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福建女子，「出來」之後

哪裏好？
國內好。
那為什麼要出來？
因為沒有別的辦法。
還會回去嗎？
不會。
這一切值得嗎？
……

陳記

多倫多的冬天漫長。4點半左右，太陽落山，天色逐漸暗了下去。不一會兒，整座城市就被霧茫茫的夜色籠罩。

在陳記，夜晚來臨的感覺並不明顯。陳記是一家位於多倫多市中心的中餐館，正對主路，位置絕佳。前廳擺着將近30張大小不一的桌子，最多可以坐下一百多位客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元旦、春節到聖誕節，陳記雷打不動地從早上開到凌晨，餐牌上的數百個菜品不分時段地全部供應。

無論何時，只要你推開陳記那兩扇厚重的玻璃門，都會受到企台們熱情的歡迎——「幾位？」「這裏坐！」「來壺茶！」「菜單我有！」——嘹亮的呼號聲此起彼伏，從前台一直傳到後廳。在你走進去的幾步路工夫，企台們相互配合，眼明手快，迅速在桌子上擺好符合人數的餐具、菜單，以及一壺滾燙的新茶。

企台是廣東話中服務員的意思。在北美，餐館的服務員都被稱為企台。2023年9月，落地加拿大整整一年的那天，我成為了陳記十多名企台中的一員。這份工作與我的教育背景不太相符，但它是我的老鄉們的主流選擇之一——我來自福建，中國大陸最大的移民出口省，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從我們的老家出發，前往世界上各個國家。大部分去了美國，也有一些來到了加拿大。陳記的企台同事大部分都是與我一樣出身福建的女性，年紀比我稍大，在35至50歲之間。她們來到加拿大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基本上來了以後就開始做企台，偶爾輾轉不同餐館，大部分人都會一直這樣工作到退休。

下午5點，我們開始為晚餐時段做準備。被提前預訂的大桌按照人數擺好了杯盤碗筷，菜單半打開着放在中間的轉盤上。水池裏泡着的玻璃杯和瓷杯都被撈起來沖洗，一部分擺進櫥櫃、抽屜，另一部分直接放在沏咖啡和奶茶的檯面上備用。外賣的訂單急劇增加，後廚出餐檯上的外賣盒一摞摞送到前台，自提的客人和外賣員在門口黑壓壓地圍成一片。來吃飯的客人要從那黑壓壓的人群中撥出一條通路來，等待我們指引位置——這件事是我不被允許幹的。在忙碌的時段，分配位置的權力屬於前台，而我要做的就是收桌子、收桌子、收桌子。老闆再三強調：「收了桌子，有了空位，才有生意做。」

梅姐兩手端着三盤菜在大廳裏穿行。她穩穩地將右手上的那一盤放在客人桌上，又將左手腕上搭着的換到右手，再逐一端上轉盤，在這個過程中，她依次並報出菜名向客人確認——估摸着是華人的，她通常用粵語；如果對方面露迷茫，立馬切換普通話；對剩下的人一律用英語。梅姐的粵語和英語都不標準，普通話也帶有明顯的福建口音，但勝在流利、坦然和懂得變通，她與所有客人說說笑笑、溝通自如。上完了一桌，幾米之外另一桌有人舉起手來，梅姐喊着「康命康命（coming coming）」就去落單了。

幾乎踩着下午5點整，Cindy從門口的人群中擠了進來。她略皺着眉頭，一副厭倦的表情，一路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徑直快步走向後廚。後廚的出餐檯上擺滿了等待出餐的熱菜，她閃到一邊，快速地將外套脫下，裝進塑料袋，胡亂壓一壓，便塞進狹窄的邊櫃。企台同事們來來往往地忙碌着，剛端出去三盤，檯面上轉眼又多出幾盒需要打包的外賣。廚師們生怕飯菜放涼了，不耐煩地按着催促鈴——叮叮！叮叮！叮叮！Cindy在刺耳的鈴聲中整理好她的胸牌，又拂了拂工作服，順手抄起檯面上的一小疊塑料蓋子，熟練地蓋起了外賣盒，不一會兒便摞着五六盒從後廚走了出來。Cindy的晚班開始了。

而我？我的工作就是推餐車、收盤子、擦桌子。客人盤子一空，我就立馬收走；客人一打完包，我就把剩飯剩菜全倒進泔水盆。除了收拾以外，我還得應對周圍的客人提出的各種要求——端冰水、拿辣油，或是為他們冷掉的茶壺再添上熱水。每到這時，我就只好將餐車暫時推到一旁，小跑着去做這些事。最令我頭大的是點單——點單只能找那些腰間佩戴着iPad的同事，讓她們在系統裏點單，我沒有這個資格。每當客人要我點單，我就開始左顧右盼，在客人逐漸困惑的神情中，緊急尋找一個能幫我救場的人——某一天，Cindy經過我身邊，我連忙拉住她，混亂中也顧不上語言：「姐，呢度幫我order下！」

Cindy一怔，將我的手甩開，往後退了幾步，不大耐煩地揮着手說：「別找我！別找我！我不能點單！你找別人去！」這時，我才注意到Cindy的腰間和我一樣空空蕩蕩：原來，她也是沒有資格點單的人。我們倆一時僵持在客人面前。梅姐敏銳地察覺到了這邊的異狀，連連喊着「康命康命」就過來了。到了跟前，她一邊附身詢問客人，一邊從腰間的口袋拿出iPad，她的目光似乎全在客人身上，但她又空出一隻手來，拉了拉旁邊的餐車，又拍了拍我。她的意思是，別停下來，繼續收。

就這樣一直收到6點。來吃晚餐的客人越來越多，晚班的同事也都來了。老闆讓我下班。我滿臉喜色走到後廚，從櫥櫃裏Cindy的外套旁邊拿出我的外套。外面不知何時已經下起了雨夾雪，我慶幸自己穿的是帶帽子的防寒棉服。

晚上6點，我離開陳記。這是Cindy上班的第一個小時，她還要再上7或8個小時，直到陳記打烊。這是梅姐上班的第7個小時，她還要再上3到4個小時——如果可以，她希望能上得更長。

出來

在陳記，我經常聽她們談論「出來」。「出來」指的就是離開家鄉、來到加拿大。所有人都清楚地記得自己「出來」的情形——以「出來」的時間點為界，她們的人生被精確地切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片段。

2001年，26歲的梅姐從福州「出來」。當時，她剛結婚一兩年，丈夫順利申請到了加拿大的技術移民。那會兒她常聽人家說，「加拿大，大家拿」，「就是說遍地都是黃金，大家都可以來拿」。她不知道這個說法有幾分真、幾分假，但在她眼裏，丈夫懂IT、懂英語，他們一家子是正兒八經申請到的技術移民，和那些通過心照不宣的途徑才能出來的老鄉是不一樣的。於是，他們倆雙雙辭去事業單位的工作，卡着登陸的時間窗口，抱着剛出生幾個月、尚在襁褓中的兒子，一家三口急匆匆地來到了多倫多。這是她平生第一次出國。她對這個未知的世界沒有任何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以後能做什麼，但無論如何，「加拿大總會有我們的容身之地」。她願意朝美好的方向去想。

13年後，2014年，Cindy在馬來西亞登上了前往多倫多的航班。和梅姐一樣，出發時，她的身邊也有丈夫，還帶着一個僅有兩歲、不停哭鬧的女兒。Cindy當時的丈夫是一個擁有加拿大國籍的馬來西亞華裔——為了能離開福州，她同意嫁給這個沒見過幾次面的男人，結果光是「出來」就花了7年。這7年，她呆在福州或馬來西亞，從20多歲呆到了30出頭，丈夫則一直在多倫多，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數。最初申請加拿大簽證時，她被懷疑是假結婚——根據她掌握的經驗，一旦被懷疑假結婚，同樣的條件下再申請也無濟於事——於是他們索性生了個孩子。有了這個女兒，就像有了一個堅實的證據，她才得到了簽證，得以來到多倫多和丈夫團圓。當時，懷孕生子的疲憊和抑鬱正籠罩在她的頭頂，她渴望新的生活能為她驅散這片陰霾。

