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變，十年之途：太陽花精神的離散與重訪

【編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間，一群不滿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學生及公民團體，衝進立法院癱瘓議事，並展開為期24日的公民運動，台灣社會也因著這種全面性的運動受到劇烈搖晃，那股盤據街道對峙的餘熱，依舊瀰漫至今。

一念之變，十年之途，當年的運動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灣政治版塊在太陽花學運後亦面臨重組洗牌，公民社會隨之興起、茁壯與健步邁前，持續在後太陽花時代吹拂台灣社會。如果記憶有期，十年之後，你還記得哪些？如果記憶無法抹消，參與者又如何與其相伴？端傳媒將自3月13日起，刊載太陽花學運十週年系列文章及特製頁面，向著記憶的碎片發出回聲。

（黃哲翰，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成員；喬瑟芬，文化工作者、非政府組織成員）

太陽花學運（編按：在台灣亦常見以佔領立法院的3月18日稱為318學運）對台灣而言，是一場關於覺醒與改變的巨浪，在帝國夾縫裡，選擇從中國轉身，走向世界；而推起這場巨浪的深層暗流，則來自台灣民間社會力被迫抵抗中國以商圍政的策略下、於馬政府時代迅速白熱化的主體性危機：兩岸整合統一的弦外之音蓋過了本土認同；黨紀與技術官僚思維的專斷越過了民主憲政；政商買辦集團的活躍，剝奪了民間對社會經濟改革的期待。

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起，民間社團藉由國家主權、環境保護、居住正義、性別平權、勞權、反媒體壟斷、程序正義等倡議運動漸次結盟，最後動員出一股同時聚結了「台灣認同」、「民主憲政」、「社經改革」三項旨趣的龐大政治力量。

這股新興的政治力量突破了80年代黨外運動以來、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所稱之「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吳介民，2002）——來自民間的進步改革力量不再是政治本土化運動被工具化的附庸，社會力自主地實現了對政治社群（主要是民進黨）的彎道超車，一時之間成為主導台灣政治改革方向的最大力量。

如此也使得台灣認同與國家主體的想像不再由傳統的台獨運動一家專賣，其跨出原本政治社群框架（「藍綠」、「統獨」對抗）的同時，也獲得了巨浪般的群眾基礎。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以「黑潮」喻之（吳叡人，2016），此一透過反抗精神與一系列進步改革旨趣所集結而成的廣大社群共識，標誌著以台灣為國家主體之「公民民族主義」的成熟。

以「黑潮」為基礎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所突顯的是，社會自主（social autonomy）成為「覺醒」與「改變」之舞台上的主角，也因而能與國家及政黨分庭抗禮，真正落實了台灣從民主化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這段期間始具雛形、但卻遲遲未得穩固的「國家機器／政治社會／民間社會」三元結構（吳介民，2002）。

換言之，所謂太陽花的「公民覺醒」，若以台灣政治史的長鏡頭來鳥瞰，它正是長期以來搭掛在本土政治運動、習於被後者所代言的母體社群，從被動沉默轉向獨立自覺、並開始自發行動的歷史轉折。

然而，從十年後的距離再次回顧太陽花，這場公民覺醒的高光時刻，毋寧更像是理想短暫的靈光一現，雖激起沛然四溢的社會力，但在其隨後凝聚並建制化的過程中，曾參與其中的人們，依然無法免於遭遇歷史的曲折弔詭。

運動退場回歸日常選舉後，社會力隨著民進黨於2014及2016年兩場選舉的大勝，再度遭遇了2.0版的「克勞塞維茲魔咒」：明星化的太陽花運動世代，從街頭被吸納進民進黨的幕僚室與側翼、「第三勢力」在中國因素內外進逼（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大勢下則難以另闢空間。

隨後從2018年起，美中對抗白熱化大大改變了太陽花前使社會力開始凝聚的改革旨趣：安全議題的急迫性蓋過了社會改革、2018年進步陣營在十項公投的慘敗，使得部分政治上的本土認同開始與之「割席斷義」；2020年後疫情與晶片戰的大局，更加速讓台灣認同的重心從公民審議之民主憲政與社會改革的議題上轉移至國安旨趣。

