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历经四次核酸检测和27个小时的飞行后，刘元江终于到达了上海。
此时，距离他不满清零政策、咬牙切齿地离开上海奔赴纽约，仅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
程晶晶的归国之旅，也带给她众多的人生第一次。 “捅鼻孔和漫长的隔离，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是全新的生命体验，还蛮有意思的。”
程晶晶在2022年8月决定从伦敦回到中国。 当时中国疫情管控愈趋严厉，封控、隔离、核酸检测成为大量中国人的生活常态。 但对于朋友和亲戚的劝阻，她不以为意。 “我在埃及经历过战争，在美国体验过飓风，在印度尼西亚遇到过排华，所以国内小小的Covid-19和区区管控，算得了什么？”
至今回望当初归国的选择，刘元江和程晶晶依然非常笃定：从来没有后悔过。
David Cao 却远没有这种底气与自信。 2020年年底，因不堪忍受中国的防疫政策，他带着一双儿女和太太远赴德国法兰克福。 但2023年年中，封控结束后，他又将儿女送回之前就读的中国新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太太也回国重新找工作，他则选择跨国流动，每两个月往返一次中德。
“我以后应该会扎根德国，但是太太和儿女则不一定，尤其是太太，大概率会一直做中国公民。 这是我们综合各种考量后作出的决定，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风险和兼顾家庭利益。” Cao 表示。
始于2020年年初的疫情高压管控，催生了“润”学在中国的流行，并延续至今。 尽管相关的公开数据较为匮乏，但通过英国咨询公司 Henley Partners 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亦可观察到这一趋势。 报告指出，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翁流出的国家，并预测在2024年将有15200名中国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
那么，这些逆潮流而动、选择回归中国的人经历了什么？ 是什么让他们在抛下一切远赴异乡后，又选择回归故土？
回归“上等人”的生活
“我不想做二等公民”。 对于自己选择回流的原因，刘元江坦承道。
刘元江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精英家庭，父亲是德国某知名大学的化学材料博士，母亲曾被公派至前苏联留学。 得益于此，除中文外，他还熟练掌握包括英、德、法语在内的七种语言，而他本人在出走美国之前曾长期在某知名外资公司上海办公室任职视觉创意负责人。
家族同辈中有很多人已在欧洲和美国定居，但刘元江对此嗤之以鼻。 在他看来，这些同辈的兄弟姐妹也只是在国外做富贵闲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毫无建树。
不过他也深知，华人在国外想要有所建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在纽约根本去不了与上海对等的企业的岗位，毕竟在纽约我需要和全世界优秀的人才竞争。 即使能去一些大企业，也是在那些白人手下打工，被他们吆来喝去的，再加上办公室政治，就会让人很难受。” 他说，“虽然办公室政治哪里都有，但是叠加上种族关系的话，屈辱程度会成倍放大。”
刘元江认为这是中国人在国外最难跨越的门槛，即不愿意放低身段。 此外，他强调，在国外的国人群体、尤其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不像印度人一样热爱抱团。 相反，同领域的中国人会视彼此为竞争对手。
“另外，今时不同往日的是，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新冠病毒是 China Virus 后，美国社会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有中国背景的新移民从事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工作，现在都会被用对待‘间谍’的方式进行背景调查和审视。” 刘元江说。
此外，他强调，中国移民一代财力一般，加上长期以来的社会管理或者社会文化导致的原子化生存方式，使得华人移民的生活方式和欧美社会也截然不同，在融入过程中要吃的苦和在现实中的委曲求全真不是外界可以想象的。 而中国人不擅长进行政治表达，也使得华人群体很容易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
对此，David Cao 感受颇深。 “种族隔阂永远会是一道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障碍”，他说。 这也成为他带领全家回国、并重新布局家庭未来规划的根本原因。
David Cao 于2006年至2009年在德国留学，相较于很多中国一代移民，他可以说一口流利德语，有更多的德国朋友，且对德国的风土人情更加熟悉，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让他融入德国社会的尝试变得更容易一些。
2009年从德国留学回国后，Cao一直在帮助家里的外贸公司开拓德国市场，2015年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在德国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公司官方网站的口号是要打通和链接中德市场，但事实上，这家贸易公司更多的是通过借助中国低环保要求的“优势”，生产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然后出口到德国。
