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格為執行者的中國總理，和習時代轉為逆風的「中場時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國務院總理一向是強勢角色，就算在文革高峰，周恩來仍然是「終身總理」，甚至還有調動地方軍政力量的權力，他留下的人馬也遍佈黨內。此前「最弱勢」的總理李克強，也仍然能在每年春季人大、政協的「兩會」上點評經濟，發表一番自己的觀點。

而作為習近平信任的舊部下，突破黨內習慣而直接略過副總理位置的「歷練」，拔擢至總理位置的現國務院總理李強，不但沒有作為習的親信而獲得比李克強更大的權力，甚至在本週的「兩會」上，由人大官方發言人宣布他被「改革」掉了中國總理最重要的對公眾露面機會——「兩會」閉幕式的總理新聞發佈會。

這一變化，加上2023年已經修改的、取消了各種信息公開要求的國務院議事規則，到現在修訂中的《國務院組織法》，無不反映出李強的總理權限和所代表的國務院系統的權限，被不斷而有意識有系統地削減。

習近平在第三任期內的政治想像

對習近平而言，第三個任期的開局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不順心如意。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堅持自己親自主導國家管理和負責「頂層設計」，可以說是一步相當有政治風險的舉動。

但在「最弱勢總理」的論斷之外，李強的權力被減小，也可以反映出另一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儘管已經把整個中央權力機關幾乎都換成了「自己人」，但作為最高領導人的習，並不滿足於現在都是「自己人」在掌權。因為如果他滿足於這一步，那麼現在完全就可以「放手不管」，交給這些人發揮「主觀能動性」「放手去幹」。

相反，如果我們看李強剛剛公布的任內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就會發現，報告中表示國務院要「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把黨的領導貫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過程」。

我們可以就此推測：習在自己第三個任期內的政治想像，大概率仍是自己掌握「頂層設計」，描摹「藍圖」，下面一層又一層「一張藍圖做到底」，貫徹、落實習本人的理念和設想，做好執行者。

對習近平而言，第三個任期的開局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不順心如意。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堅持自己親自主導國家管理和負責「頂層設計」，可以說是一步相當有政治風險的舉動。這也多少反映出其個人的政治風格，和過去一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一些微妙變化。

時間回到2022年。習近平完成十年任期之後，終於在當年秋天的「二十大」上獲得了意料之中的第三個任期。外界的批評多是指他從此打破任期制度，改變了中共有序接班的人事安排。但如果我們回顧前一個十年，便可以認為「二十大」對習時代而言意味著一個「賽局中場」式的轉變。

習的前十年任期並非一步到位。從2012年接班，他直到2016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才加上「核心」頭銜，並且2017年的「十九大」才正式獲得對黨內的完全控制。但就算如此，「十九大」後的政治局中仍然充斥非親信的人物，這很難說不會令最高領導人覺得行政不如人意是下面的官員不在一條心上，不夠理解和貫徹自己的想法所致。

通過「二十大」，習完成的最大的轉變，是徹底將還存在一定制衡能力的黨內其他群體邊緣化乃至踢出賽道：出身於共青團系統的幹部中，李克強、汪洋退休，年輕一代的胡春華喪失政治局委員身分；王岐山的門生任志強和「大秘」董宏被判重刑。自此，黨內高層基本上不再存在獨立於習之外的人際網絡，這種「黨內無派」的狀態在毛時代都不存在——畢竟在當時，個人並不依附於毛的「老帥」們還握有相當程度的兵權。

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可以想像：面對自己的第三個五年任期，習近平也許會暢想一個「大有可為」的局面：除了換上「自己人」掌握中央，內外局勢從中國國內的視角來看也是不錯：當時中國的防疫體系仍然看似牢固，儘管上海封城已經預告了失控，但二十大報告中仍然堅信「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開展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而國外的各種糟糕消息時有傳來。或許在當時的高層領導人眼中，中國就像是亂世中的一座「末日堡壘」，屹立不倒。

外界的「遏制」和內部的「過峰」危機

中國先前發展的紅利正在消失，種種社會經濟內外困難都在變得明顯。習時代的決策權力進一步上收，實際上是在這一「逆風」局勢下出現的。

儘管當時各種危機已經浮現，但既然人事部署已經到位，那麼開完會之後，理論上沒有施政阻力，新一個五年乃至十年或更久的大展拳腳的時刻也就到來了。如二十大報告結尾所寫：「黨用偉大奮斗創造了百年偉業，也一定能用新的偉大奮斗創造新的偉業」。習對自己接下來的任期，理應比先前十年的「上半場」更有期待。所以，他削弱親信的權力，親自主管「頂層設計」，讓下面的人主要付諸執行，倒也是本可以想見的結果。

