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歷經四次核酸檢測和27個小時的飛行後，劉元江終於到達了上海。
此時，距離他不滿清零政策、咬牙切齒地離開上海奔赴紐約，僅過去了一年零三個月。
程晶晶的歸國之旅，也帶給她衆多的人生第一次。「捅鼻孔和漫長的隔離，這一切對我來說就像是全新的生命體驗，還蠻有意思的。」
程晶晶在2022年8月決定從倫敦回到中國。當時中國疫情管控愈趨嚴厲，封控、隔離、核酸檢測成為大量中國人的生活常態。但對於朋友和親戚的勸阻，她不以為意。「我在埃及經歷過戰爭，在美國體驗過颶風，在印度尼西亞遇到過排華，所以國內小小的 Covid-19 和區區管控，算得了什麼？」
至今回望當初歸國的選擇，劉元江和程晶晶依然非常篤定：從來沒有後悔過。
David Cao 卻遠沒有這種底氣與自信。2020年年底，因不堪忍受中國的防疫政策，他帶着一雙兒女和太太遠赴德國法蘭克福。但2023年年中，封控結束後，他又將兒女送回之前就讀的中國新一線城市的國際學校，太太也回國重新找工作，他則選擇跨國流動，每兩個月往返一次中德。
「我以後應該會紮根德國，但是太太和兒女則不一定，尤其是太太，大概率會一直做中國公民。這是我們綜合各種考量後作出的決定，以在最大程度上規避風險和兼顧家庭利益。」 Cao 表示。
始於2020年年初的疫情高壓管控，催生了「潤」學在中國大陸的流行，並延續至今。儘管相關的公開數據較為匱乏，但通過英國諮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發布的《2024全球富豪遷徙報告》，亦可觀察到這一趨勢。報告指出，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多百萬富翁流出的國家，並預測在2024年將有15200名中國富豪流出，超過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
那麼，這些逆潮流而動、選擇回歸中國的人經歷了什麼？是什麼讓他們在拋下一切遠赴異鄉後，又選擇回歸故土？
回歸「上等人」的生活
「我不想做二等公民」。對於自己選擇回流的原因，劉元江坦承道。
劉元江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精英家庭，父親是德國某知名大學的化學材料博士，母親曾被公派至前蘇聯留學。得益於此，除中文外，他還熟練掌握包括英、德、法語在內的七種語言，而他本人在出走美國之前曾長期在某知名外資公司上海辦公室任職視覺創意負責人。
家族同輩中有很多人已在歐洲和美國定居，但劉元江對此嗤之以鼻。在他看來，這些同輩的兄弟姐妹也只是在國外做富貴閒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毫無建樹。
不過他也深知，華人在國外想要有所建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我在紐約根本去不了與上海對等的企業的崗位，畢竟在紐約我需要和全世界優秀的人才競爭。即使能去一些大企業，也是在那些白人手下打工，被他們吆來喝去的，再加上辦公室政治，就會讓人很難受。」他說，「雖然辦公室政治哪裏都有，但是疊加上種族關係的話，屈辱程度會成倍放大。」
劉元江認為這是中國人在國外最難跨越的門檻，即不願意放低身段。此外，他強調，在國外的國人群體、尤其是在美國的中國人，不像印度人一樣熱愛抱團。相反，同領域的中國人會視彼此為競爭對手。
「另外，今時不同往日的是，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公開宣稱新冠病毒是 China Virus 後，美國社會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和種族暴力變得越來越嚴重，而且有中國背景的新移民從事任何與政治相關的工作，現在都會被用對待『間諜』的方式進行背景調查和審視。」劉元江說。