這一連串發展所揭露的，不僅是「公民覺醒」後的社會力在台灣頓失其位、難以獨立成建制三元結構之一的外在窘境，也更直指其面臨的內部解體危機：當「台灣認同」、「民主憲政」、「社經改革」三位一體的理念共識（為了方便，下文簡稱為「太陽花精神」）開始鬆動、離散、甚至彼此扞格，那麼當年建立在此三位一體之上的、「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那種對台灣國家主體性理所當然的廣泛認同、那以台灣為獨立的國家行動者的共同體想像，也已然面臨相當程度的質疑與挑戰——2024年外患威脅更甚的今天卻已賣不動芒果乾（亡國感），就是一種警訊。

伴隨著此一挑戰的，還有那意料不到的世代與媒介的迅速換血：當2010年代奔放嘉年華式的公共參與，被2020年代 Z 世代淡漠的現實主義所迭代，當臉書從孕育公民行動與公共討論的生猛泉源，變成被 Dcard、抖音所揶揄之充斥政治側翼的老人媒介，當公眾在媒介分眾的注意力經濟下，開始對公共討論疲乏並卸下公民行動者的身分，這場運動也終究在十年之後被 KOL 失真地記憶成「民進黨太陽花搞笑賣萌拉下馬英九」。

至於那遭逢鬆動離散的太陽花精神，其一部分的社會基礎也終究發生質變，並諷刺地被因這場運動而生的新興民粹明星（柯文哲／黃國昌）所分食。

事實上，從歷史定位的角度來看，太陽花學運的成功應無疑義——它標誌著台灣母體社群透過抵抗行動，開始脫離認同曖昧的長期泥淖，理所當然地將自己想像並表達為一個邊界明確、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如今在距離太陽花既不遠也不近的十週年，記憶這場運動最好的方式，也許已不再僅是談論它的歷史定位與成就。

正如部分媒體在太陽花十週年的專題裡（如《端傳媒》、《報導者》、前資深記者劉致昕《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開始走出菁英視角、走入外圍素人支持者與旁觀者的多元體驗，這篇評論也更想聚焦在，當太陽花精神離開了高光時刻、走入後十年複雜而充滿人味的歷史弔詭下，這股台灣社會充沛生命之力所經歷的辯證、矛盾、甚至無能為力。

為此，我們必須仔細梳理一番，太陽花精神之「台灣認同」、「民主憲政」、「社經改革」這三大旨趣，是在怎樣的具體脈絡下匯流成一體、又因怎樣的時局變化而面臨離散與異化。透過這樣的梳理，或許也能較為清楚地看見，這十年歷史弔詭的端倪早在當初就已隱然埋下。

「進步左翼」首度進入台灣建制政治光譜

這股匯聚成太陽花精神的台灣社會力，可說是濫觴於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所引發的全球反新自由主義的社經改革思潮。由於李扁時期形塑台灣國家資產階級的失敗與中國加入 WTO 後的「大國崛起」（吳叡人，2016），在台灣的脈絡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危機，恰恰表現為兩岸自由貿易的趨勢下「中國因素」對台灣政經主體性無聲的蠶食，所謂「99%對抗1%」的行動於是具體表現為「崩世代」對「跨海峽政商集團」（吳介民，2017）的反抗。

因而，在上述社會力集結的伊始，它本身就帶有濃厚的進步左翼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與改革旨趣，此一旨趣又因台灣本身的脈絡，將對抗的矛頭指向由中國國家資本及台灣在地買辦所組成的政商聯盟，在隨後的發展中因此能自然地銜接上更為自覺的台灣本土認同。

