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影院裡哭成一片：一部台灣人不知道的電影，卻颳起2024台灣票房旋風？

將近一個月前，台灣電影票房排行榜上出現了一個名字《再愛一次》（Mai）。數據顯示，這部電影於4月12日在台上映的第一個週末，就以305萬新台幣（約73.8萬港元）的數字，衝進全台排行第五名，更高居當週新片賣座第二名。在電影景氣衰退的年頭，如此「戰績」可謂是個不可忽略的現象。然而有趣的是，絕大多數台灣觀眾對這部電影，卻既沒有聽說過，也大概沒有去觀看過，連臉書各大電影社團也未曾見到討論聲浪。

這是一部逃過台灣人法眼的隱形電影嗎？更不尋常的是，過往台灣電影票房有所謂淡水河以北、以南約1:1分佈常態之說，也就是說雙北（台北市和新北市）地區的電影院，通常要佔一部電影總票房的大約一半。然而《再愛一次》在首週末創下的305萬票房中，來自台北市的卻僅有45萬，可以說這一次，台北地區在一部熱門電影的市場裡竟然幾乎沒有存在感。

是哪些人傾巢而出，趕往那些台北以外的電影院，為這部幾乎沒有聲息的電影買票入場？而這些觀眾又是從哪些資訊管道，得知這樣一部幾乎沒有在台宣傳的電影？

基本上每位入場觀眾都講越南話，台灣人少到可以忽略；年齡層大多為二十出頭的，成雙成對比例極高，更幾乎人手一桶爆米花和一杯可樂。「我們去問合作廠商裡的越南人，得到的答案是越南人看電影就是有買爆米花跟飲料的習慣。」

整個廳都在講越南話

《再愛一次》其實是一部越南愛情喜劇片，講述按摩師女孩阿梅遇見極力追求她的富家少爺阿當。該片雖然不見於台灣觀眾習慣與熱衷的網路討論區，但上映前後也曾於台媒刊出報導。原來，《再愛一次》（Mai）是今年越南現象級電影，自農曆春節上映後在越票房破7億新台幣，打破喜劇演員出身的導演黃鎮城自己在去年另一部喜劇電影《The House of No Man》的票房紀錄，成為越南影史票房冠軍。

儘管如此，電影卻還是外在於習慣看國際大片與台片的台灣本土觀眾視野，台灣觀眾沒有得到太多相關消息。對此，把《再愛一次》引入台灣發行的 ifilm 傳影互動的創辦人陳振熒說，「《再愛一次》這部片跟我們以前做的電影，真的不太一樣。因為它是台灣從來沒有過的越南愛情電影，所以一開始我們就知道台灣觀眾可能興趣不高，較少花心力針對台灣觀眾宣傳。排戲院時，甚至基本完全捨棄台北。其他地方來講就是盡量在車站周邊的電影院上映，因為那裡本來就是移工經常活動的地方。」

傳影互動是一家台灣獨立發行商，常將日、韓、加、西班牙、法國等地電影引入台灣，發行越南電影對他們來說也是第一次。陳振熒解釋過去台灣並非沒演過越南電影，事實上今年初另一部越南恐怖片《鬼怨偶》才剛剛賣出700多萬新台幣的好成績，這在近年台灣映演的東南亞電影中已名列前茅。不過台灣觀眾對於東南亞電影的接受度分佈不算平均，除了泰國出品的電影比較不分類型地獲得台灣人喜愛，其他國家作品則多半只有恐怖片較有機會。

儘管是在台灣冷門的類型，《再愛一次》卻另有身世背景，它是韓國企業CJ和越南本地製片公司合資成立的CJ ENM HK的作品。過去十年，來自韓國的兩家企業 CJ 和 Lotte看中越南娛樂市場尚未完全發揮的潛力，而積極投資越南；到如今兩家公司旗下電影院，合佔越南全部電影院市場超過七成。影院之外，CJ 也投資製作越南電影和電視節目，其中就包括這次的《再愛一次》。

可以說，《再愛一次》的成功，一方面來自CJ的韓國影視經驗，另一方面也在於在地製作公司HK對市場和明星號召力的熟悉度。黃鎮城作為越南最成功的實力喜劇演員，正延伸他在其他領域的吸金能力——如非喜劇作品及擔任導演。而另一個不能忽略的環境因素，則是越南年輕人在疫情降溫和美國電影減產（主因是去年編劇和演員工會罷工）後，對國產電影的興趣正快速增加。越南電影市場不僅成為 COVID-19後亞洲復甦速度最快的電影市場之一，去年還創下年度本土戲院賣座的前十名中，只有兩部美國電影進榜的記錄。

