我的主題對象是這兩群人。」回看自己九十年代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集中只講gay，那種曖昧對我來說是有趣的。在這情況下，那些運動在一個時間很長的光譜裡，會不斷地再變、再變、再變⋯⋯」
他認為政治是重複的，「某種政治模式令歷史不斷重複自己，另一件事是，政治很需要很需要智慧。本來政治是解結的，但在現實之中，我們看到的很多政治是在打結。所以很多東西，我覺得包括剛才說的性別等等，不同的人負責不同的崗位，也許可以將它放寬放開去看，不只是看『現在』。當然這只是我，我不是要所有人都變成我這樣。」他不喜歡自己被放在一個很具體的地方，「跟我不斷經歷自我推翻有關。」
聊天太難
林奕華如今覺得，人與人之間似乎很難聊天了。「聊天太有目的性，生活很多壓力，大多數人聊天的目的是想找一個膊頭（肩膀）。或者找一個懷抱。以前不是不需要，而是我們可能會比較願意用自己的故事去交換，感受對方現在經歷的事情。」
他說自己想做的很多劇，可能是沒有人要看的，「比如兩個人一邊下棋，一邊談話，如果他們的談話和正在下的棋沒有關係，其實有兩段對話同時發生，棋是一種理性，是一種內心的呈現，棋可能是更深遠的，可能是今天或者昨天。」
對他而言，創作就是如此。創作是他與觀眾的聊天，他不希望這種聊天是帶著目的性的，「我希望我們由很近去到很遠，由很遠去到更遠，然後由更遠回到近一點，最後回到我們出發的地方。《紅樓夢》夠遠了吧？這麼久之前寫的，名著對我來說，是一種既遠且近的歷程。近的是你不會沒有聽過，遠的是你不會每個字都看過。而那個所謂歷程，就是人人看的時間、年歲、過程、感受都不一樣。」所以林奕華的四大名著改編拒絕按劇情去說故事，「我是會按我看到的東西，等於你跟我一起去旅行，我會不斷告訴你這家店很好吃，這條路你千萬不要這樣走。」
關於他在學生面前，是否會覺得自己屬於上一代，上上一代而帶著某種內疚？林奕華說不應該由他去回答這個問題，而需要由作品去回答。
但他依然維持著一種耐性，不斷地介紹自己。他應該還會繼續講歷史，講偏見，講繆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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