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指控、缺乏監管、來訪者權益受侵害：中國心理諮詢行業存在哪些問題？

第一次聽說冬妮是在2022年7月，她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控訴心理諮詢師李松蔚，於2014-2018年與她進行諮詢期間對她性侵、欺騙感情並令她陷入反覆抑鬱之中。李松蔚？這個名字我熟悉的，14年剛上大學時，我常在知乎上刷到他在心理領域的回答。這位頭銜是北京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博士的專家，常用親切易懂的語言融合心理學概念，以對話引導式的風格回應着諸如「怎樣克服選擇恐懼症」、「為什麼有些人總喜歡惡意揣測別人」等人們平日關心的問題，幾乎每條回答都能收穫上千點贊。自媒體寫作讓他進入到公共視野中，而現在，他是簡中世界最為知名的心理學家之一，在近年來爆火的離婚綜藝《再見愛人》中擔任「情感導師」。

2022年至今，也是中國的#Metoo運動逐漸擴大影響力的時期。針對行業名人的性騷擾指控層出不窮，涉及對象從大學導師、知名公益人到藝考機構創始人，受害者通過自媒體或藉由媒體報道發聲，也將性騷擾問題的隱蔽性和普遍性推至公共視野之中。但針對冬妮案件的輿論似乎有所不同——據持續關注冬妮案件的自媒體「yaya的房間」所言，一般情況下，當某個知名人士受到指控時，網上雖然有不同的聲音，但最初大抵是支持女方的人更多一些，但在冬妮案件中，一開始支持冬妮的人就比較少，許多人支持李松蔚或保持沉默。

這或許是因為李松蔚一直以來作為行業意見領袖令人信賴的發言，又或許是因為冬妮情緒激烈的言辭和表達，及其曾作為抑鬱症患者接受心理治療的狀態，很符合「不可信的瘋女人」形象。隨着2024年8月，李松蔚訴冬妮的名譽侵權案二審結果保持李松蔚勝訴的判決，即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能成為性侵的佐證」後，李松蔚在處理與冬妮關係上的爭議及心理諮詢師不受監督的討論，也不再激起任何水花。

作為一個女性來訪者，在見證冬妮向「倫理工作組」投訴卻遲遲未獲受理和回應的過程中，以及目睹她為諮詢師性暴力和剝削受害者提供互助而不斷努力時，我深刻體會到，當來訪者的權益受到侵害後，維權是多麼艱難。實際上，在國內尋找「靠譜諮詢師」的困難是許多來訪者不得不經歷的。在心理諮詢證照制度缺失的系統中，正在經歷精神危機的來訪者只能從資質不明的線下機構、熟人介紹和推陳出新的互聯網產品中自行篩選。

面對沒有標準化的頭銜和充滿術語的受訓經歷，他們往往難以判斷諮詢師是否接受了合格的從業訓練。豆瓣上的「來訪者受害小組」每天都在推送駭人聽聞的諮詢體驗討論，「我的諮詢師指責我浪費她的時間金錢」，「我的諮詢師接受了我的表白」……而對於那些既消耗了來訪者的金錢與精力，又對其心理狀態造成傷害的諮詢師，卻往往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為什麼在國內心理諮詢領域，性騷擾的控訴總是更具爭議？為什麼當事人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害，而發生在諮詢室的、諮詢師違反倫理的證據又那麼難以收集？在這個行業中，來訪者該如何辨認合格的心理諮詢師？

帶着這些疑問，我採訪了幾位在中國和美國從事臨床心理學研究或已經開始從業的「業內人」，試圖從不同角度了解國內心理諮詢行業的問題——它本應是一種專業的醫療資源，幫助人們實現個人幸福與推動社會正義，卻因缺乏資質與監管而時常失效，淪為魚龍混雜的商業產品。許多人投入大量金錢與信任，卻遭受了失望與傷害。

1 心理諮詢師與倫理問題

與很多來訪者一樣，職業是記者的陳媛媛最開始對於「心理諮詢應該是怎樣的」並不清楚。受情感問題困擾的她開始在豆瓣「迴避性依戀「小組評論發帖，一天，她收到了來自組長的私信。對方聲稱自己是諮詢師，可以以1000元四次的價格幫助她解決戀愛中遇到的問題。處於痛苦之中的媛媛開始接受他的治療，然而，她發現這一所謂的諮詢，只是對方在教她一些如何讓男性產生好感之類「戀愛套路」。這些彎彎繞繞的建議讓媛媛感到很彆扭，認為這不是她的性格會做的事情。同一時間，她逐漸感受到對方對她的打壓和攻擊。