越南年輕人在疫情降溫和美國電影減產後，對國產電影的興趣快速增加，越南電影市場成為 COVID-19後亞洲復甦速度最快的電影市場之一。

至於《再愛一次》的海外發行，包含台灣和美、加、英、德等幾個歐美國家，不只對CJ ENM HK來說是第一次，對越南電影來說也是史無前例的國際發行規模。陳振熒說，而CJ ENM HK主要還是抱持著試試水溫、摸索外國觀眾反應的心理，因此CJ自己的母國韓國甚至不包含在其中。

結果台灣的水溫顯然高過CJ和做發行近20年的陳振熒事前預估：「最意外是新竹的電影院。星期五、六、日這三天基本上都是滿座。星期天那一場甚至賣到一個座位都不剩。這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事。一般來說除非有安排粉絲見面會之類活動，台灣觀眾是絕對不會買最邊角的那些位置。」

而位於新竹的巨城威秀影城資深公關經理李光爵則推斷：「主因是（這部片在）新竹是獨家上映，然後又正好（新竹）是越南移工人數非常多的城市，所以他們（移工）通通聚集到新竹巨城的威秀影城來看。當然，也不能忽略這部越南電影就算用好萊塢水準來比，也是夠好看的。」

新竹科學園區作為台灣科技工業重鎮，就在李光爵所講的影城附近，而那裏的上下游工廠一直僱用了不少移工。其他票房熱點包括了同樣有大量移工的桃園市，和緊鄰桃園市的新北市外圍（如樹林區）。而由於這部電影奇特的觀眾分佈於台灣市場而言是絕無僅有的第一次，發行商傳影互動連夜從台北派人南下，到幾個票房熱點進行近距離觀察，想看看到底是哪些人來買票看戲。由此回報到台北的第一手消息是：

首先，基本上每位入場看電影的觀眾都講越南話，台灣觀眾少到可以忽略；其次，年齡層大多為二十出頭的年輕觀眾，成雙成對比例極高，更要幾乎人手一桶爆米花和一杯可樂（台灣大概只有二三成會買觀影套餐）。

「每一家戲院都跟我們說爆米花和飲料賣超多。而且我們從票房報表裡也看得出來這個現象。那種搭組合餐的票賣出去的比例異常高。後來我們去問合作廠商裡的越南人，得到的答案就是越南人看電影就是有買爆米花跟飲料的習慣」，陳振熒說。

新竹科學園區作為台灣科技工業重鎮，就在李光爵所講的影城附近，那裏的上下游工廠一直僱用了不少移工。其他票房熱點包括了同樣有大量移工的桃園市，和緊鄰桃園市的新北市外圍。

哭成一片的真正緣由

李岳軒雖是台灣人，但身為關心移工和新住民議題的獨立媒體《移人》創辦人，他自己也在電影院看了兩次《再愛一次》。他試著解讀人手一桶爆米花一杯可樂這個特殊畫面背後的緣由：

「在台灣放映的好萊塢電影不可能附帶越南字幕，而他們（越南觀眾）聽得懂的越南電影能上映的機會又少之又少。平常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台灣的電影院看電影，難得有這機會，應該會在乎看電影的儀式感一定要到位，更何況是作為約會。」李岳軒笑著說。

「在台灣放映的好萊塢電影不可能附帶越南字幕，他們聽得懂的越南電影能上映的機會少之又少。平常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台灣的電影院看電影，難得有這機會。」

在台灣，移工日常作息和適合台灣勞動基準法的本地人有很大差別。工廠上班的產業移工通常是排班制，並非固定週末休假；而以擔任看護為主的社福移工，需要跟雇主協商每週一天的休假日，不過排在星期日的較多。這樣的作息規律和電影市場以星期五、六、日三天為主要消費熱點，是不太一樣的。加之對移工而言，台灣電影院映演的幾乎99.9%的電影都是「外語電影」，多了語言門檻要克服。這些正是電影院裡很少見到移工身影的主要理由。

除了機會難得，受到移工追捧也有電影本身因素。移居台灣多年且在2018年擔任過國慶典禮主持人的阮秋姮，以越南人身份解釋這部越南電影熱賣的理由：「導演黃鎮城原本就是越南最紅的藝人，有自帶流量的實力。很多粉絲都是因為他去看。」

「還有另一個要素是幽默。黃鎮城過去就以幽默著稱，所以越南人一開始會以為是一部純粹搞笑的電影。雖然最後並不是純搞笑，但電影確實有很多非常幽默有趣的點，讓越南觀眾很有感。」

