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養份與世代隔閡
林奕華斬釘截鐵地說:一點也不安全。
他是想跟我說,課堂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他用了兩個「非常」,「尤其是現在。」
現在,他在大學教授一門叫做「文化社會藝術」的課程,課程設置有八節課,其中還有兩堂自修,要怎樣安排呢?
林奕華對自己說,第一件事,就是絕對不能跟學生們講,什麼是文化,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藝術。
「現在是一個非常非常弔詭的時代,對於權威的感受和反應。」在林奕華小時候,老師就是老師,「尊敬老師,是尊敬他們老師的身份,但你真真正正喜歡他,是因為他有魅力,而魅力和人格非常有關係。我現在一閉上眼,立刻想到我的數學老師,歷史老師,國文老師。」老師們對林奕華來說,有著美麗的光環,他們不是教授學術知識的人,他從他們身上學到了,成為一個懂得如此去表達自己的人。
「尊敬老師,是尊敬他們老師的身份,但你真真正正喜歡他,是因為他有魅力,而魅力和人格非常有關係。我現在一閉上眼,立刻想到我的數學老師,歷史老師,國文老師。」
而理性的部分,就是他的理科。理科不強,但是他的數學老師都對他很好,讓他不必非要辛苦努力。物理和化學他不太理會,生物則轉成故事去理解,也學得很好,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融化了學生時代遇到的「權威」。
「我們的成長過程,有很多情感養份。」粵語片是一種情感養份,密切的鄰里和家人關係是情感養份,「我在徙置區住到兩歲,之後我們才搬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儘管那段時間沒有記憶,可是家人不斷地對我說,怎樣去抬水,媽媽懷孕時大著肚子怎樣上七層樓。」後來他住在九龍城,舊區的情感養份也滋養了他。
「現在的學生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他們是外硬內軟的,當我們要將他們的殼打開時,很容易傷到那個柔軟的部分。2014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更讓你會覺得你是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現如今的很多問題都是你們造成的』,」林奕華不斷閱讀關於世代的書,「經濟結構的轉變影響到倫理結構的轉變,然後就造成了如今關於世代隔閡的一切。」
學生對老師來說,是風箏嗎?
如果是的話,是要遠放,還是近放?
在這門課的第一堂,他決定用一部自己的作品來自我介紹。
1997年的7月1日,他演出了一部劇,《二泉映月》。
這部劇有兩個男生聊天,一個是在香港出世,後來移民到德州;一個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後來去了倫敦學攝影。兩人都回到香港,在這裏遇上。德州的男生從頭到尾都講英文,另一位則講半鹹淡英文。林奕華決定讓兩個角色用這兩種很不同的語言來講什麼叫做living abroad。1997年,很多香港人移民,他認為選在1月1日那一天演這一部劇是有趣的。寫這部劇時,他正在聽一張全中樂的唱片,其中一首就是「二泉映月」。
「現在的學生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他們是外硬內軟的,當我們要將他們的殼打開時,很容易傷到那個柔軟的部分。2014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更讓你會覺得你是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現如今的很多問題都是你們造成的』。」
「我查資料才知道,原來二泉不是兩個泉,而是第二泉。」這兩個人從兩個地方回來,應該也有二泉的感覺吧?
這樣講下去,他又貪心了。從這部劇中所涉及的外國人對香港的刻板印象,延伸到了王穎所拍的《喜福會》。但同學們是否還知道這部電影呢?他稱這個決定「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將繆騫人的名字寫在紙上,傳到每一個同學手裡,問他們對這個人的感覺如何。
