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世界盃：綠茵場上的異鄉人，台灣足球的多重宇宙

2022年卡塔爾（台譯：卡達）世界盃在血汗移工與金權黑幕的爭議中開踢，而遠在7,000公里外的台灣，也在10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於台中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移工世界盃足球賽，聲援在卡塔爾世足遭剝削的移工族群。

在秋季即將邁入尾聲的這天，台灣氣候依舊如盛夏之日，氣象預報當日最高溫度直逼35度。一早，位於台中交通要道上的朝馬足球場，週末的停車場比平日還要繁忙，這是一座擁有四面足球場，包含兩面11人制、一面7人制，以及一面5人制場地的足球場，入口處諾大的巨型看板矗立，「世界柑仔店」五個大字生猛有力地預告著場內的訊息，這不只是場足球賽，更是在台移工族群的世界大賽。

清晨的朝馬球場，氣溫尚不燙人，光線和煦散落在如茵綠地草皮上，沿途來自各國的攤商，勤奮地搬運上要販售的國家美食與特產；向前穿越S型步道後，身穿白衣的賽事工作人員在涼亭中反覆確認賽事檢錄與流程，一旁的四名外籍裁判，則著上黑色帶螢光綠邊，標示著台灣外籍移民足球聯盟（Taiwan Immigrant Football League）的制服、一邊做著熱身運動，準備上場隨著攻守交錯、來回奔馳在這片綠地上。

一名相識的移工選手向前與我招呼，來自越南的阿淡以流利的中文與我話家常，司職前鋒的阿淡善於領導，球技優異、球風剽悍，無畏肢體碰撞、敢於拚搶的奮戰精神令人印象深刻。我問，「這次參賽有什麼目標？」他不假思索地回應，「就是要拿下冠軍！」

此時，身後傳來厲聲吆喝的聲音，一名教練正在號令球員集合，阿淡草草向我道別、轉身朝球隊跑去；接著，著裝、整隊，場邊氣氛隨著氣溫逐漸升溫，原先一派輕鬆的各國移工，陸續換穿球隊隊服，熱絡的互動與談話聲響，就像被調降音量的收音機般逐漸聽不見——這場橫跨12國的移工大賽蓄勢待發。

世界盃：移工的死與生

籌辦在中東國家史上首次的世足賽，卡塔爾一共投入2,200億美元，並自2010年獲主辦權以來，一共造成逾6,500名外籍工人喪命。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統計，2019年全球計有1.69億移工，佔勞動力4.9%。在台灣，勞動部統計，截至2022年10月底，在台總移工人數為71.7萬人，其中以來自越南的人數為多（35.44%），其次依序為印尼（33.92%）、菲律賓（21.39%)、及泰國（9.25%）。

這些總人數逾71萬的移工大軍，其中從事農林漁牧、製造業與營建工程的「產業移工」達50萬人，從事看護工與家庭幫傭的「社福移工」，人數則有21.6萬人。國家發展委員會數據指出，截至2021年年底，產業移工以越南籍為多，約為20.5萬人（46%），其次依序為菲律賓11.5萬人（26%）、印尼6.5萬人（15%）及泰國5.6萬人（13%）；社福移工則以印尼籍為最多約17.1萬人（76%），其次依序為越南2.8萬人（13%）、菲律賓2.6萬人（11%）。一般來說，印尼籍男性移工多數在漁船與工廠工作，越南男性移工則多在工廠擔任廠工；女性多數進入家庭與照護機構擔任看護工。

回顧台灣引進外籍移工的歷史背景，為1989年政府為因應公共工程的14項建設需求，引進給予工程建設的營造廠商，同時，為維持工程建設的穩定，因而限制移工的工作流動。政府也為防止產業外移或出走，引進薪資相對低廉的移工協助企業節省人力成本。之後，因應「公共性」的制度設計，則開放移工至一般民間私人企業如製造業使用，並隨著台灣成為高齡化社會，也開放社福型家事移工及看護工來台，造就今日台灣有逾71萬移工、超越原住民族群人數（58萬）的現象。