此外，他強調，中國移民一代財力一般，加上長期以來的社會管理或者社會文化導致的原子化生存方式，使得華人移民的生活方式和歐美社會也截然不同，在融入過程中要吃的苦和在現實中的委曲求全真不是外界可以想像的。而中國人不擅長進行政治表達，也使得華人群體很容易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
對此，David Cao 感受頗深。「種族隔閡永遠會是一道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的障礙」，他說。這也成為他帶領全家回國、並重新布局家庭未來規劃的根本原因。
David Cao 於2006年至2009年在德國留學，相較於很多中國一代移民，他可以說一口流利德語，有更多的德國朋友，且對德國的風土人情更加熟悉，但這一切似乎並沒有讓他融入德國社會的嘗試變得更容易一些。
2009年從德國留學回國後， Cao 一直在幫助家裏的外貿公司開拓德國市場，2015年在家人的資助下，他在德國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公司官方網站的口號是要打通和鏈接中德市場，但事實上，這家貿易公司更多的是通過藉助中國低環保要求的「優勢」，生產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然後出口到德國。
基於這家貿易公司的連接， Cao 交到了很多德國本地的朋友，但相比於「朋友」這一稱呼，他更願意將這些人定義為生意夥伴和「酒搭子」。
「就是很難交心，我在德國也會和德國人一塊兒去酒吧喝酒、聊天，但就是隨便聊一些無足輕重的東西。我真的有興趣和他們在酒吧喝酒嗎？並不是，我純粹是為了迎合德國人的生活方式。我在國內從來不去酒吧，更願意和朋友們聚在一起喝茶。」Cao 表示。
此外，為了更好地維持和德國當地人的「友誼」，在談到政治話題，譬如選舉的時候， Cao 會小心翼翼地迴避，他坦誠這是有意為之。「我不想因為談論政治而使我和任何一個德國人的關係產生裂痕，我也從來不會輕易地向他們展示我的喜好，尤其是政治傾向。」他說，又補充道，「不過我確實也沒什麼傾向，我去德國就是為了掙錢、拿身份，讓自己和孩子有更多的選擇，這是主線任務，其他的對我都不重要。」
在他太太眼中，為了這個主線任務，他在不斷「犧牲」自己。生活不夠便利、沒有大型購物商場、道路太過狹窄、房屋老舊都被她視為德國的缺點。他們在法蘭克福購買的公寓，在她看來還不如他們在杭州的家的後院大。
於是，當中國疫情管控放開後，太太帶着孩子迅速回到了杭州的自家別墅中，獨留David Cao 一個人在德國等着拿身份。
離開了他曾無數次對朋友吐槽「髒亂差且小偷密佈」的紐約後，劉元江也一頭扎進了自家在上海的別墅。而從回歸上海到2022年年底中國疫情管控徹底放開的這一年多裡，他沒有做過一次核酸檢測，即使在上海封城期間也是如此，甚至在封城期間他也從沒搶過任何生活物資和藥品。
所有這一切都得益於他「上等人」的身份。
而作為「上等人」，在劉元江入境上海、入住隔離酒店後，家人便通過運作將他加入了疫情防控的「白名單」，從他結束隔離的那一刻起，「特權」便已生效。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行程處處受限於健康碼和行程碼顏色的疫情管控期，劉元江的「特權」在於：在常人持有的綠、紅、黃碼之外，他長期持有的是「灰碼」——官方意義上失蹤人口被標記的顏色。而灰碼持有者的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在街道統計核酸結果和健康碼顏色時，見到他的灰碼後，會自動將他排除在統計結果之外。得益於此，他從未被「大白」上門刁難過。
作為「上等人」的劉元江甚至得意地向朋友們展示過他的灰碼。有關領導更是對他透露，整個疫情管控期間，上海有60萬人與他一樣持有灰碼。
「不過很多時候我也不能太高調，有時候某個街道查得緊了，為了不給朋友帶來麻煩，我會讓司機把我送到其他的別墅，那一年多時間內，我輪流在上海郊區和市中心的三套別墅、一套洋房和兩套平層居住，飲食方面，別墅管家和物業都會按時配送，所以我也沒吃過什麼疫情的苦，這也算是特權的一種吧。」他說。