阮秋姮的台灣夫婿John也是進到戲院看的少數台灣人之一，他大力稱讚越南電影成熟度很高：「原以為這幾年越南電影才剛起步，看了這部才知原來已在水平之上。更令人訝異的，是《再愛一次》沒有屈從過去越南電影的說故事規則，拒絕把故事收在happy ending上，看得出來他們很努力想突破。」

「他們是因為喜歡台灣才來這裡工作的嗎？當然不是。他們都是因為家裡窮，需要賺錢養家，才會來台灣工作。」銀幕上的男女雙方，因現實因素必須被迫分開而無法終成眷屬，會直接投射到現實來台灣工作的越南移工心裡。

其他看過《再愛一次》的台灣觀眾，多半對電影的精良製作印象深刻，也對後半部用力過度的「韓劇感」有點不太適應。但越南觀眾為何照單全收？李岳軒正努力學習越南話，他以剛剛學過的越南單字來解釋《再愛一次》為何讓許多越南女生在電影院哭成一片：

「越南人一般在日常對話時，如果你年紀比我大我就要叫你『哥哥』，年紀比我小的話我就叫你『弟弟』。女生來說也是，比我大要叫『姊姊』，比我小就叫她『妹妹』。但越南人在談戀愛的時候，就是一律固定叫『哥哥』跟『妹妹』。《再愛一次》裡面其實有這個描繪。電影是一個姊弟戀故事，女方年紀比男方大，所以女主角有說我年紀比你大，你要叫我『姊姊』，但因為男主角要跟她談戀愛，所以就回答說不行，我們還是『哥哥』跟『妹妹』。」

除了身在異國可以觀看到同源於自身的語言經驗，對越南移工來說，李岳軒也覺得這部電影還命中了另一個要害：

「他們是因為喜歡台灣才來這裡工作的嗎？當然不是。他們都是因為家裡窮，需要賺錢養家，才會來台灣工作。」回歸到《再愛一次》的情節，李岳軒認為男女雙方因現實因素必須被迫分開而無法終成眷屬的故事線說了很多。這個銀幕上的現實因素，會直接投射到來台灣工作的越南移工心裡。很多移工都來自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村，就像《再愛一次》中Mai一樣，他們也是被現實所逼，做了不一定自己想做的工作。或許這也是他們抱著爆米花桶、坐在異國台灣的電影院裡，哭成一片的真正緣由。

130萬人構成市場中的市場

在台灣，132萬外籍移工與新住民，不僅使用和台灣人不同的語言，互相之間也有語言差異，不可能共同選擇同一部電影。

「會發行這部越南電影，事實上跟我正在住院的媽媽和她的外籍看護有很大關係」，陳振熒回顧自己為何突然想要發行越南電影時這樣講。陳振熒年邁的父母經常出入醫院，許多照護工作必須由他和另一名印尼看護分擔。為了發薪資給看護，陳振熒才發現原來現在移工已經不用像以前那樣透過地下管道匯錢回家，而使有台灣政府開放的小額匯款服務 app幫忙。

巧得不能再巧的是，其中一家移工匯款服務Q Pay就在今年初主動接觸了陳振熒，希望透過他的發行公司找到一些越南電影或是配上越南字幕的其他國家電影來服務在台越南移工的娛樂需求。

台灣在1989年因應經濟起飛而欠缺基層勞動人力，首度以「十四項重要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的名義專案引進外籍勞工。近年來則是因人口老化速度加劇，台灣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青壯年）嚴重不足，只能更加仰賴移工補足缺口。依據2023年統計，台灣共75萬名移工，去年新住台灣的人數也直逼58萬人，兩項合計132萬人，作為台灣多元人口與文化的構成。如果其中每人都會為某部電影去買一張270元的影院票，已是去年大熱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的票房總數3.6億左右的經濟規模。

問題是，這132萬人不僅使用和台灣人不同的語言，互相之間也有語言差異，不可能共同選擇同一部電影。

「他們（外籍移工和新住民）都是原生網路社群世代，花很多時間在手機上，看最多的都是 TikTok。」

不過，越南人在這132萬人之中的確佔有特殊地位。以移工總數來說，在台工作的印尼移工和越南移工數量近年都在26~27萬上下互有消長；而59萬新移民當中，越南配偶則以11.6萬人長期穩坐第一。這38萬在台越南人的看電影需求，確實已被《再愛一次》驗證。該片最後在台灣累積了將近600萬元新台幣票房，如把賣出去的2.2萬張票和38萬人相除，等於成功動員了近5.8%在台越南人入場觀看。這個數字和越南賣出的票數除以越南人口所得出的7%動員率相去不遠，顯示出雖然沒有大規模宣傳驅動，在台越南人同樣受到相似程度的「自家電影」力道吸引。