又過了8年，2022年，我和我的男朋友分別從福州和北京出發，來到香港機場會合。在天氣即將轉冷的時節，帶着一隻全程喵喵叫的三歲小貓，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漫長航程，我們也在多倫多落腳了。和梅姐、Cindy不同，來加拿大，拿主意的是我，拿簽證的也是我，男朋友——為了來加拿大，他成了我的common law partner——用Cindy打趣的話說，是被我「拐」來的。到達加拿大，對我而言是崩潰的結束：在這之前的大半年，我每天給全世界各地的加拿大使館發送聲淚俱下的求情信，催促着彷彿永遠也下不來的工作簽證；但對我男朋友而言，這卻是崩潰的開始：幾乎在從多倫多機場出來的那一秒，他就意識到這座城市與他在國內熟悉的一切有着永恆的隔閡。

我在陳記打工時認識了梅姐和Cindy。我們三個都是土生土長的福建女人，也都是成年以後才來到加拿大的一代移民，我們是如此相似；我們三個分別出生在70、80和90年代，出身的家庭和受教育背景相差甚遠，來多倫多的時間也差着10年左右，我們是如此不同。在各自生命的某個節點上，我們出於不同的理由，做出了類似的選擇，這些選擇使我們最終相遇。

我很想知道，梅姐和Cindy究竟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她們如何看待自己當年的諸多決定？不同的代際和時代給我們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記，這些印記如何塑造、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當我向梅姐和Cindy提出採訪時，她們並不抗拒我的接近，只是，她們認為自己的故事毫無價值——有點兒曲折，有點兒難熬，整體上普通平凡，「和周圍所有人都一樣」。她們不知道這樣的故事為什麼要特地問明白、寫出來、給人知道。

「都是一些很慘很慘的事，三天三夜也講不完，這你也要聽嗎？」梅姐是這麼跟我說的。

「你採我都是白採的。」在她家的廚房聊了三個小時後，Cindy眼睛通紅，整張臉一點一點地埋進臂彎，「最終啥都沒有。」

我從小在爸媽口中聽過不少身邊的移民故事。那些故事——現在想來也是道聽塗說、真假摻半——無一不符合好萊塢電影的經典三段論：起初總是異常辛苦，為了身份，為了生計，為了養活老家的一大家子，一路上捱過多少艱難險阻，但只要想方設法挺過去，主人公們就能落地生根，「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從我們生活在老家的人的視角來看，就是有源源不斷的美金從海外寄回來，惹得人眼紅。「一人偷渡，全家致富」，這就是我們福建人的童話故事。

直到來到加拿大，我才意識到：童話故事的結尾處，才是真實生活的開始。

選擇

如今，Cindy回想起來，她的不幸似乎從決定結婚時就開始了。

Cindy的丈夫——準確來說，是前夫，以及Cindy口中以女兒來稱呼的「她爸」——是馬來西亞華人，比她整整大10歲，90年代就已經移民多倫多。老家親戚介紹他們認識的時候，Cindy正處在人生低谷：她在福州市長樂區出生長大，長樂靠海，以偷渡聞名，是北美華人的主要來源之一；在長樂，有點門路的青壯年不是移民就是做生意，而家境普通、讀到初中就輟學Cindy哪條路都走不通。輟學後，Cindy在當地的紡織廠和餐廳打工，混到20出頭，她花幾千塊錢在服裝街盤下了一間店鋪，學別人做起了服裝生意。但生意很快就黃了。

結婚，是當時Cindy能想到、能夠得着的，改變自身處境的唯一門路。她已經二十五六，「早晚要結婚」，見了個面，看對方也「蠻實在的」，又是個海外華僑，承諾能帶她出國，就同意嫁了。婚禮在馬來西亞和福州各舉辦了一次，辦完婚禮，她的新婚丈夫就回到了多倫多，開始辦理讓她能夠「出來」的手續。從那以後，在很長的時間裏，他們一直分居兩地。

「愛情，什麼愛情？」多年以後，Cindy在我面前嗤笑自己當年的決定，「一個東一個西，哪裏會有愛情？」

她原本計劃去了多倫多以後再考慮生小孩的事。然而，簽證被拒，她不得不將要小孩的計劃提前。懷孕以後，這場婚姻開始真正成為一個噩夢。她搬到了馬來西亞丈夫家裏，丈夫回多倫多去了，她跟丈夫一家子一起住。在那個家裏，她住不慣、吃不慣、語言也不通，經常受婆婆的氣，「水果不讓吃，花菜不讓吃，芹菜不讓吃」。問就是「對小孩不好」。

懷孕期間，她非但沒有過上一天舒坦日子，反而感到一切都被控制了——她的身體，她的飲食，她的喜怒哀樂，她所在意的每一個生活中的細節——在這個陌生的國家、沒有情感聯繫的夫家，全部被人控制了，就連定期上醫院檢查身體也要丈夫的家人帶着一起去。馬來西亞人會說中文，她說，平常也說中文，但到了醫院和商場這種地方，「他們忽然就不會了」，開始講起英文來。關於她自己的身體，關於她身體裏的小孩，醫生只與她丈夫的家人對話；她一個字也聽不懂。

現在想起來，這場婚姻從頭到尾都是稀裏糊塗的。因為沒有別的更好的出路，所以選擇跟剛認識不久的人結婚；為了能順利前往完全未知的新國家，所以選擇跟婚後從來沒有真正一起生活過的丈夫懷孕生子。她告訴我，她在懷孕時就已經抑鬱了，在抑鬱中度過懷胎十月，在抑鬱中生下女兒，在抑鬱中獨自把女兒養到兩歲，直到獲得那來之不易的入境許可——然而，她的抑鬱在剛來多倫多時達到了頂峰，「看到地鐵經過，我就想往下跳」，她對我笑着說。

比起Cindy，梅姐的幸運之處或許在於，她選擇了愛情——而愛情也恰好沒有辜負她。20多年後的梅姐仍然會在放飯時和同事們分享當年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故事：當時她也到了適婚的年齡，有兩個男生供她選擇，一個模樣和條件都不錯，跟她年紀一樣大，深得她媽媽的歡心；而另一個男生黑、瘦、個子不高、年紀比她大6歲，長相只能說是老實，「說不好聽的，跟農民伯伯一樣」。但偏偏是這個男生使她心動。他追求她時寫的卡片，她二十多年後在所有同事面前一字一字地念出：「天真可愛的女孩，使世界豐富多彩。」同事們連連稱羨，她的神情愈發自豪，兩眼笑得眯成一條縫。

後來的故事水到渠成。她聽從了自己的心意，堅定地選擇了不被看好的那一位，一度甚至違背父母之命，跟他私奔到北京。她本想一直逃避，但丈夫堅定地帶着她去見她父母，請求祝福。她因此覺得這個男人負責任、有擔當，值得託付終身。所以，當她的丈夫申請到移民簽證，向她描繪出去以後共同奮鬥的美好生活時，她毫不猶豫地辭去了在電力單位的穩定工作，選擇跟從。

