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過去一年世界可曾平靜？過去一年的銀幕世界又特別精彩嗎？電影總是大眾的白日夢，如何解讀過去一年的現實，真實，與夢境？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將於3月10日（東八區3月11日上午）在加州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也是藉著這份世界關注的提名名單，盤點過去一年重要電影的時機。

我們為此邀請了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居英、法、美各地的十六位華語影評人，作為端傳媒文化版的「駐場影評人」。首先是「聊『透』奧斯卡」部分，影評人們將從時下重要議題入手，解說過去一年銀幕世界與奧斯卡入圍熱門作品，這類似一場紙上對談，同一電影不同的觀點呈現才最有趣。

此外在「賭局」部分，駐場影評人也對「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四大獎項投票，得出一個華語視界下的投票結果，比較我們的賭盤預測與奧斯卡賠率或會有饒有趣味的發現；同時，影評人們還在回顧過去一年電影的同時，為我們組合、推介不同情境下的最佳觀影配方。

投票和頒獎前，先來「聊『透』奧斯卡」。我們選擇的核心議題是：戰爭與時代、女性/性別、取消文化、技術vs我們，分為四篇文章刊出，每篇四位作者執筆。今日是第一篇，先由從過去延伸到當下、持續不熄的「戰爭」開始，執筆者是影評人鄧正健（居英）、謝鎮逸（馬來西亞）、月巴氏（香港）、李潔逸（上海）。

戰爭是真實的，戰爭在網絡和媒體上的再現卻是虛擬的，由影像、數據和大量戰爭故事築構而成。其鉅細無遺甚可媲美戰爭電影，抑或更精細。當「媒體中的戰爭再現」已超越「電影中的戰爭再現」，我們確實不再必須透過戰爭片來想像戰爭了？

Part A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影評人 / 鄧正健

持續發表文章超過二十年的評論人，著有文集《道旁兒》，現居英國。

2024年世界仍有戰爭，並且不在偏僻遠方：俄烏戰爭進入第三年；以色列-哈馬斯戰爭未有停火之期；全球亦格外關注台海戰爭的第一把火？戰爭是真實的，但戰爭在網絡和媒體上的再現卻是虛擬的，由影像、數據和大量戰爭故事築構而成。其鉅細無遺甚可媲美「戰爭電影」，抑或更具體、更精細。當「媒體中的戰爭再現」已超越「電影中的戰爭再現」，我們確實不再必須透過戰爭片來想像戰爭了。

但作為一種電影類型，戰爭片還是盛載了兩種主要功能，一是展示意識形態如愛國主義及英雄主義；二是提供感官刺激。「戰爭場面」本是這個類型片的主要標記，既提供沉浸體驗，又滲透某種意識形態。但如今愈來愈多這類型電影，都試圖以「反類型」來反思戰爭議題，方法之一即在視覺上壓抑戰爭及其相關場面。

今屆大熱、獲13項提名的《奧本海默》（Oppenheimer），聚焦於原子彈之父的人性複雜，同時在導演路蘭（Christopher Edward Nolan）擅長的敘事技法上，原子彈為人類帶來災壓的畫面被刻意壓抑了。路蘭沒有渲染著名的蘑菇雲和城市廢墟，卻透過個人回憶和戰後證詞，彩色和黑白影像交織，形成對戰爭的敲問：奧本海默是否果真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失去戰爭場面感官刺激的觀眾，可以轉而注意關於戰爭更為深廣的思辯了。奧本海默是普羅米修斯跟潘朵拉的混合體，電影最終講述的是一個當代世界的起點：核子時代的開端。一顆相信自己成了死神和世界毁滅者的優秀腦袋，卻好像預想不到後來者（即我們）接受了他發明的滅世武器，卻並未用於戰爭。

《奧本海默》是一齣深具當代精神的作品，我們並非要從中得到任何歷史/戰爭教訓，似乎是要被提醒：人類一直活在二戰長尾之下，不論是冷戰的恐怖平衡、切爾諾貝爾和福島之餘波、還是今天「反核即反戰」的集體情緒。

《拿破崙》遇冷，史詩戰爭片已過時？

當代觀眾要求更多，對電影中的戰爭歷史，他們顯然期望能看到更為當代的闡釋視角，若非別開生面切入，則不易取悅觀眾。

同是關於戰爭的傳記電影，《拿破崙》則不大得到奧斯卡青睞。作為「大片」，它只有點可憐地獲得3個技術獎項的提名，甚至華堅‧馮力士（Joaquin Phoenix）也無緣最佳男主角。導演列尼‧史葛（Ridley Scott）其實擅拍商業大片，《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帝國驕雄》（Gladiator）及《火星任務》（The Martian）等也曾得到過奧斯卡重要獎項提名，《帝國驕雄》甚至拿過最佳電影——同時史詩電影，《拿破崙》則表現失之交臂，這是否反映了史詩戰爭片作為一種類型已過時？