而傳影互動已準備在下半年發行另一部越南電影，此外也在物色適合在台灣發行的印尼電影。未來他們打算繼續採用《再愛一次》的特殊發行方式——除了必要映演資訊之外，不特地對台灣觀眾宣傳；而主要採用和移工匯款服務app合辦口碑場特映會，以及透過越南人常用的社群app發佈消息來動員觀眾。

「他們（外籍移工和新住民）都是原生網路社群世代，花很多時間在手機上，看最多的都是 TikTok。我們舉辦特映會時，都有透過現場的翻譯提醒大家不要拍銀幕。結果最後一幕還是很多人忍不住拿出手機來拍那首歌，然後立刻上傳TikTok。」 陳振熒說道。

自成一國的社群他鄉客

「後來結論是他們以前很少在台灣看電影，不熟悉台灣電影院的作法。所以發布每週放映場次表時，有些人看到只有一週的場次就誤以為真的只演一週，通通擠到第一週衝去看。」

移工和新住民在台灣一直以來存在未能充分滿足的文化需求，而他們也都非常仰賴網路社群來互相交換訊息，和接收來自家鄉的最新消息，這正是這個群體有別以往的特色。

李岳軒回顧《再愛一次》在台灣上映前的一個插曲：「有個台中朋友的老婆是越南人，他拜託我跟片商要電影海報，說老婆很喜歡很想珍藏。我告訴他說不能白拿人家海報，要拿幾張去台中附近越南小吃店貼，幫忙宣傳一下這部電影。結果那些越南小吃店都跟他說不用貼了，來這邊吃飯的越南人全都通過手機都知道這部電影了，也都準備要去看了。」

越、泰、印、菲這四個國家的年輕人，都很依賴TikTok和親友互動，而台灣人常用的Facebook社團和Line群組他們也都會用。這些便利的社群app讓他們雖在異國，卻能和家鄉親友以及在台同鄉，構成一個訊息完全同步的人際網絡，好似近於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家鄉那樣。

「台灣上映之前，大家早已知道這部電影在越南很紅。導演黃鎮城一直在臉書上發文，說票房到多少、創了什麼記錄。」成為台灣媳婦多年的阮秋姮也提到從越南姊妹的Facebook和TikTok動態就可以完全掌握電影多受歡迎：「很多台灣的越南姊妹看完後，都會在臉書或TikTok發文，分享電影裡的經典台詞。」

比起台灣宣傳手段，當然還是一千多里以外的越南名人對在台越南人的影響力更大。

在台越南人仰賴網路社群交換訊息的特殊生態，甚至搶救了這部電影一度存在的票房危機：

「依以前做其他電影的經驗，第一週如果已經像《再愛一次》衝出那種大爆滿的狀況， 第二週加開場次應該票房更會衝更高，結果這沒有發生。第二週數字就完全掉下來了 。我們因此一直在推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結論是他們以前很少在台灣看電影，不熟悉台灣電影院的作法。所以發布每週放映場次表的時候，有些人看到上面只有一週的場次就誤以為真的只演一週，所以通通擠到第一週衝去看。」陳振熒說。

由於使用語言不同，即使同在Facebook平台，台灣人和越南人也都自成一國，很難互相重疊。所以台灣發行商傳影互動即便在自己的粉絲專頁發多少貼文、下多少廣告提醒大家，可能都無法讓在台越南人得知還有第二週、第三週可看。最後他們靈機一動，把腦筋動到遠在越南的導演黃鎮城身上：

「我們就透過越南的CJ ENM HK那邊，去跟導演黃鎮城解釋這個狀況，然後拜託導演趕快在社群上發文提醒大家。」陳振熒表示比起台灣宣傳手段，當然還是一千多里以外的越南名人對在台越南人的影響力更大。

「有更多越南電影在台灣上映當然是很棒的事。這一次很多越南朋友都是第一次在台灣看到越南電影，很難有機會在國外看到自己國家的電影。」

文化娛樂多數仰賴自力救濟

對於更多越南電影引入台灣，目前在台教授越南語的阮秋姮表示樂見其成：

「有更多越南電影在台灣上映當然是很棒的事。這一次很多越南朋友都是第一次在台灣看到越南電影，很難有機會在國外看到自己國家的電影。」

阮秋姮同時也許願能夠在台灣看到更多電影或電視劇配上越南字幕，來服務學中文的越南人，她說因兒時在越南也是要看台灣的電視劇學中文， 比如《還珠格格》和《流星花園》。後來來台灣學中文，也會有些越南學長學姐自己翻譯的中文作品可以看。很可惜是這些現在都少了，而用大陸劇學中文的越南人更多了。