一開始，和梅姐想象中一樣，加拿大的確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地——但也僅僅是可以容身。她和丈夫帶着僅有幾個月大的兒子，一家三口住在多倫多郊外一棟獨立屋的地下室，和另外一家三口合租。那家人租得比他們早幾個月，有自己的房間和像樣的傢俱；他們來得晚，只能住在客廳，勉強拉個門簾，睡在從國內帶來的一床被子上。後來他們跟附近的教會搞好了關係，周圍的居民要丟掉什麼東西，他們就趕緊去看——這樣，他們「撿」來了自己的第一張小床，騰給了兒子睡；不久以後甚至還「撿」到了一台不錯的電視。梅姐至今也記得當時的興奮。

然而，即便省吃儉用，他們從國內帶來的積蓄還是逐漸耗盡。年幼的兒子必須由梅姐寸步不離地照顧；負責賺錢的丈夫也很快意識到現實的殘酷：雖然他學IT、懂英文、拿的是上岸即永居的簽證，這個條件已經遠超大部分國內來的移民，但他仍然找不到一份專業對口的工作。他只能去餐館打工，但賺來的錢不足以維持一家三口基本的生活。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梅姐和丈夫商量：就算千不捨、萬不捨，也必須先把兒子送回老家，由她媽媽照顧幾年。等到他們在新的國家建立起生活基礎，再把兒子接回。由於心疼機票錢，梅姐只得獨自一人抱着襁褓中的兒子回了老家，將兒子交給媽媽，又隻身回到了多倫多。被迫和兒子分別，她覺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為了能早日在多倫多紮根，也為了能與兒子團圓，梅姐一心一意地找工作。她不懂英文，也沒有技術，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就每天鑽研報紙上的小廣告，一有合適的機會，她就循着地圖去「進攻」。

「進攻」

梅姐最初的「進攻」全都以失敗告終。

她找過工廠裏車衣服的工作，人家讓她交錢當學費，她交了，但人家「一下都沒教」，只是把東西丟給她做，「做壞了還挨批評」。她也給人照看過孩子，那孩子「太不聽話，太難管」，又不能像管自己孩子那樣管——自己的孩子遠在萬里之外，想管也管不着。那戶人家還要求她住家，一住就是一個星期。她來這邊以後從來沒有跟丈夫分開這麼久，丈夫把她送去工作，兩人分別的時候她哭了起來。這份工作她也沒能幹下去。

再後來，梅姐的丈夫開始在超市打工，她也去同一間超市做包裝的活兒，她認為自己已經很努力去做、做得也蠻好的，但超市的老闆娘總挑她的毛病，後來還說她「做這行真不行」。她又一次失業了。

剛來的那段時間，梅姐哭過好幾次。她不是沒有懷疑過自己的選擇。她辭去的那份電力單位的工作，三班倒，上五六天，連休七天——休息的日子裏，她和老公在市場買菜，手挽着手回家做飯，生活是那麼簡單、那麼輕鬆。而如今她只能跟老公窩在地下室，睡在撿來的床上，看着撿來的電視，而兒子——她最在乎和兒子度過的時間，堅持孩子一定要親自來帶——也被送回了國內。只有他們真正落腳了、安穩了，兒子才能回來；可那是哪一天呢？她還要再等多久？

她幾乎為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我在中國生活那麼好，來了這邊這麼不如意、這麼痛苦，為什麼要出來？」

多年以後，當我來到陳記，和梅姐成為同事時，她已經在這家餐館幹了四五年。四五年在陳記不算久，但梅姐的能力在一衆企台中分外出挑。她把菜單上幾百樣食物記得滾瓜爛熟，能用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跟客人無障礙交流；她用最快速度將勺子或叉子分別插進不同的菜裏，出餐時兩手各端起一盤，左手手腕上還能再搭一盤；她眼裏永遠有活兒，永遠機敏地觀察着場上的局勢，判斷自己接下來應該收桌、端菜還是洗抹布；老闆通常坐在最靠前的桌子上，吃東西、打電話、算賬、監督四周，我總是能避就避，但梅姐絲毫不懼，自然地迎上去——她知道什麼時候經過老闆身邊可以說笑，什麼時候不能；她知道應該怎麼說笑。

從第一天上班，梅姐就成了我的靠山。比起其他企台同事，梅姐對我格外關照，不但手把手教我做這做那，還總是熱情地跟我分享後廚多餘的食物、從家裏帶來的餐後水果、其他同事留的零食，還有各種能夠工作得更加舒服一些的秘訣。

後來她告訴我，打從第一眼看到我，她就覺得我長得像她剛入讀多倫多大學的大女兒，「笑眯眯的，做事情斯斯文文」，所以她心生愛憐，像照顧女兒一樣照顧着我；但她也提醒我，「做事斯文」，在餐館不是一個被推崇的品質。在陳記，企台需要的是快、準、狠，甚至粗魯一點兒更能得到老闆的賞識。梅姐常常留神觀察我的一舉一動，一旦我有所疏忽——比方說，在洗杯子和抹布的地方花了太長時間，客人來了沒有及時端上茶水、送上菜單——她就趕緊把我拉到一邊，湊着我的耳朵說：不能再這樣，「老闆會罵」。

討老闆歡心是在陳記生存的關鍵。梅姐深諳陳記的「權力」的體系：有資格下單的企台比沒資格的更有權力；工時長的比工時短的更有權力；full time的比part time更有權力；夜班的比白班的更有權力；而老闆自然是一切權力的核心。雖然不會擺在面上，但人人都知道，想在這裏幹得長，首先要尊重權力更高的人，其次要為自己掙得權力。

在陳記，工時的多少是權力的最直接體現，「工時代表着老闆的認可」，同樣也是老闆調度人事的較為含蓄的手段。「生意好，客人多，你又幹得不錯的話，老闆就會多留你一會兒。」梅姐說，「你要是幹得不好，老闆也不趕你，就是不給你安排時間，你久而久之賺不到錢，也就自己走了。」

梅姐在陳記的企台中年紀偏大，但她幾乎是所有人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她一週工作六天，早上10點半或11點來上班，晚上10點左右才走，每週工作時間能達到65小時。餐館的人向來不把「標準工時」在心上，但企台需要不停地說話、走動、收拾、刷洗杯子和抹布，還要打起精神觀察四周。對大部分人來說，每週五六天班，上足50個小時就精疲力盡了。梅姐堅持上，上到最後，「聲音都啞了，說不出話來，腳也走不動路了」。

但辛苦會得到回報。每週末，陳記會發放前一週的薪水，20元一張的加幣塞進每個寫有名字的信封，橡皮筋捆成一捆，放在前台的抽屜裏。週日下班時每個人自己去拿。我通常下班最早，得翻過所有鼓鼓囊囊的信封，拿出壓在最下面、最薄的一個。

梅姐的信封總是特別厚，我大致算了算，梅姐一週的收入甚至比加拿大普通白領還要高得多。而梅姐的老公，在度過了最初艱難的一兩年後，去多倫多當地的college重新讀書，拿到了一個IT相關的文憑。憑藉着這個本地的新學歷，他順利獲得了一份在本地銀行的IT支持部門的工作，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今天也有不錯的收入。

兩份薪水加起來，使得梅姐和老公能較為輕鬆地供養三個子女，並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他們從租的地下室搬了出來，搬進了位於市區的公寓；幾年後，他們買下了屬於自己的公寓；又過了幾年，孩子們都大了，他們又置換了一套同樣位於市中心的聯排別墅——這種住宅基本上是加拿大典型中產的標準配置。

這兩年，兒子剛畢業工作，梅姐和老公為他付了一間公寓的首付——這間公寓同樣在市中心，位於他們家和兒子公司的中間，無論去哪兒都很方便。等兩個女兒工作了，她也打算為她們各付一個首付，但現在還不用太着急。最近梅姐逐漸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自己身上，想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買來將近10年的自家房子好好裝修裝修。

