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太阳花精神的离散与重访

【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黄哲翰，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WFTA）成员；乔瑟芬，文化工作者、非政府组织成员）

太阳花学运（编按：在台湾亦常见以占领立法院的3月18日称为318学运）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关于觉醒与改变的巨浪，在帝国夹缝里，选择从中国转身，走向世界；而推起这场巨浪的深层暗流，则来自台湾民间社会力被迫抵抗中国以商围政的策略下、于马政府时代迅速白热化的主体性危机：两岸整合统一的弦外之音盖过了本土认同；党纪与技术官僚思维的专断越过了民主宪政；政商买办集团的活跃，剥夺了民间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期待。

自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起，民间社团借由国家主权、环境保护、居住正义、性别平权、劳权、反媒体垄断、程序正义等倡议运动渐次结盟，最后动员出一股同时聚结了“台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三项旨趣的庞大政治力量。

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突破了80年代党外运动以来、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所称之“克劳塞维兹的魔咒”（吴介民，2002）——来自民间的进步改革力量不再是政治本土化运动被工具化的附庸，社会力自主地实现了对政治社群（主要是民进党）的弯道超车，一时之间成为主导台湾政治改革方向的最大力量。

如此也使得台湾认同与国家主体的想像不再由传统的台独运动一家专卖，其跨出原本政治社群框架（“蓝绿”、“统独”对抗）的同时，也获得了巨浪般的群众基础。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以“黑潮”喻之（吴叡人，2016），此一透过反抗精神与一系列进步改革旨趣所集结而成的广大社群共识，标志著以台湾为国家主体之“公民民族主义”的成熟。

以“黑潮”为基础的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所突显的是，社会自主（social autonomy）成为“觉醒”与“改变”之舞台上的主角，也因而能与国家及政党分庭抗礼，真正落实了台湾从民主化到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这段期间始具雏形、但却迟迟未得稳固的“国家机器／政治社会／民间社会”三元结构（吴介民，2002）。

换言之，所谓太阳花的“公民觉醒”，若以台湾政治史的长镜头来鸟瞰，它正是长期以来搭挂在本土政治运动、习于被后者所代言的母体社群，从被动沉默转向独立自觉、并开始自发行动的历史转折。

然而，从十年后的距离再次回顾太阳花，这场公民觉醒的高光时刻，毋宁更像是理想短暂的灵光一现，虽激起沛然四溢的社会力，但在其随后凝聚并建制化的过程中，曾参与其中的人们，依然无法免于遭遇历史的曲折吊诡。

运动退场回归日常选举后，社会力随著民进党于2014及2016年两场选举的大胜，再度遭遇了2.0版的“克劳塞维兹魔咒”：明星化的太阳花运动世代，从街头被吸纳进民进党的幕僚室与侧翼、“第三势力”在中国因素内外进逼（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大势下则难以另辟空间。

随后从2018年起，美中对抗白热化大大改变了太阳花前使社会力开始凝聚的改革旨趣：安全议题的急迫性盖过了社会改革、2018年进步阵营在十项公投的惨败，使得部分政治上的本土认同开始与之“割席断义”；2020年后疫情与晶片战的大局，更加速让台湾认同的重心从公民审议之民主宪政与社会改革的议题上转移至国安旨趣。

这一连串发展所揭露的，不仅是“公民觉醒”后的社会力在台湾顿失其位、难以独立成建制三元结构之一的外在窘境，也更直指其面临的内部解体危机：当“台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三位一体的理念共识（为了方便，下文简称为“太阳花精神”）开始松动、离散、甚至彼此扞格，那么当年建立在此三位一体之上的、“自己的国家自己救”那种对台湾国家主体性理所当然的广泛认同、那以台湾为独立的国家行动者的共同体想像，也已然面临相当程度的质疑与挑战——2024年外患威胁更甚的今天却已卖不动芒果干（亡国感），就是一种警讯。

伴随著此一挑战的，还有那意料不到的世代与媒介的迅速换血：当2010年代奔放嘉年华式的公共参与，被2020年代 Z 世代淡漠的现实主义所迭代，当脸书从孕育公民行动与公共讨论的生猛泉源，变成被 Dcard、抖音所揶揄之充斥政治侧翼的老人媒介，当公众在媒介分众的注意力经济下，开始对公共讨论疲乏并卸下公民行动者的身分，这场运动也终究在十年之后被 KOL 失真地记忆成“民进党太阳花搞笑卖萌拉下马英九”。