台灣的移工世界盃賽事，由社團法人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Global Workers’ Organization, Taiwan，下稱GWO）主辦。理事長徐瑞希（Karen Hsu）長期關注在台外籍移工勞動權益，2015年偶然下開始協助公部門舉辦台灣盃（Taiwan Cup）等移工盃賽，多年下來舉辦賽事的好口碑，讓GWO成為台灣移工族群踢足球的第一品牌。在移工族群的熱切期盼下，GWO於2019年舉辦台灣外籍者足球聯賽（Taiwan Immigrant Football League, TIFL），串連台灣西部走廊熱愛足球的外籍人士及台灣人，共同開辦北區、中區及南區聯賽，一年下來，辦理不下百餘場賽事，為台灣草根足球發展，寫下輝煌新頁。

GWO長期關注台灣移工運動的毅力與表現，也受到中華民國足球協會（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CTFA）2021年的草根發展獎（Grassroots Awards）肯定，成為台灣首個非營利組織獲亞洲足球聯盟（Asia Football Confederation, AFC）夢想亞洲（AFC Dream Asia）經費補助，鼓勵台灣能透過足球，觸及更多社會弱勢團體的發展議題，讓足球不僅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競技運動，更是亞洲各會員國共同為社會公義發聲的媒介。

而這場在卡塔爾世界盃開幕前舉辦的台灣移工世界盃，GWO便希望能以同為「移工」的身份，聲援在卡塔爾世足的移工族群。據估計，為籌辦在中東國家史上首次的世足賽，卡塔爾一共投入2,200億美元，並自2010年獲主辦權以來，一共造成逾6,500名外籍工人喪命，移工的血汗勞動與工作權益備受國際媒體高度關注。雖兩地移工來自不同母國，但前往異國工作、為自己與家人爭取更好的生活，則是橫跨國界且不變的寄望。

今年移工世界盃賽事，總計有12支球隊參賽，球隊組成方式不強迫以國籍為單一組隊原則，除了泰國、越南與印尼A、B隊以全本土陣容迎戰外，其餘球隊皆以聯合型式報名參賽，包含日本聯合隊、英國聯合隊、史瓦帝尼聯合隊、大英國協聯合隊、歐洲聯合隊、南美洲聯合隊與非洲聯合隊。本次賽會設計，為鼓勵各隊參與到最後，首日預賽階段，每隊計有兩場賽事，並依照戰績及賽果，依序將四隊隊伍分至第二日的冠軍盃（Cup Final）、碟子盃（Plate Cup）、以及湯匙盃（Spoon Cup）的單淘汰賽程。

踢球：外籍足球俱樂部的管理難題

這些在台移工，由於工作的排班因素，能否出席賽事、甚或平日練習，都充滿不確定性。

距離首場賽事開踢剩不到30分鐘，一名身穿黑色無袖上衣的男子正在檢錄區詢問球員名單登錄作業，他是印尼A隊的領隊兼教練索力（音譯），目前在台灣北部一間工廠擔任作業員，他以熟練的中文向志工說明，他會收齊球員居留證，再轉交大會核對身份。

20分鐘過去，大會警覺受邀的兩隊印尼隊裡，印尼A隊仍未完成球員檢錄程序，急忙詢問索力，索力望向登錄名單，皺起眉頭無奈地說：「這幾位今天沒辦法來了，他們得上班，沒辦法來玩。」這些在台移工，由於工作的排班因素，能否出席賽事、甚或平日練習，都充滿不確定性。對身兼教練的索力來說，若當天有任何主力球員因為排班問題無法到場，球隊不僅勝出機率低、還得承擔因人手不足必須棄賽的風險。