當她和同在做心理諮詢的朋友交流這一體驗時，朋友立刻指出該諮詢師的「治療」是有問題的。在更換過兩個諮詢師後，陳媛媛逐漸有了更專業的諮訪體驗，「經歷過就更清楚好的心理諮詢能給你帶來怎樣的成長。」然而，真正意識到諮詢倫理設置的重要性，是在她做完一篇調查報道《走進心理諮詢室後：一個女生的最後六年》後。文章講述了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女孩「葛菲」在接受了持續六年的長程心理諮詢治療後自殺，其母親將心理諮詢師告上法庭的故事。

在這篇報道中，陳媛媛探索了這段心理諮詢暴露出的衆多問題：這位擁有十餘個權威頭銜、曾被中國心理學泰斗沈德燦教授譽為「新一代天才諮詢師」的粟超，及由他督導的陪練諮詢師於天一，由於錯誤地使用「脫敏療法」不當干預葛菲的病情，且未能及時識別葛菲的自殺風險，導致悲劇的發生。在採訪的過程中，陳媛媛意識到，之前在實踐中了解到的「不能跟諮詢師在諮詢之外聯繫」、「不能一次性充錢」都是在保護來訪者與諮詢師的邊界，保證這段關係的專業性——這便是諮詢倫理設置的必要性，它約束着這段關係中上位者諮詢師的權力。陳媛媛說，「我在最開始尋求心理諮詢幫助的時候，本身是很虛弱的狀態，而患有雙相的葛菲更是如此。來自諮詢師的妄自評價或價值否定很容易令來訪者更加崩潰。」

但對於來訪者而言，在沒有對「心理諮詢應該怎麼樣」達成共識之前，識別邊界的入侵是困難的。正在明尼蘇達大學讀伴侶與家庭諮詢博士的周浩然認為，心理諮詢中的權力結構有時就像一個神志清晰的大人和一個迷茫小孩在一起，諮詢師的權力正來自於他是更清楚狀況的一方。諮詢師對於來訪者的剝削之所以比較難以識別，是因為來訪者本身處於受傷的狀態，難以分辨諮詢師提出的要求，是在幫助他還是在進一步傷害他。在葛菲的案件中，儘管葛菲在做完脫敏治療後感到自己的自殺傾向有所加重，但在諮詢師的鼓勵下，還是進行了第二次脫敏治療。

諮詢師對來訪者的剝削，也會體現在諮詢師與來訪者構建戀愛關係、發生性關係層面。考慮到心理諮詢涉及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和自我暴露，諮詢師利用這種信任關係進行有意或無意的操控並非難事。但這類案件往往因為其隱蔽性難以被揭露。「心理諮詢是一個發生在暗室之中的事情呢，除非全程錄音錄像，否則諮詢過程中具體發生了什麼很難決斷，」周浩然補充到。葛菲的母親之所以能一審中部分勝訴，得到法院認定粟超及其公司需承擔30%責任的結果，也得益於「脫敏治療」記錄的保留。而在冬妮和李松蔚的案件中，爭議很大之處就在於冬妮無法提供李松蔚在諮詢過程中性剝削她的具體證據——諮詢室本來就是一個禁止錄音錄像、絕對私密的空間。而在庭審過程中，據冬妮方稱，李松蔚也拒絕提供諮詢記錄。

2 心理諮詢為何需要倫理規範

既然心理諮詢可以是如此充滿風險的事情，那麼為何國內心理諮詢行業未能建立倫理規範和相關規則？

「在國內學習心理諮詢的人上的第一堂課應該都是倫理守則。」曾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應用心理專業碩士的丁揚告訴我，這種課程設置其實也變相說明了心理諮詢行業在理論認知層面，是十分重視諮詢倫理的。畢業於北京大學應用心理學碩士的劉楠也提到，學習諮詢倫理是基礎的課程設置，甚至能否遵循諮詢倫理、不傷害來訪是判斷諮詢師是否具有勝任力的最基本要求。但是丁揚和劉楠都指出，很多諮詢師之所以罔顧心理諮詢中的倫理設置，是因為他們甚至都沒有受過相關專業訓練。在中國，從事心理諮詢不需要通過任何考試或職業資格認證，幾乎沒有從業門檻。