至于那遭逢松动离散的太阳花精神，其一部分的社会基础也终究发生质变，并讽刺地被因这场运动而生的新兴民粹明星（柯文哲／黄国昌）所分食。

事实上，从历史定位的角度来看，太阳花学运的成功应无疑义——它标志著台湾母体社群透过抵抗行动，开始脱离认同暧昧的长期泥淖，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想像并表达为一个边界明确、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如今在距离太阳花既不远也不近的十周年，记忆这场运动最好的方式，也许已不再仅是谈论它的历史定位与成就。

正如部分媒体在太阳花十周年的专题里（如《端传媒》、《报导者》、前资深记者刘致昕《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开始走出菁英视角、走入外围素人支持者与旁观者的多元体验，这篇评论也更想聚焦在，当太阳花精神离开了高光时刻、走入后十年复杂而充满人味的历史吊诡下，这股台湾社会充沛生命之力所经历的辩证、矛盾、甚至无能为力。

为此，我们必须仔细梳理一番，太阳花精神之“台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这三大旨趣，是在怎样的具体脉络下汇流成一体、又因怎样的时局变化而面临离散与异化。透过这样的梳理，或许也能较为清楚地看见，这十年历史吊诡的端倪早在当初就已隐然埋下。

“进步左翼”首度进入台湾建制政治光谱

这股汇聚成太阳花精神的台湾社会力，可说是滥觞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引发的全球反新自由主义的社经改革思潮。由于李扁时期形塑台湾国家资产阶级的失败与中国加入 WTO 后的“大国崛起”（吴叡人，2016），在台湾的脉络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恰恰表现为两岸自由贸易的趋势下“中国因素”对台湾政经主体性无声的蚕食，所谓“99%对抗1%”的行动于是具体表现为“崩世代”对“跨海峡政商集团”（吴介民，2017）的反抗。

因而，在上述社会力集结的伊始，它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进步左翼反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改革旨趣，此一旨趣又因台湾本身的脉络，将对抗的矛头指向由中国国家资本及台湾在地买办所组成的政商联盟，在随后的发展中因此能自然地衔接上更为自觉的台湾本土认同。

彼时，台湾方才经历了扁政府晚期的贪腐丑闻，传统本土化与民主化的政治信念在民间濒临信用破产；随即又面对中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的巨大吸力，以政、商、民间交流三重路径，试图从内部“化独渐统”，与马政府治下为财团减税、都更炒地、青年低薪、无视环评的开发等处境，民意对国家机器毫无招架之力，这种政治与社会面的双重失语，让对建制失灵的政治冷感与无力感成为时代特征。

当上一代公民社会历经幻灭、自我“去政治化”，转向议题倡议与服务性组织的转型后，崩世代成了抗争事件主力，没有“党外情谊”的历史包袱，从乐生、文林苑、大埔、美丽湾、关厂工人、反国光石化、苑里反风车运动，重新建立连结。野草莓学运成了一个新的节点，承先启后串起上述各个标志性的抗争事件，将社会正义为主轴的诉求，重新带入以各种“小确幸”逃避无力感的大众视野，清楚将矛头指向建制权贵。

思想上，这群新世代有同样来自自由主义的知识启蒙，提倡性别平权、社会安全网、环境永续；经济上，则结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判，控诉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情感上，则共享对土地的关怀和在地历史文化的认同。穿插在抗争场景中的，是反核游行、五一劳动节和同志大游行，环境、性别、人权、劳工、社福与学运团体，共同现身这类有著嘉年华氛围的游行，让新进社运与学运世代，透过相互支援、协作，长成包容各种不同光谱的大伞型社运精神，进步左翼联盟渐渐成形，也成为后来“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2013年6月成立）的主力。

2013年继而爆发的洪仲丘事件，更将社会力进一步聚焦于对民主宪政与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掀起新一波素人透过网路集结、参与社会运动的浪潮，加入到由 NGOs 与学运新世代成立的跨组织平台方式，共同协作，关注服贸对各产业领域造成的影响。“反黑箱”诉求紧扣以程序正义确保民主宪政之旨趣，更将此前已汇流于社运大伞下的进步左翼观点，带进对服贸各领域内容的实质批判，确立社经改革诉求于反服贸运动中的重要性——至此，进步左翼主张“社经改革”与民主公民捍卫之“民主宪政”，这两项旨趣已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之势。