咬牙

在陳記工作時，Cindy經常聽到梅姐在跟人說自己家裝修的事。據Cindy的印象，梅姐的口氣半是訴苦，半是誇耀，說裝修要花不少錢，所以她才拼了老命地工作。Cindy今年40出頭，比梅姐小個六七歲，這兩年她在工作中感到越來越吃力。「40多歲的人了，總有不行的時候。」她猜想，別看梅姐風風火火的，好像什麼也摧毀不了她，但她的身體一定也與自己的一樣，像一台零件逐漸老化、大小毛病不斷的機器，「都是咬着牙在做」。

2023年9月，幾乎跟我同一時間，Cindy也來到陳記上班。在多倫多這10年，她輾轉於各家中餐館，企台經驗同樣豐富，幹起活兒來未必不如梅姐。跟梅姐一樣，Cindy每週也上六天，上的是晚班，通常是晚上5點開始，一直幹到凌晨打烊為止。按梅姐的權力論，晚班其實是更有power的——但Cindy非但沒有power，還擔心自己連現在的工時都保不住。

增加工時是有門道的。Cindy毫不客氣地指出，梅姐之所以能賺那麼多錢，就是因為精於這種門道。「你覺得她下班捨得走嗎？」她說，梅姐最擅長討老闆歡心，時薪也是最高的，「別看她整天喊累的」，真到了老闆要點幾個人收工的時候，梅姐嚇得直接躲起來。「老闆看不到你，不就忘了叫你下班嗎？」

Cindy當然也想增加工時——她從上一家工作的餐館跳槽到陳記來，就是因為陳記兩班倒、中間沒有閉店休息，能夠給她最長的工時。但Cindy有一個致命的短板：她至今說不了一句完整的英文。這在她之前工作的餐館還能勉強應付，但在陳記卻成了一個大問題。像陳記這樣開在市中心的知名中餐館，每天要接待不少西人，數量約佔全體客人的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的人，對英文流利的梅姐來說就像普通客人一樣接待，但對Cindy來說無異於洪水猛獸。從過去工作的餐館到陳記，每當遇到說英文的客人，Cindy就怯了。她把客人丟給同事，自己「躲得遠遠的」。也是因為這個原因，Cindy在陳記遲遲沒能獲得那一台能夠別在腰間的、屬於她的iPad。

前兩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所有餐館都停業，Cindy一時間沒有了收入，她開始嘗試另一份更為自由、且不怎麼需要說話的工作：跑外賣。她日常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輛電動車，她便騎着這輛車跑了起來。當時，全職跑外賣的時薪比企台高出不少，如果把心一橫，兩個平台一起跑——她稱為「雙開」，每月甚至能突破一萬加元。但她心裏也清楚，一萬加元要冒得風險實在太高，為了能準時送達，車流和車流之間，再狹窄的縫隙她也敢鑽；小汽車追在她屁股後面，她也絲毫不讓道。就這樣玩命騎，偶爾還是會超時，而且還容易在擁擠的市區發生交通意外。她有一次經過一輛小汽車，結果汽車副駕駛的車門忽然打開了，她躲閃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躺在地上半天起不來」。

跑外賣的好景不長。最近半年外賣單價顯著下降，原本「一單6塊多都嫌少」，現在一些單居然才3塊多，「等於過去送一單，現在要送兩單」。以前送三個小時能拿到100塊加元（約人民幣530，港幣576，新台幣2360）到120塊，「雙開」能達到150塊，而如今——她把送外賣的後台軟件給我看，指着頂部的一個數字，「跑了4個小時，才跑75塊」。眼看跑外賣的時薪逐漸落後於餐館，Cindy不得已才又找了陳記的工作。現在，她每週六天是這樣度過的：上午，她先把女兒送去學校，跑三個小時外賣；下午，她接上女兒，送回家，給女兒準備晚飯，自己在床上小憩一會兒；臨近5點，她從家步行10分鐘到陳記，然後埋頭幹活，再回到家已經是兩三點。每週唯一不用去陳記的日子，她跑外賣跑足全天。

Cindy和梅姐不同。她打兩份工，但時薪都不高，加起來也不如梅姐幹一份工賺得多。她沒有一個能為她分擔生活開銷的伴侶，離婚後丈夫從家裏搬出，每個月只給她1000刀的贍養費。前兩年，多倫多房價暴漲，她在恐慌情緒下買了房，一套兩室一廳的精裝公寓，並且把它租了出去——後來貸款利率不斷走高，房貸飆升至每個月5000多刀，租金只能cover其中的一半多；而她和女兒，以及後來來投靠她的媽媽、弟媳、侄子還住在租來的房子裏，這份租金也是要交的。

她掰着指頭給我一個一個地算：她每月掙來的辛苦錢，除了基本的生活支出，還要還房貸、還之前買房時從朋友那借來的錢、付逐年上漲的房租、付女兒的補習班等等。雖然媽媽和弟媳都在超市裏各有工作，但有些意外的賬單也需要她付。我幫她看過一筆不知從何而來的30多刀的支出，最後發現是她媽媽的電話賬單，綁了她的銀行卡。

生活當然是辛苦的，但Cindy也認。Cindy認為，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實力、學歷、條件，尋找自己生活的路子。「像我們這樣沒啥知識的人都可以賺這麼多，就是願不願意吃這份苦，是吧？」但她也痛恨自己吃不了學習的苦，學不會英文和廣東話——如果能過語言關，她覺得自己在陳記也可以賺得像梅姐一樣多。但現在，她提心吊膽，隱隱覺得自己馬上要被陳記淘汰。

我拜訪過Cindy的家。那個家是她10年前來多倫多時從開超市的福州老鄉那兒租來的，在一棟陳舊的獨立屋的二層，狹長漆黑、貼滿瓷磚的過道左右，分布着房間、廚房和廁所，我們聊天時就坐在廚房的小桌板邊上。在那個小桌板上，Cindy把手機伸到我面前，給我看她在抖音上發的、她那間精裝公寓招租廣告。那實在是非常漂亮的公寓——考究的深色木地板，現代簡約的裝修，大大的落地窗外就是整片湖景。看着這些照片，她有時也會為自己陷入的境況感到恍惚：這是屬於她的房子嗎？如果是她的房子，為何她和女兒沒能住進去？如果不是她的，為何她每個月都被銀行貸款壓得喘不上氣？

Cindy害怕丟掉陳記的工作，但為了在陳記留下來，她早晚要學會英語。不需要說得有多麼標準，但至少要像梅姐一樣能記住英語的菜單，跟說英語的客人也能從容大方地交談。但英語的問題哪有那麼容易解決？當年初來乍到的勁頭都沒能讓她學會，如今人一天天變老了，心氣也一天天癟下去。對於Cindy來說，英語就像一座永遠也翻不過去的大山，橫亙在她與許多本可以屬於她的事物之間。可是翻過那座山何其困難，她已經逐漸分不清：構成那座大山的，究竟是英語本身，還是她十年來日積月累的畏避。

她不想就這麼放棄，拿了陳記的菜單回家學。菜單是中英雙語的，她得拿翻譯器一個一個去翻，一個一個去死記硬背。但從陳記下班回來都已經凌晨兩三點，她太困了，「翻不了幾個就不行了」。生活對她來說是一個逐漸下行的漩渦。要想保住陳記的工作，就得狠下心來，老老實實花時間、花精神去學習；但真要有這額外的時間和精神，她寧可多送點外賣，多掙點兒能牢牢握在手裏的錢；可她也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陳記不可能永遠等着她。