這也是劉元江堅決要回上海的原因之一。
「我們家族往上數七代人都在上海，我們經歷了清政府的垮台、軍閥混戰、英法和美國的割據，還有青幫以及後來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改朝換代以及這些各式各樣的運動，從來沒有哪一個能夠打垮我的家族，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怕。」
在劉元江看來，他的家族祖祖輩輩在上海打拼了一百多年，才換來如今的「特權」，他實在沒有理由放下這一切去紐約重啓所謂的新生，他更願意站在祖輩的肩膀上、將家族在上海的地基夯得再實一點。
回歸，對劉元江來說，是一件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
「我們確實不一樣，我無法完全融入他們」
程晶晶沒有特權，她家位於中國南方某省的一個地級市，父母均為工薪階層。2008年，父母舉全家之力將她送去倫敦讀書。大學畢業後，為了能夠留在英國，她不間斷地讀了兩個碩士，一個博士。
拿到博士學位後，程晶晶如願以償拿到頂級公司的 offer，這也成為她更好地審視自己與周圍人群的契機。
「2022年我決定回國時，我已經在英國待了14年，我自認為我在英語發音甚至俚語表達方面和倫敦人已經沒有大的區別了，但是細微之處那些白人的神態變化還是會提醒我，我和他們不一樣。」程晶晶說。
她舉了例子，參加酒會大家進入微醺狀態後，對於她的發言，英國人會禮貌道「beg your pardon」，但這一情況鮮少發生在英國人之間。程晶晶堅定地認為這就是種族隔閡，潛意識中的被區別對待是最讓她難以接受的。
她在倫敦某高校兼職授課的時候，也發現亞裔學生會更願意和她親近，學生們看到她會格外熱情。但亞裔學生的主動示好，則讓程晶晶對種族問題更加敏感。
在種族差異之外，觸發她回國的導火索是——身為高級經理升任總監的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挫折，讓她得出結論，老闆更傾向於優先提拔白人和印度人。
「我或許已經觸達了種族天花板，有時候也不能怪別人，職業技能精進到一定程度後，溝通和文化確實會更重要。而在文化層面我和英國人以及印度人之間的隔閡就是很大，有些時候他們話語中的隱藏含義我也確實聽不出來。掙扎良久後，我非常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事實」，她說，「那就是我們確實不一樣，我也確實無法完全融入他們。」
自認為被白人和印度人壓了一頭的還有李曉光，為此他忿忿不平地將加拿大稱為「印拿大」。2021年，李曉光技術移民加拿大，進入一家科技公司繼續從事程序員的工作，公司規模較小，他的收入與在國內互聯網大廠工作時的收入基本持平。但生活成本卻比國內高出3到4倍，以致他的工資很難有盈餘。
李曉光寄希望於升職漲薪。但事與願違，公司負責人將升遷的機會給了一位與他同時進入公司的印度人。在李曉光看來，這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他將印度人的「得勢」歸結為他們愛拉幫結派，這是他和溫哥華的華人碼農群體永遠也無法做到的。在他看來，這意味着自己或將永遠屈居於印度人之下，李曉光坦承，他的民族自尊心無法接受這樣的「屈辱」。
在加拿大，互聯網企業數量相對較少且規模小，這極大限制了李曉光的跳槽規劃，而隨着印巴及中國移民的逐漸增多，他發現加拿大也越發「卷」了起來。但是與國內的「卷」不同，加拿大的「卷」是沒有辦法狠撈一筆的純職位競爭，金錢回報與「卷」並不成正比。
認識到這一殘酷的現實後，2024年年初，李曉光放棄加拿大的工作機會又回到了中國。
武軍也選擇了從加拿大回流，並且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反覆勸說想要移民加拿大的人慎重考慮，與李曉光相似，他輕蔑地將現在的加拿大稱為「北津巴布韋」。對於沒有採納他的建議，執意前往加拿大的人，他會毫不客氣地發出言辭激烈的評論——「好言難勸該死的鬼」。
