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展爆爭議：呼籲加沙停火是「反猶」？當死亡威脅、消失的貼文隨之而來

第74屆柏林影展（2月15日-2月25日）在首位非裔女性評審團主席露琵塔・尼詠歐（Lupita Nyong’o），頒發金熊獎給法籍塞內加爾裔女導演瑪蒂・迪歐普（Mati Diop）的掌聲與歡呼聲中，告一段落。她的得獎作品《達荷美》（Dahomey）記錄了法國政府返還殖民時期掠奪自貝南（舊名達荷美）之文物過程，帶出了反思殖民主義、文物歸屬、機構批判等在當代相當迫切的議題。

正如導演迪歐普在頒獎典禮現場所說的「文物返還，是正義之舉。」（To restitute is to do justice.）而柏林影展頒獎典禮上那由兩位非裔女性交付金熊獎座的時刻，蔚為佳話，政治性的象徵意味濃厚，不僅意圖彰顯柏林影展一向自詡的政治批判立場，也為即將在本屆結束後卸任的節目策展團隊，劃下一個句點。

導演死亡威脅與一則消失的貼文

「種族屠殺就是種族屠殺。我們都是共謀。從我們未解的納粹歷史到當前的種族屠殺，我們（德國）總是在歷史上站錯邊。但要改變我們的未來，一切都尚未太遲。」

然而，正當外界以為一切都隨著金熊獎的頒發而塵埃落定的時候，頒獎典禮上發生的場景，卻掀起另一道軒然大波。以《Direct Action》獲得柏林影展紀錄片特別提及獎與奇遇單元最佳影片的導演之一班・羅素（Ben Russell），戴著象徵支持巴勒斯坦的圍巾（kufiya）走紅毯，並於得獎感言中表示加薩走廊正遭遇種族屠殺。

而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四位導演共同拍攝的《No Other Land》，獲得柏林影展最佳紀錄片與全景單元（Panorama）觀眾票選獎最佳紀錄片。影片記錄了巴勒斯坦裔的導演巴塞爾・阿德拉（Basel Adra）在約旦河西岸的家園 Masafer Yatta，經年累月遭受以色列軍隊破壞而導致人民居無定所、經歷不人道對待的定居式殖民過程。

頒獎時刻，當巴塞爾和另一共同導演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 Abraham）上台領獎時，尤瓦爾對著鏡頭與台下觀禮的群眾憤慨地說道：身旁的巴塞爾與他年紀相仿，但巴塞爾是巴勒斯坦人，因此與身為以色列人的自己遭受著不同待遇——巴塞爾受到軍法的治理，但他則是享有法律保護的公民，擁有投票的權利，但巴塞爾卻連移動的自由都受到限制，此等種族隔離（apartheid）的惡法，必須被終止，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佔領必須停火。

此發言獲得在場觀眾的喝采。然而，德國媒體與社群媒體上對於「反猶」的「獵巫行動」隨之展開。2月25日，《明鏡週刊》以「與加薩走廊齊心同在，對哈瑪斯保持緘默」為標報導（Solidarität mit Gaza, Schweigen zur Hamas）、《時代週報》則寫道「政客批評柏林影展上的反以色列言論」（Politiker kritisieren antiisraelische Äußerungen auf Berlinale）。

有鏡頭拍到坐在現場觀禮的柏林市長韋格納（Kai Wegner）和文化部長羅斯（Claudia Roth）這一幕發生時鼓掌的畫面，進而引發持保守立場的德國政客反彈。德國基民黨（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和自由民主黨（Free Democratic party）等紛紛提出，德國政府應該撤除提供給柏林影展的1290萬歐元資金，並要求文化部長羅斯請辭以示負責。

為了滅火，柏林市長韋格納在頒獎典禮翌日，立即在社群媒體上發文：「發生在柏林影展頒獎典禮上的事，是不可接受的相對性言論（intolerable relativisation）。反猶主義在柏林沒有生存的空間，就算是藝文圈也毫無例外。」而文化部長羅斯亦公開表示頒獎典禮上的發言乃是「片面性地仇視以色列，未提及哈瑪斯的惡行是不可接受的。」甚至發文聲明她在典禮上的鼓掌並不是因為巴勒斯坦，而是恭賀以色列導演。