另一隊由越南新住民桑領軍的越南B隊，是台中在地勁旅球隊。平頭造型的桑，身材結實，腳法敏捷，一口流利的中文讓人難以察覺他是近年才入籍台灣的越南配偶。

賽前越南B隊球員，個個展現高昂的鬥志，不料，到了開賽哨響前，卻同樣因為工作排班問題，導致主力球員無法前來參賽，使越南B隊在預賽階段未能取勝。到了隔日的複賽階段，越南B隊更因為球員人數不足無法出戰，直接遭到大會判定棄賽，並研擬相關禁賽處分。在得知大會判定後，桑極為自責，一人沈默不語、壓低球帽坐在一旁加油席上；這年的移工世界盃，桑的回憶裏只剩遺憾。

而這樣的場景，也突顯外籍人士足球俱樂部的困局：受限於移工球員工作型態、交通、及家庭因素，他們必須就各自的「產業」特性，彈性調整日常練球及比賽調度模式。
此外，除了球員管理的不可預測性外，一旦移工在場上發生意外，更會造成更難以想像的後果。

在索力領軍的印尼A隊出戰日本聯合隊的賽事上，一名印尼球員在一次守備爭搶球中，不慎摔倒，造成右手肩膀骨折，經現場大會人員啟動緊急應變程序，便尋求現場通譯人員的支援，迅速將這名受傷的球員送往鄰近醫院醫治。

經查，這名受傷的印尼球員竟是「曠職」來踢球！「他回去一定會被老闆罵死！一定！」索力臉上堆起無奈的苦笑，他說，他雖然擔任球隊管理，但無法強制要求球員出示請假證明，只能「口頭」詢問球員的班表狀況、並選擇完全信任球員的說法。

最後，印尼A隊三戰皆敗，但比起球隊勝負，這名移工同胞的傷勢更令索力擔憂。他由於工作因素無法額外照顧受傷球員，返家前，一再請託大會及主辦單位協助，直到大會承諾會協助後續照料、並通知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後，他才放心離去。

這名印尼球員傷兵，必須至少休養三個月，除醫療費得全額自行負擔外，雇主、移工所屬的人力仲介公司也會啟動後續調查，以釐清責任歸屬。後續GWO人員向我表示，GWO會全額協助醫療支出，直到移工復原回到工作崗位。

足球場：外籍足球俱樂部遙不可及的應許之地

移工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座專屬的場地，而是一處「固定」的場地。

在台灣，除了外籍足球俱樂部球員管理問題外，外籍人士面臨場地租借不易的現況，已是外籍足球社群共同面對的難題。

索力說，他的俱樂部隊員大多在北部任職，平常練習為了降低場地與訓練費用，大多租借台北市的5人制足球場，而不是借11人制的球場；一來是5人制球場場租便宜、好租借，二來即使借到11人的球場，但一旦球員因為排班因素無法前來，只會造成分攤租金的球員經濟負擔，得不償失。

任職越南隊領隊的桑，他的正職工作是在台中一間工廠擔任作業員，擔任俱樂部管理職已有三年時間。桑說，移工不容易借到球場的原因，主要在於越南移工普遍缺乏一定程度的中文溝通能力，導致球隊難以將台灣場地管理與使用規範傳達給隊員知道，一旦使用情況不符規定，下次要再借就有一定困難。桑來到台灣幾年，他的中文口說能力已達日常對話的水準，因此幫同胞爭取到更多場地租借與舉辦賽事的機會。他說，這在後疫情下的台灣社會尤其重要。

桑回憶，在Covid-19爆發前，他所屬的俱樂部能夠自由使用一些海線學校的足球場，但隨著疫情升溫，學校調整進出管制政策，現在甚至不允許移工進入學校使用草坪，但跑步的民眾仍能自由進出。桑無奈表示，他會繼續扮演好與學校間的溝通橋樑，希望雙方能早日在場地使用上達成共識。

本屆移工世界盃季軍的泰國隊，由來自泰國的新住民加力克（音譯）在四年前創立，他並擔任球隊教練。加力克於1997年首度來台工作，接觸足球一開始只是想圓自己小時候未實現的足球夢而已，沒想到，就此與台灣足球結下不解之緣，使他成為在台泰籍移工足球隊的核心人物。如今這名身材與常見中年大叔體態無異的泰國教頭，聊起足球經談笑風生，但站上場邊執教後，氣氛又為之肅殺，是泰國弟弟們眼中的「鐵血教頭」。