彼時，台灣方才經歷了扁政府晚期的貪腐醜聞，傳統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政治信念在民間瀕臨信用破產；隨即又面對中國重新登上世界舞台的巨大吸力，以政、商、民間交流三重路徑，試圖從內部「化獨漸統」，與馬政府治下為財團減稅、都更炒地、青年低薪、無視環評的開發等處境，民意對國家機器毫無招架之力，這種政治與社會面的雙重失語，讓對建制失靈的政治冷感與無力感成為時代特徵。

當上一代公民社會歷經幻滅、自我「去政治化」，轉向議題倡議與服務性組織的轉型後，崩世代成了抗爭事件主力，沒有「黨外情誼」的歷史包袱，從樂生、文林苑、大埔、美麗灣、關廠工人、反國光石化、苑裡反風車運動，重新建立連結。野草莓學運成了一個新的節點，承先啟後串起上述各個標誌性的抗爭事件，將社會正義為主軸的訴求，重新帶入以各種「小確幸」逃避無力感的大眾視野，清楚將矛頭指向建制權貴。

思想上，這群新世代有同樣來自自由主義的知識啟蒙，提倡性別平權、社會安全網、環境永續；經濟上，則結合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批判，控訴經濟發展成果分配不均；情感上，則共享對土地的關懷和在地歷史文化的認同。穿插在抗爭場景中的，是反核遊行、五一勞動節和同志大遊行，環境、性別、人權、勞工、社福與學運團體，共同現身這類有著嘉年華氛圍的遊行，讓新進社運與學運世代，透過相互支援、協作，長成包容各種不同光譜的大傘型社運精神，進步左翼聯盟漸漸成形，也成為後來「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2013年6月成立）的主力。

2013年繼而爆發的洪仲丘事件，更將社會力進一步聚焦於對民主憲政與程序正義的要求，也掀起新一波素人透過網路集結、參與社會運動的浪潮，加入到由 NGOs 與學運新世代成立的跨組織平台方式，共同協作，關注服貿對各產業領域造成的影響。「反黑箱」訴求緊扣以程序正義確保民主憲政之旨趣，更將此前已匯流於社運大傘下的進步左翼觀點，帶進對服貿各領域內容的實質批判，確立社經改革訴求於反服貿運動中的重要性——至此，進步左翼主張「社經改革」與民主公民捍衛之「民主憲政」，這兩項旨趣已成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之勢。

因著時任國民黨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以「半分鐘」通過服貿的爭議，是對民主憲政原則的直接破壞，也喚起廣大民眾對前一年洪仲丘事件中「國防布」的憤慨記憶，在3月18日當晚，迎來了社會力的大爆發。

行動的關鍵時刻，傳統獨派的公投盟長輩們以肉身阻擋警察，掩護抗爭民眾成功進入議場一事，當晚就在社群裡傳開了；之後，高齡90歲的獨派領袖史明到議場為學生打氣、參加在場外的「大腸花論壇」，成為新世代所擁戴的高人氣台獨精神象徵。許多參與者致敬台獨運動的自焚殉道者鄭南榕喊出「我是XXX，我主張台灣獨立」的接力自白，象徵著這股力量內部蘊含的台灣認同由隱性轉為顯性，並成為青年世代重新「補課」台灣史、理解台灣命運的契機。

在太陽花學運如此的特殊時空條件下，「社經改革」、「民主憲政」與「台灣認同」這三項旨趣，終而匯流成理所當然的三位一體。

公民共和的高光時刻

從這裡誕生的，是一種迥異於過去藍綠兩造和統獨意識型態的新力量。首先，它是運動者透過多年互助、撐開空間而來的「進步左翼」，與老左派不同，這股以人權和社福關懷為優先主軸的左翼，以全新姿態，出現在台灣大眾視野中，彌補了「左」在台灣建制政治光譜中的長期缺席。

其次，此一新力量對民主憲政的追求，也與過去由黨外／民進黨所帶動的民主化運動有性格上的不同。它並非由少數先行者／殉道者引領大眾的奮鬥，而是透過一整個世代的自我啟蒙，去中心化地共同參與歷史變革的關鍵時刻，以公民集體參與、實踐「公民共和」的方式，重新賦予民主合法性。學者黃丞儀便將此稱為「由公民運動創造的憲法時刻」(黃承儀，2014）。