但觀眾仍愛看精采戰爭場面，《拿破崙》因此獲得最佳美術和最佳視覺效果提名；但當代觀眾要求更多，對電影中的戰爭歷史，他們顯然期望能看到更為當代的視角。「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廿一世紀的常識（也是《奧本海默》口碑大勝的原因）。

「拿破崙」的歷史人盡皆知，若非別開生面切入，不易取悅觀眾。電影以瑪麗‧安東妮被推出斷頭台開展故事，但這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歷史時刻並未得到深入挖掘。事實上，它不只象徵了法國封建王朝的終結，也象徵了現代政治裡恐怖主義的開端。

而被《拿破崙》放棄探討的歷史政治題目，卻被另一部提名最佳攝影的智利電影《伯爵》冷手執起。這是一部架空歷史的黑色幽默之作，講述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是一隻長生不死的吸血鬼，來自法國大革命時期，曾在夜裡偷偷品嚐斷頭台上瑪麗‧安東妮斷頸上流出來的血。後來他改名換姓，參與過歷史上多次「反革命」（即反「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左翼「革命」傳統）運動，最後成為智利獨裁者。電影始於他被智利人民推翻後假死，歸隱於農野；其子女則希望從不死的父親身上，套取他多年貪婪而來的巨額財富所在地。

《伯爵》導演柏保羅‧賴尼因（Pablo Larraín Matte）曾拍過著名政治電影《向政府說不》，其反皮諾切特和反獨裁的左翼立場相當鮮明。《伯爵》的黑色幽默，在於嘲笑早已作古的皮諾切特是吸血鬼，而這種反人類／反人民／邪惡基因，卻來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主義。電影連一個蹂躪人民的暴力場面也沒有，卻類型化地的變作幕幕黑白恐怖片中吸人血、掏人心的鏡頭。它表面上是相當風格化，實際卻是一部跨類型作品，以黑色幽默處理當代政治中的沉積物。

Part B 戰爭模型下的隱身者

影評人 / 謝鎮逸

馬來西亞人，關注跨領域論述的分離與接合。現為IATC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理事，《Artism Online》台灣主編。

空戰與電影的概念幾乎同步誕生。從空中俯瞰地面的航空偵察，因對連續攝影有需求，採用了電影攝製方式為助力；早期電影膠卷也跟火藥一樣以硝酸纖維為原料；而更多的視覺機器發明，最終都成為了戰爭機器。

除了技術演進，電影與戰爭的結盟也涉及意識形態之散佈。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各國政府大量徵召電影人士加入文化滲透行列。美國也將戰爭宣傳外包給好萊塢，電影人不僅能自由出入戰區，好萊塢電影也向世界宣揚美式社會與文明生活的美好。戰後好萊塢收得巨額經濟利益後，也使得全球電影產業中心從歐洲轉到了美國，美國更順利鞏固了其世界龍頭的地位。

至於西方與亞洲在戰爭時期相互制衡的最高峰，莫過於太平洋戰爭。今年入圍最佳動畫長片的《蒼鷺與少年》，除是這一時空背景下的類自傳式成長故事，更藉由通往異世界的精神逃逸與創傷修復，重新定錨人類面對古今戰爭遺緒的來生之道。

長篇冒險的最後，主人公真人終究無法挽回母親之死，曾舅公也制止不了他一手打造的「下世界」分崩離析⋯⋯到頭來，所有開啟戰爭和承受戰爭的人，都得同樣面對失去和傷痛。但文明當中最具創造性的成長，也來自最痛的傷痕。若說戰爭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就是讓我們更加批判戰爭。

《蒼鷺與少年》，除是太平洋戰爭背景下的類自傳式成長故事，更藉由通往異世界的精神逃逸與創傷修復，重新定錨人類面對古今戰爭遺緒的來生之道。

人們意圖離開戰爭時空，卻幾乎用上一生來消化個人創傷，甚至讓下一代繼續困惑。《金門》是今年華語地區唯一入圍奧斯卡之作（最佳紀錄短片），導演（《金門》導演專訪）以父親在金門當兵的記憶，交織出當代中、美、台三方政治關係，後冷戰意味不言而喻。對兩岸而言已很複雜的島鏈，對美籍華裔導演來說更如遁入詭譎異世界，也牽引著全球地緣政治的凝視。片中動用很多資料影片，加之航空偵測般的攝影視角，更如同一番隱晦的政治測量。