她想不通：日子怎麼就過成了這樣？

棄兒

在陳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舒壓方法。年輕一點兒的，我經常聽他們在唱歌——在口罩的遮掩下，再加上餐館裏大部分時間都很嘈雜，用正常音量唱歌也未必有人能聽見。年紀大一點兒的，就純靠動嘴皮子來打發時間，像我這樣的新人，又是年輕女孩，就是經常被逗弄的對象：妹，你來了？妹，你幾歲了？妹，你哪裏人？妹，你一個福州人怎麼會說廣東話？

所有問題中，最難應付的是：「妹，國內好還是加拿大好？」

我回答不了。如果是剛來的那一兩個月，我一定會說「加拿大好」；但兩個月後，半年後，乃至一年後，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越來越長，這期間怎麼會只有好事呢？我在這裏體會到的悲傷和困頓更多，而價值感、意義感、自我實現，這些東西對目前的我來說還太奢侈。我只知道，無論我多麼懷念曾經的生活，故鄉是絕對不能回返的——這條底線，我需要咬緊牙關才能堅持住。我猜想問我這個問題的人想要得到什麼回答，我想，她們既然人都在這兒了，這麼多年也沒有回去，那自然是覺得加拿大好。

為着融入集體的目的，我說：「加拿大好。」

結果她們的反應全都是——大失所望。「咳！」從喉嚨深處發出一聲乾嘔般的嘆息，她們都朝我撥浪鼓般地搖頭，「你怎麼會覺得加拿大好？」

「那你覺得國內好？」

「當然是國內好。」

「那你為什麼要來？」

「我們是沒辦法！」每次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斬釘截鐵，不假思索。有一天放飯時，我和一個在後廚工作的大姐一起坐着，她說她多年前坐月子時受了涼，哪怕在熱氣騰騰的後廚也覺得冷。入冬以後，她每天都換着戴不同花色的針織帽，有時還在工作服裏塞進厚厚的棉服。談到這個話題，她又是嘆息，又是搖頭，把兩邊的袖子往上一卷，瞪着眼睛，操着濃重的福州腔慨然補充道：「我們是祖國的棄子——是棄子！」

「什麼棄子？」一旁的大哥撇撇嘴，用同樣濃厚的福州腔反駁道，「是你拋棄了祖國。」

我後來才明白那個問題的標準答案。國內好還是加拿大好？國內好，永遠都是國內好。只是她們在國內實在無路可走，加拿大雖然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也算是一條被無數老鄉驗證過可行的路。這些都是她們的共識。同樣都是進餐館、進廠、送外賣，同樣都是遠超標準的工作時間，同樣都是掙辛苦錢，在多倫多掙到的是老家的五倍、十倍，甚至更多。該怎麼選擇是不言自明的。

她們大多出身福州周邊的農村，家裏都有兄弟姐妹——通常是弟弟。像梅姐和Cindy這樣通過合法簽證出來的很少，大多數人還是花錢解決。來加拿大通常比去美國要容易，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是靠着半真半假的身份和簽證，以尋常的方式入境的。比方說，蛇頭為她們辦理好當地學校的學簽，一群十八九歲長着娃娃臉的女孩，嘰嘰喳喳坐着同一班飛機來了，很順利就入了境——當然，簽證上的學校她們並不會真正去讀。確認她們安全抵達後，家鄉的親人會把剩餘的錢付給蛇頭。在新的國家，新的城市，她們原地解散，各憑本事去討生活了。

送誰出去，對大部分福建家庭來說是個需要仔細權衡的問題。畢竟送一個孩子出去要花幾萬至十幾萬人民幣不等，2000年出頭，這筆錢足以將一個農村家庭剝得乾乾淨淨。付出這樣的代價，家裏自然希望得到同等乃至超額的回報——但送哪個孩子出去才最穩當？我的同事們告訴我，各地的「習俗」有所不同。有的地方不願意送女孩，因為擔心女孩一齣去、一嫁人、過上了好日子，就不再惦記家裏；但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有的地方更樂意送女孩：女孩嫁人的彩禮通常有五六萬加元，這筆錢不但能完全填補送女孩出國的費用，還能剩下好些，是一筆不會吃虧的投資。

女孩們寄回去的錢養活了農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弟妹們長大了，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多半也會沿着同樣的路徑來到這裏，住進姐姐的家裏或附近，靠着姐姐的關係找到一份類似的工作。她們的父母也有可能來——一般是母親，在父親去世、失去生活來源後，母親會從子女中尋找一個依靠。如果她們混得好，住上了大房子，母親就可以在她們的家裏享享清福，比如梅姐過幾個月就準備接她媽媽過來，和他們同住；如果她們混得一般，母親在這裏也得繼續打工——就像Cindy的媽媽，來了以後也沒閒着，馬上就撿了附近超市裏最髒最累的活兒幹。

我在陳記認識的人裏，雖然大部分都是福州人，說福州話，但實際上都是來自福州周邊的鄉鎮，沒有一個是出身福州市區的，這也與我從小到大的經驗相符：只要在國內還有辦法——比如說，就像我生活在福州市區的家人一樣，靠着關係進體制、進國企、做點生意——不但不會想着出國，還會將出國視作離經叛道的選擇，既不安分，也不孝順。

所以，雖然同樣都選擇了「出來」，但唯有我的選擇令我的同事們感到費解。我出身城市，又在香港受過大學教育，畢業以後還去了北京工作——她們一致認為，我在國內的情況遠沒有到非走不可的地步，我不是「祖國的棄子」，反而是可造之材。然而，我這一路以來的所有選擇沒有一個不令她們困惑：我說我在香港讀了大學，她們問讀的什麼，我說政治學——這個答案立馬引發了一陣摸不着頭腦的乾笑；她們又問我在北京做什麼，我說我做了三年記者——大家紛紛倒抽一口冷氣：在桌上吃飯的所有人中，沒有人認識過任何一個記者，這在他們的生活中是一個不存在也不能想象的職業。一旁的梅姐跟我感情最好，她的大兒子讀商科，大女兒讀工程，小女兒志在學醫——梅姐又是笑，又是嘆，帶着恨鐵不成鋼的口吻對我說：「在國內好好的，為什麼要過來？」

我難以解釋，但心裏清楚地知道，我跟她們來的原因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說到底，我們在家鄉都沒有出路。我們對出路的定義或許不同，她們認為吃飽穿暖、過上稍稍體面的生活便是出路；而對我來說，經濟上的體面或許不難達到，但精神上的體面也是體面，對一個尚有追求的寫作者來說，在國內維持精神上的體面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都是賭，賭國內的政治和文化環境會變好，不如賭自己來加拿大能生存、能適應、能重新找到意義。

你說，是祖國拋棄了我，還是我拋棄了祖國？

邊緣人

我在YouTube上看多倫多的街景拍攝。從2000年左右，梅姐來這兒的時間，看到2010年左右，Cindy來這兒的時間。

我感覺多倫多的時間彷彿是靜止的。我來到多倫多時看到的一切，20多年前幾乎都有了：電視塔，電視塔下方的體育館；市政廳，市政廳外的溜冰場；碼頭，碼頭上停泊的船隻；在路上行駛的TTC電車，車頭的編號和今天一模一樣；市中心最大的商場Eaton Centre和它附近的廣場，一樣的人頭攢動、熱鬧非凡，20年間好像只換了一套廣告牌；道路兩旁的商鋪來來去去，但建築的結構和樣子全都保留了下來。

多倫多比我熟悉的北京和香港都更溫和，它是一座沒有什麼脾氣和性格的移民城市，我很容易就能把自己放進它所提供的生活場景。剛來的時候，就像大多數初來乍到的人一樣，我上電視塔俯瞰城市全景，在市政廳門口溜過冰，乘着碼頭的船前往湖心島，在夜幕降臨前排隊回返。後來，生活逐漸變得平穩、重複。我每天都搭乘同一路電車，總是去那幾家超市，買的總是那幾樣東西；天天下廚，偶爾外食，外食也不過就是那幾間；也開始對Eaton Centre每個季節的固定裝扮感到厭倦。

