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進行式：史明「臺灣民族主義」

【編者按】台獨運動先驅人物史明（本名施朝暉）於2019年9月20日晚間病逝，享嵩壽103歲。

史明為台獨左派運動的重要精神象徵，長年提倡「臺灣民族主義」與獨立建國路線，曾組織「臺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暗殺蔣介石，後因行動失敗遭政府以叛亂罪通緝，遂以政治犯身分流亡日本。流亡日本期間，史明於東京池袋開設餐廳持續資助政治運動，並於1962年出版《臺灣人四百年史》、1967年創辦「獨立臺灣會」。在台灣解除戒嚴後，他的著作仍被列為禁書，導致1991年發生學生因閱讀他的著作而遭逮捕的「獨立臺灣會案」。1993年，史明回到臺灣，在解除政治犯身分後繼續推動獨立運動。2016年，史明獲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於多次選舉中均力挺蔡英文。

本文原收錄於《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一書中。時值此間歷史時刻，民族主義的幽靈持續在東亞上空遊盪，感受民族主義的情感召喚之外，對民族主義的認識與思辨不可或缺。《端傳媒》於取得出版社與作者林嘉立授權後，將全文轉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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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看的棒球

不管你熟不熟悉棒球規則，只要你曾經在電視、電腦螢幕前，忘情地替參與國際賽事的臺灣選手們搖旗吶喊、或者漏夜等待王建民上場投球，你就曾經參與了一場民族主義式的盛會。如果不是的話，我們要怎麼解釋當中華民國的國旗或「Taiwan」──這些你日常生活中其實不太會在意的符號──在球場上飄揚、 被國外的主播唸頌出來時，心中那股難以言喻的悸動？而且你還非常篤定，成千上萬你根本沒打過照面的「臺灣人」，在那一刻(因為無線電波、網路或者管它什麼電子訊號)一起悸動了。強烈要求區別自我與他者的同仇敵愾、只有「我們」能懂的「神聖符號」、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傳播媒體。除了民族情感，它還可能是什麼？對棒球的熱愛嗎？那我們大概會幫日本或美國加油，臺灣的高中棒球聯賽看臺上也不會只有轉播單位的攝影機。除了民族情感，還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能夠普遍性、宗教性地動員千百萬的「臺 灣人」？不只國際棒球賽事、不只王建民，奧運第一面金牌、楊淑君電子襪事件、世界球后曾雅妮等等，近年臺灣在國際體壇間的大事，皆足以證明我們需要而且非常習慣在「適當的場合」表達這股情感、把「臺灣」的榮辱成敗寄託於少數幾個象徵物上。

也就是說，臺灣的政治疆界和文化疆界，目前彼此無法吻合、處於一個曖昧的狀態中。

矛盾的是，我們卻經常否認、甚至詆毀這股情感就是老掉牙的「民族」情感。

這種情況，也許跟基進的民族主義曾經引起太多歷史悲劇有關。也許跟上個世紀末，西方學者群起圍攻民族主義這塊神聖的招牌有關。也許跟臺灣過去高唱中華民族主義而引發的嘔吐感有關。總之，當我們講起民族主義，往往會將它視為一個負面、過時的概念。但我們卻忽略了，它仍然在我們周遭運作著、發揮影響力。深明箇中之道的莫過於政治人物。很多人對體壇的「臺灣之光」們，被政治人物以官方規格接見、褒揚相當反感，以為這無非是政治人物用來掩蓋他們沒有替臺灣體壇盡到多少責任的事實，但這背後更有 著一套官方收割我們的民族情感、把他們自己厚顏無恥地編列入「我們」之中的策略。如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政府會想盡辦法把非官方的民族 情感整合進官方的民族主義中。官方或政治人物拉攏 「臺灣之光」，正是因為他們對民族情感存在的事實，比我們敏感太多、了解以民族情感動員群眾的效用如何之大。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西方展開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是因為民族主義已經完成階段性的任務、它已經替西方近代國家體制找到了一套「應該」屬於它的文化， 以及一群「應該」效忠它的人民。在這個情況下，民族主義在其建構過程中，像是詆毀「非我族類」的文化、進而成為戰爭藉口等這類負面的影響，才開始被當成問題。但臺灣目前的處境和西方不同。雖然我們有個表面上堪稱完善的國家，但我們卻無法完全信服這個國家能代表我們的文化──也就是說，臺灣的政治疆界和文化疆界，目前彼此無法吻合、處於一個曖昧的狀態中。當「中華健兒」已經被「臺灣之光」取代、 當我們越來越常用「臺灣」而非「中國」來稱呼自己， 其實象徵著我們正在重新塑造文化疆界，但這個「臺灣」也就只能是文化性的。