基于这家贸易公司的连接，Cao 交到了很多德国本地的朋友，但相比于“朋友”这一称呼，他更愿意将这些人定义为生意伙伴和“酒搭子”。
“就是很难交心，我在德国也会和德国人一块儿去酒吧喝酒、聊天，但就是随便聊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 我真的有兴趣和他们在酒吧喝酒吗？ 并不是，我纯粹是为了迎合德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在国内从来不去酒吧，更愿意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 Cao 表示。
此外，为了更好地维持和德国当地人的“友谊”，在谈到政治话题，譬如选举的时候， Cao 会小心翼翼地回避，他坦诚这是有意为之。 “我不想因为谈论政治而使我和任何一个德国人的关系产生裂痕，我也从来不会轻易地向他们展示我的喜好，尤其是政治倾向。” 他说，又补充道，“不过我确实也没什麽倾向，我去德国就是为了挣钱、拿身份，让自己和孩子有更多的选择，这是主线任务，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
在他太太眼中，为了这个主线任务，他在不断“牺牲”自己。 生活不够便利、没有大型购物商场、道路太过狭窄、房屋老旧都被她视为德国的缺点。 他们在法兰克福购买的公寓，在她看来还不如他们在杭州的家的后院大。
于是，当中国疫情管控放开后，太太带着孩子迅速回到了杭州的自家别墅中，独留David Cao一个人在德国等着拿身份。
离开了他曾无数次对朋友吐槽“脏乱差且小偷密布”的纽约后，刘元江也一头扎进了自家在上海的别墅。 而从回归上海到2022年年底中国疫情管控彻底放开的这一年多里，他没有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即使在上海封城期间也是如此，甚至在封城期间他也从没抢过任何生活物资和药品。
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上等人”的身份。
而作为“上等人”，在刘元江入境上海、入住隔离酒店后，家人便通过运作将他加入了疫情防控的“白名单”，从他结束隔离的那一刻起，“特权”便已生效。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行程处处受限于健康码和行程码颜色的疫情管控期，刘元江的“特权”在于：在常人持有的绿、红、黄码之外，他长期持有的是“灰码”——官方意义上失踪人口被标记的颜色。 而灰码持有者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在街道统计核酸结果和健康码颜色时，见到他的灰码后，会自动将他排除在统计结果之外。 得益于此，他从未被“大白”上门刁难过。
作为“上等人”的刘元江甚至得意地向朋友们展示过他的灰码。 有关领导更是对他透露，整个疫情管控期间，上海有60万人与他一样持有灰码。
“不过很多时候我也不能太高调，有时候某个街道查得紧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我会让司机把我送到其他的别墅，那一年多时间内，我轮流在上海郊区和市中心的三套别墅、一套洋房和两套平层居住，饮食方面，别墅管家和物业都会按时配送，所以我也没吃过什么疫情的苦，这也算是特权的一种吧。” 他说。
这也是刘元江坚决要回上海的原因之一。
“我们家族往上数七代人都在上海，我们经历了清政府的垮台、军阀混战、英法和美国的割据，还有青帮以及后来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改朝换代以及这些各式各样的运动，从来没有哪一个能够打垮我的家族，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在刘元江看来，他的家族祖祖辈辈在上海打拼了一百多年，才换来如今的“特权”，他实在没有理由放下这一切去纽约重启所谓的新生，他更愿意站在祖辈的肩膀上、将家族在上海的地基夯得再实一点。
回归，对刘元江来说，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我们确实不一样，我无法完全融入他们”
程晶晶没有特权，她家位于中国南方某省的一个地级市，父母均为工薪阶层。 2008年，父母举全家之力将她送去伦敦读书。 大学毕业后，为了能够留在英国，她不间断地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
拿到博士学位后，程晶晶如愿以偿拿到顶级公司的 offer，这也成为她更好地审视自己与周围人群的契机。
“2022年我决定回国时，我已经在英国待了14年，我自认为我在英语发音甚至俚语表达方面和伦敦人已经没有大的区别了，但是细微之处那些白人的神态变化还是会提醒我，我和他们不一样。” 程晶晶说。
她举了例子，参加酒会大家进入微醺状态后，对于她的发言，英国人会礼貌道“beg your pardon”，但这一情况鲜少发生在英国人之间。 程晶晶坚定地认为这就是种族隔阂，潜意识中的被区别对待是最让她难以接受的。
她在伦敦某高校兼职授课的时候，也发现亚裔学生会更愿意和她亲近，学生们看到她会格外热情。 但亚裔学生的主动示好，则让程晶晶对种族问题更加敏感。
在种族差异之外，触发她回国的导火索是——身为高级经理升任总监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挫折，让她得出结论，老板更倾向于优先提拔白人和印度人。
