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苗何時來？怎麼來？

2020年底，琪琪（化名）與台灣許許多多民眾一樣，正在觀看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每日例行記者會。她聽見指揮中心宣布，一款名為「高端」的國產疫苗，正在徵集臨床受試者的消息，立刻決定上網報名。琪琪說，她報名參加受試的理由，與許多世界上的受試者一樣，「我知道『人體實驗』是需要人的，所以就去報名了。」

琪琪說，自己是學醫學統計出身的，「我知道任何醫學數據都是踩著人命做出來的，總是要有人付出犧牲，才能完成醫療任務」，朋友都紛紛稱讚她是英雄，她反而覺得很奇怪。在她看來，就算會出現副作用、甚至不幸身亡，但「至少都會成為數據，代表我的死還是有用、不是白費的。」

琪琪自嘲，雖然這動機聽起來有點中二，「但我當時就是用這樣的心態去受試的，我覺得很有趣，能用自己所學的東西（統計），幫助這個實驗。」

到了2021年2月某天，琪琪接到高端疫苗的電話，通知她獲選為受試者，要求她在2月21日前往醫院進行體檢。疫苗的體檢頗為類似一般健康檢查，會測量身高體重、驗孕、做心電圖，「一共抽了七管血，看血脂肪、凝血功能，醫生也會問是否有家族病史。我有氣喘，但他們後來還是讓我參加試驗。」

後來，琪琪通過體檢，在3月2日正式施打第一劑疫苗。打完十分鐘後，琪琪開始出現噁心、想吐的感覺，扎針處也會痛，「但都不是很嚴重」，接種第一劑之後，琪琪被要求每天都必須寫日記、量體溫，雖然剛施打的第一天體溫的確有升高，但隔天便降下來了。

琪琪回憶，第一劑和第二劑之間，相隔正好四週，「我在3月30日打了第二劑，副作用感覺更明顯了，腸胃蠕動很快，體溫也高了三天。」打完第二劑之後的一個月裡，就是所謂的密集檢查期，「每隔兩週就要回去醫院交日記本、再做一次檢查。這個階段結束之後，還會有長達五個月長期觀察期——以我來說，就是要等到九月底才會正式解盲，如果我打到的是安慰劑，到時候還得再打一次真正的疫苗。」

疫苗：地方政府、郭台銘與慈善團體各顯神通

琪琪與其他受試者這些最細微的身體反應，都牽動著台灣民眾的心緒。自5月15日台灣疫情升三級警戒以來，所有的人都想知道：疫苗何時來？我們何時能打到疫苗？

隨著疫情持續延燒，民眾的需求也越來越急切。包括金門、南投在內的縣政府，都表明自行向海外採購疫苗的意向，而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則回覆，他歡迎地方政府向指揮中心提出申請，並透過有執照的藥商做輸入許可。但陳時中亦提醒這些有意願的單位，疫苗採購流程需要花費不少時間、手續繁瑣，要這些表達意願的單位「趕快把資料拿來」。

不過，希望直接向國外單位爭取疫苗的，也不只是地方政府而已；包括郭台銘、「孫文學校」校長張亞中 ，以及慈濟、佛光山在內的民間單位，都曾宣布將自行透過管道，從國外廠商或「中國大陸友人」處取得疫苗，讓事態變得更加複雜，也牽動民眾焦慮的心緒。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無論是企業、宗教或社會團體想要捐贈或媒合採購者，政府都十分肯定。但中央的疫苗政策，仍是「統一由政府向原廠直接簽約採購，統籌分配使用」，指揮中心強調，這也是絕大多數國家所採取的基本原則，才能確保原廠對政府直接負疫苗安全與法律的責任。指揮中心說，無論是企業、宗教等民間團體的捐贈，或地方政府的採購，也需採取同樣原則處理。