雖然政府曾經說過「中華民國在臺灣」，最近更盛大舉行了百年國慶系列活動，試圖把中華民國和臺灣重新黏合在一起，但這個「中華民國」很多時候卻自己否認了它的主權。就像幾年前，我們親眼目睹了政府搶奪、拆毀了人民手中的國旗──這要如何叫人相信，這個政府能夠給予我們的文化一座庇護的屋頂？正因為我們有想要被其它國家看到、與其它國家平起平坐的欲望，但迄今代表這個文化的政治屋頂（先不管你要叫它什麼名字）卻尚未出現、或不被允許出現，臺灣的民族主義就是一個未完成的進行式，而絕非過時的話題。

不能說的祕密：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

因為對民族主義的偏見，我們不願意了解在我們生 活中，確實運作著的民族情感（或者稱它為「民族主義原型」）為何物，它就像是我們心中不能說的秘密。在人人避談民族主義、或者說只願意將民族主義當成一個學術詞彙的時代，史明是少數幾個膽敢放聲民族主義、而且還不斷開出車隊走往大街小巷宣傳的人物。他用一種激越的方式，把我們心中不能說的秘密抖露出來，但很多臺灣民眾像是窺見了非理性的自己，而感到不安、退怯不前。但不願意正視民族情感的結果，往往便是讓它極其廉價地被有心人士收為己用，更可 能造成我們不樂意見到、民族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端。

另一方面，史明「臺灣民族主義」的概念，如同它民族主義的老祖宗和親朋好友，都強烈表達了將文化和政體結合在一起的欲望，亦即「臺灣民族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臺灣獨立建國、或者說它被史明當成「臺獨」主張的文化張本。只是我們對「臺灣」這座島嶼 雖然有著共同的民族情感，但這種情感最後是否要導 向推翻目前政體、建立一個名實相符的國家，每個人 目前的選擇或判斷尚有所不同。此外，即使目前我們 察覺這個國家體制與我們的文化之間無法完全吻合， 但在長達半世紀的中華民國政權下，它反而成為日常 文化的一部份、在臺灣人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就像剛剛提到的，大部分的人在對外的場合，看 到中華民國的國旗、聽到國歌或國旗歌，還是非常有 感覺、將它們視為民族情感的具體象徵物。因此，史 明「臺灣民族主義」強烈的目的性，以及潛藏的、破 除當前某部分文化想像的作用力，也是造成我們害怕、 抗拒的原因之一。

總之，出於種種原因，有些人並不以為「臺獨」、 叫喊「臺灣民族主義」是解決目前「臺灣文化」認同逐漸高漲的唯一方法。但史明「臺灣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卻不只是「臺獨」，它的初衷是讓臺灣人「出頭天做主人」的意識，這種意識，有著反抗強權、替弱勢文化贊聲的人道主義關懷，更和我們想與世界平起平坐的欲望相勾連。因此，當官方或政治人物總是無法迴護人民情感，卻又常常為了選票，在鎂光燈下 信誓旦旦地說「我是臺灣人」的時候，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不但能夠給予我們釐清民族情感、不輕易讓政治強權收編的可能，而且更能做為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導引這種民族情感朝往正面發展的參考座標。

以下我將試著分享個人對史明「臺灣民族主義」的 理解，並闡述一些粗淺的心得批評，一方面希望能藉此正視我們心中不能說的秘密、獲得面對自我文化認同的勇氣；另一方面則希望能夠延續史明的人道主義關懷、擴大「臺灣民族主義」的解釋，進而讓「臺灣民族主義」概念更具包容力、成為團結臺灣人民的基礎。