至於以色列導演尤瓦爾在頒獎典禮上呼籲加薩走廊停火的發言，則被以色列媒體指控是「反猶主義」，他和家人甚至收到不明人士的死亡威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柏林影展全景單元的官方社群帳號發布了一則貼文，內容寫道「種族屠殺就是種族屠殺。我們都是共謀。從我們未解的納粹歷史到當前的種族屠殺，我們（德國）總是在歷史上站錯邊。但要改變我們的未來，一切都尚未太遲。」並以一張騎在馬背上的男子，一旁有著「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的字樣作結。這則貼文，立刻在社群間廣傳，聲援巴勒斯坦的人們欣見影展總算對此議題正式表態。

然而，這則聲援巴勒斯坦的貼文迅速被下架，改以另一則聲明指出：官方的社群被駭了，該則帶有「反猶主義」言論的發文並非來自影展；同時在官方新聞稿中回應頒獎典禮現場的爭議，「電影人的發言乃是其言論自由，不代表影展。」並表示駭帳號是犯罪的行為，影展官方已聲請檢調單位展開偵查。

獵巫行動正要開始

如去年11月在 IDFA 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發生的那種大規模影人撤片以聲援巴勒斯坦，並抗議機構的緘默與面對社會現況的虛偽態度之行動，未在今年的柏林影展重演。但仍有部分影人響應「STRIKE GERMANY」運動，逾200位電影人連署籲求以色列停火。

事實上，柏林影展面臨的政治危機早已醞釀多時。由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與執行總監瑪麗埃特・里森貝克（Mariette Rissenbeek）領軍的柏林影展「雙總監」團隊，從2019年上任至今，陸續經歷了疫情衝擊下的全球影視市場變動、納粹黑歷史的政治風暴，也經歷了團隊組織與節目內容的革新改造。而就在一切變革才正要浮現果效之際，柏林影展卻於2023年8月，向外拋出一劑震撼彈，確認現任團隊於五年任期屆滿後將不再續約，也就是說，本屆柏林影展將是其最後一屆。

現任團隊不再續約的原因有許多，但迄今最為人所知的說法乃是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不願意接受德國文化部轄下的主管機關Kulturveranstaltungen des Bundes（KBB）對其節目內容的介入——即使德國文化部每年提供柏林影展約1200萬歐元，約佔影展整體預算1/3的補助，但對一個強調藝術與文化之創造性的影展組織來說，若需要向行政單位呈報所有在內容規劃與藝術上的決定，對其專業度的呈現將會是一大干涉。換句話說，此即德國政府單位對於影展團隊的不信任。

而此面向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在檯面下隱而未言的，還包括部分業界對卡洛．夏崔安與首席選片人馬克培安森（Mark Peranson）過於「小眾藝術電影」的美學取向有所微詞、看不慣執行總監瑪麗埃特・里森貝克的作風，總括而言，其實是原有的權力與資源板塊結構面臨推移之際，所產生的各種作用力與異議聲浪。畢竟要在國際政治時局如此晦暗的此刻，以外國人的身分於德國政府眼下做事，並非易事。

而這些從五年前策展團隊上任後就持續潛在的伏流，遇上德國當前危脆跌宕的政治氛圍，就更顯得風波不斷。影展開始前一個多月，印度裔美籍導演Suneil Sanzgiri便宣布自柏林影展撤片，以示抗議那些保持緘默、犬儒、受制於保守勢力的德國文化機構，拋磚引玉地希望更多電影人跟進；與此同時，2月初在柏林舉辦的Transmediale新媒體藝術節，亦有多位藝術家、策展人宣佈退出，對德國政府限制言論自由、封鎖聲援巴勒斯坦人士之舉，表達憤怒之意。

也是約在2月，柏林影展傳出消息，謂將邀請極右翼政黨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德國另類選擇黨）參與開幕典禮時，有超過200位國際電影工作者連署，對影展的政治立場表達憤怒之意；英國馬來西亞華裔藝術家陸明龍（Lawrence Lek）亦宣佈退出參與柏林影展新銳營，以此杯葛柏林影展容忍極右翼政黨之舉。

面對電影與藝文圈的反彈，影展官方迅速做出判斷、滅火，於全數片單正式公佈之後發佈新聞稿，宣布將拒絕邀請極右翼政黨人士參與開幕活動，以表示柏林影展堅持反對該政黨之反猶主義、仇視伊斯蘭教，反移民的立場。

儘管如去年11月在 IDFA 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發生的那種大規模影人撤片以聲援巴勒斯坦，並抗議機構的緘默與面對社會現況的虛偽態度之行動，未在今年的柏林影展重演，但仍有部分影人與影展工作人員響應「STRIKE GERMANY」運動，逾200位電影人連署籲求以色列停火，並運用各種在影展曝光的場合呼籲——無論是映後公開討論、在 EFM 市場展懸掛抗議布條，還是共同發表公開信，譴責向來以批判時政為傲的柏林影展對以色列在加薩走廊之不人道行徑的默不做聲。