不過，這個規定是否會讓民間購買疫苗的困難度提高？ 有網友在郭台銘的臉書提了這個問題，郭台銘罕見地現身回了一個「會」，再次引發眾人熱烈議論。

在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來回交鋒的同時，北京的國台辦亦表明了捐贈疫苗給台灣的意願，甚至宣稱「廠牌可以讓台灣自己挑」 ；此消息一出之後，讓台灣政府陷入了兩難——答應了，光是如何在現行法規之下進口中國疫苗，就是一件難事（藥廠必須先與台灣政府取得相關緊急授權許可）；若不答應，在海外疫苗到貨延遲、國產疫苗仍未上市的情況下，社會輿論對執政黨恐怕也難以諒解。

就在此時，福建省紅十字會也宣布，願意捐贈疫苗給金門、馬祖，卻沒有提到台灣。不過，福建省紅十字會的作法倒也「合情合理」，因為即使在台灣的憲政制度裡，金門、馬祖在法律上的定位確實仍屬「中華民國福建省」，而對岸福建省紅十字會的動作，只是「無心插柳」地反映了這個尷尬的事實而已。

平日台灣網友為了提振士氣、而掛在嘴邊的「同島一命」，也都讓部分金門、馬祖居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所謂「同島」，指的當然是台灣島了，而這種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也早就是金門、馬祖人感到「被台灣割棄」的來由之一，並在疫情的緊張情勢之中，再次成為台灣共同體的破口。

事實上，金門希望自行從大陸取得的「國際認可的合法疫苗」，指的其實就是上海復星醫藥代理的輝瑞－BioNTech 疫苗（以下稱 BNT） ，而這個中國代理的身份，在台灣也一直是爭議的焦點所在。

在台灣引發爭議的上海復星BNT疫苗，來歷究竟為何？為何引發了如此大的風波呢？

輝瑞、復必泰與台灣繞不開的「中國」因素

整體而言，台灣輿論反對透過復星採購BNT疫苗的，不外乎兩種論述：第一種擔憂的是「國格」問題，反對台灣透過中國公司採購BioNTech疫苗；第二種則引用香港的疫苗瓶蓋問題，認為上海復星經手的疫苗有安全疑慮，甚至認為「復星的 BNT 疫苗並非於歐洲生產」。

根據台灣《天下雜誌》的報導，復星早在2020年3月，就已和德國的 BioNTech簽署「授權代理協議」，代理範圍包含中港澳台，而復星代理的 BNT 則名為「復必泰」。

除了代理之外，復星也在中國同步進行臨床試驗，然而中方和德方試驗的疫苗並不相同——德國試驗的是 BNT162b2（以下稱 b2），而復星在中國試驗的是 BNT162b1（以下稱 b1）；不過中方最後並沒有完成 b1 的第二期試驗，因此後來轉為代理人和股東的身份，繼續和德方合作。換言之，目前為止復星代理的「復必泰」疫苗都是 b2，理論上應該是在德國生產的。

不過這個情形，或許很快也會有變化。2020 年 12 月， 復星宣布 BNT 同意讓復星在中國本地分裝、甚至生產 BNT 疫苗；到了 2021 年 5 月，復星進一步宣布將與 BNT 成立合資公司，而復星將會提供「年產能達 10 億劑新冠疫苗的生產設施」。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則是復星在 2020 年 11 月 10 日，也曾透過提交給香港證交所的文件聲明，復星擁有 BioNTech 疫苗在中港澳台的「獨家開發、商業化」權利。

這個時間點，如果和台灣方面的說法相對照，便可以看出雙方角力的端倪。2021年5月27日，台灣疫苗議題正熾，指揮官陳時中向民眾說明，台灣政府其實早在 2020 年 11 月，便曾直接和德國的 BioNTech 洽談過疫苗採購，而且當時已經進展到了「合約最終版本」的階段——而這也正是復星宣布，擁有 BNT 疫苗在中港澳台「獨家代理權」的時間點。

陳時中進一步透露，當時這批疫苗「卡關」的關鍵，仍舊是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兩岸之爭：當時，德方要求衛福部更改新聞稿，將行文中的「我國」改成「台灣」，而衛福部也同意照辦，然而德方後來卻於 1 月 15 日回覆要「重新評估全球疫苗供應量」，並將簽約時間延後數週，最後沒有下文。