所有來到這裏的移民都會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起床，上班，工作，下班，然後回到自己的小窩。運氣好的話，比如梅姐，小窩會逐漸變成大窩；運氣不好，比如Cindy，「好不容易買了個窩，自己卻沒住上」。

對於加拿大的新移民來說，生活的基石是兩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來加拿大的簽證——學簽、工簽或是旅遊簽——靠着這張簽證，我們得以順利入境；第二份文件則是加拿大的PR卡，證明我們從此可以在這裏留下。獲得這兩份文件的辦法有很多。除了梅姐的移民簽證、Cindy的配偶簽證、我的工作簽證以外，人們——尤其是精於此道的我的福建老鄉們——還鑽研出了各種各樣的門路。總之，在過去的數十年裏，無論局勢如何，只要把心一橫，加拿大的新移民總能在這裏混到合法的、永久的身份。

混到身份之後呢？最重要的的冒險結束了，日子逐漸安定下來。從此以後，不用擔心被遣返，不用擔心沒錢掙，甚至不用太擔心生病——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全民醫療公平地為所有人託了底。只要不沾上毒癮、賭癮和太多酒精，人就可以順着自己的軌跡，一路平穩地滑向終點。

梅姐的老公有時會參與投票，但梅姐對這些不感興趣。無論換了哪位總理、市長、議員，這跟陳記、跟陳記的梅姐有什麼關係呢？梅姐眼裏只有她的工作。陳記生意好，每張餐桌每天都要翻十台、二十台，梅姐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西西弗斯推石頭：客人來了就上茶、拿餐牌、點餐；餐來了就出餐，吃完了就收拾；把桌子擦乾淨，擺上新的杯盤碗筷，等待下一輪的客人。

為了能在陳記留下來，梅姐起初拼了命地幹，每天埋頭推餐車、收桌子，抬頭時天已全黑。如今她遊刃有餘，手上的活兒穩當又麻利，在客人間左右逢源，餐館裏總是迴盪着她爽朗的笑聲和不大標準的口音。時間對她來說並不難捱，一週轉眼間就過去了，她每每看到我來上班，才恍然發現：「呀！又到週末了！」週末，意味着從前台的抽屜裏拿到的厚信封，意味着她又能存上一些裝修的基金。時間的流逝，對她而言是充滿希望的：工作8周，就是全屋換上新地板；工作20周，就是一樓的浴室整個翻新……

想要平穩地度過餘生並不難。加拿大會公平地回報每一個埋頭苦幹的人。但萬一我想要別的東西呢？萬一我不想只是埋頭苦幹？剛來多倫多時，我也嘗試着參與公共生活，建立起對本地的關切——我以為這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我18歲去香港讀書時，也是語言半通不通、新聞上的人物不認識幾個——後來不是都認識了嗎？一場浩浩蕩蕩的學運過後，我學會了廣東話，認全了立法會，了解了本地的所有重要議題。從那以後，香港的命運流進了我的血液，它成為了我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在多倫多，我也試圖重新學起：幾大政黨和各自的主張；議會結構和立法流程；多倫多的市長輪替。我訂閱了《多倫多星報》，下載了CBC（加拿大廣播公司）的App，並把它們放在手機桌面最顯眼的位置。我在大學裏學的是政治學，了解這些事情對我來說並不困難，且加拿大的議題也絕不比香港複雜。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曾收到一個本地的中文媒體的面試邀請。我搭地鐵轉巴士來到多倫多的市郊，那家媒體擁有一棟看上去還不錯的小樓，但辦公室是一排一排的格子間，感覺黑壓壓的，每個人都在各自的電腦前埋着頭，臉色烏青。

面試我的人是個20年前從香港來的移民。他讓我當場看了20分鐘議會辯論，看完讓我轉述裏面的內容，並隨機切換着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向我提問，他用什麼語言問，我就用什麼語言答。這些我都很好地完成了，但對方仍然質疑我來加拿大的時間太短。我說，I』m a fast learner，對方說，唔知你有幾fast wor。他問我的期望薪資，我將我的北京薪資打八折說出來，他先是驚詫，後來露出一幅似笑非笑的神情，說我想要的薪資對新移民而言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在哪裏都不可能。他說他只能給最低薪水，並且每週工時不定，基本on call。他讓我回去考慮。

我沒有再回復他。那天之後不久，國內爆發了針對防疫政策的激烈抗爭，我在家裏看YouTube，看亮馬橋的現場視頻。視頻裏有我熟悉的北京，熟悉的高樓、街景和人群，但他們做的事情、說的話、手裏舉着的東西都和往日不同，這讓我感到又陌生、又震撼、又惆悵。

那幾天，我一邊流着眼淚刷國內的各個平台，追蹤着那些幾分鐘就消失的文字和視頻；一邊手機裏仍然收到CBC每日幾次的推送。新的住房政策即將出台，市長權力擴張影響立法，多倫多又可以在室外溜冰了，受訪者高興地說，這座城市又將迎來「Christmas vibe」。我心想，再見吧。我永遠不會在這裏成為一個報道溜冰場重開和議會辯論的記者，無論用中文還是英文，無論是那個暗無天日的市郊辦公室，還是窗明几淨位於市中心的電視台，我都不喜歡。我的全副身心都不在這兒。在這兒，不在那兒，讓我感到自己有罪。

Cindy說，前幾周她看新聞——她指的是微信公衆號——新聞上說，「土豆在餐館吃飯時被人趕出去了」。「土豆」是華人給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取的綽號。我後來查新聞，完整的版本是這麼說的：「特魯多在溫哥華唐人街一家餐館用餐，被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圍堵，最後在警察的護送下落荒而逃。」

想到這條新聞，Cindy開始理解我作為記者的痛苦。只有外面的記者能寫這些，「誰——哪個記者敢寫這些，在中國？」她說，「（在中國）做記者，就是該虛的時候還得虛。就算是真實的，你也不能說。即使你知道他壞一點，你還要說他多好多好。」

是的，是的，Cindy，你說得對。你兩三句話就把我過去的工作都總結了。那你說我要怎麼辦呢？

「你去讀醫生吧。」Cindy說。

活下去

在多倫多找工作時，我很快便意識到，無論你在國內是誰、上過什麼學、做過什麼工作，來到加拿大，都要面對另一套評價體系：英語水平是否過關、有沒有本地工作經驗、有沒有過硬的工作技能；如果以上都沒有的話，至少要足夠年輕。在這些標準的篩選下，30至40歲、家底不夠厚實的移民們，無論在國內是公務員還是服務員，在這裏一律成為就業市場上的最底層。剛出來的時候，能夠容納他們的只有當地華人開的超市或餐館——大部分人最終一生都留在了這些地方。

和餐館的企台同事們聊天時，我經常聽她們說起「Mandarin」——Mandarin是加拿大最大的華人連鎖自助餐餐廳，在大多倫多區有多家分店。這家餐廳大量聘用初來乍到的華人移民，幾乎所有人剛來時都在Mandarin打過工，把這家餐廳當成他們在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落腳點。梅姐的老公剛來多倫多時，就是在Mandarin打工。他告訴我，一般最倒霉的都不是在國內幹苦力的那些人，而是在國內時擁有體面工作的人。他當時有個同事，以前在國內做醫生，養尊處優的，在餐廳幹起活來手腳不太麻利，便總受其他人欺負。「做得慢，就被人用水龍頭這樣弄——」梅姐的老公跟我比劃用水龍頭「滋」人一身水的動作。