心理諮詢師從事的是緩解精神痛苦的專業工作，這種工作必須建立在治療有效性的科學證明基礎上。否則，心理諮詢師可能是另一種「赤腳醫生」，把假藥賣給絕望又容易受騙的人。在心理諮詢治療發展歷史最悠久的美國，心理諮詢師的資格認證，主要來自於由州政府給心理學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頒發執照。現已在夏威夷獨立執業做心理諮詢師的令儀介紹到，在美國，社會工作者是精神健康領域最主要的服務者。以社工體系下作為心理諮詢師執業為例，她首先在紐約完成了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在畢業後考取執業社會碩士資格（Licensed Master Social Worker）後，進入醫院或門診從事社會工作。在繼續花上三年時間在醫院及門診積累了2000小時的諮詢及100小時的督導後，她才能參加執照臨床社會工作者（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er）的考試，獲得證書後方能獨立執業、為來訪者提供心理健康問題的臨床治療。在這之後，她也需要接受持續教育以保持執照的狀態。

而在國內，像這樣由教育學位要求、實習督導經歷為核心的心理諮詢權威從業標準，從未能建立起來。2001年，國家人社部曾出台《心理諮詢師國家職業標準》，根據該標準，報考二級心理諮詢師須具有心理學、教育學、醫學專業碩士或博士學位，或取得心理諮詢師三級職業資格並連續從業滿三年，同時還必須經過二級諮詢師培訓。而根據《人民文摘》2013年的報道，這項資格證花幾千元培訓20天就能獲得。丁揚介紹，人社部於2017年取消二級、三級心理諮詢的原因之一亦在於它整個培訓、考核的不正規性，許多人在受訓經歷非常短暫的情況下就可以通過考試，而這一資質是不足以代表諮詢師的真正從業能力的。但是在這一職業考核標準被取消後，並沒有建立與心理諮詢師有關新的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心理諮詢師也再未被收錄至《國家職業資格目錄》中。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諮詢基礎項目常見問題解答》一文中也提到，「目前心理諮詢是非准入行業，具備什麼樣的資格才能從事心理服務尚無全國統一政策。」

在證照體系的缺失下，國內來訪者只能通過諮詢師的個人簡介來判斷其教育及從業經歷是否靠譜。如果心理諮詢師二級資格證都不能確保諮詢師的資質合格，那麼，「某某流派的創始人」、「著名心理學家弟子」、「某某節目心理專家」、「高級催眠師」呢？「中德班高級組學員」、「CPS助理諮詢師」這些看上去有模有樣的稱謂又是什麼、能如何查實？來訪者在魚龍混雜的心理諮詢市場上尋找諮詢師，就像進入了一個沒有食物質檢體系的菜市場，只能憑藉吆喝聲和經驗來挑選，卻很容易買到並不專業，甚至進一步危害身心健康的服務。

3 中國監管體系的缺失

當然，受過專業的訓練、積累了足夠的諮詢和督導小時數，仍然無法保證心理諮詢師在之後的從業中不會出現問題。正如所有倫理問題一樣，諮詢倫理也是一個複雜的實踐問題。心理學界目前達成的共識集中在禁止不當性行為、確保知情同意、隱私保護、評估勝任力等部分，而在一些更細節的地方，則容易存在爭議——比如，諮詢外時間是否可以直接聯繫，諮詢師是否可以收來自來訪者的禮物，什麼情況下增加諮詢頻率是合理的，諮詢師是否可以肢體接觸來訪者……在這些問題上，判定「合適」的標準會更加模糊。

在這個情況下，行業協會的監督和約束就顯得尤為重要。以加拿大安大略註冊心理治療師學院（CRPO）如何處理諮詢師性侵犯投訴為例，在收到患者或其他人提出的正式投訴後，工作組會初步審核其是否成立。一旦投訴被接收，則開啓調查，調查人員會收集證據、採訪證人並審核相關文件。涉及的治療師將有機會做出回應。如果證據支持投訴，案件將進入由紀律委員會組織的聽證程序：專業人員和公衆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將評估證據，確定是否存在職業不當行為。如果認定有性侵害行為，處罰可能包括暫停或永久撤銷治療師的註冊。在嚴重情況下，例如諮詢師與患者發生性關係，CRPO等機構會強制撤銷該諮詢師的註冊至少五年。這些程序是由行業監管機構按照其職業規範獨立進行的。如果諮詢師行為觸犯刑法，則會將案件移交給司法系統處理。