陳時中表示，他的感覺是「雙方已經在談、也已經確定了，但最後還是沒有下文」，而造成阻礙的「不是合約內的問題，而是合約外的問題」。

不過，對於「國格」問題有所疑慮的，也未必只是台灣方面而已。有些評論者也認為，如果復星直接和台灣政府洽談採購，文件中難以避免各種「中華民國」的正式官銜，所以更希望透過民間「中間人」來中介。此外，復星若要向台灣申請藥證，申請流程也會遠比港、澳複雜，必須通過嚴格的進口審查，形同默認台灣與港澳在地位上的不同，有親藍的評論員便認為，這會「戳破『一個中國』的泡泡」。

根據上海復星提交給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聲明來看，復星是在 2020 年 12 月才和 BioNTech 達成合作，並在 2021 年 5 月才宣布，將會在中國本地生產 BioNTech 疫苗——換言之，目前市面上能買到的 BNT 疫苗，應該仍是德國原產的。

不過這些動態，確實都再次反映了長期以來，台灣公共討論的一個特殊現象：只要牽涉中國因素，輿論雙方便很容易失控、很難再理性討論；以此次疫情為例，台灣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張力，就和兩岸之間的張力交纏在了一起，並以疫苗作為化身，再次反映了台灣公共討論板塊中，那一條總難跨越的鴻溝。

根據指揮中心說法，台灣目前已訂購的海外疫苗，一共有莫德納疫苗的505萬劑、經由全球疫苗分配平台（COVAX）購買的476萬劑，以及台灣自行和廠商購買的1000萬劑 AZ 疫苗——看起來足夠，然而「訂購」並不等於「到貨」。

然而，也正是自2020年底開始，變種病毒疫情一波接著一波，不但考驗各品牌疫苗的保護力，也讓國際疫苗越來越緊張，台灣即便已經「訂購」，卻顯然不易在短時間之內，就爭取到大量疫苗「到貨」；華爾街日報更指出，COVAX 機制基本上已經難以維續。

在台灣輿論沸騰、而國台辦亦宣布可捐贈疫苗給台灣時，5月27日卻突然傳出，15 萬劑莫德納將於 28 日到貨。

一直以來，不少台灣民眾將希望放在美國身上，希望能「用台灣晶片、換美國疫苗」。然而，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卻在 5 月 26 日的離任演講中提及，台灣的 COVID-19 確診數，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比起來依然是比較低的，被不少人解讀為美國將不會積極對台供應疫苗。

但隨著「國台辦送疫苗」的呼聲不斷升高，蔡英文也公開批評北京「不斷阻撓台灣取得疫苗」，表示會與民間共同努力，爭取國際疫苗加速到貨。

回顧台灣的疫苗採購紀錄，莫德納疫苗早在2021年5月5日，就已獲台灣食藥署的「緊急使用授權」（EUA），而陳時中當時也提及，第一批莫德納疫苗預計會在五月到貨；就此而言，趕在五月底之前到貨的莫德納疫苗，確實是在台灣本來就規劃好的時程之內。但按照世界各國疫苗「交貨」的情況來看，「延遲」又是常態，這批「依約準時」的疫苗背後，是否真有美國的大力推動、總統蔡英文參與爭取是否真的奏效，外界很難得知。

對此，近期關心台灣疫情發展的新加坡醫師林韋地猜測，在疫苗短缺的情況之下，疫苗如果能快速到貨，基本上都是國際政治運作的結果，因此莫德納能快速到貨，非常可能就是因為美國已經意識到，「台灣的疫苗短缺將會造成國安問題」，所以決定先湊一些疫苗出來給台灣。

針對這種說法，端傳媒曾向台灣外交部尋求回應，而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則回覆道，外交部不會針對外界傳言、臆測、個人意見做評論。