但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一個人一旦沒工作，會蕭條的。」梅姐說。這麼多年，她聽說過太多由於找不到工作而走上絕路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角幾乎都在國內擁有過體面的工作和優越的社會地位，他們曾是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出國以後，他們什麼也不是。他們放棄了曾經建立起來的一切，在懸崖上縱身一躍，或許準備好迎接下降，卻意外地墜落了——有時這不是一句比喻。

「我記得有個北京來的教授……」梅姐回憶。

「Highway 401。」她老公補充。

「對！」梅姐說，「翻過橋，掉下來，死了。」

說起這件事時，我正坐在梅姐家的餐桌上。梅姐和她老公交替着在寬敞的廚房裏忙活着，閒下來的那一個跟我聊天。梅姐的家共有三層，整體是溫暖的木色調，家居風格既有本地特色，又一看就是一個中國家庭：客廳裏放着一個巨大的歐式壁爐，壁爐上擺着兒子女兒們從本地學校畢業的紀念照；而牆角則豎着一個立式邊櫃，內側貼着鏡子，櫃子上放滿了各種各樣的生活用品和陳舊的小玩意兒——這樣的邊櫃，我福州的家裏也有一個。

當年，他們把兒子送回國內後，認為無論如何都要在多倫多本地讀個書，否則兩個人一輩子都只能困在體力活裏。他們的經濟狀況只允許一個人讀書，另一個人打工來供。梅姐的老公想把這個機會讓給梅姐，但她認為自己讀不進去，不是讀書的那塊料；最後還是讓老公去讀了。老公倒也爭氣，很快就讀了出來，找到了工作。在梅姐老公看來，他所從事的IT工作是新移民中——當然，指的是有點本事的、靠着自己爬升至中產的那些——最普通、最常見、也最乏善可陳的，工作本身沒什麼意思，只是依從了這裏和他們類似背景的大多數新移民的選擇。他們認識的朋友基本上跳不出這幾種職業：混得差一些的，就還留在餐館和超市，混得好一些的，典型的中產家庭的搭配，就是「男的做IT，女的當會計」。

他們從來沒考慮過別的職業，也幾乎沒有跟別的職業的人打過交道。當他們的兒子名校畢業，入職本地知名的公司，拿到相當體面的起薪後，梅姐的老公認為自己的兒子已經交往到「不同層次的人」了，所以，哪怕他們的公司僅僅相距500米，父子倆也只是偶爾中午在一起吃飯。除此以外，他絕不與兒子同行。

我忘不了那個「北京來的教授」的故事。回家後，我用「北京 多倫多 401 自殺」這四個關鍵詞搜索，搜出來的第一條就是梅姐口中所說的那件事——時間、地點、人物全都符合，我也從新聞中得知更多細節：2006年，擁有清華本碩、美國和加拿大「雙料」博士學位的蔣國兵，縱身跳下多倫多401高速公路立交橋，自殺身亡，留下他的妻子和一對年紀尚幼的兒女。這在當年是相當轟動的新聞，還在海外華人中引發了一場對於高學歷移民的大討論。

新聞裏說，蔣國兵在核物理領域「深耕21年」，發表了大量論文，但這一切在他生前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不能為他換來一份與能力相當的體面工作；在他身後，核物理，以及他曾經引以為傲的一切成就，也僅僅為他人徒增幾句唏噓，實際上仍是毫無意義的。他的一生，彷彿在我的四個搜索詞——「北京、多倫多、401、自殺」——裏被輕易概括了。

蔣國兵和梅姐一家是同一年來的多倫多。蔣國兵自殺的前兩年，梅姐生下了大女兒，把國內的兒子接回了身邊，她老公也是在那時從學校畢業，找到了工作的。一家人興高采烈地搬進了市中心的公寓。從那時起，他們感到生活好起來了。

和名牌大學的博士蔣國兵相比，梅姐和她老公都是心氣兒不高的人，這恰恰對於在多倫多生活下去是有用的稟賦。他們做出選擇，承擔責任，將大問題分解成小問題，一點一點耐心地解決它，最後接受他們能力所及的結果。梅姐滿意她現在一週60多個小時的企台工作嗎？對賺的錢可能是滿意的，但這樣的辛苦落在誰頭上也不會輕鬆。梅姐的老公滿意他現在的IT工作嗎？對這份工作帶來的穩定感可能是滿意的，但如果真的百分之百滿意，他為何足足半小時都在向我抱怨工作裏其他族裔的擠兌、華人之間的不團結，以及，「我做的這些工作有什麼意義？」

Cindy還沒有到考慮這些形而上的問題的階段。她每天滿腦子只有陳記的工時、送餐的路線、銀行的貸款——還有女兒。一個星期裏的六天，她從陳記下班時已是凌晨，回到家裏女兒早已睡下。「每當夜深的時候，媽媽總感覺對不起你，都不曾好好地陪伴過你。」在過去的半年裏，她只發過這一條朋友圈，她寫道，「心裏忒不是滋味，感覺時間過得好快啊，小寶貝變成大姑娘了……」

有一天，Cindy讓我陪她看病。那天全程，我都感到一種笨拙——Cindy一路着急忙慌，而我則缺乏生活常識。在坐上她的電動車之前，我花了大約半小時學習了眼科有關的重點單詞，和ChatGPT討論了一下她告訴我的那些症狀的地道表達。來到醫院後，每一個空閒下來的短暫間隙，我都在心裏默默地溫習那些單詞和說法。當我們進入診室，醫生詢問Cindy眼睛有什麼不舒服時，我就像終於能夠背出準備了一上午的課文那樣，竹筒倒豆子似的跟醫生說了一番。

Cindy坐在診室的椅子上，皺着眉頭，不安和問詢的眼神一會兒望向醫生，一會兒望向我。當時我跟Cindy還不算熟悉，在她的眼神下我感到身負重擔，只想出色地完成這項託付；後來我去了她家，聽她說了她在馬來西亞懷孕時，只能由丈夫的家人陪同去看醫生的事。我的心裏微微發酸。她當時一定也是這樣的眼神，一定也是這樣忐忑不安，在醫生和丈夫的家人臉上掃來掃去，等待着她的命運。

醫生告訴我，Cindy的眼睛得的是一種家族性遺傳的角膜病變，這種病相當罕見，醫生也只在醫學課本上看過。醫生讓我詢問Cindy她家裏是否也有人有類似的症狀，Cindy茫然地一再否認，直到我們走出診室，她才喃喃地說起她的弟弟好像也曾向她抱怨過眼睛的毛病。根據醫生的說法，這種病變不算特別嚴重，只是會有些畏光、易流淚，後期可能會視力下降，但目前的治療方法就只有注意休息和堅持滴眼藥水——Cindy對這個結果並不滿意：她非但不能休息，還要在寒風中騎電動車送外賣，眼睛的毛病讓她騎車時容易碰到危險；滴眼藥水她也堅持不了，每天回到家她都累得無法動彈。她告訴我，她打算再約另外一個醫院的醫生，希望那個醫生能同意她做手術——在加拿大，做手術是免費的，她希望手術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她的問題。

在醫院的那天，我才從Cindy的健康卡上看到她的中文名字。她的名字拼音用英文來讀其實並不拗口，但由於缺乏聲調，聽起來格外彆扭難聽——醫院的工作人員叫到Cindy的中文名時，我根本沒聽出來是在叫她，而Cindy已經很自然地站起來了，顯然她已經習慣了那難聽的叫法。

但她的中文名其實很美，是一個在福建蠻常見的女孩名，第三個字是「珠」字。她告訴我，當年取英文名時，她本想叫「Pearl」，取「珍珠」之意。可是「Pearl」中有個翹舌音，她卷着舌頭反覆練習，也向當時正在讀幼兒園的女兒——女兒剛來不久就習得了一口字正腔圓的英文——不斷請教。女兒很希望她能叫「Pearl」，不厭其煩地跟她重複，「Pearl，Pearl，Pearl……你跟我一起讀，P-earl！」