因著时任国民党内政委员会召委张庆忠以“半分钟”通过服贸的争议，是对民主宪政原则的直接破坏，也唤起广大民众对前一年洪仲丘事件中“国防布”的愤慨记忆，在3月18日当晚，迎来了社会力的大爆发。

行动的关键时刻，传统独派的公投盟长辈们以肉身阻挡警察，掩护抗争民众成功进入议场一事，当晚就在社群里传开了；之后，高龄90岁的独派领袖史明到议场为学生打气、参加在场外的“大肠花论坛”，成为新世代所拥戴的高人气台独精神象征。许多参与者致敬台独运动的自焚殉道者郑南榕喊出“我是XXX，我主张台湾独立”的接力自白，象征著这股力量内部蕴含的台湾认同由隐性转为显性，并成为青年世代重新“补课”台湾史、理解台湾命运的契机。

在太阳花学运如此的特殊时空条件下，“社经改革”、“民主宪政”与“台湾认同”这三项旨趣，终而汇流成理所当然的三位一体。

公民共和的高光时刻

从这里诞生的，是一种迥异于过去蓝绿两造和统独意识型态的新力量。首先，它是运动者透过多年互助、撑开空间而来的“进步左翼”，与老左派不同，这股以人权和社福关怀为优先主轴的左翼，以全新姿态，出现在台湾大众视野中，弥补了“左”在台湾建制政治光谱中的长期缺席。

其次，此一新力量对民主宪政的追求，也与过去由党外／民进党所带动的民主化运动有性格上的不同。它并非由少数先行者／殉道者引领大众的奋斗，而是透过一整个世代的自我启蒙，去中心化地共同参与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以公民集体参与、实践“公民共和”的方式，重新赋予民主合法性。学者黄丞仪便将此称为“由公民运动创造的宪法时刻”(黄承仪，2014）。

最后，“公民共和”的性格使得这股新力量的台湾认同／独派立场并不完全与老台独的论述相似。他们同样反国民党，却也并未因此自动认可民进党。

这股新兴力量最鲜明的是全民参与的氛围，除318当晚和324行政院事件期间，基本上延续了过去几年台湾大型集会的嘉年华特质，占领现场的全民审议、全民肥皂箱、每一个区域和空间都有自发的对话与活动；在脸书上，则是公民媒体百花齐放的起源，素人参与者的现场直播、图文报导、手绘解说服贸的大海报是迷因梗图的前身、在特定媒体的 SNG 上贴满便条纸戏谑表达不满，还有立院二楼外墙的喷漆，均造就无数热门新闻画面，也形塑了后来数年社群平台上讨论政治与社会议题的风格基调。

太阳花是一个曾茫然、看不见希望的世代，发现公民赋权的力量、释放出社会力的过程，特殊的嘉年华氛围正来源于此：找到了伙伴、走出了无力感的循环，能以幽默欢乐来展现抵抗意志，正是天然独世代的特质。若非一起经历了从90年代末到2014年春天各种政经变化的作用，太阳花精神不会是这幅样貌。这些共同记忆与经验在接下来数年透过网路延续，形塑出“社群感”（后来也被戏称为“同温层”），这是未有同样经历者、及多数 Z 世代所陌生的氛围。

同温层的社群感，同时也让台湾诸多公共议题的对立成了泾渭分明的包裹式对立，“进步 vs. 保守”、“改革 vs. 现状”、“年轻 vs. 长辈”、“台湾认同 vs. 中华认同”，例如“拥核、挺资方、强调个人努力＝亲中亲蓝”；“反核、重视环境大于开发、强调社会集体责任＝挺绿挺独”。自此开启了几乎不容许模糊空间的全面对决，两个阵营轮廓鲜明分裂，各自包裹倡议立场的套餐，因而也意识形态化、脸谱化。两个阵营的对立一言以蔽之：运动者 vs. 国民党 （以及背后的共产党）