無獨有偶，5月27日當天，日本產經新聞亦報導，日本政府將透過 COVAX 機制，對台灣提供 AZ 疫苗，一些日本政治人物宣稱，這是一種「台日友好」的表現，也被解讀為是在為台灣政府解圍。

儘管日本本身國內疫苗接種率低落、對疫苗本身抱有不信任，被台灣民間質疑「只是送自己不要的給台灣」，日本國內也不乏反對捐贈的聲音，但仍不妨礙「台日友好」的相關宣傳出現在台灣版面上，沖淡不少「國台辦送台灣疫苗」的高漲氣氛。

台灣國產疫苗風波

除了試圖進口國際疫苗之外，台灣政府仍將希望放在國產疫苗上。國際知名公衛專家、前副總統陳建仁在臉書上透露，自己和妻子為了「支持我國的疫苗自主研發」，自願成為高端疫苗的臨床受試者，雖然依照程序，兩人跟琪琪一樣，都不知道自己打的是疫苗還是安慰劑，但陳建仁說，他與妻子迄今並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以陳建仁的專業形象發出此文，對於許多對國產疫苗心存疑慮的民眾而言，無疑是一顆重要的定心丸。但依然有人堅持，陳建仁受試並不能說明國產疫苗真的安全，正反雙方依舊爭執不下。

台灣目前正在進行 COVID-19 疫苗研發的共有三間廠商，除了琪琪與陳建仁夫婦參與受試的高端，另有聯亞以及國光 ，不過它們的疫苗原理，和國際間目前比較常見的幾種疫苗並不一樣。

台灣目前核准的進口疫苗莫德納（Moderna）疫苗為「mRNA 疫苗」、AZ 疫苗為「病毒載體疫苗」；至於中國「國藥」和「科興」的疫苗，則是「滅活疫苗」；這幾種疫苗的原理不一，可能引起的不良反應、免疫的效力也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夠誘發人體免疫系統產生保護力，對抗病毒入侵。

台灣的國產疫苗高端、聯亞、國光等，與前幾種疫苗又不盡相同，屬於「蛋白質次單元疫苗」，利用基因重組技術製作出病毒表面棘狀蛋白，做成疫苗打入人體，讓免疫系統產生免疫反應。

（更多疫苗原理，詳見：關於COVID-19疫苗，中港台最關心的六大問題）

根據高端疫苗的官方說法，早在2020年5月5日，高端便與美國國衛院（NIH）簽署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全球商業授權合約，「取得Covid-19候選疫苗及相關生物材料，在台灣進行研發及生產。」

由於台灣疫情突然升溫，因此總統蔡英文早在5月13日便宣布，國產疫苗已進入臨床試驗第二期的收尾階段，預計在七月底開始供應；而高端疫苗亦在5月30日宣布，已和衛福部簽訂500萬劑的採購合約，預計在六月中完成第二期試驗報告、六月底送審，以趕上七月上市的時程。

然而這個時間表，卻也招來了批評聲音。有些評論認為，台灣疫苗只有第二期臨床試驗，將「很難獲得國際認可」；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則質疑，只經過第二期試驗的國產疫苗，可能會讓「台灣成為一個最大的人體試驗場」。

反覆的激辯中，市場對高端疫苗的信心，也從一路高漲轉向連續跌停。世界疫情剛爆發的2020年1月，高端股價自29元起漲，在台灣疫情爆發前，5月11日，高端（6547）股價仍在280元左右徘徊，台灣疫情爆發兩週後，高端股價已突破417元。

但隨著高端成為鎂光燈焦點，各界質疑「未進行三期臨床實驗就要打」、「人體試驗場」等聲浪鵲起。5月30日，高端公布自家與台灣衛福部疾管署簽訂疫苗採購合約，同時簽約的還有聯亞生技，政府分別向兩家國產疫苗採購五百萬劑疫苗。自當日開始，高端連續吞三天跌停板，股價下跌到284元。