她揣摩着音節，模仿着口型：「Pe……Pearl！」有幾次，她幾乎已經發出了較為準確的翹舌了，女兒高興得蹦蹦跳跳，但她一轉頭又忘了，「Perlo？」

最後她選擇成為「Cindy」。Cindy 不用翹舌，Cindy 的生活對她而言容易得多。

再回首

在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份加拿大本地媒體的工作後，我調整了預期。為了能順利成為永久居民，我開始投遞那些我在國內根本不會考慮的工作——市場營銷、PR、社群運營。這麼做很快就有了成果。轉換方向一個月後，我就得到了 offer，開始為一家海外的升學諮詢公司做全球中文市場營銷。我的寫作能力重新得到了認可，他們說我有 good writing skills，然後讓我去寫公衆號推送和小紅書。

在我的新工作中，同事們稱呼我Cheng——我沒有英文名，Cheng是我單名的拼音。雖然Cheng對於英文母語使用者來說沒有發音障礙，但也僅僅是沒有障礙而已——他們發出來的音跟我的名字毫不相干。我的名字失去了它原本的音節、音調、意涵，只剩下一個乾巴巴的、彷彿保留了部分自我的東方標簽。就像Cindy失去了她帶有珍珠光澤的原名，也放棄了一個更符合心意的名字，最後接受了一個乾癟的代號。我們都知道，不糾結這些事情，生活會容易得多。

在出來的前夕，我寫過一篇關於中產移民的稿子。在採訪中，我幾乎問過每一個受訪者，「你擔心不能在新的國家過上幸福的生活嗎？」這同樣也是當時橫亙在我心頭的疑問。中產們的答案都很標準。他們說，什麼是幸福？遵紀守法，老實工作，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不就是幸福嗎？他們說，我在國內不結婚、不生育、隨時受到權力的毒打，難道這算是幸福嗎？

然而。在每一次被叫作Cheng的時候；在我被自己完全不能認同的工作目標折磨的時候；在我陪同Cindy看病，在醫院裏像兩隻無頭蒼蠅一樣茫然地亂竄的時候；在看到每個星期餐館的排班表，意識到大多數同事每週都工作60個小時以上的時候……我都會想，難道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難道這就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是的，我認為自由更加重要，我現在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我拿我曾經擁有過的、引以為傲過的所有東西，和自由做了交換。若為自由故，一切皆可拋；拋下一切後，我的確得到了自由。然後呢？值得嗎？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我還會認為值得嗎？

回溯往昔，梅姐並不認為自己當時做出了更好的決定。經過的20年艱苦奮鬥，她如今的生活已經穩定下來，她掙的錢比她電力局的前同事們要多得多，但這不是一個翻身致富、走向成功的移民故事。據她所知，老同事們過得還不錯，在本地有車有房，萬把塊的工資完全夠花，退休金也不成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工作足夠清閒。而她快50歲了，每天仍然要做10多個小時的體力活。誰吃的苦有她多？

但她並不羨慕國內的同事，唯一的原因是：她的同事們都只有一個小孩。梅姐生育的年代仍然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她和她老公當時在國內的工作，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生二胎、三胎——非得生，就要交罰款、丟工作。梅姐依稀記得，國內直到前幾年才放開生二胎，她忍不住想象自己留在國內的平行人生，「當時我們都40多歲了，我們還會去生嗎？」她的聲音忽然抬高，又輕輕放低，宛若嘆息，「不會了。」

如果當時留在了國內，她大概率不會為了多生孩子而捨得丟掉安穩閒適的單位生活——就像我爸媽當年做出的選擇一樣：為了不使我爸爸失去國營單位的工作，我媽媽不顧其他家人的反對打掉了肚子裏的孩子——我的弟弟或妹妹。直到我成年以後，他們有時還會懷着惆悵，想象那個從未出生的孩子。但若是重新做一次選擇，他們多半還是會保住已經擁有的東西。

這是他們那一代人所承受的道德煎熬。梅姐的出走讓她免受這種煎熬。這些年，梅姐得以親眼看到兩個女兒真正出生、成長，她知道這是她留在國內的平行人生不可能擁有的幸福，為此，她認為自己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她將自己在她們身上感受到的無限幸福歸功於加拿大。「加拿大讓我多生了兩個女兒。」她一邊說着，一邊撫摸着大女兒的背。為這一點，再苦再難，她說，「我還是喜歡加拿大」。

Cindy跟我說起她剛來的時候。那時候她也是喜歡加拿大的，畢竟她為了來到這個國家付出了婚姻和生育的代價。她覺得一切都很新鮮，想愛，想吃，想和丈夫好好相處，也想去很多地方玩。她一來就去了尼亞加拉瀑布，這是多倫多周邊最有名的一個景點，從瀑布可以望到另一頭的美國。幾乎所有移民剛來的時候都會去瀑布。但她去了以後大失所望，「沒覺得有意思」。從那以後，直到今天，除了出來兩年以後回了一趟國，她再也沒有走出多倫多。一次也沒有。

那時，我正有些侷促地坐在她家的飯桌旁。這個五六平米的小房間，既是飯廳又是廚房，也是唯一的會客室。飯桌很矮，是簡易的摺疊桌，桌上擺着一盤Cindy剛切來的橙子和蘋果。她坐在旁邊一張更矮的小板凳上，脫了送外賣時穿的外套和雪褲，整個人皺縮着，大部分時間趴在飯桌上，半張臉埋進臂彎，只露出一雙略微發紅的眼睛。

我用很小很小的聲音問：「直到現在，你還是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沒有值不值得……」Cindy抽了抽鼻子，「人出生到現在，都是為了生活。在生活裏邊我麻木了。我沒有覺得現在特別好，也沒有覺得特別不好。這一天天的，我就覺得……很晃盪，很恍惚。其實，我都不是很明確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長達三小時的談話中，我感覺我一直在跟Cindy說——每當她拋出一個新的困難，我就馬上說——沒事的。我搜索枯腸，告訴她一個沒事的理由。女兒得了ADHD，沒事的，很多人都有得，我其實也有一點；讀書不行，沒事的，在加拿大就算書讀得不好也會有出路，你把她帶來這裏已經很偉大。眼睛是家族遺傳病，沒事的，加拿大醫療條件好，能治，但你一定要每天堅持滴眼藥水，等天氣暖一點再去送外賣。

我逐漸也無話可說。我本不該，但我把心底冒出來的話說出來了：「我也不知道活着有什麼意思的。」

「我天天同樣問這個問題。」Cindy說，「每個人都在問。」

「那你有答案嗎？」

「沒有。」回答得比任何一次都快、都乾脆。

「那如果回到當初，重新做選擇，你還會移民嗎？」

「問這個問題？」她抬頭望着我，有點驚詫，但馬上堅決地回答道：「還會。」

「還是這邊好？」

「這邊安逸一些。不攀比，不跟老家那些人攀比，自個兒做自個兒的，今天開心就出來聊一聊，喝喝咖啡……」

「開心的時候多嗎？」

「不開心。」

「主要是太累了？」

「是。煩心事也挺多的。以前想想都會哭，現在欲哭無淚，想哭都哭不出來。」

她一邊擤着鼻子，一邊起身，收拾起電飯鍋裏吃剩的米飯。

「飯裝一下……不然悶悶的有味道。」她回過頭來跟我說，「我這飯很多，你吃點吧？還有魚，還有這個……」

「沒事，我不餓。」

「有魚，還有蝦……」她唸叨着。

「把飯裝起來，明天就可以做炒飯吃。我都是這樣子。」我笑着說。

她也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