最後，「公民共和」的性格使得這股新力量的台灣認同／獨派立場並不完全與老台獨的論述相似。他們同樣反國民黨，卻也並未因此自動認可民進黨。

這股新興力量最鮮明的是全民參與的氛圍，除318當晚和324行政院事件期間，基本上延續了過去幾年台灣大型集會的嘉年華特質，佔領現場的全民審議、全民肥皂箱、每一個區域和空間都有自發的對話與活動；在臉書上，則是公民媒體百花齊放的起源，素人參與者的現場直播、圖文報導、手繪解說服貿的大海報是迷因梗圖的前身、在特定媒體的 SNG 上貼滿便條紙戲謔表達不滿，還有立院二樓外牆的噴漆，均造就無數熱門新聞畫面，也形塑了後來數年社群平台上討論政治與社會議題的風格基調。

太陽花是一個曾茫然、看不見希望的世代，發現公民賦權的力量、釋放出社會力的過程，特殊的嘉年華氛圍正來源於此：找到了夥伴、走出了無力感的循環，能以幽默歡樂來展現抵抗意志，正是天然獨世代的特質。若非一起經歷了從90年代末到2014年春天各種政經變化的作用，太陽花精神不會是這幅樣貌。這些共同記憶與經驗在接下來數年透過網路延續，形塑出「社群感」（後來也被戲稱為「同溫層」），這是未有同樣經歷者、及多數 Z 世代所陌生的氛圍。

同溫層的社群感，同時也讓台灣諸多公共議題的對立成了涇渭分明的包裹式對立，「進步 vs. 保守」、「改革 vs. 現狀」、「年輕 vs. 長輩」、「台灣認同 vs. 中華認同」，例如「擁核、挺資方、強調個人努力＝親中親藍」；「反核、重視環境大於開發、強調社會集體責任＝挺綠挺獨」。自此開啟了幾乎不容許模糊空間的全面對決，兩個陣營輪廓鮮明分裂，各自包裹倡議立場的套餐，因而也意識形態化、臉譜化。兩個陣營的對立一言以蔽之：運動者 vs. 國民黨 （以及背後的共產黨）

太陽花精神與其內在矛盾

然而，太陽花精神同溫層對外口徑一致的對決，恰好掩蓋了本身始終未有心力處理的內部異質與矛盾。佔領立院過程中，許多看似瑣事的爭論，例如是否要維持議場秩序整潔、設立糾察隊、感謝警察辛勞，好爭取更佳的媒體效應與社會支持，還是要維持硬核抗爭狀態？要求對外發言的一致與效率，還是讓內部決策更民主、具更完整的代表性？背後都是不同價值譜系，與對民主政治的不同想像。

例如反醫療通道雖被視為較激進左翼的立場，卻忽略不同障礙類別與身份的參與者，對擴大運動多元性與支持基礎的貢獻；嘉年華式的氛圍在街頭公民會議、全民審議時，是全民主的展現，但在媒體策略上，也有其「保守」的一面，讓社會中堅不至對運動反感、也試圖讓學生的父母們放心。

最明顯的一條路線爭議，當屬「反黑箱」或「反自由貿易」的表態取捨：對在318當晚之後大量湧入的參與者來說，自由貿易和民主並不衝突，他們要表達的是對國會踐踏民主憲政之程序正義的不滿；然而對長期關注者而言，反服貿的原理基礎則恰恰是對自由貿易的左翼批判。在議場內外、在立院週邊的不同空間，對這些問題有著非常不同的答案。而運動究竟要透過學運明星去爭取曝光和更廣大的社會支持，還是走全民審議、公民憲政會議的全民主路線，則是另一條若隱若現的暗線，相互競合著。

可惜的是，現場運作的日常幾乎耗盡多數參與者心力，未足預見這些矛盾與差異，將會在運動退場後造成哪些效應。而324的行政院事件的發生，除因為馬政府的冷處理，讓運動者焦慮於民氣散去、難以有效對體制進一步施壓外，也有著這些沒被回答、無法即時有效溝通的所形成的壓力，被外部化後的結果，且至今仍是眾多參與者重大運動創傷的來源。