然而，國內心理諮詢行業並沒有能夠管轄大部分從業者、處理行業投訴的協會。接近這一職責的，是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註冊工作委員會的倫理工作小組。 這個定位為「行業規範的引領者，自我管理的示範者，專業標準的制定者，學歷教育的推動者」的註冊工作委員會的理想設想是，設立嚴格的註冊門檻，確保註冊系統中的心理諮詢師經過充分培訓並具備資質。北大、北師大應用心理學碩士專業畢業的學生，可以直接進註冊系統，而其他高校畢業生提交一份包含從業時長，受訓經歷等資料的申請，通過註冊系統的標準審核後，亦可進入系統。當系統內的成員佔據行業大多數後，註冊系統就可以成為行業規則的制定者。

丁揚表示，人社部取消心理諮詢師資格證書時，行業內對註冊系統還是抱有很大期待的，認為它至少能保證進入心理諮詢行業的人受過高校系統訓練、具備基本職業素養。然而，這個註冊系統在面對冬妮李松蔚這一如此受到關注的公共事件時，基本處於失靈狀態：無論是倫理工作組在22年底接收到冬妮投訴郵件、要求其提供相關材料後沒有再進一步反饋調查進度；還是在23年底自李松蔚向北京互聯網法院起訴冬妮侵犯其名譽權後，倫理委員會表示受到名譽權訴訟影響暫停調查工作，它都沒有拿出能夠體現臨床心理專業性、獨立性的處理流程。

再者，相比於美國、加拿大等地「吊銷執照」的懲罰，國內註冊委員會的「除名」也並不具有足夠的威懾力。註冊心理治療師的執照被吊銷，意味着不再能合法地從事心理諮詢職業，且吊銷執照決定公開在協會網站上可供查詢。而被國內註冊系統「除名」後的諮詢師，理論上仍可繼續執業。況且，相比於整體執業的心理諮詢師人數，加入註冊系統的諮詢師鳳毛麟角。如果被投訴的諮詢師不是註冊系統的成員，那麼幾乎沒有直接可以投訴的渠道和後續限制其從業的行業標準。

2018年，湖南心理諮詢師羅登國因在諮詢過程中多次主動和來訪者談起性相關的話題，並採用被來訪者誤認為心理治療的方法，多次對被害人實施猥褻行為，而被長沙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定強制猥褻罪，判刑兩年。然而，據拉康心理諮詢pro的報道，2021年前後羅登國曾在「壹點靈」網絡心理諮詢平台執業，被曝光後才遭平台封殺。2023年，羅登國又與在南京和長沙的兩家機構開展催眠培訓和心理諮詢——他嚴重違反諮詢倫理的行為似乎並未遭受相應的從業懲罰。

4 中國心理諮詢市場存在的問題

無論行業協會監管如何缺乏，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大量存在。根據柳葉刀文獻報道，中國各類心理疾病患者患病人數佔總人群的16.5%-17.5%，根據鍾傑的評論，這些患者大多無法自愈，需要心理健康服務專業工作者的幫助、心理干預或藥物治療。相比之下，中國心理健康服務專業人員卻嚴重短缺。根據2022年6月國家衛健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公開數據，我國目前擁有精神衛生醫療機構5936家，精神科職業註冊醫生超過5萬人，心理治療師不足1萬人。

面對每六個人就有一位心理疾病患者的巨量專業心理諮詢需求，市面上也出現了越來越多主打提供精神療愈的互聯網心理諮詢產品。它們在疫情期間逐漸發展壯大，並吸引到資本的關注。心理諮詢行業市場規模在近幾年持續快速增長。據智研諮詢統計，2023年，中國心理諮詢市場規模達728.5億元，是2016年的2.44倍。2022年前後，簡單心理、壹心理等精神心理健康行業企業都獲得了一億元以上的融資，提供聯繫心理諮詢師的網上平台，並售賣心理諮詢師培訓課程。另一方面，心理諮詢師的角色也更多暴露在公衆視野之中。《再見愛人》等當紅情感綜藝節目引入婚姻諮詢的環節，抖音開展面向心理諮詢師群體的短視頻創作者計劃為平台輸血，心理諮詢師在面對如何停滯精神內耗的回答也成為了付費知識屆的香餑餑。

而在簡中互聯網的「心理熱」之下，是精神健康從業人員普遍專業素質偏低的現實。根據智研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22-2028年中國心理諮詢行業分析報告》，在醫院衛生系統及高校中，從事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工作的專業人員有78.1%受到的專業訓練少於半年；訓練時間在六個月-兩年的佔13.8%；有8.2%的人受過兩年以上的專業培訓。另外，從事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工作的年限，少於三年者佔62.7%。這意味着市場上的諮詢師普遍缺乏足夠的理論及實踐經驗，應對個體情況不同的來訪者。