講述政治推動與科技發展相嵌的《奧本海默》，背景溯及美國「曼哈頓計劃」，即歐美對峙局勢下的軍備競賽。奧本海默從初期左派意識到後來投身原子彈製造，下場卻是被麥卡錫主義清算。片中三位一體核試爆的實景特效成為觀眾津津樂道的一個謎，但也能讓人重新理解，如果我們承認電影語言能夠完美詮釋戰爭意象，當代寫實主義的極致擬像，就是如此充滿了戰鬥性。

《金門》交織當代中、美、台三方政治關係，後冷戰意味不言而喻。片中動用很多資料影片，加之航空偵測般的攝影視角，更如同一番隱晦的政治測量。

當代戰爭：不一定是武器

同樣定錨二戰時期的《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以「場外」形式敘述故事，莊園場景設置多個隱藏攝影機，如同監視器的每顆廣角固定鏡頭，演員們無法得知何時會被瞄準、被取樣。躲在地下室指揮演出的導演和工作人員，就是戰爭模型下的隱身者、全知者，從不同角度隨時、隨機「shooting」。

縱然片中出現唯二的推軌鏡頭，也儼然像槍枝的取景器，隱匿遠處卻追焦著路過眼前的人物。這一齣彷若自顧上演的室內劇，縱使沒有任何暴力畫面，攝製原理本身就是一場戰爭。波蘭女孩在夜間偷偷提供囚犯水果的熱像儀影像，實際上就是被歸類為正式武器的軍用監控攝影機，拍攝期間也需要波蘭軍隊現場監督。雖然這種「歷史現場的缺席」以及「全景監視的攝製模式」在電影史上早已屢見不鮮，但無論波灣戰爭是否曾經發生，我們都無法將自己外在於早已被嚴密建構好的世界景觀。

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緩止、核武禁擴條約得以締約的當代世界，戰爭未必再以物理武器出現，而可能是經濟結構與意識形態上的分化。《美國小說》（American Fiction）的非裔跟認知重構、《少年的漂浪旅程》（Lo Capitano）和《之前的我們》（Past Lives）的移民與亞裔、《芭比》（Barbie）和《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的性別戰爭與啟蒙敘事等，都在族群與膚色、移民跟難民、性別和階級、左派對右派等各式難題之中，面對著這個立場迅速分裂、多元主義大旗下又立即聚合的當下世界。電影未曾令戰爭缺席，只是改變了呈現的形式與韌性；而我們今天，依舊處在當代戰爭的風頭浪尖之上。

Part C 不曾經歷的戰爭

影評人 / 月巴氏

香港影評人，現任職商業電台。經常需要寫字，有時需要開口。非影迷，Slasher Film和恐怖片迷。

從來都憎和怕看戰爭片，對上一齣，已是2019年的《1917》，純粹工作關係，看過一次後，沒有也沒想過翻看。

有時看見某些KOL以「好刺激！」「好震撼！」去讚一齣戰爭片，甚至會反感——打仗，有幾（多）刺激又有幾（多）震撼？

今時今日還有沒有人打算拍戰爭片？我不知道，但有關戰爭的電影，相信一直會拍下去，畢竟戰爭這種最理性但又最不理性的極端行為，以及所衍生的種種，最能照見所謂人性光輝與黑暗。

Jonathan Glazer的《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絕對關於戰爭，有關集中營，卻用一種最無關的方式處理。這種「無關」，大概是漢娜•阿倫特「平庸之惡」（Hannah Arendt，The Banality of Evil）的最佳詮釋——集中營指揮官，亦只是打份工，即使這份工，需要他思考怎樣有效地殘忍處置猶太人；但平日的他，在前往開會途中，一樣會同別人的狗狗玩；返到那個華麗舒適的家，一樣有家人等待他，他一樣擁有美好家庭生活，所以他需要努力工作，努力為希特拉（的邪惡理念）工作，才能繼續讓自己和家人生活美滿。對於工作，他沒質疑沒反省。