但2023年的一系列現象都說明，習時代的後續施政，要遠比前十年更難。尤其是，中國先前發展的紅利正在消失，種種社會經濟內外困難都在變得明顯。習時代的決策權力進一步上收，實際上是在這一「逆風」局勢下出現的。

在內外關係上，習仍然要面對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對手，而拜登任內的種種產業政策、限制和外交手腕讓習政府頗為被動應對。中國方面所期待的是通過自主研發能夠實現趕超，但是無論是晶片製程還是通用 AI 上，中國都很明顯是在被動追趕而在短期內看不到縮小差距的希望。隨著晶片限制等各類美國對華遏止政策的持續，這其中的差距很可能還要變大。

台灣則是另一個讓習頭疼的問題。儘管2019年初，他雄心勃勃在台灣地方選舉民進黨大幅失利後提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但隨後香港反修例運動、蔡英文的高票連任，加上今年賴清德-蕭美琴搭檔在總統大選中勝出，都令習的統一願景變得更加渺茫。對他更為不利的是，2023年從外交部長到火箭軍的一系列人事「事故」，同樣波及到了對台灣政策上的部署。假使習先前有計劃在任內高歌猛進實現統一的話，如今恐怕要思考的是如何阻止或減緩賴清德在任內向宣佈獨立的方向進一步偏斜。

但相比這些，真正的困難還是來自於境內。2023年來，中國遭遇的最大困難是經濟的不景氣。無論是數字驚人以至於一度暫停發佈的青年失業率，還是進入通縮區間的宏觀經濟，又或是在2024年初一度暴跌的股市，乃至於因為房市不景氣而陸續出現的暴雷和民間維權事件，都反映出之前數十年形成的經濟模式弊端已經進一步發酵，民間對經濟形勢不佳的判斷也日益牢固。

和經濟相輔相成的，則是「還沒有像日本那樣富裕就得了日本病」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根據2022年的數據，中國新生兒總數史上第一次低於1000萬人，相比2010年代幾乎腰斬。而同年全國老年人口則增加1268萬人。加上至今為止，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仍然是50-60歲之間——相比其他高齡化和低生育率的東亞經濟體明顯過低。疫情放開後暴露出的新問題則是，年輕一代的生育意願急速下降。2023年，全年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到了902萬。

社會心態其實也是暗流湧動。就在「二十大」剛結束後的一個月，從烏魯木齊開始爆發的反封控運動最終延燒成了包含直接反對習本人的白紙抗議運動，也成為1989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群眾街頭抗議活動。在依靠毫無準備的快速解封消解了民眾抗議力量之後，習要面對的卻並不是重新聽話的民眾，而是決心「躺平」，不再有蓬勃的進取心和好勝慾的年輕一代。這是中國前三十年都沒有遇到過的新情況。

中國近年來建設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新基礎設施和居民生活空間也在遭遇危機。幾乎在過去同一時刻投入使用的公路、鐵路、電信、城市監控設施、寫字樓、住宅等正成批進入折舊區間。

如《中國公路》雜誌2022年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隨着中國大量設計路面年限15-20年的高等級公路成批到達年限，甚至，因為「一些地區養護資金不足，特別是普通公路缺乏及時且必要的養護投入」，未來一批公路和橋樑將「未老先衰」問題，「公路技術狀況快速下降、橋樑加快進入高風險時期、安全壓力增大、大中修需求提前、改造資金需求激增。」這既是這幾年來各種安全事故頻發的背景，也是接下來中國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在人口不斷老齡化之後，面對老化的建設，再拆除和新建的成本都將大大提高，而維護其使用也將變得困難。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財政能力也在降低，而基礎設施的新建和維護，無不需要財政能力的支持。

以上這一切都反映出一個更大也更總體性的困難：中國前三十年積累的日益上漲的國家能力，正在同時面臨外界的「遏制」和內部的「過峰」問題。

外界環境自然不必多談。而在中國國內，和人口結構同步，過去三十年間，中國通過政府拉動投資、外貿、土地財政、城鄉二元結構和信貸擴張等手段維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增長在過去為中國人提供了「我們會一直發展下去，直到什麼都變成世界前列」的想像。但近幾年來，這種想像恐怕已經在中國人心中散去。反而，十年之後回看，也許2018-2020年的中國在那時的人眼中，會變成「過去的黃金巔峰年代」。

「一人治國」的政治困難

他想要進一步集中權力來實現他認為必要的「改革」，但最高權力的進一步收窄，已經使得任何實質的改革都將損害最高權力的部分基礎，從而倒過來限制任何實質的改變可能。

習和中國最高層是否真的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的系統性或者嚴峻程度？單從新發佈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筆者認為他們仍然把很多問題歸咎為他們心目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等問題，而並沒有承認現時的決策機制、對問題的判斷和分析，以及所能夠利用的資源都已經呈現出跟不上時勢變化。