警察暴打學生的畫面引起社會廣泛同情，為運動爭取到了最重要的民氣，也讓運動必須儘可能降低爭議、以最大共識對外團結發聲。330反服貿大遊行，在民氣展現為對警察暴力的普遍憤怒下，創下始無前例參與人數，而瞬間湧入的媒體關注造成的大量曝光，以及關注的角度，也讓運動最後無可避免走向明星化。

410退場後，建制力量立刻試圖將太陽花的能量變現為選票和政黨支持度，隨著焦點、資源都轉移到少數具明星光環的學運領袖身上，曾暫時擱置和未及辯論的矛盾，也隨著對這個運動的記憶與詮釋權的爭奪，被賦予了各種簡單方便的答案。在大眾目光無法顧及之處，複雜的釐清、提問、事件的重建，由學界一肩擔起，而公民憲政會議的理想，只剩下少數幾個 NGOs 不離不棄的辦著小型活動、記錄討論，網路發表的觸及結果卻遠難稱得上是實現了全民參與。

當運動被壓縮成少數明星領袖人物的「履歷」，緊接著由體制內政黨和政治人物來接收對改革的期待，將之轉化為接連幾場選舉大勝，這些轉變，幾乎也註定了「出關播種」、深化公民社會的理想，難以繼續大規模的實踐。

運動後的離散：明星化與回歸體制選舉日程

隨著建制選戰被提上日程，甫「出關」的年輕太陽花們，立刻面臨上一個社運世代準備了20年也沒能交出更好答卷的「建制化（新興政黨）與體制收編」問題。除了第一梯隊明星成為能立刻投入第一線參選或輔選的即戰力外，第二梯隊的活躍參與者們，也面對要成為幕僚或側翼化自媒體的二選一。前者能在最短時間突破過去難以企及的人脈圈層，打開一扇通往政治工作、甚至成為儲備參選人的門，後者看似有更多的自由度、有機會累積更多知名度和話語權，但仍需與政黨利益和目標深度綁定。

這段時期除國民黨外的所有政治力量，幾乎都必須面對將太陽花留下之「左翼」招牌給策略性地工具化的必要與難題，2.0版的「克勞塞維茲魔咒」發威，公民倡議模式在選戰翻騰的熱情中逐漸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政黨與政治明星紛紛以社經改革當作號召選民王牌。只是太陽花捲動規模夠大、認同進步議題的廣大民氣還未完全蛻去，暫時延緩了公民團體被邊緣化的速度，民間社會與政治社會兩者之間甚至到了2016大選後仍有一段不短的蜜月期，直到勞基法爭議才開始鬆動。

同時，社群平台為將流量最大化，刻意放大極化言論。為因應尖銳的論戰，懶人包取代了厚重論述、有來有往的意見交鋒。回歸日常生活的廣大參與者，開始加依賴意見領袖作為代理人，依據「包裹立場」選邊，成了同溫層最簡單便利的路徑。「覺醒」從認真費力的思辨變成一種抱團取暖的姿態，進一步被各路代理人品牌化，成為新的身份政治與意識形態。「公民共和」的理想在參與政治嘉年華的大眾還尚未充分自覺地意識到之前，就已自我畫下了休止符。

身分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太陽花「覺青同溫層」，在後太陽花時代遭逢的首度轉折，即是2018年的地方選舉和公投。面對中國以空前力道操作的認知戰、以及與其相呼應之韓流民粹旋風而大集結的保守勢力，同溫層備感威脅、只能以熟悉的包裹作戰模式應戰，甚至還在對戰期，埋怨進步左翼「鬆動地方基本盤」的網內互打就已浮上檯面，加上行政權未積極以對、主動進行政策說明，結果以進步倡議的全線潰敗收場。