為什麼要出頭天？史明「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上文提到，史明「臺灣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要讓臺灣人「出頭天做主人」的意識。然而，什麼是「出頭天做主人」的意識？臺灣人又為什麼要出 頭天？這就與「臺灣民族主義」獨特的歷史敘事有關。史明將臺灣近四百年的歷史，敘述成一部被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的歷史：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將臺灣做為與日本、中國三邊貿易的基地，以「大小結首制」奴隸漢人移民、開拓臺灣土地，是臺灣殖民地社會的開始。荷蘭東印度公司後來被從中國敗退的明鄭政權逐出臺灣，但是明鄭政權並沒有久居臺灣的考量，而是視臺灣為中興基地、接收荷蘭人的殖民統治的成果，苛徵重稅，以支援在中國的戰事。明鄭政權覆滅之後，清政府在施琅力諫下，將臺灣編入中國版圖，但不管是政治上或經濟上，仍採取差別性統治，造成臺灣本地大眾與唐山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1895年，清政府將臺灣割讓與日本，在日本特殊的「軍國帝國主義」下，臺灣雖然邁向近代化社會，但言論或人身自由卻受到總督府壓制，經濟上也受到日本資本主義全面入侵。1945 年，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帝國留下的殖民資產，並藉由武力與特務網，排除對政權造成威脅的臺灣人，建構官方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絕對的優勢。

史明認為：縱使臺灣的統治者更迭頻繁，但從經濟剝削與政治差別待遇等這兩項特徵來看，這些統治者皆是以「殖民」的方式對待臺灣；換言之，在這座島嶼生根的本地「臺灣人」，從來都是在經濟上被剝削、在政治上處於劣勢的被殖民者，他們從來不曾自己當家作主──而這正是史明堅持讓臺灣人「出頭天做主人」的思想根源：為什麼臺灣人無法擺脫被殖民的狀況、為什麼臺灣人無法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史明引入後殖民觀點，將統治者一概以殖民主視之的歷史敘事，可說正面挑戰了以往官方的中華民族主義敘事。

對讚揚中華民族主義的人來說，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日本帝國當然是正港的殖民者，而明鄭、清帝國乃至於中華民國，因為與臺灣人血緣或文化的相近性，它們不但不是殖民者，反而是擁有正統性、合理性的政權。只是明鄭、清帝國，以及清帝國、中華民國這兩組政權之間，事實上彼此敵對、視對方為亂臣賊子，何以能夠在「中國性」的連接下，彼此融合成一套統治臺灣的道統？再者，當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明鄭是為了復興大明、清帝國是為了鞏固邊防，而走來統治臺灣，那這些政權與臺灣的關係，就不是「中國性」可以解釋，反而因為利益關係，而與「殖民性」相互連接。在上述血緣或文化相近的假設下，中華民族主義更進一步將「漢人屯墾移民」理所當然地視為「中國人」，而臺灣文化的主體，自然也是移植自中國文化。但在史明的敘述中，這群「漢人屯墾移民」的文化，卻是從重商主義式的殖民地社會出發，自一開始就已經與中國二、三千年的封建社會不同。正因為殖民主義以經濟利益為優先考量，以及多是起用非本地漢人擔任官僚等特殊性，「漢人屯墾移民」與原住民逐漸積累了「經濟利害共同」和「政治命運共同」的經驗、凝聚共同體的意識，為後來日治時期臺灣近代民族主義的誕生，打下想像的基礎。

我們暫且先不評斷哪一個版本比較接近真實，我也不以為史明翻轉中華民族主義，其用意是呈現一套更接近真實的歷史敘事。史明的殖民史觀的核心，可說突顯了統治臺灣的強權──不管它的血緣或文化與臺灣人相不相近──從來沒有平等對待臺灣人的情況。而那些過去確實發生在臺灣人身上的被欺壓、被剝削的經驗，並不能因為將中國視為文化母胎而除罪化、而與荷蘭或日本的統治劃分開來，甚至以「民間叛亂」 等說詞含糊帶過。