武軍是一名職業投資人，2020年年底因無法忍受疫情管控，帶着家人從成都去了加拿大多倫多。在這之前他早已在多倫多的富人區購置了兩套房產，以備將來兩個孩子去加拿大讀高中時使用。但到加拿大後他發現，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情況超出他的想象，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2023年7月，他引以為豪的白人聚居的富人區接連發生多起入室盜竊和搶劫案，據他描述，警察只是象徵性地對這些案件進行了詢問和登記，然後就不了了之。
讓他覺得危險近在咫尺的是，2024年4月，武軍一位居住在多倫多華人社區的關係非常親密的朋友也遭到了入室搶劫，小偷敲碎朋友房子大門的玻璃，偷走了朋友的銀行卡、駕照甚至郵箱裏的信件。這讓武軍感慨：「危險不止在新聞裏，更是在身邊」。
而為了修補被破壞的門窗，朋友額外付出了4000加元（約合兩萬元人民幣）的金錢代價，又等待了7天后，門窗才被安裝好。
朋友的遭遇，讓武軍開始審視自己的命運，並決定全家回國。他們重新找回了離開成都去加拿大時辭退的保姆，並為兩個孩子聯繫了國際學校。一切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後，他鬆了一口氣，直言：「這才是人過的日子」。
對於回歸「人」的生活所需的成本，他曾算過一筆賬。在多倫多期間，全家人每年的生活支出為100萬人民幣左右，但這也僅供他們在加拿大過上普通中產的生活，但100萬元在國內的購買力遠高於加拿大，生活也會因此更加舒適。身為投資人的武軍認為，從這一點來看，國內生活的性價比遠高於加拿大。
不過，這種投入產出比是否將政治安全也納入了考量？
「這方面我已經做好安排了。兩個孩子初中畢業後我就會把他們送到國外去，我希望他們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擁有國際視野以及在全球範圍內遷移的能力。自由選擇的能力很重要，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後能擁有更多的自由。至於我和我太太，說實話我在國內也多少有點人脈，相比於在加拿大被亡命徒搶劫的概率，我在國內被鐵拳出擊的概率會更低。」武軍說。
「看不見、摸不着的自由和民主有那麼重要嗎？」
與武軍不同，程晶晶還在如探險般探索她在國內的生活。
作為一個常年居住在國外、卻突然回國的人，在2023年一整年，她經常接到居住地派出所的電話，每次警察都會程序性地問她幾個問題：為什麼回國？現在在做什麼？以後準備去哪裏？
不過，對於這種來自行政機構的審視，程晶晶從來沒覺得是負擔，只是感覺有意思，想把這些當作一種全新的生命體驗。
「我已經在歐洲體驗過極致的自由了，我想讓我的人生更加飽滿一些」。程晶晶曾在倫敦橋裸跑，在白金漢宮門前做瑜伽，還曾組織朋友一起在英國國家美術館前抗議過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英。
失去這些昔日的自由，對現在的她來說意味着什麼？
「現在還沒有明顯的感受差異。即使我剛回國時所居住的小區封控，沒有辦法出去買菜，我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相反我會去探索整棟樓哪裏有出口，比如地下室、天台、樓頂等等，所以我當時也並沒有覺得自由被剝奪了，我只是覺得很好玩。」程晶晶說，「相比這一切，回國帶給我更多的是其他收獲。」
收獲來自職業層面。在英國，為了成功留下，程晶晶博士攻讀的專業是她並不喜歡的電子電氣工程。在體驗過世界後，相比於謀生和外界眼中更體面的生活，她更想追求自我。她從小便對美術更感興趣，在歐洲的遊歷則在更大程度上激發了她對藝術的嚮往。