敗選後的檢討聲浪徹底動搖了太陽花精神：原先三位一體的「社經改革」旨趣，在同溫社群與綠營內部成為被追究的戰犯，運動脈絡下對「左派」的熱切擁抱，陸續轉變成對「左膠」的不滿與嘲諷，前此價值立場包裹式的陣營劃分，自此也從內部逐漸鬆動。

然而，2019年初習近平對台立場的強硬表態、以及隨即而來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鎮壓，又讓民間社會在亡國感籠罩下迅速重新團結起來。主打捍衛台灣國家主權的蔡英文採取的「辣台派」路線，與以認同政治為底色的意見領袖和側翼也展開正式合作，最終在連任選戰中以歷史新高票壓倒了一年多前崛起、風頭仍盛的韓流。「辣台派」的勝利果實普遍被詮釋為「天然獨」之「台灣認同」旨趣的大勝，更加速原本三一八精神中「社經改革」旨趣的邊緣化。

2020年大選後，國際局勢隨即急轉直下：疫情危機、美中科技戰白熱化、俄烏戰爭連動台海局勢、中國海空軍不停以灰色地帶（gray area）戰術進逼威脅台灣。此一新局從根本上完全改變了太陽花脈絡的時空條件——台灣在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上的國際地位大增，已不再是國際「棄台論」的氛圍下單方面受到跨海峽政商集團宰制的被動客體。反之，「護國神山」晶片產業所具備之民族資本的特徵，突顯了台灣位於地緣舞台上的能動性。

在此翻轉之下，十年前左翼批判新自由主義霸權宰制之旨趣頓失力量，迅速被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安全旨趣所取代——儘管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帶來的階級、世代、城鄉的斷層十年來依舊不斷加劇，護國神山帶動的股市屢創新高，左翼關於分配不正義的批判便難有置喙餘地。另一方面，左翼面對威權擴張之變局，遲遲未能產出兼顧客觀之國家安全需求與社會正義的新論述，來說服大眾，使得太陽花精神中進步價值堅持的社經改革旨趣屢遭抱怨，甚至在部分側翼 KOL 的眼裡，成了守護國家主權時的麻煩製造者。

國安外交與內政改革儼然對立 、「捍衛民主」政宣化

太陽花精神中除了「社經改革」旨趣陷入左支右絀的困境之外，時局的巨變也讓「民主憲政」旨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壓縮與變形。

疫情爆發後，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戒慎恐懼與厭惡均到達最高點，防疫既是客觀維護生存所需，又被額外賦予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意義，遂形成「不可質疑」的氛圍。面對國人的出入境限制、實聯制與健保卡變更使用目的的法源依據、電子監控、疫苗採購流程等爭議，一方面大規模動用社維法處理假訊息，另一面則由支持者主動挑起防衛，卻連正常行使公民監督責任，都會被貼上「中共同路人」標籤，視為給敵人遞刀。疫情間種種「不得已」，讓太陽花運動中重新被確立的民主憲政原則被束之高閣。

面對而中國以各種管道滲透、發動認知戰、步步進逼，同溫層群體以更快速度、更統一的姿態反擊，雖然對澄清假訊息、安定社會有一定功效，但離當初「公民審議」的理想也越來越遠。這種自認公開透明，卻忽略民眾實際感受和需求的「政令宣導」模式，履被用來回應各種民生物價、交通亂象和房價議題，未警覺在失去兩股重要旨趣的支柱後，綠色執政在自視非藍非綠的群眾眼裡（他們過去仍能被太陽花所囊括代表），跟國民黨已有87分像。

當「社經改革」與「民主憲政」這兩個旨趣都開始鬆脫，頓失社會正義與公民賦權兩方面的活水灌注的「台灣認同」——這太陽花精神中因前兩者方才被賦予充實意涵的旨趣——也因而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面對中國軍事進逼與認知作戰的壓力遽增，台灣民族想像更加失去透過歷史記憶來沉澱出內涵的餘裕。反之，在急須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的迫切感中，台灣認同將自身區別於中國的內涵，不再被對接到「弱小者的反抗」、「公平正義」與「公民共和」等理念，而是訴諸「防疫模範生共同體」與「民主矽島」等方便速食的象徵想像。