這對一間藥廠股票來說，無疑是反常的現象：自研發起步，如願走到了客戶簽約採購的這一步，股價卻逆勢跌停。法人指出，這相當程度反映市場對高端未進行三期臨床試驗的疑慮。

這些質疑似乎不無道理，在台灣輿論場中，也有一定聲量。然而這些爭議的真實性究竟為何？

正常來說，疫苗臨床試驗的流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的受試者一般僅數十人，目的是測試安全性、劑量和免疫反應；第二期受試者則會增至數百人，驗證疫苗可以引發的抗體濃度和免疫原性，並擴大檢驗疫苗的安全性；第三期的受試者則會增加至數千人以上，除了持續確認安全性之外，也會對一部份受試者施打沒有療效的「安慰劑」作為對照組，藉此確認接種者的感染率，和未接種者相比是否真有下降——也因此，第三期通常會選在疾病流行的地區進行，否則很難看出，施打疫苗是否真會影響感染率。

然而為了加速疫苗研發，美國採用了「緊急使用授權」（以下稱 EUA）的機制，允許廠商加速研發、將不同期的試驗合併進行（combined phases），藉此取得緊急使用授權；今日市面上的輝瑞－BioNTech、莫德納疫苗、嬌生疫苗，基本上都是通過這個機制上市的。

根據美國食藥署的《預防 COVID-19 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之業界指引》（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Vaccines to Prevent COVID-19：Guidance for Industry，以下稱《指引》），廠商必須在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之後，才可以提交 EUA 的申請，而且提出申請時，也必須至少針對第三期的效力研究提出「中期分析」（interim analysis）、並達到 50% 以上的效力。

不過，廠商在提出 EUA 的申請時，可以使用第一、二期的試驗資料，對正在進行中的第三期安全性資料進行「補充」（complement）——換言之，只要第一、二期的安全性資料符合標準，就算第三期試驗流程仍在進行中，也可以在第三期「中期分析結果」出爐後，就先申請 EUA。

但這並不代表美國食藥署不在乎安全性，因為該《指引》仍規定，廠商在申請 EUA 時，必須至少已對 3,000 名以上已經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受試者（須含不同族群和重症患者），針對不良反應進行過至少二個月的追蹤，而且必須附上「正在進行」的安全性追蹤計畫，而廠商在提交 EUA 申請時，也必須證明自己會繼續完成完整的第三期計畫。

以已經獲得美國 EUA 的三種疫苗為例：BNT 於 2020 年 7 月進入合併二、三期試驗之後，就已在 11 月 9 號取得了第三期的期中分析報告，後來才在 12 月 11 日獲得美國食藥署的 EUA；而莫德納疫苗，則同樣是在 2020 年 7 月就進入第三期試驗，並在 11 月中公布期中分析，並在 12 月 18 日取得 EUA；至於進度較慢的嬌生疫苗（J&J），則是在 2021 年 1 月底提出期中分析，並在 2 月 27 日取得美國的 EUA。

就此而言，陳時中曾在記者會中指出，台灣高端第二期受試人數達 3,700 人，比美國疫苗第二期人數（數百人）還要多，以及美國疫苗「也是在完成第 三期試驗之前，就獲得 EUA」的說法，其實都只講出了部分的事實。

陳時中沒有說出的是，美國疫苗廠商在申請 EUA 的時候，其實都已經進入了第三期試驗階段，而且也都取得了第三期的「期中分析報告」，顯然和台灣高端只完成第二期試驗是不同的。此外，雖然美國疫苗第二期的受試人數確實比台灣少，但其實廠商申請 EUA 時所提交的第三期「期中分析報告」，其受試人數都達 3、4 萬人。

不過更重要的是，台灣到底有沒有像美國一樣，針對 EUA 做出詳細規範呢？針對這個問題，端傳媒於 5 月 31 日向台灣食藥署提出了詢問，最後得到以下回覆：

食藥署指出，廠商提出 EUA 申請之後，食藥署會召集專家小組，依據《藥事法》第 48-2 條及《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第 3 條規定進行審查。