「能有更多上越南字幕的電影或電視劇也很重要。之前有一部新住民議題的電影叫做《徘徊年代》，發行DVD時很多越南人就會問有沒有越南字幕。大愛電視台之前有部以新住民為主角的電視劇《飄洋過海來愛你》就很受歡迎，從TikTok上就可以看出很多越南人看。但可能因為版權因素，YouTube上找不到，不在台灣的越南人就無法看到。」阮秋姮說。

台灣夫婿John則補充說讓越南電影進入台灣人的視野是有意義的： 「台灣觀眾可以透過越南電影看到很多越南生活細節，因此更認識這個國家和民眾。」

影視劇以外，在台外籍移工的文化需求從來大量存在，移工自己也有自己的應對。李岳軒因為長期報導移工議題，而自稱是參加過最多場移工選美活動的台灣人。在台灣，原來除了菲律賓移工最熱衷的選美活動，還有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移工自組的足球聯盟。而李岳軒兩個月前，才剛剛在台中參加了移工自辦的Rap Battle饒舌對戰比賽，而且他們還自掏腰包從母國菲律賓請來原本就很有名的饒舌名人來台灣加入一場不在台灣人視野中的饒舌盛會。

「英文是菲律賓官方語言之一，菲律賓移工還比較容易用英文融入台灣社會。但對越南和印尼移工來說，不只是電影院，很多台灣娛樂和文化場館都是很不容易進去的。」

其實，政府約二十年前已經設立了一個10億台幣規模的新住民發展基金（2005年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2015年修正基金名稱為「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範圍涵蓋了文化推廣的項目。對新住民來說，為了符合補助資格必須登記成立組織才能提出申請。但比起多數已取得國籍身份的新住民，完全在政策涵蓋範圍之外的外籍移工，則只能仰賴自力自助。以前面提到的菲律賓移工自己策劃的Rap Battle活動為例，雖然有入場費每人300元收入，還是抵不夠當天場租和邀請表演者的費用，讓熱血的主辦人賠了一點錢。

「英文是菲律賓官方語言之一，菲律賓移工還比較容易用英文融入台灣社會。但對越南和印尼移工來說，不只是電影院，很多台灣娛樂和文化場館都是很不容易進去的」，李岳軒說。

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屬的三個場館為例，一直以來都依然是以特定專場活動的邀請方式，有限度地服務新住民，比如國家歌劇院的「開門計畫」和國家兩廳院的「圓夢計畫」。但這類日常演出活動對於語言不通的外籍移工來說，要進場參與仍舊是難上加難。

台灣的金曲獎已經連續好幾年討論，提醒社會目前針對台語、客語、原住民等語言分類的給獎方式，是否排除了人數越來越多的新住民、新住民之子，甚至在台移工的其他語言創作。

除了台下「參與」機會之外，還有另一種「參與」是在舞台之上，也牽涉到台灣文化機制的開放程度。台灣的金曲獎已經連續好幾年存在討論聲量，提醒社會目前針對台語、客語、原住民等語言分類的給獎方式，是否排除了人數越來越多的新住民、新住民之子，甚至在台移工的其他語言創作，比如母親是越南人、父親是台灣人的饒舌歌手桃子A1J。

對台灣民眾來說，這場隱形的《再愛一次》旋風無異一扇窗戶，讓人得以窺見那些少存在於大眾視野內的移工和新住民群體文化消費的大略樣貌：就像他們在越南小吃店吃東西，在印尼同鄉的足球聯盟裡踢球，在菲律賓人的Rap Battle裡對戰一樣，他們也看了一場和台灣人不一樣的電影，並因為這些電影情節與對白而哭、而笑。

或許未來，這種存在於台灣的平行世界，在某些人努力之下，也可能逐漸產生交集。李岳軒特別點名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助理袁緒文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很多移工和新住民組織的活動現場，甚至曾被邀請擔任菲律賓移工選美活動的評審。她個人對共融議題的熱情投入，使得台博館在台灣各場館中特別突出，他們招募了來自各國的新住民去博物館裡當志工，以服務不同語言的參觀者，並儘可能把移工和新住民帶進來博物館這個大家庭，或許這些都是共融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