Jonathan Glazer真的找到了一種方法和視角，迴避了過往但凡戰爭題材電影必備的煽情悲情與激情，以致近乎無情。

甚至似乎沒有享受不享受，所以你不會預先將「邪惡」自動套在這個指揮官身上，事實上Jonathan Glazer由始至終都沒安排他去做出任何邪惡行為（只有一場，但用暗場交代），甚至沒有讓他的臉，露出絲毫猙獰，以致我們看這齣《特權樂園》的時候，絕對不會得到看《舒特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的感受，不會憤怒，也不會同情，總之心情不會有太多起伏，有的，大概就是看不明，或眼瞓/犯睏（的確有不少人這樣向我反映）。

但Jonathan Glazer這樣處理不厲害嗎？當然厲害，好厲害（我亦不敢說不厲害），畢竟他真的找到了一種方法和視角，迴避了過往但凡戰爭題材電影必備的煽情悲情與激情，以致近乎無情。但要喚起俗世人對戰爭的反思，或許真正需要的，仍然是《舒特拉的名單》。

難怪Christopher Nolan在《奧本海默》裡，也要安排奧本海默在人生最高峰準備接受世人祝賀時，突然產生眼前所有人被原子彈毀滅的幻覺——我沒看過原著傳記，不知這是奧本海默本人口述，抑或是Nolan個人處理，但這一場，的確已是整齣戲最貼近戰爭的場面，也是唯一一場，借用一場幻覺，算是交代和展示了戰爭兵器的恐怖，亦為這個原子彈之父帶來（唯一）一次自省。

而且有理由相信，當日很多入場的人，就是在大肆宣傳影響下，一心去看Nolan怎樣不用CGI，模擬人類史上首次核試；而最後才發覺，電影本身的重點原來是交代一個小器的有錢男人，怎樣用盡方法，陷另一個有才華的男人於不義。

平凡角色，也與戰爭有關係

面對過去的傷痛，面對未知的恐懼——來自他們不曾經歷的戰爭所帶來的傷痛和恐懼。

真正令我感受到戰爭之痛的，反而是表面上跟戰爭完全無關的《滯留生》（The Holdovers）。

在今時今日大家都試圖用奇詭的說故事手法說故事，奇詭的拍攝方法拍電影，Alexander Payne卻沿用一種相對古舊傳統的方式，拍幾個普通人，在1970年聖誕假期的事——新英格蘭某寄宿學校的乞人憎（惹人厭）老師Paul，獨自留校，照顧一班無法返屋企（回家）過節的學生，當中包括Angus，一個聰明但乞人憎的學生，另外，加一個先後喪父喪子的黑人廚師Mary。

某程度上，是不難預料得到的故事發展，必然是三個孤獨的人，在同一空間裡，由互相仇視或漠視，漸漸了解對方的問題，明白對方的難言之隱，繼而體諒對方，選擇以這麼一種待人接物方式過生活。

故事走向，的確如此，但這些平凡角色，都或多或少跟戰爭存在關係。

例如窮困的Mary，想給兒子最好的教育，但實在沒辦法籌足學費，於是兒子去了服兵役，以換取接受教育的機會，卻戰死，Mary一直放不低兒子是這樣驟然離去。

又例如極度乞人憎的Angus，其實也有憂慮，害怕被退學，要去讀軍校，偏偏這卻是繼父最希望發生的一件事——繼父嫌這個Angus麻煩難教，深信軍校的教育方式，能夠教好、嚴格來說是好好管束Angus。Angus媽咪的態度？她懶得理，寧願趁聖誕假補回度蜜月也不願同個仔（兒子）過節。

Mary和Angus都不在戰場，都不是正在經歷戰爭，卻分別承受著戰爭的種種——校外世界，正是越戰過後，普世歡騰聖誕節，並在迎接新一年，但這個少年這個女人，只能在校內各自孤獨面對，面對過去的傷痛，面對未知的恐懼——來自他們不曾經歷的戰爭所帶來的傷痛和恐懼。

《特權樂園》，我應該不會再看；《奧本海默》﹐只享受重看核試後那一小時；《滯留生》，肯定會重看，而且不時翻看。

Part D 戰爭是超出承載能力的多重現實

影評人 / 李潔逸

在上海的電影媒體人，時事及性別話題評論作者。曾常駐歐洲多次報導三大影展。

《馬里烏波爾戰火二十日》（20 Days In Mariupol）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最不應被忽視的記錄作品之一，記錄了這場圍城戰的始發階段。血、淚、離別與消逝，不忍卒睹的畫面是報道也是史料。