第一節課之後,林奕華有很多掙扎,「你會看到很多臉孔,這些年輕的臉孔,眼睛裡充滿了複雜性,像是在說,你跟我講這些有什麼用,為什麼這些東西和文化有關。」
「其實我們常常說的那些,和我們沒有關係,但有一樣東西永遠和我們有關係,不過這一樣東西的價值和意義,隨著教育制度的改變和其他學科的發達,似乎在慢慢消失。」
林奕華說,這一樣東西,叫做歷史。
林奕華的歷史成績很好。
「因為我將它當作故事來聽。」他然後將自己的歷史編成故事,寫成了戲劇。
陌生人,與外星人
林奕華喜歡觀察其他人。
當一位老師一走進課堂,在他的眼裡,那連結了老師上次離開時留下的線索,林奕華再接續著把這些線索撿起來。「所以我是一個文科愛好者,所有文科老師都是我的情感老師。」
「我很容易喜歡人,從小到大都是。」慢慢修煉之後,他知道了這些「喜歡」屬於怎樣的類型。「這也許和我很早開始看瓊瑤小說有關係。」他說的早,是在林青霞主演《窗外》之前,瓊瑤小說裏帶著過去俄國與英國文學的痕跡。
「對我來說,做哪個作品都好,我都只是關注一件事:我是誰。」林奕華用不同的方式將自己投射在不同的書本和人物上,賈寶玉、梁山伯或者祝英台。
「有一本小說叫《陌生人》,一個女生,每天都有一個男人在她學校門口等她放學,」林奕華當時還在小學三四年級,對「陌生人」這三個字已經有很多想像。他讀下去,女主角開始留意這個陌生人穿怎樣的衣服,長著怎樣的面孔,兩個人產生了情感聯繫,小說到最後會揭曉,原來這個陌生人是女主角的爸爸。直到今日,林奕華還能清楚地覆述這個故事。
讀這些故事,對小學的林奕華造成了影響,從此之後他沒有了同學,因為他和同學失去了相同的話題。幾年之後,當父母離婚,他被送往台北,一個他鄉之地,他才重新有了同學。林奕華是唯一的僑生,初三生一個人被放在一群高三生中間,讓這些大哥哥去照顧他。他對周圍的人與事份外留意。一個學期之後,他回到香港,第一次看了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我經歷過這樣的寄宿生活,所以會有『梁祝』。」
「梁祝」,是指林奕華2014年推出首演的舞台劇《梁祝的繼承者們》。從這部劇的英文名或可直接地領會它的主題:Art School Musical。林奕華讓梁山伯與祝英台進入藝術學校,與學校的老師及同學們對話與討論,歌唱及舞蹈,納入了許多關於社會、教育、藝術、性別、身份認同等議題的想法。十年之後,他又推出了《AI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階段展演),並將當年的舞台演出錄影,以映畫版的形式在電影院放映。
「你問我我的觀察從哪裏來,可能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他不太能夠融入一個群體,所以格外注意,「會仔細觀察其他人到底是怎樣的外星生物,其實,我才是那個外星生物吧。」
「對我來說,做哪個作品都好,我都只是關注一件事:我是誰。」林奕華用不同的方式將自己投射在不同的書本和人物上,賈寶玉、梁山伯或者祝英台,「這都是我走過的人生路,所以我才會排這樣的戲。」對他來說,所有的劇都是私人的。
最近他在香港大學做了一個講座,名為「然後有了我:我是梁山伯?我是祝英台?」,「如果不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巧合,我不會到今時今日還在這裡講『梁祝』。一切的起源其實是我的誕生,而不是我看到某一部戲。」創作,與觀眾分享,於他都是一種聊天,「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嘗試跟人分享:為什麼我現在是我。」
「你問我我的觀察從哪裏來,可能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他不太能夠融入一個群體,所以格外注意,「會仔細觀察其他人到底是怎樣的外星生物,其實,我才是那個外星生物吧。」
林奕華有一個小他一歲半的弟弟。
「我弟弟好慘。」小學二三年級,林奕華最喜歡玩的一個遊戲,是撿家隔壁書塾的試卷,自己再重新判改一次。然後逼放學的弟弟做測驗,他戴上白手套,將學校所見老師的舉止照做,在自己的玩具黑板上給弟弟出題,逼弟弟陪自己玩這個遊戲。在學校,林奕華是班長,是值日生,在課堂非常活躍,「所以很有趣,我做了幾十年劇,出現最多的主題就是課堂和學生,『梁祝』其實也是。」
現在只剩乖孩子?