“我或许已经触达了种族天花板，有时候也不能怪别人，职业技能精进到一定程度后，沟通和文化确实会更重要。 而在文化层面我和英国人以及印度人之间的隔阂就是很大，有些时候他们话语中的隐藏含义我也确实听不出来。 挣扎良久后，我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她说，“那就是我们确实不一样，我也确实无法完全融入他们。”
自认为被白人和印度人压了一头的还有李晓光，为此他忿忿不平地将加拿大称为“印拿大”。 2021年，李晓光技术移民加拿大，进入一家科技公司继续从事程序员的工作，公司规模较小，他的收入与在国内互联网大厂工作时的收入基本持平。 但生活成本却比国内高出3到4倍，以致他的工资很难有盈余。
李晓光寄希望于升职涨薪。 但事与愿违，公司负责人将升迁的机会给了一位与他同时进入公司的印度人。 在李晓光看来，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他将印度人的“得势”归结为他们爱拉帮结派，这是他和温哥华的华人码农群体永远也无法做到的。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己或将永远屈居于印度人之下，李晓光坦承，他的民族自尊心无法接受这样的“屈辱”。
在加拿大，互联网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且规模小，这极大限制了李晓光的跳槽规划，而随着印巴及中国移民的逐渐增多，他发现加拿大也越发卷了起来。 但是与国内的卷不同，加拿大的“卷”是没有办法狠捞一笔的纯职位竞争，金钱回报与“卷”并不成正比。
认识到这一残酷的现实后，2024年年初，李晓光放弃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又回到了中国。
武军也选择了从加拿大回流，并且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反复劝说想要移民加拿大的人慎重考虑，与李晓光相似，他轻蔑地将现在的加拿大称为“北津巴布韦”。 对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执意前往加拿大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发出言辞激烈的评论——“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武军是一名职业投资人，2020年年底因无法忍受疫情管控，带着家人从成都去了加拿大多伦多。 在这之前他早已在多伦多的富人区购置了两套房产，以备将来两个孩子去加拿大读高中时使用。 但到加拿大后他发现，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超出他的想象，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2023年7月，他引以为豪的白人聚居的富人区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和抢劫案，据他描述，警察只是象征性地对这些案件进行了询问和登记，然后就不了了之。
让他觉得危险近在咫尺的是，2024年4月，武军一位居住在多伦多华人社区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也遭到了入室抢劫，小偷敲碎朋友房子大门的玻璃，偷走了朋友的银行卡、驾照甚至邮箱里的信件。 这让武军感慨：“危险不止在新闻里，更是在身边”。
而为了修补被破坏的门窗，朋友额外付出了4000加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的金钱代价，又等待了7天后，门窗才被安装好。
朋友的遭遇，让武军开始审视自己的命运，并决定全家回国。 他们重新找回了离开成都去加拿大时辞退的保姆，并为两个孩子联系了国际学校。 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后，他松了一口气，直言：“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对于回归“人”的生活所需的成本，他曾算过一笔账。 在多伦多期间，全家人每年的生活支出为100万人民币左右，但这也仅供他们在加拿大过上普通中产的生活，但100万元在国内的购买力远高于加拿大，生活也会因此更加舒适。 身为投资人的武军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国内生活的性价比远高于加拿大。
不过，这种投入产出比是否将政治安全也纳入了考量？
“这方面我已经做好安排了。 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后我就会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我希望他们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拥有国际视野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迁移的能力。 自由选择的能力很重要，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拥有更多的自由。 至于我和我太太，说实话我在国内也多少有点人脉，相比于在加拿大被亡命徒抢劫的概率，我在国内被铁拳出击的概率会更低。” 武军说。
“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由和民主有那么重要吗？”
与武军不同，程晶晶还在如探险般探索她在国内的生活。
作为一个常年居住在国外、却突然回国的人，在2023年一整年，她经常接到居住地派出所的电话，每次警察都会程序性地问她几个问题：为什么回国？ 现在在做什么？ 以后准备去哪里？