當「心理諮詢師」們熱衷於利用社交平台進行自我宣傳、做「案例分析」、直接攬客，這項對專業素養和倫理遵守都提出相應要求的科學治療就淪為缺乏標準化的商業產品。陳媛媛在做關於葛菲的報道時，就經常刷到在用戶發布的、情緒問題相關的小紅書帖子下，充斥着各類「心理諮詢師」「情感傾訴師」的廣告。她評價到，「從他們推銷自己服務的方式來看，不難看出他們可能並不專業。這種高度商業化的營銷邏輯，與諮詢工作所需的專業性相悖。很難相信這樣的從業者能夠真正勝任心理諮詢的工作。」而另一方面，行業低門檻也讓心理諮詢師成為了香餑餑的兼職副業——「心理諮詢師變現獲客學習」、「新手諮詢師的接單小妙招」、「35歲寶媽靠心理諮詢實現年入六位數「等經驗分享和賣課鏈接隨處可見。

在欠缺監管的市場中，頭部心理健康互聯網公司起到了一定科普、篩選專業諮詢師和維持行業秩序的功能。在我採訪的心理諮詢師中，不少人都提到了簡單心理的「行業標杆」位置，雖然也摻雜着對它的爭議性評價。簡單心理成立於2014年，是一家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務平台，它在擁有入駐諮詢師，為來訪者提供心理諮詢、心理測試等服務的同時，也搭建了一個心理諮詢師成長平台，為諮詢師或有志於成為諮詢師的人提供相關培訓課程。現在在國內執業的田嶼，就是從簡單心理的心理諮詢師培養計劃開始接受專業訓練的。她提到，簡單心理目前的諮詢師入駐渠道分為「心理執業中心」和「實習諮詢師執業中心」兩種，其中，進入到「心理執業中心」要求諮詢師已經完成至少一個為期兩年的心理諮詢/心理治療的系統長程培訓，並具有不低於400小時的個體諮詢小時數和不低於60小時的個體督導小時數。這一標準還對不同取向的心理諮詢師提出了一些更細節的規定，並要求諮詢師提交一份諮詢次數12次以上的案例報告，方可進入到嚴格的面試環節。

而經過簡單心理自己的長程培訓培養出來的新手諮詢師，只有滿足諮詢小時數和督導小時數等要求，並通過面試才能進入到實習平台中，並需遵守督導次數、頻率與方式上的要求。在滿足升級標準後，才能申請進入新手諮詢師平台——「簡單心理執業中心」。田嶼認為這個兼顧了理論和實踐的入駐體系是合理的，甚至它對諮詢師的經驗積累要求，比如督導小時數，比一些醫院對治療師的要求還要具體。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在參照國外心理諮詢行業協會建立一種行業標準，當然，這裏麵包含了簡單心理想要建立自身平台專業性的商業考量。

劉楠則比較認可簡單心理處理來訪者投訴機制的專業性。他提到，簡單心理作為第三方在接到來訪者對平台諮詢師的投訴後，會通過獨立的倫理小組，分別與諮詢師及來訪者溝通，來判斷諮詢師是否有做出不當行為。他認為，這樣的設置是對來訪者與諮詢師雙方的保護。令儀同樣在簡單心理的平台上經歷過一個來訪的投訴，她認為，在處理投訴的過程中，無論是平台給到她及來訪者的支持，還是及時的跟進速度，都讓她印象深刻。

然而，這些機制也並不能約束公司自身存在的問題。今年1月，一位用戶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控訴簡單心理平台未經其允許，公開她的諮詢記錄內容，侵犯其隱私。在心理諮詢師社群內部，也有針對簡單心理課程的批評聲，例如在高額的定價之下，課程未能提供充分的資源，與學員溝通不及時的狀況。

2023年，幾位簡單心理《女性主義療法》課程的學員公開發文，控訴簡單心理課程描述與實際教學內容不符、內容翻譯糟糕，且以刪改文案的方式迴避學員訴求，並通過移出群聊、限制發言等粗暴的方式，清退在課程群中提出質疑的學員。同樣經歷了此事的丁揚也為簡單心理以這種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對待學員的態度而感到憤怒，她認為，對於像女性主義這樣主張與社會正義相掛鉤的心理諮詢課程，提供內容的平台卻與這種價值觀相左，讓她感到失望。「這與心理諮詢所倡導的一種平等多元開放的態度有許多背離之處，平台仍然服從的是商業的標準。」