劇場從來也是危險的地方。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是榮念曾講的。因為劇場是永遠在觸碰很多邊界。但我經常看到很多劇場作品,覺得那些導演、編劇全部都是乖孩子,」他看到很多劇場作品全都在講一些不會錯的東西,「基本上他們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講不同的道德,而那些道德是沒有什麼矛盾的。」很多時候他以為是不是戲劇教育出了什麼問題,都是乖孩子在帶乖孩子,方法傳承了下去,卻沒有教打破規矩的方法。
林奕華從小到大都是在規矩的邊緣,或者在規矩的外延感受現實,「當然可能一部份原因是我很早知道自己的性別傾向。」他在八九歲時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唯一迷茫的是那段時間他未找到一個戲劇上啟蒙者。
林奕華最早接觸戲劇是小學,他去看學長在學校演出,有了做演員的想法,「我不是想做導演,我想做戲。但是沒有人找你做戲,所以你就要自己導戲。」
16歲時,他以週刊記者的身份採訪甘國亮,甘國亮剛剛升職做編導。他介紹林奕華去幫另一個編導寫《青春樂》短劇劇本,「他覺得就算寫得不好,也是16歲,符合這個劇的背景。」甘國亮後來再升職,拍《少年十五二十時》,林奕華主動征得了一個連戲的角色,才發現演戲根本不適合他,「演戲其中有一件事,都是要去配合別人對角色的想像,」他覺得自己做不到,開始了一段迷惘期。
那個階段他在中英劇團做了一段時間兒童劇,然後要排一部甘國亮的電視劇改為劇場,在那時認識了榮念曾,「忽然間腦洞大開,原來這些也是戲劇,戲劇原來不一定是巴金曹禺,不一定是甘國亮,在戲劇裡,演員自己就可以是劇本。某程度上,大大地推動了我,去到表面叫實驗戲劇的階段,實際上就是一個你要有膽量去冒犯觀眾、衝擊觀眾觀念的表達形式。」
他看到很多劇場作品全都在講一些不會錯的東西,「基本上他們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講不同的道德,而那些道德是沒有什麼矛盾的。」很多時候他以為是不是戲劇教育出了什麼問題,都是乖孩子在帶乖孩子。
從林奕華在進念二十面體導第一部劇時候,他就標籤為「進念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聚落,「或者標籤作,『爭議性』。」
進念.二十面體是成立於1982年的實驗藝術團體,也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實驗藝團,原創作品逾200齣,以實驗性和顛覆性著稱。
他們去參加舞蹈比賽被人罵到飛起,「這些都是叫舞蹈嗎?」; 參加戲劇會演,被頒發視覺效果獎,林奕華和夥伴們上台領獎,把獎當場送回給主辦方;《百年孤寂》的作者剛剛獲得諾貝爾獎,進念就排這部劇,但一句台詞都沒有,只有一些人從台左走到台右,對很多人來說,「你們到底想怎樣?」
到今天,林奕華說自己很難在香港的戲劇圈有朋友,「也和我自己有關,我沒有去主動結交朋友;或者也可以想像,我沒有主動結交的原因,就是這件事本身很困難。」
或者也可以回到他中學時候的狀況,他是一個沒有同學的人?「你也可以這樣說。」
如果林奕華現在是一名老師,「那我也是一個教人學壞的老師,而不是教人循規蹈矩的老師。但為什麼現在劇場更加危險,現在你必須和觀眾站在一起,你才有生存的空間,而不是像我們過去,雖然和觀眾對立,但依然有生存空間。」在九十年代及兩千年代,林奕華的戲沒有明星,演員都是學生或者素人,但賣座狀況依然不差。當時他長期維持八九成上座率至滿座,「現在你想都不用想了。」
「我最沒興趣的是男性」
他還記得是一個六點鐘的黃昏,自己坐在一輛的士裡,翻看一本電影節場刊,「看到裡面有一部片名叫做類似『How to love a man』的片,我忽然間就想,這個名字吸引到我,應該也吸引到人吧?」他立刻去問自己當時在進念的同學,如果自己的第一齣戲,叫《教我如何愛一個不愛我的男人》可以嗎?
“其實我都從來沒有對家人出櫃,我只是對社會出櫃。到很後來我要對父母出櫃的時候,他們都不需要我對他們講了,他們在媒體上都已經看完了。”
同學說,你說可以就可以。
林奕華想,如果只是寫,「愛一個不愛我的男人」,這個說法太寫實了,人們看完可能紛紛好奇詢問此人是誰,他覺得重點不在這裡,應該叫做「四個不愛我的男人」,為什麼不是「兩個」,不是「三個」,「我想到的是因果,而不是數字,四個其實就是,春夏秋冬。」
他第一部主導的舞台劇《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推出後大賣,接著他做了《男更衣室的四種風景》。人們又問,是哪四種風景?在男更衣室,春夏秋冬更容易理解一些了,「當時其實都是這些標題吸引我,多於關心其他人會怎樣看我。」
《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上演時正是1989年,正好也是他首先在香港做同志電影節時。此前,他已經和藝術中心合作過一些電影節目策劃,「主要是我87年離開香港第一次去歐洲,」最初林奕華打算去三個星期,到埠之後,他立刻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在歐洲一直滯留了數月。