這支泰國隊全名為卡薩隆足球俱樂部，是業餘足球聯賽的常勝軍，台灣的移工社群甚至給予「全台最強移工隊」的盛名，在成立球隊之前，加力克已在台灣耕耘移工足球已逾20年之久。

立青泰拳創辦人羅盛炳是卡薩隆足球俱樂部背後的主要贊助者，他指出20年前，他成立球隊的初衷，就是要讓這群為台灣經濟盡心盡力的移工，能有更好、更友善的運動環境。從台灣引進外籍勞動力的歷史來看，自1989年台灣正式輸入泰國移工以來，泰國移工在2006年前始終是台灣外籍勞動力人數最多的族群，在2000年之際，在台泰國移工更達14萬人、佔整體外籍移工總數44%，但之後泰國移工人數一路下降。

過去，泰國移工來台主要從事製造業與營造業工程，但隨著台灣產業結構環境的轉變，相關勞力需求減少，引進泰國移工的需求也降低，同時隨著泰國東北及北部地區與台灣薪資差距拉近，以及南韓與沙烏地阿拉伯勞動力需求增加、並有更高的薪資待遇，使泰國移工來台人數逐年遞減，2022年10月底，泰國移工人數佔整體移工人數的9.25%。
然而，這群泰籍移工即便參與了台灣的公共建設，並見證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但羅盛炳所冀盼的「更友善」運動環境，如今尚未到來。

加力克表示，「移工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座專屬的場地，而是一處『固定』的場地。」事實上，從20年前、也就是加力克投入移工足球發展開始，他便四處尋覓適合場地，足跡踏遍台中與彰化，然而一再因為足球場使用而被驅趕、檢舉、以及被誤解，讓加力克感慨，「踢足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運動，對他們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同樣的場地問題也困擾著本屆冠軍隊非洲聯合隊。非洲聯合隊隊員賈沃與安姆茲認為，移工世界盃讓他們這群共享非洲足球文化背景的社群，有更多機會與台灣豐富的足球文化切磋，但在「多元共融」、或是「我們因足球而平等」的精神底下，其實是既不多元、亦不平等的尷尬與困局。

賈沃與安姆茲在每場賽事結束後，都會各自拿著垃圾袋，沿路撿拾遺留在場地上的垃圾——不管大小，不管是不是自己隊伍遺留的——他們說，在台灣，只要管理單位發現場地狀況不符合整潔標準，無論台灣人或是外國人，下次都別想借到這麼好的場地踢球。
安姆茲認為，台灣社會還不太重視足球運動，但對他們這群外籍工作者來說，思考下週場地會不會有著落、還會不會有下一場比賽，種種不確定性，在在令他們感到無所適從。

他舉例說，台北足球場地租借需要透過網站登記，因為租借單位眾多、競爭激烈，不容易借到，但也常發生場地被線上登記走了，但到現場卻發現無人使用；又或者，當他們登記完成，卻被臨時告知其他單位需要使用而被迫讓出使用權利。這些對不熟悉台灣文化、行政流程，以及不諳中文的外籍人士來說，屢屢讓他們深陷不知何時會遭場地管理單位發出黃牌警告的夢魘中。

足球隊：排解生活壓力與維繫社群的運動網絡

重要的是，足球可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心，避免他們在台灣工作時感到自卑、消沈難受。

即使在台灣的外籍人士足球俱樂部面臨球員管理，與種種場地租借不易的難題，使得他們如同遊牧民族需「逐球場而踢」，但至少，踢足球對他們來說，是異鄉生活中少數排解寂寞憂鬱的慰藉。而此對越南籍移工定（音譯）來說，尤其如此。

來台第四年的定，說話帶著一股憂鬱氣息，他說，當時來台灣工作是為了家中生計，早早就決定不再繼續唸書的他，輾轉來到台灣工作。目前居住台北市，在服務業任職的定，做著每日比別人早到、比別人晚走的工作量。即使定在台灣的工作收入改善了越南家人的生活，他雖甘之如飴，但心裡難免因思鄉而一陣酸楚。