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之所以帶有人道主義的關懷，正是因為他積極挑戰統治者的歷史敘事，要求原本弱勢的、被壓抑的聲音能夠「出頭天做主人」。由此看來，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不只是我們心中不能說的秘密，更是統治者心中不能說的秘密──這個秘密一旦形成共識，將對它的地位造成多大威脅？

讓我們更為謙卑：「臺灣民族」內部的問題與疆界的調整

近年來倡言本土認同、反對國民黨政權者，經常表現出基進的河洛語（編按：即俗稱的台語、閩南語）色彩，以抗衡官方強勢的中華民族主義，這其中當然有著戰略性的考量，但卻使得同樣強調本土文化認同的「臺灣民族主義」，經常被一般大眾貼上沙文主義的標籤，統治者更巧妙地利用「臺獨」等於非理性、危及臺灣未來等論述，來削弱「臺灣民族主義」的力道。但從上文的敘述，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從來沒有硬性規定操持哪種特定的語言，才能算是「臺灣人」。民族主義必然帶有區別人群、劃定「民族疆界」的性質，但是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絕非以狹隘的血緣或語言來劃定疆界，而是以被壓迫者、被殖民者的共同歷史經驗，做為「臺灣民族」的最大公約數──簡而言之，「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才是「臺灣民族主義」的重點。在史明各式著作中，我們經常看到他對「半山」（指原籍臺灣，但在日治時期長期旅居中國、並於戰後返臺擔任國民黨政府要員的人）、「靠山」（指原籍臺灣，但卻依靠國民黨政府勢力獲取政治、經濟利益的人）不假顏色地批判，這無非就是史明使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而非粗淺的血緣或語言等本質主義，來建構民族主義的證據之一。

憑藉「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建構起來的臺灣民族，當然不同於排斥原住民、客家族群、外省族群的沙文主義；或者換句話說，沙文主義這種威權者、既得利益者的自傲表現，正是觸發史明「臺灣民族主義」的思想根源。因此，與國民黨的中華民族主義相比，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至少從動機來看，是更為誠懇而進步的。但我認為避開沙文主義的「臺灣民族主義」，仍然有調整的空間。

我們不太可能將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的行為，算進漢人的共同體想像之中、他們和日治時期臺灣的民族主義，其實並無多大關係。

首先，正如上文所示，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它誓言消滅外來的殖民政權，讓臺灣人「出頭天做主人」、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欲達到這個目的，使用被殖民威權宰制的「命運共同體」 來團結臺灣人，是必要的策略。但當史明不斷強調破除強權的共同目標時，難免忽略了「臺灣人」內部並非如此均質，而是存在著「漢人─原住民」另一層的「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雖然史明並不是完全無視漢人對原住民的傷害，像下引這段文字：「自從臺灣有史以後，原始族竟遭受漢人移民，及荷蘭、滿清、日本、蔣家中國人等外來 統治者的殲滅性侵佔與打壓......」（註一）就把漢人移民與荷蘭等統治者等同視之；但當史明闡述臺灣近代民族主義誕生之時，仍然以一「命運共同體」的框架，將原住民與漢人連接在一起：「以福佬族群、客家族群、 原住民族群，形成了近代性『臺灣民族』，且以反抗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統治，『臺灣民族』相孕而生。」（註二） 史明過於急切地想要將原住民團結於臺灣民族之中，可能造成的結果之一，便是把「漢人─原住民」這層「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亦即漢人對原住民的傷害抵消掉；除此之外，第二個可能的結果，就是錯置了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的原因：日本政府為了方便統治與維護其對臺灣山林資源的佔有，將原住民和漢人分而 治之，如設立「隘勇線」、申請「入山證」等政策，因此，在日治時期，兩個族群之間幾乎不可能有什麼交流，我們不太可能將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的行為，算進漢人的共同體想像之中、他們和日治時期臺灣的民族主義，其實並無多大關係。