不过，对于这种来自行政机构的审视，程晶晶从来没觉得是负担，只是感觉有意思，想把这些当作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我已经在欧洲体验过极致的自由了，我想让我的人生更加饱满一些”。 程晶晶曾在伦敦桥裸跑，在白金汉宫门前做瑜伽，还曾组织朋友一起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前抗议过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英。
失去这些昔日的自由，对现在的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现在还没有明显的感受差异。 即使我刚回国时所居住的小区封控，没有办法出去买菜，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 相反我会去探索整栋楼哪里有出口，比如地下室、天台、楼顶等等，所以我当时也并没有觉得自由被剥夺了，我只是觉得很好玩。” 程晶晶说，“相比这一切，回国带给我更多的是其他收获。”
收获来自职业层面。 在英国，为了成功留下，程晶晶博士攻读的专业是她并不喜欢的电子电气工程。 在体验过世界后，相比于谋生和外界眼中更体面的生活，她更想追求自我。 她从小便对美术更感兴趣，在欧洲的游历则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她对艺术的向往。
但程晶晶深知一个中国背景的人想要在国外从头开始学习艺术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基于文化层面的沟通都稍显艰难，更毋庸说艺术的交流了。 这也是她选择回归母语系统的主要原因，而归国仅两年后，她担任策展人的艺术展已在某新一线城市举行了小规模的展览，这让她备受鼓舞。
“所以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由和民主有那麽重要吗？ 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 她说。
刘海波的想法和程晶晶如出一辙。 2019年夏天刘海波移民新西兰，对于在新西兰的生活，他总结为：蓝天、白云、有机食品，以及好山、好水、好无聊。 “美景看多了，真的会免疫，而且新西兰地广人稀，我要找到合拍的人说话和社交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刘海波说。 更致命的是，养老一般的闲适生活，让他的精神陷入了困顿：“再不走我就要抑郁了，我需要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于是，2023年年初，刘海波选择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苏的关口，大干一番。
刘元江非常理解“回流”人群对母语系统的依赖和信任，以及回归其中后的如鱼得水。 从美国回来后，他并没有再回外企——他早已厌烦了中英文夹杂的日常沟通方式，而是决定向地方政府靠拢，同时为今后在中国的生活寻求更多的政治资本。
在 MBA 校友的引荐下，他与人合伙成立了一家 NGO，旨在帮助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口更好地掌握农业现代化技术。
自2015年中国政府频繁出台各项规章政策以对NGO的资金来源和行为进行约束后，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便成为本土NGO开展工作的近乎唯一途径。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政府信任，刘元江从来不“翻墙”，不查看任何墙外信息。 与海外的亲友交流时，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工作，更拒绝与政治异见人士交流，即使在线下聚会中，有人不经意间提及相关话题，他也会刻意回避。
“我和政府的合作关系要想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我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敏感度”，刘元江说。 他认为这种隔绝不会影响他对自己所坚持立场的正确性以及对国外政治准确性的判断。 “不翻墙，我依然是世界公民”。
“我过去两年去到的都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那里的人需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民主和自由，而是钱、是发展。 那些热衷于讲大道理和找政府麻烦的人，应该先去偏远地区听听穷人的想法，然后再来对我的观点进行点评，否则在我眼里他们不值一提。” 刘元江说。
而在他看来，美国是左、右分裂，而中国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存在分裂，相较于前者，他认为后者更容易弥合。 而民主是效率非常低下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中国的文化以及复杂的阶层分化，相反，集中的权力能以最高的效率、在最大程度上将陷入贫困中的中国人拖出泥潭。 因此，刘元江直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政府比美国人要更务实。
他选择all in中国。
永恒的锤子与镰刀