定說，他常問父母，他什麼時候才能回去越南，但得到的答案總是「你再撐幾年再回來吧」。就這樣，定在台灣拚了命的工作，只為了沖淡思鄉的心情，直到定加入了足球隊後，他才找到自己留在台灣打拚的動力。「若不是因為足球，我可能早就回越南了。」他堅定地說。

與定一起踢球的越南哥哥與姊姊們，來台的時間短的不到一年，長則已近10年，他們與定建立起如兄弟姊妹般的手足情誼，而這也是球隊成立的初衷——希望能讓這群來自越南的移工感受到同胞的溫暖與支持，也時刻提醒自己，來台工作是為了自己與家人更好的生活。此外，另個球隊使命，則是希望透過團體的約束，避免隻身在外的同胞，受到各式利誘而誤入歧途：包含酗酒、賭博、鬥毆與施用毒品等。

隨著先生來台的越南籍配偶曉瑩，目前在南部就讀大學，平日在人力仲介公司擔任雙語翻譯，談起她愛球如癡的先生儀丁時對此感受良多。曉瑩牢騷似地告訴我，其實參加一場球賽，光是交通、伙食、場地、訓練、及各式費用，前前後後花費將近新台幣一萬元，這筆沈重的開銷，讓她時而苦惱如何在踢球與生計之間取得平衡。然而，相較曉瑩曾在同胞間聽聞的吸毒、酗酒等案例，就算再怎麼不喜歡儀丁踢足球，她還是願意支持他繼續投入這項運動，就是因為有一群同胞可以相互扶持，一起排解在異鄉生活的徬徨與寂寞。

儀丁也說，他過去在中部工作時，就有兩個越南同胞因為欠下賭債，最後選擇逃跑，還偷走他留在身邊的一筆現金。在曉瑩看來，這些逃跑移工，他們在越南時至少還有家人、朋友加以約束，但來到台灣、不再被約束後，放假外出遇到誘惑便容易走偏路。她望向球場、搖著頭說，「這也是他們的選擇，當局者迷，我想他們在當下一定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情吧。」

而在加力克教練眼中，這群泰國弟弟們個個都是令他頭疼的孩子，卻也是必須加以守護的同胞，「他們一個個都是同胞寄託給我的孩子啊！」他說，成立球隊，就是要透過足球這項運動，讓這群異鄉人得以有正當的休閒娛樂，也訓練他們自我管理的能力，以維持生活紀律、避免誤入歧途。

加力克更說，重要的是，足球可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心，避免他們在台灣工作時感到自卑、消沈難受。

實際上，移工在台灣所從事的產業多有3D產業之稱，所謂3D，指的是台灣人多不願從事的困難（difficult）、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等產業，雖然產業移工受到台灣《勞動基準法》保障，享有最低薪資薪資（2023年元旦起，月薪調升至26,400元，時薪調升至176元）、一例一休與特休假等勞動權益。然而社福移工，如家庭看護工和家庭幫傭，卻不適用勞基法，無基本薪資保障，休假、特休等也欠缺法律保障，只能依照勞雇契約執行。

在這些大量消耗體能的勞力產業，重複單調的生產線工作，以支撐自我生計、但卻以因此消沈、自卑。加力克說，其實，在來台工作前，這些工人球員有些小時候受過泰國足球學校的專業訓練，是極具足球天份的孩子，但多數因為家庭經濟問題，無法繼續支持他們踢球的夢想，轉而來台工作。

加力克不諱言，直指這些移工來到台灣後，因生活自我管理能力不佳，酗酒、鬥毆，甚至吸毒、或是加入當地幫派等時有所聞，「但足球給了他們信心，也給了他們希望」。加力克堅信，即使生活孤獨、工作勞苦，但只要他們願意練球，一樣可以做他們擅長的事，並從中得到快樂與自信。