「那時我看了很多現場的,所謂的『Gay Scene』,英國那時候經歷了好幾個階段,我去的時候,正好很多社區中心已經有很多Gay and Lesbian的活動,當時的Time Out,有一整個欄目推薦同志活動,名字就叫Gay——現在就會叫做LGBTQ+,但那時連lesbian都還沒納入。」各種文化和消費活動目不暇接,林奕華不斷地觀摩和參與,回到香港之後,就向中心的黃愛玲建議,黃愛玲態度很開放,立刻同意了。
「其實我的作品從來也不是同性戀劇場,即便『梁祝』也不是,我很早已經是在做一種queer,我沒有鎖死。」
從1989年,林奕華一直做到1994年。同時,他在舞台也不斷繼續地做以各種「男人」為題的作品。
「其實我都從來沒有對家人出櫃,我只是對社會出櫃。到很後來我要對父母出櫃的時候,他們都不需要我對他們講了,他們在媒體上都已經看完了。」
回想自己的「出櫃」,林奕華覺得也很有趣,「當時沒有媒體來訪問諸如我的心理掙扎等等,我做那些事的時候,我從1982年已經存在了。他們看到我做張愛玲的《心經》,這些都有曖昧和模糊的地帶。所以我很自然過渡到不需要出櫃的『出櫃』。」
「當你說我是不是在香港很早做性別題材的劇,我覺得引申出的是,其實我的作品從來也不是同性戀劇場,即便『梁祝』也不是,我很早已經是在做一種queer,我沒有鎖死,譬如說這部劇的所有角色都是gay,或者是他們在談那種生活。我好像沒有興趣,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會發展到去海裡,而不是游泳池裡游水的狀態。」
以他從八十年代開始體驗的同性戀經歷,「我遇到的好多現象,始終排除不了其中很異性戀模式的部分,誰是1,誰是0,誰叫誰老公,誰叫誰老婆,那種思想在那時非常根深蒂固。當時很多同志的關係,其實和異性戀沒有分別,只是他們是同性而已,不過比起異性戀,可能少了某一些家庭包袱,所以他們會更快地合,或者更快地分,那種痛苦可能會因此更重,或者更輕。」
他似乎並不想要講「一個故事」,但能不能一下就講到同志關係的核心或者本質,「我整天和人討論,本質對我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而不是講一個故事,讓它有什麼象徵意義。但現在我在這個議題已經不活躍了,我沒有特別去研究,現在是否比以前開放了,或者是否脫離了異性戀相處的模式,我已經不知道了。」
他最有興趣的是女性和青少年,最沒有興趣的是男性,「並不是真的沒有興趣,而是覺得女性和青少年的存在,是有更多空間去改善他們的處境,以及表達他們的需要。」
林奕華說自己有興趣的是人,「當然在人裡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角度。」在人之中,他最有興趣的是女性和青少年,最沒有興趣的是男性,「並不是真的沒有興趣,而是覺得女性和青少年的存在,是有更多空間去改善他們的處境,以及表達他們的需要,所以我的主題對象是這兩群人。」回看自己九十年代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集中只講gay,那種曖昧對我來說是有趣的。在這情況下,那些運動在一個時間很長的光譜裡,會不斷地再變、再變、再變⋯⋯」
他認為政治是重複的,「某種政治模式令歷史不斷重複自己,另一件事是,政治很需要很需要智慧。本來政治是解結的,但在現實之中,我們看到的很多政治是在打結。所以很多東西,我覺得包括剛才說的性別等等,不同的人負責不同的崗位,也許可以將它放寬放開去看,不只是看『現在』。當然這只是我,我不是要所有人都變成我這樣。」他不喜歡自己被放在一個很具體的地方,「跟我不斷經歷自我推翻有關。」
聊天太難
林奕華如今覺得,人與人之間似乎很難聊天了。「聊天太有目的性,生活很多壓力,大多數人聊天的目的是想找一個膊頭(肩膀)。或者找一個懷抱。以前不是不需要,而是我們可能會比較願意用自己的故事去交換,感受對方現在經歷的事情。」
他說自己想做的很多劇,可能是沒有人要看的,「比如兩個人一邊下棋,一邊談話,如果他們的談話和正在下的棋沒有關係,其實有兩段對話同時發生,棋是一種理性,是一種內心的呈現,棋可能是更深遠的,可能是今天或者昨天。」
對他而言,創作就是如此。創作是他與觀眾的聊天,他不希望這種聊天是帶著目的性的,「我希望我們由很近去到很遠,由很遠去到更遠,然後由更遠回到近一點,最後回到我們出發的地方。《紅樓夢》夠遠了吧?這麼久之前寫的,名著對我來說,是一種既遠且近的歷程。近的是你不會沒有聽過,遠的是你不會每個字都看過。而那個所謂歷程,就是人人看的時間、年歲、過程、感受都不一樣。」所以林奕華的四大名著改編拒絕按劇情去說故事,「我是會按我看到的東西,等於你跟我一起去旅行,我會不斷告訴你這家店很好吃,這條路你千萬不要這樣走。」
關於他在學生面前,是否會覺得自己屬於上一代,上上一代而帶著某種內疚?林奕華說不應該由他去回答這個問題,而需要由作品去回答。
但他依然維持著一種耐性,不斷地介紹自己。他應該還會繼續講歷史,講偏見,講繆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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