太阳花精神与其内在矛盾

然而，太阳花精神同温层对外口径一致的对决，恰好掩盖了本身始终未有心力处理的内部异质与矛盾。占领立院过程中，许多看似琐事的争论，例如是否要维持议场秩序整洁、设立纠察队、感谢警察辛劳，好争取更佳的媒体效应与社会支持，还是要维持硬核抗争状态？要求对外发言的一致与效率，还是让内部决策更民主、具更完整的代表性？背后都是不同价值谱系，与对民主政治的不同想像。

例如反医疗通道虽被视为较激进左翼的立场，却忽略不同障碍类别与身份的参与者，对扩大运动多元性与支持基础的贡献；嘉年华式的氛围在街头公民会议、全民审议时，是全民主的展现，但在媒体策略上，也有其“保守”的一面，让社会中坚不至对运动反感、也试图让学生的父母们放心。

最明显的一条路线争议，当属“反黑箱”或“反自由贸易”的表态取舍：对在318当晚之后大量涌入的参与者来说，自由贸易和民主并不冲突，他们要表达的是对国会践踏民主宪政之程序正义的不满；然而对长期关注者而言，反服贸的原理基础则恰恰是对自由贸易的左翼批判。在议场内外、在立院周边的不同空间，对这些问题有著非常不同的答案。而运动究竟要透过学运明星去争取曝光和更广大的社会支持，还是走全民审议、公民宪政会议的全民主路线，则是另一条若隐若现的暗线，相互竞合著。

可惜的是，现场运作的日常几乎耗尽多数参与者心力，未足预见这些矛盾与差异，将会在运动退场后造成哪些效应。而324的行政院事件的发生，除因为马政府的冷处理，让运动者焦虑于民气散去、难以有效对体制进一步施压外，也有著这些没被回答、无法即时有效沟通的所形成的压力，被外部化后的结果，且至今仍是众多参与者重大运动创伤的来源。

警察暴打学生的画面引起社会广泛同情，为运动争取到了最重要的民气，也让运动必须尽可能降低争议、以最大共识对外团结发声。330反服贸大游行，在民气展现为对警察暴力的普遍愤怒下，创下始无前例参与人数，而瞬间涌入的媒体关注造成的大量曝光，以及关注的角度，也让运动最后无可避免走向明星化。

410退场后，建制力量立刻试图将太阳花的能量变现为选票和政党支持度，随著焦点、资源都转移到少数具明星光环的学运领袖身上，曾暂时搁置和未及辩论的矛盾，也随著对这个运动的记忆与诠释权的争夺，被赋予了各种简单方便的答案。在大众目光无法顾及之处，复杂的厘清、提问、事件的重建，由学界一肩担起，而公民宪政会议的理想，只剩下少数几个 NGOs 不离不弃的办著小型活动、记录讨论，网路发表的触及结果却远难称得上是实现了全民参与。

当运动被压缩成少数明星领袖人物的“履历”，紧接著由体制内政党和政治人物来接收对改革的期待，将之转化为接连几场选举大胜，这些转变，几乎也注定了“出关播种”、深化公民社会的理想，难以继续大规模的实践。

运动后的离散：明星化与回归体制选举日程

随著建制选战被提上日程，甫“出关”的年轻太阳花们，立刻面临上一个社运世代准备了20年也没能交出更好答卷的“建制化（新兴政党）与体制收编”问题。除了第一梯队明星成为能立刻投入第一线参选或辅选的即战力外，第二梯队的活跃参与者们，也面对要成为幕僚或侧翼化自媒体的二选一。前者能在最短时间突破过去难以企及的人脉圈层，打开一扇通往政治工作、甚至成为储备参选人的门，后者看似有更多的自由度、有机会累积更多知名度和话语权，但仍需与政党利益和目标深度绑定。

这段时期除国民党外的所有政治力量，几乎都必须面对将太阳花留下之“左翼”招牌给策略性地工具化的必要与难题，2.0版的“克劳塞维兹魔咒”发威，公民倡议模式在选战翻腾的热情中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政党与政治明星纷纷以社经改革当作号召选民王牌。只是太阳花卷动规模够大、认同进步议题的广大民气还未完全蜕去，暂时延缓了公民团体被边缘化的速度，民间社会与政治社会两者之间甚至到了2016大选后仍有一段不短的蜜月期，直到劳基法争议才开始松动。