夏兰却没有刘元江这么淡然。 她和丈夫现在在日本东京生活，丈夫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回中国他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多机会，薪资待遇也会更好。 游移不定间，他们决定暂时采取同 David Cao 一样的做法，由丈夫先回国，等丈夫的工作及薪资稳定后，夏兰再带着两岁的孩子回国读幼儿园。
但他们在两国之间的摇摆中遇到一个无解的难题——要为孩子取日本名还是中国名。 “名字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夏兰的丈夫表示。
夏兰担忧的是，如果为孩子取中文名，以后在日本读书的话，可能会因为名字的与众不同而被同学孤立或歧视，而且长期来看，中国名字也不方便孩子融入日本社会；但是如果取日本名的话，孩子在中国读幼儿园时，毫无疑问肯定会被敌视。
最终，发生在2024年6月的苏州日本人校车遇袭事件帮助他们做出了决定，彻底打消了夏兰带孩子回国读幼儿园的想法。 夫妻俩协商一致，由丈夫回国挣钱，她带着孩子偶尔回国与丈夫团聚。
他们为孩子取了日本名字，作为折衷——在常用名上给孩子填写了中文名。
早于夏兰夫妇体验跨国流动家庭的的 David Cao ，却决定结束这种生活方式。 他计划在2024年的暑假结束后，就把孩子带到法兰克福去读书，让他们从小融入德国社会，以免重蹈他的覆辙。
想法的转折发生于2024年1月中国农历春节前夕。 当时David Cao家工厂所在县城的地方官员在一次非正式的私下聚餐中，告诉Cao的父亲，根据税收管理条例，他们工厂在过去几年少缴纳了700万元的税收，加上罚金和滞纳金，他们需要向政府补缴1100万人民币，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
为了缓和剑拔弩张的气氛，David Cao 陪同父亲依照往年惯例，在私人会所摆了宴席邀请相关官员，并为每人准备了一块价值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手表，但这一次无人赴宴。 无奈之下，父亲出售了家里的一套别墅，才凑够钱缴纳了地方政府开出的高额罚金。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这一件事带给全家的阴影却没有消散。 “经过这件事，我彻底相信镰刀和锤子一直高悬在我的头顶。” David Cao说。
他再次决定迁移出去。
这种反复并不鲜见。 刘海波也准备重回新西兰，这次回去的欲望远比他当初回流中国的渴望更加强烈。
2023年年初回国后，刘海波与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主营业务为广告、文化活动策划、传播。 在他原本的预想中，随着疫情管控结束，被压制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欲望会呈井喷式增长，但想象中的井喷式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 相反，包括国企、民企甚至外企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在削减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朋友不得不将目标客户锚准出手相对大方的国企。
而在多次与国企的合作中，有超过七成的项目刘海波无法根据合同敲定的时间按时收到结算的费用。 有一次他们忙活了大半年，到最后交付时，国企的项目负责人突然说他们的方案不好，指责要价过高，然后直接撕毁了合同。
“最令人气愤的是，最后这家国企的最终执行方案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那版，他们为了避嫌修改了几处细节，然后一分钱都没给我们，几十万的报酬就那么没了。” 刘海波说。
对于这一结果，他执意要打官司，但合作伙伴提醒他，别忘了他现在是在中国，潜规则就是这样，为了不得罪人，他们只能吃哑巴亏。
但相比于被国企爽约，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则直接触发了他再次离开的决心。
2024年春，刘海波和朋友的公司参加中国西南某地级市的政府招标，第一轮评标中他们的方案排名第一，超过了第二名十几分。 “这次稳了”，朋友稍显乐观地告诉刘海波。
于是他们积极准备第二轮面向地方主政官员的展示，但在他们搭乘飞机到达当地后，接到了负责项目的官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他们的方案中缺一项关于经济目标的数据。
“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投标时对方根本没告诉我们需要填写这部分数据。” 刘海波说。
他觉得自己被耍了。 按照潜规则，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连夜编造一套数据，完成招标模版的填写，但这样操作的风险是，在项目结束后，地方政府很可能会以方案没有完成相应的经济目标为由，拒绝支付项目费用；第二，放弃这次投标。
刘海波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回国创业近一年半，他已身心俱疲，不仅没有挣到钱，还搭进去几十万的个人存款。 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过去声称自己在新西兰快抑郁了是一种矫揉造作，在国内的创业经历教会了他什么是真正的抑郁。
刘海波再次决定离开。 在走之前，他留下了一句话：“操，什么傻逼世道”。
应受访者要求，刘元江、程晶晶、李晓光、夏兰、武军、刘海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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