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為平台工人立法，保障其退休、工傷和工會權益｜Whatsnew

9月10日，新加坡國會三讀通過了一項名為《平台人員法案》（Platform Workers Bill）的新立法。這項法案將自2025年1月1日起生效，為出租車司機、私家車司機、送貨員等依賴線上平台謀生的從業者提供法律保護。

許多評論認為，這一法案將成為全球相關立法中的一項創舉。其將「平台人員」設立為了僱員和自僱人員之外的新的法律類別。同時，這項法案還確保「平台人員」能享有與其他工人同等水平的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工傷保險和集體談判權。《聯合早報》稱，國會三讀通過平台工人法案，讓新加坡成為全球最早立法保障平台工人退休、工傷和工會權益的國家之一。

這項法案獲得了新加坡的長期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和主要反對黨工人黨（WP）的同時支持。法案通過後，新加坡的政、商、工等各界都對法案表示了歡迎。

據《海峽時報》報導，《平台人員法案》目前覆蓋的主要是送餐送貨服務人員和網約計程車司機。根據新法案，平台工人將納入比現有水平更高的中央公積金體系（CPF——包括退休、醫療、住房和家庭保障在內的綜合保障體系）保障，與目前CPF規定的僱員、僱主支付標準保持一致。這意味著平台工人和平台企業都將繳納更多公積金。

接著，根據新法案，平台軟件運營商也必須為平台工人提供與僱員同等水平的工傷保險。

新法案同時允許平台工人組建被稱為「平台工作協會」（platform work associations）的代表機構。在新加坡，平台工人原本無法組建工會。而根據新法案，這些法律權力類似工會的代表機構可以讓平台工人用集體談判的方式與企業簽署具法律約束的集體協議，甚至可以在「經過考慮和情況合理下」展開罷工。

數據顯示，新加坡有7萬左右的平台工人，佔本地勞動力的3%；提供召車與送餐送貨服務者約佔平台人員的93%。

這項法案前後醞釀了約三年。據《日經亞洲》、《海峽時報》等早前報導，在疫情期間新加坡勞工群體生活條件不佳引發關注後，新加坡政府2021年將網約車司機、外送員等工人列為弱勢群體，並成立由政府、工運、工業界、學術界等各方代表組成的諮詢委員會，研討如何加強對這類群體的社會保障。政府隨後要求新加坡各大平台經濟運營商為旗下工作者提供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各方開始就有關法規展開磋商。

在立法過程中，討論較多的是新法案是否會增加成本，是否出現「羊毛出在羊身上」等問題。平台企業Foodpanda和Gojek等公司2022年曾聲明說，新法案需要考慮潛在的權衡因素，比如消費者和商家是否能承擔更高的成本，或是消費者在價格變高之後會否減少網約車等服務的使用。在2024年9月的國會辯論中，反對黨領袖畢丹星（Pritam Singh）、執政黨議員楊涴淩等人也都提出了企業可能會轉嫁成本的擔憂。新加坡數碼平台行業協會發言人則稱，新法案會大幅增加平台行業成本，另外，因為工傷意外保險費用和公積金繳交的標準仍有待確定，因此現階段尚無法評估對業者帶來的具體財務影響。

政府部門此項立法負責人之一的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Koh Poh Koon）對此解釋指，政策的實施面臨多方權利的權衡與挑戰。在成本問題上，新法規包含了防止運營商將成本轉嫁給工人的措施，市場競爭也會制衡運營商的成本策略。

許寶琨還表示政府並不會直接監管算法，因平台軟件算法的動態特性會使政府審計難以有效執行，而強制披露算法信息又可能導致平台離開新加坡，影響就業機會。他指平台工作協會將被賦予與運營商討論「算法歧視」等問題的權力。他同時拒絕了建立集中工傷保險系統的建議，認為競爭的保險市場有助於控制保費上漲。

在立法最後階段為期兩天的國會辯論中，有26名議員發言支持法案。

許寶琨另指，未來還會重估是否擴大這項法案的適用範圍。他表示家政、護理等更多領域也日漸平台經濟化，或有必要納入同樣的範疇保障從業人員。

在《平台人員法案》通過後，新加坡三家平台經濟運營商Deliveroo、Foodpanda及Grab承諾會致力於確保新法案在明年順利與有效實施。另據新加坡8World新聞網報導，全國職工總會（職總，NTUC）和旗下工會也對國會通過《平台人員法案》表示歡迎。

新加坡國內外的媒體紛紛把這項新法案稱為平台經濟領域「開創性」、「里程碑意義」的嘗試。而在中國的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新加坡通過工人法案」的話題閱讀量超過百萬。

不過，《平台人員法案》有着較為特殊的新加坡語境。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Facebook上表示，新加坡注意到了世界各國有關如何更好地對待零工工人的討論，採取了引入「平台員工」作為獨特類別的平衡辦法。

黃循財特別提到了「強有力的三方協作夥伴」。「三方協作」（tripartite partnership）是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下的新加坡獨特勞資機制，是長期實行的勞、資、政府三方協商機制，以1972年成立的「全國工資理事會」為代表。

在歷史上，「三方協作」的根基是人民行動黨和職總（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之間的「共生關係」，前者是新加坡長期執政黨，後者則壟斷了新加坡的工運議程。前總理李顯龍曾經2023年在職總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提到，「三方協作」讓人民行動黨政府「親增長」也「親工友」。

實際上，人民行動黨1950年代成立時是深耕於工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惟李光耀等人民行動黨高層在1960年代開啓長期執政後擔憂罷工潮、高福利等因素會影響經濟和投資，因此建立了由國家機器壟斷議價機制、促成勞資妥協，反對勞資對抗模式的「三方協作」機制。

儘管新法案提到「罷工權」，但新加坡社會鮮少發生罷工。新加坡最近一次罷工是2012年的巴士司機待遇公平問題罷工，事件中多名中國籍司機遭新加坡遣返。在此之前的一次較大罷工行動發生在1986年，是美國石油公司Hydril旗下工人的合法罷工。此外，時任總理李光耀對1980年新加坡航空公司機組人員罷工的嚴厲壓制，也在新加坡歷史上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許多分析都認為，對於公權力機構而言，零工經濟監管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如何涵蓋不同背景的工人——並不是所有從業者都想被視為員工。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研究曾顯示，新加坡46%的平台人員表示，他們的個人收入完全依賴送餐工作，而54%的員工表示，他們從事兼職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經在公司全職工作，另一些人則作為自由職業者或平台工作人員從事各種工作。

在此背景下，這一新法案是否能夠有效實施，其中會出現哪些新問題，也值得長期觀察。

此外，新加坡衛生部、工作場所安全與衛生理事會以及業者也會聯手製定平台服務行為準則（Approved Code of Practice for Platform Services，ACOP）。當局已經從9月4日開始展開公衆諮詢，直到9月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