這些美名雖提供了滿滿的情緒價值，但卻難以轉化為社會軔性，時間一旦拉長，只會令人疲乏抗拒，呈現在近兩次選舉結果中，就是對此買單者只剩民進黨基本盤，和為數不多但確實明白台灣處境兇險中的人。選舉結果戳破了母體社群的夢幻泡泡，過去進行政治宣傳與攻防的管道紛紛失靈，在確知民心失落又找不出施力點的焦慮下，反陷入更深的受害者情節，病急亂投醫將矛頭指向年輕人、將之歸類為「被洗腦」、「民主富二代不懂珍惜」。

太陽花屆滿十週年之際，面對的是運動內核精神的三項支柱早已鬆脫離散、乃至於各自孤立枯萎的現實，甚至成為被 Z 世代所鄙視的政治正確。運動最重要遺產之一：台灣作為自主獨立之國家行動者的想像，褪色為無自覺意識的「天然獨」，一部份甚至抗拒認知國家危機存在的事實；太陽花精神遺下的空殼，則反被民粹型政治人物撿起當作大旗，甚至直接挪用「社會正義、憲政民主」的詞彙，來搶奪綠營的社群基礎、削弱民主的合法性，在對現有建制感到不滿、無力的社會氛圍再度浮現的此刻，從自發倡議的行動公民，陷溺成接受明星魅力的號召參與「改變」、「跳脫藍綠」的粉絲型選民，陷入「為自己賦權」的假象。

太陽花精神離散後，如何重新與民氣對接？

當民氣自然轉向民粹、反建制的形式，進一步造成民主的危機的同時，台灣民族國家的想像也面臨著高度敏感、脆弱且缺乏軔性的危機。網紅鍾明軒赴中拍影片嘲弄台灣抗中意識，結果引來中國國台辦附和並見縫插針的事件，正戳中這種便宜行事的認同最痛之處。如何在地緣政治與經濟對抗下，將太陽花精神灌注到新的安全議題與社會改革的論述中，將社會力與台灣認同重新對接起來，讓「天然獨」在具足夠軔性的內涵充實後，轉變為「意識獨」（吳叡人），如何重新建立「三位一體的公民共和」，正是此刻，太陽花運動者必須回答的問題。

賴清德團隊在選後宣示要讓民進黨繼續成為「進步價值的第一品牌」，應是意識自身根基被侵蝕後的反省，然而建制政黨對此更多著眼於執政合法性，而非如何為台灣認同注入有效內涵。曾因太陽花學運而聚合的母體社群，必須從社會力這端找回能與民氣產生對接，以及能讓未曾有共同經驗的 Z 世代能有感、能參與，更具體的說，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結。

「新政治」雖因民粹政治人物變成了髒話，但真實的改變也在發生，十年來，仍有新世代政治人物跳脫地方派系利益、訴求年輕選民價值感，成功拿下市議員席位成功的案例，今年更有從親子共學團出發的小歐盟，靠紮實經營著生活圈裡的人際連結，一躍成為第五大政黨；而十年來，眾多青年返鄉投入農林漁牧業、重建社區的成果也漸漸浮現。而這種種經營的嘗試，無非都是在召喚那自覺自信、可存可久的台灣共同體社群。

2024年，台灣在太陽花的餘韻下又曲折辯證了十年，如今時局詭譎變遷，台灣也已不再是太陽花前的台灣。然而十年之後的此刻，台灣彷彿又面臨同一歷史課題的重考：在內外危機的夾縫之間，一個自覺的、以台灣為主體的社群，能如何凝聚、自我賦權？

2014年3月18日台灣公民們以躁動的、高亢的、眾聲嘈雜的姿態所給出的答案，儘管已無法再被複製、儘管已成離别追憶，但對它的記憶之於2024年3月18日的前代公民與新世代而言，始終都會是台灣共同體社群想像的靈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