應該怎麼定義「反猶主義」？

電影人們發現德國社會因二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深重罪惡感，而拒絕細緻區分「反猶」與「控訴以色列政府」，使得同情巴勒斯坦受難者、批判以色列的行逕，在當前德國的語境下變得相當敏感。

對不少譴責以色列政府在加薩走廊之軍事行動的電影人來說，柏林影展官方的態度是令人失望的。影展未對巴勒斯坦人在加薩走廊面臨的屠殺現況，做出直接的政治表態與活動規劃，至少未曾像兩年多前烏克蘭受到俄羅斯侵略時，那般迅速且多次表態與烏克蘭團結一致抵抗侵略的立場，並規劃大型論壇討論烏克蘭、伊朗等受壓迫影人的現狀，組織官方的紅毯抗議活動等；在俄烏戰爭開打兩年後的今天，柏林街頭許多地方、影展的影廳現場，依然可見聲援烏克蘭的黃藍旗幟。

關於巴勒斯坦現況的影展官方活動，僅有「TinyHouse Project」，於主展場波茲坦廣場搭建一間貼有「來聊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海報的臨時小屋，連續三天，巴勒斯坦運動人士Ahmad Dakhnous和德籍猶太裔藝文工作者Shai Hoffmann在小屋裡展開對話，邀請大眾一同參與討論，認識以巴的歷史與現況。

此計畫出發點雖美善，但對照到加薩走廊平均有每天超過Ｘ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軍隊而亡的急迫時刻，柏林影展身為擁有如此多國內外資金、聚焦國際媒體目光的藝文平台，只調度如此微小的資源公開討論此議題，作為回應德國政府對以色列不遺餘力的軍火支持，實是杯水車薪；而空間窄小同時只能容納6名參與者，被論者批評關於巴勒斯坦的議題在德國只能在「小房子」裡關起門來討論。

這些爭議其實都關乎一個非常基本、但始終懸而未決的問題：該怎麼定義「反猶主義」？柏林市議會前陣子才通過一項條款，要求任何接受官方補助的各文化機構與藝文工作者，都要依照「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的規範，不得做出「反猶主義」之舉。而在該定義下，控訴以色列政府之行徑很容易被解讀為「反猶」。

因此，許多聲援巴勒斯坦的電影人單純希望在加薩走廊發生的戰事能即刻停火，遏止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無辜平民的長期迫害，卻發現德國社會因著二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深重罪惡感，而拒絕細緻區分「反猶」與「控訴以色列政府」，使得同情巴勒斯坦受難者、批判以色列的行逕，在當前德國的語境下變得相當敏感。再加上現今的言論在社群傳播的效應，隨時都可能如滾雪球般一發不可收拾。

妥協中可以找到「剩餘（進步）價值」？

藝術即政治，藝術從來不是生來便獨立自由的，而是必須爭取、不怕弄髒手，必須認清在這公共性不斷被私有化、資本化，各種危機蔓生的時代，懂得以協商、權衡、斡旋、彈性的外交姿態，站穩陣腳，捍衛進步的價值。

柏林影展遭遇的波瀾，令人不免聯想到本屆影展特別選映的一部重量級紀錄片《exergue – on documenta 14》，此為柏林影展史上片長最長的電影，影片長達14小時，記錄了 2017年第14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展財務狀況惹議的經過。

希臘導演狄米崔．阿瑟迪斯（Dimitris Athiridis）費時9年拍攝與製作，影片娓娓道來由波蘭鬼才策展人亞當．修姆紀克（Adam Szymczyk）擔任藝術總監的策展團隊，如何決定讓這歷史悠久的德國藝文盛事首度在雙城舉辦（雅典、卡塞爾），如何邀請許多來自非西方的藝術家，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下思考去殖民的意義，如何與不同的機構組織政府單位協商斡旋；以及如何在國際政治動盪的時刻，面對鋪天蓋地來自保守勢力的抨擊與質疑，最終被安上讓文件展大幅赤字的歷史罪名。關鍵的問題當然遠不只是財務而已。