但程晶晶深知一個中國背景的人想要在國外從頭開始學習藝術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基於文化層面的溝通都稍顯艱難，更毋庸說藝術的交流了。這也是她選擇回歸母語系統的主要原因，而歸國僅兩年後，她擔任策展人的藝術展已在某新一線城市舉行了小規模的展覽，這讓她備受鼓舞。
「所以看不見、摸不着的自由和民主有那麼重要嗎？我的經歷告訴我，沒有。」她說。
劉海波的想法和程晶晶如出一轍。2019年夏天劉海波移民新西蘭，對於在新西蘭的生活，他總結為：藍天、白雲、有機食品，以及好山、好水、好無聊。「美景看多了，真的會免疫，而且新西蘭地廣人稀，我要找到合拍的人說話和社交都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劉海波說。更致命的是，養老一般的閒適生活，讓他的精神陷入了困頓：「再不走我就要抑鬱了，我需要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於是，2023年年初，劉海波選擇回國，他躊躇滿志，準備在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復甦的關口，大幹一番。
劉元江非常理解「回流」人群對母語系統的依賴和信任，以及回歸其中後的如魚得水。從美國回來後，他並沒有再回外企——他早已厭煩了中英文夾雜的日常溝通方式，而是決定向地方政府靠攏，同時為今後在中國的生活尋求更多的政治資本。
在 MBA 校友的引薦下，他與人合夥成立了一家 NGO，旨在幫助偏遠地區的農村人口更好地掌握農業現代化技術。
自2015年中國政府頻繁出台各項規章政策以對 NGO 的資金來源和行為進行約束後，與地方政府進行合作便成為本土 NGO 開展工作的近乎唯一途徑。
為了在最大程度上獲得政府信任，劉元江從來不「翻牆」，不查看任何牆外信息。與海外的親友交流時，他絕口不提自己的工作，更拒絕與政治異見人士交流，即使在線下聚會中，有人不經意間提及相關話題，他也會刻意迴避。
「我和政府的合作關係要想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我就必須要有這樣的敏感度」，劉元江說。他認為這種隔絕不會影響他對自己所堅持立場的正確性以及對國外政治準確性的判斷。「不翻牆，我依然是世界公民」。
「我過去兩年去到的都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那裏的人需要的從來不是什麼民主和自由，而是錢、是發展。那些熱衷於講大道理和找政府麻煩的人，應該先去偏遠地區聽聽窮人的想法，然後再來對我的觀點進行點評，否則在我眼裏他們不值一提。」劉元江說。
而在他看來，美國是左、右分裂，而中國是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存在分裂，相較於前者，他認為後者更容易彌合。而民主是效率非常低下的政治體制，並不適合中國的文化以及複雜的階層分化，相反，集中的權力能以最高的效率、在最大程度上將陷入貧困中的中國人拖出泥潭。因此，劉元江直言，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政府比美國人要更務實。
他選擇 all in 中國。
永恆的錘子與鐮刀
夏蘭卻沒有劉元江這麼淡然。她和丈夫現在在日本東京生活，丈夫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回中國他會有更強的競爭力和更多機會，薪資待遇也會更好。遊移不定間，他們決定暫時採取同 David Cao 一樣的做法，由丈夫先回國，等丈夫的工作及薪資穩定後，夏蘭再帶着兩歲的孩子回國讀幼兒園。
但他們在兩國之間的搖擺中遇到一個無解的難題——要為孩子取日本名還是中國名。「名字決定了孩子的未來」，夏蘭的丈夫表示。
夏蘭擔憂的是，如果為孩子取中文名，以後在日本讀書的話，可能會因為名字的與衆不同而被同學孤立或歧視，而且長期來看，中國名字也不方便孩子融入日本社會；但是如果取日本名的話，孩子在中國讀幼兒園時，毫無疑問肯定會被敵視。