其次，除了原住民的問題，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 也很少去談論如何對待外省族群。史明當然不是把外省族群一概視為國民黨政府的同路人，在他的文字中， 我們只會看到他對軍方、特務等掌權者的批判；而他積極想要排除的，也是造成殖民現象的「體制」，而非針對外省族群。史明曾經說過：「歡迎並接納在臺居住的中國大陸人，認同臺灣、愛臺灣，同與臺灣民族三大族群一起努力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的『臺灣共和國』。」（註三）雖然這段話多少暗示著史明一開始並沒有將外省族群視為「臺灣民族」的一份子，但也同時告訴我們「臺灣民族」的疆界是可以擴大的。我們更應該認識到：儘管外省族群的文化認同較為容易被國民黨政權綁架，但無法否認他們參與了臺灣半個世紀的歷史、與其他族群共享臺灣榮辱成敗的經驗；而且外省族群之中，大部分是與政治決策無涉的平民百 姓，很多時候更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受害者。如果「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是「臺灣民族主義」得以成立的基礎，那麼外省族群也擁有成為「臺灣民族」的資格。而且雖然史明並沒有針對這個部分多加說明，但史明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應該不希望「臺灣民族主義」導向狹隘的族群紛爭。

總之，民族主義必然是敘事性的，它表現了一套看待歷史文化、解釋歷史文化的方法，而總有疏漏、不盡人意之處，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亦是如此。但是憑藉著「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而非血緣或文化建構起來的「臺灣民族主義」，因為從本質上避開了沙文主義的傾向，而充滿著彈性。我以為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其重點在於解構、批判以往統治者的論述──他告訴我們要以更為謙卑的態度，去對待這座島嶼共同生活、經驗歷史的臺灣人，然後才能以此為基礎，去打造「臺灣民族」、團結抵起抗強權的力量。 我以為「臺灣民族主義」的意義，不只在強化我們正視臺灣文化認同的勇氣，它更積極地要求我們正視臺灣經濟、政治上不公不義的現象。不只原住民、外省族群，「臺灣民族主義」應該要讓更多弱勢的聲音被聽見、給予他們公平的地位，比如說外籍新娘生育的 「新臺灣之子」、長久以來遭受資本主義經濟剝削的勞工農民等等；而「臺灣民族」也應該是一個能不斷檢討內部問題、不斷調整其疆界的共同體。

小結：未完成的進行式

臺灣的民族主義發展與西方不同，在西方，大致都是民間先醞釀民族情感，然後影響或者推翻既有的國家體制、從封建王朝走向近代國民國家。但臺灣的情況卻非如此。臺灣人在歷史上，經常被統治者要求去服從、學習一套官方的民族主義，但當臺灣人發現自己的認同和官方有所差距時，總是會被統治者施以訓誡與更徹底的改造、或者像目前的狀況，統治者一邊收編大眾的民族情感，卻又一邊把民族情感貼上過時、 非理性、民粹等負面的標籤。

嚴格說起來，臺灣人從來沒有辦法以自己的文化為主體、去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政體（也許在戒嚴時期， 臺灣算是一個文化與政體緊密黏合的國家，但那只是國民黨政府利用高壓統治塑造出來的假象）。正如史明所說：「且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非洲及中南美洲的所有被壓迫民族，因以民族主義思想為基本理論甲行動的旗幟，而向帝國主義遂行鬥爭......現在，只有剩下擁有兩千餘萬人口的臺灣，只有人口三、五萬的幾個島嶼，還在外來殖民體制之下，未有自己的國家。」（註四）因此，民族主義在臺灣不是過時的 話題，它是一個未完成的進行式。

史明的「臺灣民族主義」只是個開始，他替我們開啟了一扇選擇的門扉。未完成的「臺灣民族主義」，並不是個悲壯的願景，正因為它破除強權的主張，以及遲到、後進的性格，而擁有避開沙文主義、傾聽弱勢者聲音的優勢。如果不善加利用這種優勢，那我們的民族情感就只能在螢光幕前消極地吶喊，而絲毫改變不了臺灣社會被政治威權玩弄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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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史明，〈從福佬、客家、原住民各族群的分類到融合〉，頁1。
註二：史明，〈臺灣獨立運動〉，頁8。
註三：史明，〈從福佬、客家、原住民各族群的分類到融合〉，頁5。
註四：史明，〈臺灣民族主義〉，頁5-6。

（本文特別感謝藍士博先生協助取得轉載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