5 心理諮詢來訪者應如何自我保護

在心理諮詢這一立法與監管相對缺失的「灰色地帶」中，如葛菲案這樣能夠在法律意義上認定諮詢師及機構需承擔責任的案例仍十分罕見。相比之下，更多來訪者在接受治療過程中出現焦慮加重、抑鬱惡化，甚至發展為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情形，卻往往陷入「求助無門」的困境。他們的維權面臨重重障礙：諮詢過程通常沒有完整的記錄，也難以及時保留不當干預的證據；目前國內尚無統一的行業監管機制，也缺乏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條文來明確界定和處理諮詢中的侵害行為；而許多當事人自身正處於創傷狀態，精神狀況不穩定，難以持續發聲或採取行動。

與此同時，國內也缺乏專門為心理諮詢受害者提供支持的維權組織。一些來訪者轉而通過互助小組的形式，梳理諮詢中可能存在問題、並尋找解決路徑。例如，豆瓣上的「來訪者避難所」中，常常可以看到關於諮詢體驗的分享、平台避雷的討論與信息互通。而長期致力於推動行業監督、倡導來訪者權益的冬妮，也公開聲明正在運營多個互助群，協助權益受侵害的來訪者對接專業資源，包括律師、志願者以及具備倫理意識的心理諮詢師，提供法律援助與心理支持。

在維權路徑艱難、行業監管不足的背景下，來訪者在進入心理諮詢前往往需要具備一定的基礎認知和判斷力，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這也使得公衆對心理諮詢的了解變得尤為重要。一些自媒體也試圖分擔心理諮詢科普的職責，為公衆提供對行業更清晰的理解。例如，微信公衆號「狂野來訪」以漫畫的形式解釋心理學常見概念、用幽默風趣的語調探討諮詢室中的常見問題；「Lacan心理」定期分享行業內治療不當的新聞、推送相關立法的信息，這些信息的傳播有助於提升公衆對行業規範和權力關係的認識。而「簡單心理」、「KnowYourself」等平台則憑藉其龐大的影響力，持續產出關於情緒調節、自我認知、人際關係等主題的文章與課程，拓展大衆對心理學的興趣和理解邊界。

了解不同的諮詢流派，例如明白認知行為治療（CBT）、心理動力學治療、人本主義治療等流派不同的特點，有利於來訪者更快地找到適合自己的諮詢師。而閱讀諮詢倫理相關文章，比如了解為什麼諮詢需要設置邊界，也能在諮詢關係中出現問題的時候，更及時地識別。不過，這些公司自媒體平台在發揮教育功能的同時，也常常身兼培訓與招生的角色。在科普內容的同屏中，也大量刊登諮詢師培訓、職業轉型課程以及平台入駐推廣廣告——商業利益與知識傳播的交織易讓讀者疑惑其中的中立性與客觀性。

歸根結底，諮訪關係也是一種人際關係。諮詢師令儀對來訪者的建議是，在尋找諮詢師的過程中，最好帶着開放的心態，不以直接投身於關係的、採訪式的態度進行首次諮詢：我們先看看這個關係是否合適，判斷與諮詢師交流時是否感覺良好，再去決定。最重要的是，來訪者應該時刻相信自己的本體感受。如果對方讓你感到不安，可以及時跟他溝通，再感受他的回應是否有在認真討論問題還是迴避。來訪者需要知道，自己一直有離開的選擇和權力。一個符合倫理的諮詢師是會尊重甚至會鼓勵來訪者的選擇權。

當然，這些對於來訪者的要求與期待，不能打消對於行業監管與立法的呼籲。已在國內獨立執業的田嶼提到，心理諮詢相關制度建設可以保障的不僅是來訪者，也是從業者。因為缺乏求助渠道，當來訪者在網絡上公開投訴諮詢師時，也存在誤傷諮詢師的個別情況——或許諮詢師已經採取了合適的治療方式。而諮詢師在面對糾紛時，往往傾向於放大個別極端案例的風險，從而回避對自身專業責任及諮訪關係不平等的反思。

事實上，正因為心理諮詢行業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與申訴機制，才加劇了諮訪雙方的緊張與誤解。要真正保護來訪者的權益，也保障諮詢師的職業發展，推動相關立法和設立行業監督機構是必不可少的。

（受訪者丁揚、田嶼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