然而倘若細看《藥事法》和《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規定，卻也能發現這些法條，都只是原則性的框架，而台灣食藥署也沒有跟美國一樣，針對 COVID-19 疫苗的 EUA 另外制定出長達 20 多頁的指引文件——換言之，疫苗廠商能不能拿到 EUA，基本上是食藥署的專家小組說了算。

更重要的是，食藥署提及的法條，也沒有針對 COVID-19 疫苗臨床試驗需要符合的標準、效力數據，以及應有的試驗期程做任何規範，直到端傳媒記者追問，食藥署才回覆「至少要做完第二期」，才能申請 EUA。

《科學月刊》的編輯委員廖英凱，則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直言，台灣在 EUA 流程和辦法上的資料公開程度，確實不像美國食藥署那樣充分、透明，因此外界不容易知道政府批准 EUA 的標準為何。

不過，食藥署在受訪時明白講出「至少要做完第二期」，也讓廖英凱感到有些意外，因為「指揮中心的記者會、新聞稿一直都言詞模糊，雖然會暗示二期很足夠了，但並沒有講死做完二期就可以申請 EUA。」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有台灣網路媒體於 6 月 1 日清晨刊登報導，指出食藥署早在去年 10 月就已參考美國，制訂出了「台灣本土的 EUA 指引」，於是記者再次向食藥署求證，並詢問是否可以提供台灣的 EUA 審查指引，而食藥署的回覆是「這個議題現在不方便回應」。

食藥署並指出，前一天提供的回覆，是針對「外國疫苗輸入台灣」的 EUA，而非「國產疫苗」的 EUA。然而當記者進一步追問國產疫苗的 EUA 核准標準時，食藥署卻回應「目前高端及聯亞並無實質資料，暫時無法給予明確的說明」。

記者繼續詢問，食藥署是否有先對 EUA 標準作出規範？如果沒有規範，要如何確認國產疫苗是否符合標準？截至截稿之前，食藥署都沒有提供回覆。

不過食藥署的說法，似乎也意味著一件事：美國的作法，是先針對 EUA 的標準進行規範，而廠商則必須依據規範，提交「實質資料」給美國食藥署進行審查；而台灣的食藥署，卻是要求廠商先提出實質資料，才能對外明確說明 EUA 的標準，除了代表食藥署很可能根本沒有對 EUA 事先進行詳細規範之外，甚至還讓民間出現「為高端疫苗量身訂作一套標準」
的質疑聲浪。

不過話說回來，只做完第二期試驗的高端疫苗，到底有沒有效力、對人體夠不夠安全呢？

如果單從美國食藥署的《指引》來看，高端疫苗在某個程度上，似乎可說是符合美國規範的：根據台灣衛福部和高端的說法，高端的「第二期試驗」，其實更像是某種程度的「二、三期合併進行」，因為其確實在第二期便加入了安慰劑對照組，嘗試對疫苗的效力進行印證。

此外，高端第二期的受試者也有 3,700 人以上，也剛好符合美國食藥署《指引》中對於追蹤不良反應的人數要求（至少 3,000 人）；只要高端能對所有受試者，都持續追蹤不良反應超過兩個月的時間，那麼就安全性而言，應該是可以符合《指引》要求的。

如果大部分受試者的試驗流程，都和琪琪差不多的話，那麼高端確實是可以在申請 EUA 時，確保每個受試者都至少經過兩個月的不良反應追蹤觀察。

高端疫苗：希望與隱憂

然而在目前的試驗結果之下，就貿然給予高端疫苗 EUA，也不是沒有隱憂。

比方說，正常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應該要在 COVID-19 流行的地方實施，才能看出疫苗和安慰劑在社區中的實際差別——否則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是不管有沒有打到真正的疫苗，都不會感染 COVID-19，也根本無從確認疫苗的效力。然而高端在台灣境內進行的第二期臨床試驗，照理來說是很難達到這個要求的，因為直到五月之前，台灣都幾乎不存在 COVID-19 的確診案例。