來自印尼的教頭索力，也提及印尼足球俱樂部的成立初衷，他說自己六年前第一次來到台灣時，印尼足球聯盟已在台灣基層崛起，印尼同胞紛紛組隊，在假日一起出遊、嘻笑打鬧、征戰不同城市，但這些美好的回憶，卻在組織者接連返回母國後，熱度漸漸消散。索力說，疫情這三年以來，生活中沒有足球，每到假日只能閒在宿舍發慌，「生活無聊以外，還是無聊。」

也因為這段記憶的空白，索力心想與其等其他人組隊，不如自己起身行動，他在一年前自起爐灶，號召有志一同的同胞重建足球俱樂部，試著將記憶中的那些美好回憶，分享給在台灣熱愛足球的印尼移工。就在索力向我回憶這段瑰麗的回憶時，一旁的隊友不忘開他幾句玩笑，氣氛歡樂、情感真摯，足球是回憶的載體，腳下拚搶的更是轉瞬即逝的美好念想。

足球：一種衝突與共融並存的文化語彙

賽前我千交代、萬交代儀丁，不管對手使出什麼手段，都不准動手！不然我們的名聲就毀了！

足球是一門藝術，也乘載著一段共享的集體記憶，這樣的精神，體現在非洲聯合隊，也是這屆冠軍隊伍的身上。

由於非洲聯合隊的隊員來自全台各處，囿於排班、交通往返等因素，全隊到齊一起練球的次數寥寥可數，上場後，更依賴的是臨場的默契配合與隨機應變，而這一切，全仰賴「足球」早已深植他們的生活與文化之中；或許這麼說，足球已是他們DNA的一部分。

非洲聯合隊的安姆茲表示，球隊的宗旨就是「一起」：一起組隊、一起參與、一起比賽，不管好與壞、都一起享受這片綠茵球場上的點點滴滴。

足球可以是族群衝突的催化劑。如在第二日的賽事中，擔任前鋒的越南籍球員儀丁，便在一次的進攻跑動中，與印尼球員碰撞後倒地不起，不料印尼球員竟拉著儀丁的腳拖行數公尺，裁判隨即吹哨、給出一張黃牌警告。一旁觀賽的曉瑩向我解釋，越南只要碰上印尼的比賽就是這樣劍拔弩張，衝突隨時一觸即發，「賽前我千交代、萬交代儀丁，不管對手使出什麼手段，都不准動手！」她高聲強調，「不然我們的名聲就毀了！」

足球場上的衝突，不僅會破壞族裔間的和平，也破壞場地主管單位與使用方的彼此信任關係，導致主管方不再願意租借給外籍人士使用。

足球，作為在台移工聯繫的平台，乘載著他們思鄉的情緒，如要延續這段情誼與記憶，爆發衝突是最大禁忌；一旦雙方在場上上演大亂鬥，這一切的努力也將化為烏有。

足球是集體焦慮的再現。在台灣人眼中，他們是一群同質性高的「外國人」，只要一個人犯錯，就得連帶遭受無法使用足球場地的連坐處罰，這是外籍人士在台灣踢足球所面對的困境與集體焦慮。台灣在他們眼中並非台人自嘲的「足球沙漠」，而是「冷漠」；這樣的冷漠來自租借場地的求助無門、特定場地對外籍人士不明所以的限制，以及社會中那隱晦不顯、難以言說卻心照不宣的「歧視」，在外國人與台灣人之間劃下一條界線。

然而，足球應該是是跨文化的溝通媒介，是台灣與世界對話的語彙。頒獎典禮上，一名非洲聯隊的球迷搶下麥克風，現場高呼「我愛台灣！謝謝台灣！」那一刻，足球彷彿穿透了語言的壁壘及文化的高牆，成為異鄉人彼此間心領神會的默契。

在那日的落日餘暉中，各隊球員紛紛跳入舞池、搖擺著身軀，忘掉生產線上轟隆隆的機具噪音，盡情享受這日全然只屬於自己的時光——不屬於工廠，而是屬於足球與故鄉的時光。

（應受訪者要求，阿淡、曉瑩、儀丁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