2023年2月，柏林電影節的閉幕禮（端傳媒柏林電影節爭議報導），幾乎所有電影人都在呼籲巴以地區Cease Fire Now（立刻停火），對和平的呼喚已成為當下電影工業最不能忽視的主題。荷籍克羅地亞裔作家杜布拉芙卡·烏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šić）在小說《多謝不閱》（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中寫道：「戰爭不僅僅是一場真實事件，戰爭是一場承載著超出自身承載能力的多重現實的事件。」

這句話在今年奧斯卡提名的戰爭片中也得到體現：所有作品都找到了討論戰爭的獨特切入點，無論是重讀歷史、記錄現在或是眺望未來，不謀而合都在進行反戰與反思的論述。

除了《奧本海默》與《利益區域》（The Zone of Interest）以個體為軸心重現歷史，映照宏觀戰爭暴行；凝望當下的作品也在盡職盡責注視時代：《馬里烏波爾戰火二十日》（20 Days In Mariupol）是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最不應被忽視的記錄作品之一。烏克蘭籍美聯社記者米斯蒂斯拉夫·車爾諾夫（Mstyslav Chernov）記錄了他在馬里烏波爾圍城戰中目睹的死傷：被轟炸的居民樓和婦幼醫院、死去的嬰孩和孕婦、成堆的屍體與亂葬崗。許多片段是俄軍進攻時拍攝的，在劇烈的搖晃與奔走中，直觀呈現了侵略的殘暴和無辜者的慘痛犧牲。

《馬里烏波爾戰火二十日》只記錄了這場圍城戰的始發階段。2022年3月，美聯社撤出馬里烏波爾。5月，馬里烏波爾圍城戰以俄軍勝利告終。血、淚、離別與消逝，這些不忍卒睹的畫面既是報道，也是史料，向世界宣告：這場持續了三個月的戰役中，短短的20天已有白骨累累，而俄烏戰爭還在繼續。

遺忘可以換取和平？

另一部入圍紀錄長片的《永恆的記憶》（The Eternal Memory）則是對當下和平的總結。男主人公奧古斯托·貢戈拉（Augusto Góngora）在年輕時曾作為記者親身經歷智利軍事獨裁，他晚年的阿茲海默症則變成了一個隱喻：一個親身參與革命的人，在死前將信仰與抗爭的精神忘記，這意味著關心國家與社會的人在走向衰弱，屬於親歷者的生動歷史也隨之被抹去，可與人分享的難忘記憶愈加稀薄。這隱喻著平和的現世是以遺忘換取的的，但疾病又注定讓平和短暫而脆弱。

生於二戰、長於戰後的宮崎駿，也是深刻理解戰爭代價慘重的人。新作《蒼鷺與少年》繼續深入戰爭虛構敘事，開場就呈現了戰爭場面，男主角失去母親的悲劇成為戰爭之果，也成為他脫離現實之因。反戰幾乎是宮崎駿全部作品的母題，他以實踐告知觀眾：戰後創傷需一生的力氣去克服。電影的虛構與想象讓它超越了「映射歷史」的維度，站到更高層面去期待和眺望：戰爭結束後，人們還可以做什麼。

他晚年的阿茲海默症則變成了一個隱喻：一個親身參與革命的人，在死前將信仰與抗爭的精神忘記。

短片《金門》同樣做出「眺望」的姿態。與宮崎駿的虛構不同，導演江松長有一個具體的地理位置：大陸與台灣中間。金門島上的鄧麗君與廈門風景是「一衣帶水」，政府廣播則是迫切提醒：戰爭的可能性幽靈一般遊蕩在此，兩岸畢竟是不同的世界。金門這一分界點上，島嶼是平靜的，卻也很易動蕩。

普通人對未來世界的希冀，可以用動畫短片《戰爭結束了！受約翰和洋子的音樂啓發》來總結。該片以敵對陣營中借飛鴿傳書下西洋棋的對手來比喻，在戰爭之外的每個個體都是相似的，可以與看似的敵人產生團結與友誼。約翰·列儂與小野洋子的Happy Xmas (War Is Over)則是這一景象的最佳配樂：和平年代的到來，是所有人的歡慶與節日。

今年的奧斯卡入圍名單，既是對關心世界的主流電影人表達的總結，也是對時下正發生的一切的反射：越來越少人能躲過抗爭與戰鬥，無論是性別、戰爭、種族還是其他。矛盾四處存在。這意味著，戰爭僅僅是人類矛盾最有毀滅性的具象。也許某時某地的人會因幸運而躲過戰爭，但其實戰爭與我們的距離，始終沒有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