同时，社群平台为将流量最大化，刻意放大极化言论。为因应尖锐的论战，懒人包取代了厚重论述、有来有往的意见交锋。回归日常生活的广大参与者，开始加依赖意见领袖作为代理人，依据“包裹立场”选边，成了同温层最简单便利的路径。“觉醒”从认真费力的思辨变成一种抱团取暖的姿态，进一步被各路代理人品牌化，成为新的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公民共和”的理想在参与政治嘉年华的大众还尚未充分自觉地意识到之前，就已自我画下了休止符。

身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太阳花“觉青同温层”，在后太阳花时代遭逢的首度转折，即是2018年的地方选举和公投。面对中国以空前力道操作的认知战、以及与其相呼应之韩流民粹旋风而大集结的保守势力，同温层备感威胁、只能以熟悉的包裹作战模式应战，甚至还在对战期，埋怨进步左翼“松动地方基本盘”的网内互打就已浮上台面，加上行政权未积极以对、主动进行政策说明，结果以进步倡议的全线溃败收场。

败选后的检讨声浪彻底动摇了太阳花精神：原先三位一体的“社经改革”旨趣，在同温社群与绿营内部成为被追究的战犯，运动脉络下对“左派”的热切拥抱，陆续转变成对“左胶”的不满与嘲讽，前此价值立场包裹式的阵营划分，自此也从内部逐渐松动。

然而，2019年初习近平对台立场的强硬表态、以及随即而来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镇压，又让民间社会在亡国感笼罩下迅速重新团结起来。主打捍卫台湾国家主权的蔡英文采取的“辣台派”路线，与以认同政治为底色的意见领袖和侧翼也展开正式合作，最终在连任选战中以历史新高票压倒了一年多前崛起、风头仍盛的韩流。“辣台派”的胜利果实普遍被诠释为“天然独”之“台湾认同”旨趣的大胜，更加速原本三一八精神中“社经改革”旨趣的边缘化。

2020年大选后，国际局势随即急转直下：疫情危机、美中科技战白热化、俄乌战争连动台海局势、中国海空军不停以灰色地带（gray area）战术进逼威胁台湾。此一新局从根本上完全改变了太阳花脉络的时空条件——台湾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大增，已不再是国际“弃台论”的氛围下单方面受到跨海峡政商集团宰制的被动客体。反之，“护国神山”晶片产业所具备之民族资本的特征，突显了台湾位于地缘舞台上的能动性。

在此翻转之下，十年前左翼批判新自由主义霸权宰制之旨趣顿失力量，迅速被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安全旨趣所取代——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台湾带来的阶级、世代、城乡的断层十年来依旧不断加剧，护国神山带动的股市屡创新高，左翼关于分配不正义的批判便难有置喙余地。另一方面，左翼面对威权扩张之变局，迟迟未能产出兼顾客观之国家安全需求与社会正义的新论述，来说服大众，使得太阳花精神中进步价值坚持的社经改革旨趣屡遭抱怨，甚至在部分侧翼 KOL 的眼里，成了守护国家主权时的麻烦制造者。

国安外交与内政改革俨然对立 、“捍卫民主”政宣化

太阳花精神中除了“社经改革”旨趣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之外，时局的巨变也让“民主宪政”旨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与变形。

疫情爆发后，台湾社会对中国的戒慎恐惧与厌恶均到达最高点，防疫既是客观维护生存所需，又被额外赋予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意义，遂形成“不可质疑”的氛围。面对国人的出入境限制、实联制与健保卡变更使用目的的法源依据、电子监控、疫苗采购流程等争议，一方面大规模动用社维法处理假讯息，另一面则由支持者主动挑起防卫，却连正常行使公民监督责任，都会被贴上“中共同路人”标签，视为给敌人递刀。疫情间种种“不得已”，让太阳花运动中重新被确立的民主宪政原则被束之高阁。

面对而中国以各种管道渗透、发动认知战、步步进逼，同温层群体以更快速度、更统一的姿态反击，虽然对澄清假讯息、安定社会有一定功效，但离当初“公民审议”的理想也越来越远。这种自认公开透明，却忽略民众实际感受和需求的“政令宣导”模式，履被用来回应各种民生物价、交通乱象和房价议题，未警觉在失去两股重要旨趣的支柱后，绿色执政在自视非蓝非绿的群众眼里（他们过去仍能被太阳花所囊括代表），跟国民党已有87分像。