最終，發生在2024年6月的蘇州日本人校車遇襲事件幫助他們做出了決定，徹底打消了夏蘭帶孩子回國讀幼兒園的想法。夫妻倆協商一致，由丈夫回國掙錢，她帶着孩子偶爾回國與丈夫團聚。
他們為孩子取了日本名字，作為折衷——在常用名上給孩子填寫了中文名。
早於夏蘭夫婦體驗跨國流動家庭的的 David Cao ，卻決定結束這種生活方式。他計劃在2024年的暑假結束後，就把孩子帶到法蘭克福去讀書，讓他們從小融入德國社會，以免重蹈他的覆轍。
想法的轉折發生於2024年1月中國農曆春節前夕。當時 David Cao 家工廠所在縣城的地方官員在一次非正式的私下聚餐中，告訴 Cao 的父親，根據稅收管理條例，他們工廠在過去幾年少繳納了700萬元的稅收，加上罰金和滯納金，他們需要向政府補繳1100萬人民幣，否則將面臨牢獄之災。
為了緩和劍拔弩張的氣氛，David Cao 陪同父親依照往年慣例，在私人會所擺了宴席邀請相關官員，並為每人準備了一塊價值高達十萬元人民幣的手錶，但這一次無人赴宴。無奈之下，父親出售了家裏的一套別墅，才湊夠錢繳納了地方政府開出的高額罰金。
危機雖然暫時解除，但這一件事帶給全家的陰影卻沒有消散。「經過這件事，我徹底相信鐮刀和錘子一直高懸在我的頭頂。」David Cao說。
他再次決定遷移出去。
這種反覆並不鮮見。劉海波也準備重回新西蘭，這次回去的慾望遠比他當初回流中國的渴望更加強烈。
2023年年初回國後，劉海波與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主營業務為廣告、文化活動策劃、傳播。在他原本的預想中，隨着疫情管控結束，被壓制的社會需求和消費慾望會呈井噴式增長，但想象中的井噴式增長並沒有如期而至。相反，包括國企、民企甚至外企在內的所有企業都在削減預算，在這種情況下，他和朋友不得不將目標客戶錨準出手相對大方的國企。
而在多次與國企的合作中，有超過七成的項目劉海波無法根據合同敲定的時間按時收到結算的費用。有一次他們忙活了大半年，到最後交付時，國企的項目負責人突然說他們的方案不好，指責要價過高，然後直接撕毀了合同。
「最令人氣憤的是，最後這家國企的最終執行方案就是我們提供給他們的那版，他們為了避嫌修改了幾處細節，然後一分錢都沒給我們，幾十萬的報酬就那麼沒了。」劉海波說。
對於這一結果，他執意要打官司，但合作伙伴提醒他，別忘了他現在是在中國，潛規則就是這樣，為了不得罪人，他們只能吃啞巴虧。
但相比於被國企爽約，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則直接觸發了他再次離開的決心。
2024年春，劉海波和朋友的公司參加中國西南某地級市的政府招標，第一輪評標中他們的方案排名第一，超過了第二名十幾分。「這次穩了」，朋友稍顯樂觀地告訴劉海波。
於是他們積極準備第二輪面向地方主政官員的展示，但在他們搭乘飛機到達當地後，接到了負責項目的官員的秘書打來的電話。對方說，他們的方案中缺一項關於經濟目標的數據。
「但我記得非常清楚，在投標時對方根本沒告訴我們需要填寫這部分數據。」劉海波說。
他覺得自己被耍了。按照潛規則，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選擇，第一，連夜編造一套數據，完成招標模版的填寫，但這樣操作的風險是，在項目結束後，地方政府很可能會以方案沒有完成相應的經濟目標為由，拒絕支付項目費用；第二，放棄這次投標。
劉海波選擇了第二種方案。回國創業近一年半，他已身心俱疲，不僅沒有掙到錢，還搭進去幾十萬的個人存款。現在他不得不承認，他過去聲稱自己在新西蘭快抑鬱了是一種矯揉造作，在國內的創業經歷教會了他什麼是真正的抑鬱。
劉海波再次決定離開。在走之前，他留下了一句話：「操，什麼傻逼世道」。
應受訪者要求，劉元江、程晶晶、李曉光、夏蘭、武軍、劉海波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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