相比面臨的困難的嚴峻程度，第三個任期的習核心中央給出的解方可以說是基本在「維持現狀」。

比如在經濟上，當前政府採取的策略可以說是大量「添油戰術」，一方面不再採取大規模刺激計劃，另一方面用「小步」方式小幅度增加貨幣供給，保持房市可控，加上國家大規模投入科技產業以圖實現先進製造業的自主化突破。這些經濟政策，總體上沒有超過之前十年的路線。而面對互聯網平台化、零工化等經濟趨勢，主政者並沒能提出任何新的管理思路，甚至過去十年內醞釀的又或是一直在討論的諸多經濟管理工具和方案——比如房產稅和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等，至今也是一直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又如對人口問題，每年「兩會」都有各種「雷人」議案。但可以想像，在不改變基本的性別關係、僱傭關係、國家沒有提高補貼和福利，沒有改善工作條件的前提下，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只會繼續狂飆突進。

再如，儘管近來的諸多事故已經反映出安全教育、安全管理、設施維護、消防安全法規執行、社會服務等各方面已經出現不少漏洞，但習和其主導的中央，仍然將這些問題當作是簡單的「應急管理」和「風險」來應對，這仍然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思路。

習上台之前的中國模式，確實是難以為繼了，習的第一個任期擺出的「改革」形象——包括反腐、擠壓泡沫，打擊「壟斷資本」等，也確實給很多人留下了他要處理「結構性問題」的形象。在習的第一個任期時，擔任經濟問題重要幕僚的劉鶴曾經指對待很多問題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即利用還可以改的時候，承擔一部分在這類問題上的「陣痛」，堅定調整。這也是習早年可以快速集中權力背後的某種社會心態的體現。

但到了如今，習時代的政治風格已經距離這種狀態愈行愈遠。

在今天的中國，對習近平和其下屬們而言，要實質上推動任何重大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某種「犧牲」——提高退休年齡需要犧牲一部分國企和事業單位職工，房產稅改革需要犧牲一部分高收入群體和經濟增長，經濟模式的轉向需要冒險，而要解決養老問題、生育問題，都已經不存在整體獲益的「帕累托最優」，在習近平的「下半場」，政治必然意味著「犧牲一群人換取另一群人的福祉」。

在這種前提下，政治決策的過程實際上對「一人治國」是不友好的——當一人大權獨攬時，所有現時的責任和疏漏也都會快速傳導為一人之過。而理論上，將權力適當下分，也有利於「甩鍋」和攤分責任。畢竟在當前的趨勢，可以預期，在未來的中國，能夠用以證明決策英明的治國成果在未來會變少，需要迴避的危機後果在未來則會不可避免地變多。這樣的背景，和「二十大」習近平連任時的局勢感知，已經是相當不同了。甚至在2023年底，他在中央會議上一度放低姿態，筆者認為這未必是政治上的妥協，更像是在「流年不利」時向後退避，以避免自身損失。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兩會」的政治舞台，習近平仍然向外顯示出他要主導「頂層設計」和全面控制，並且甚至進一步推動了最新的向上看齊的政治運動——「鞏固拓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成果」運動。這其中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他想要進一步集中權力來實現他認為必要的「改革」，但最高權力的進一步收窄，已經使得任何實質的改革都將損害最高權力的部分基礎，從而倒過來限制任何實質的改變可能。

更合理的解釋也許是，習正在以個人風格對抗政治上的規律——他通過進一步的權力上收，盡力阻止新的政治派系形成，盡力阻止新形成的權力結構和分肥體制侵蝕自己主導的「政治理想」。

但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種系統，如何在未來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決策，來面對當今中國度過上升曲線的頂點後所必然不斷增加的種種問題。

如果無法回答這一問題，那麼曾經強調了三十年、已經深入中國人心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然要在未來面對預期和現時日漸不符的落差。這將是習時代的前十年所沒有想像過的「未有之大變局」。

又或者，在當今的中國決策者眼中，發揮自己「頂層設計」主觀能動性也不如等待時機？既然「下半場」的必然規律和時運不濟很難正面對抗，那也許可以等待其他對手——如美國——犯下諸如再次選出特朗普一類更「加速主義」的錯誤，又或者期待歐洲的戰事進一步蔓延，產生更多的全球危機——從而2020年初和疫情期間的故事也許還能再次複製——在大危機下，誰能延續舊路一直走，哪怕越走越差，也可以在「比爛」的世界中成為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