《exergue – on documenta 14》帶出的經歷，與柏林影展當前面臨的危機有可以並置討論的高度相似性，包括因為戰亂而遷徙的移民難民，成為德國社會在新自由主義下經濟與政治失衡的代罪羔羊；兩極化的政治光譜，碎片化的資訊取得，仇視性的言論透過嗜血的媒體與被演算法掌控的社群流竄，使得很多議題難以被妥善地認識與討論。特別是放置在德國納粹歷史的社會脈絡下，使得「反猶主義」的指控像是緊箍咒般，箝制著人們。而當有人試圖對現況提出批判與挑戰時，便會面臨保守勢力——特別是與國族主義、資本主義掛鉤的右派勢力的強力反制。

在文件展的情況是：為什麼要將德國納稅人的錢用在雅典，為什麼要邀請這麼多「無法賺錢」的來自全球南方的藝術家；而在柏林影展的情況便是：領著政府補助的藝文機構怎麼可以在政治立場上與官方不同調、給錢的單位有權力過問與監督內容。

藝術即政治，藝術從來不是生來便獨立自由的，而是必須爭取、不怕弄髒手，必須認清在這公共性不斷被私有化、資本化，各種危機蔓生的時代，懂得以協商、權衡、斡旋、彈性的外交姿態，站穩陣腳，捍衛進步的價值。

如卡塞爾文件展、柏林影展這類大型的藝文機構與展會，其預算來源來自公部門與私人贊助，該如何在其間保有自己聲音的同時，仍能在有限制的條件下發揮藝術的影響力。如文件展策展人亞當．修姆紀克在紀錄片中說的，當你決定參與其中時（指文件展），就註定會有一定程度的妥協。然而，如何在妥協中找到「剩餘的（進步）價值」，而不是全數拱手讓人，是極具挑戰性但關鍵的任務。

面對外界更為殘酷的現實，藝術到底能做到／無法做到什麼？藝術的場域是享有特權且優渥的，憑什麼藝術擁有這些資源？藝術能對現實產生什麼改變？這不僅是《exergue – on documenta 14》向觀眾拋出的提問，也是柏林影展留給觀眾的課題。當《No Other Land》的導演巴塞爾面對被以色列軍隊摧殘的家園時，他多次想要放棄拍攝；巴塞爾在映後時說道，在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軍隊殺害的此刻，他也想過放棄參加柏林影展，和家人在一塊，但是他來了。

站在柏林影展《No Other Land》的放映現場，上百位觀眾齊聚一堂專注地觀看著眼前由攝影機紀錄下的約旦河西岸現實，映後與兩位導演熱烈的交流與討論。以色列導演尤瓦爾描述他高中開始學習阿拉伯文後，自此改變他看待巴勒斯坦的觀點；他和夥伴巴塞爾在拍攝《No Other Land》的過程中，身為以色列人的他總還有家可以回去，面對無家可歸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一次又一次地自問與被問：為什麼？這些「為什麼」，成為認識與理解的動力。而也唯有不同陣營的人們展開對話，一切才有變化的可能。

後記

「悲痛是普世的。為某陣營的傷亡而哀悼，不代表我們不能同時為另一陣營的傷亡而悲傷。」

就在這篇文章完成後不久，柏林影展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與首席選片人馬克．培安森（Mark Peranson）於2024年3月1日，在各自社群媒體上發表了獨立於機構的個人聲明，特別是針對近日柏林影展在巴勒斯坦相關議題上引發的風波表示個人立場：

「我們擁護電影，電影並不屬於任何政黨，既不屬左派也不屬右派。我們相信電影能團結人民、凝聚共識的力量。影展的這十天，是人們溝通與對話的場合，然而當電影落幕、當溝通與對話的形式被政客與媒體以另一種形式佔據時，我們看到他們是如何將之轉變為『反猶主義』的控訴，以達成其政治意圖。（中略）我們與所有受到直接與間接威脅的電影人、評審、影展嘉賓站在同一陣線，不對我們做出的選片判斷後悔。」

該聲明呼籲哈瑪斯釋放人質，同時也呼籲加薩走廊的停火，「悲痛是普世的。為某陣營的傷亡而哀悼，不代表我們不能同時為另一陣營的傷亡而悲傷。」此外，該聲明期許柏林影展能夠繼續作為「自由世界之窗」——所有的電影都能在這裡播放，所有的與會者都能表達各自的政治立場。

最後並引用安妮法蘭克教育中心總監梅隆・孟德爾（Meron Mendel）的話作結，「將那些片面地批評以色列和持激進政治立場的人描述為反猶主義是錯誤的⋯⋯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必須學習接受這樣的辯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