不過，具有病毒學背景、工作經常需要和藥商接觸的小君（化名）認為，台灣疫苗臨床試驗的這個困境，並不是沒有辦法解決，「廠商除了可以到流行率高的國家做第 三期試驗（比如台灣的聯亞疫苗，就是打算前往巴西和印度進行第三期試驗）之外，也可以先做『中和性抗體』（neutralizing antibody）的檢測。」

小君指出，疫苗雖然可以誘發人體產生抗體，而試驗也可以測出人體因為疫苗而產生的抗體濃度，但這並不意味那些抗體就能真正有效抵抗病毒、避免人體感染，所以廠商才必須要進行第三期試驗，擴大受試者、並加入對照組，看看疫苗產生的抗體，是否真得能夠對抗病毒。

而所謂的中和性抗體，則是在實驗室受控制的環境之中，讓病毒和血液裡的檢體做接觸，實際測試抗體能否讓病毒消失活性、無法感染細胞；這個方法，可以讓受試者不需冒著實際被感染的風險，也可以解決像台灣這樣，無法在社區中實際驗證效力的困境，但較為費時費工。

「理論上，疫苗的『中和性抗體』數據，和疫苗的『效力』（efficacy rate）應該是高度正相關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證明高端疫苗的『中和性抗體』，應該就能預測它是具有一定效力的。」而小君的這番話，也能從一篇刊登在《Nature Medicine》上的研究獲得佐證。

就此而言，從高端在美國「clinicaltrial.gov」登錄的資料來看，高端二期試驗的檢測項目，確實就包含了中和性抗體，而這很可能，就會是高端在沒有第三期試驗的情況下，判斷疫苗是否有效的關鍵所在——「總而言之，疫苗有沒有效不是去看『期數』，重點是試驗具體分析了哪些項目、得到了什麼結果。」小君說道。

不過，台灣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卻對此有不同看法。蘇益仁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和高端疫苗的效力問題相比，他更擔憂的是安全性問題，因為「疫苗的不良作用、保護力，還是要到三期才看得出來。」

蘇益仁認為，三千多人的試驗，雖然能找出三千分之一發生率的不良反應，但無法確認會不會有三萬分之一的不良反應，因此安全性的風險確實是存在的，而只通過第二期試驗的疫苗，其實更應該稱作「provision（臨時）的戰備疫苗」，和美國的 EUA 內涵並不相同。

「EUA 這個問題現在很敏感——台灣到時候誰要負起這個責任，簽 EUA 的核准？總統說七月要施打，這是政治上的壓力，跟食藥署從專業上判斷能否核准，是兩個不一樣的問題，」蘇益仁分析。

蘇益仁舉例，美國前總統川普去年也曾要求，在總統大選前的十月就開始施打疫苗，然而當時美國的九大疫苗廠立刻聯名反對，而美國食藥署後來也沒有屈服於川普的壓力。

台大醫學院教授黃韻如則直言，現在關於台灣國產疫苗的很多問題，如果要詳細回答，先決條件是台灣的三個國產疫苗廠，都能先公布他們的臨床試驗計畫書（clinical trial protocol），以便接受公評。「早在去年九月的時候，四個國際大廠就已經先公布了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詳細計畫書，內容包括收案的細節，以及效力、安全性和副作用的評估方式等。」

然而直到今日，許多關於台灣國產疫苗的重要資訊，都依然處於不太透明的狀態，這和台灣在疫情之中，一直標榜的「公開透明」路線顯然是矛盾的，也很容易造成社會不安、輿論猜疑。

「我想引用英國醫學期刊《BMJ》的一篇社論，我覺得它的結論說得很好：針對臨床證據的批評，往往都發生在研究結果發表之後⋯⋯若能及早公布完整的試驗計畫書，就能為科學的民主化，提供極具歷史意義的重要契機。雖然 COVID-19 的疫苗試驗，未必是根據我們的研究投入所設計的，但我們若要提供建言、調整試驗的方向，倒也不算太遲。疫苗終究茲事體大，確實有必要接受所有人的檢視。」黃韻如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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