当“社经改革”与“民主宪政”这两个旨趣都开始松脱，顿失社会正义与公民赋权两方面的活水灌注的“台湾认同”——这太阳花精神中因前两者方才被赋予充实意涵的旨趣——也因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面对中国军事进逼与认知作战的压力遽增，台湾民族想像更加失去透过历史记忆来沉淀出内涵的余裕。反之，在急须与中国民族主义对抗的迫切感中，台湾认同将自身区别于中国的内涵，不再被对接到“弱小者的反抗”、“公平正义”与“公民共和”等理念，而是诉诸“防疫模范生共同体”与“民主矽岛”等方便速食的象征想像。

这些美名虽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但却难以转化为社会轫性，时间一旦拉长，只会令人疲乏抗拒，呈现在近两次选举结果中，就是对此买单者只剩民进党基本盘，和为数不多但确实明白台湾处境凶险中的人。选举结果戳破了母体社群的梦幻泡泡，过去进行政治宣传与攻防的管道纷纷失灵，在确知民心失落又找不出施力点的焦虑下，反陷入更深的受害者情节，病急乱投医将矛头指向年轻人、将之归类为“被洗脑”、“民主富二代不懂珍惜”。

太阳花届满十周年之际，面对的是运动内核精神的三项支柱早已松脱离散、乃至于各自孤立枯萎的现实，甚至成为被 Z 世代所鄙视的政治正确。运动最重要遗产之一：台湾作为自主独立之国家行动者的想像，褪色为无自觉意识的“天然独”，一部份甚至抗拒认知国家危机存在的事实；太阳花精神遗下的空壳，则反被民粹型政治人物捡起当作大旗，甚至直接挪用“社会正义、宪政民主”的词汇，来抢夺绿营的社群基础、削弱民主的合法性，在对现有建制感到不满、无力的社会氛围再度浮现的此刻，从自发倡议的行动公民，陷溺成接受明星魅力的号召参与“改变”、“跳脱蓝绿”的粉丝型选民，陷入“为自己赋权”的假象。

太阳花精神离散后，如何重新与民气对接？

当民气自然转向民粹、反建制的形式，进一步造成民主的危机的同时，台湾民族国家的想像也面临著高度敏感、脆弱且缺乏轫性的危机。网红钟明轩赴中拍影片嘲弄台湾抗中意识，结果引来中国国台办附和并见缝插针的事件，正戳中这种便宜行事的认同最痛之处。如何在地缘政治与经济对抗下，将太阳花精神灌注到新的安全议题与社会改革的论述中，将社会力与台湾认同重新对接起来，让“天然独”在具足够轫性的内涵充实后，转变为“意识独”（吴叡人），如何重新建立“三位一体的公民共和”，正是此刻，太阳花运动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赖清德团队在选后宣示要让民进党继续成为“进步价值的第一品牌”，应是意识自身根基被侵蚀后的反省，然而建制政党对此更多著眼于执政合法性，而非如何为台湾认同注入有效内涵。曾因太阳花学运而聚合的母体社群，必须从社会力这端找回能与民气产生对接，以及能让未曾有共同经验的 Z 世代能有感、能参与，更具体的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结。

“新政治”虽因民粹政治人物变成了脏话，但真实的改变也在发生，十年来，仍有新世代政治人物跳脱地方派系利益、诉求年轻选民价值感，成功拿下市议员席位成功的案例，今年更有从亲子共学团出发的小欧盟，靠扎实经营著生活圈里的人际连结，一跃成为第五大政党；而十年来，众多青年返乡投入农林渔牧业、重建社区的成果也渐渐浮现。而这种种经营的尝试，无非都是在召唤那自觉自信、可存可久的台湾共同体社群。

2024年，台湾在太阳花的余韵下又曲折辩证了十年，如今时局诡谲变迁，台湾也已不再是太阳花前的台湾。然而十年之后的此刻，台湾仿佛又面临同一历史课题的重考：在内外危机的夹缝之间，一个自觉的、以台湾为主体的社群，能如何凝聚、自我赋权？

2014年3月18日台湾公民们以躁动的、高亢的、众声嘈杂的姿态所给出的答案，尽管已无法再被复制、尽管已成离别追忆，但对它的记忆之于2024年3月18日的前代公民与新世代而言，始终都会是台湾共同体社群想像的灵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