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孤兒:在南韓送養產業鏈上,我的標價是一萬五千美元

在「好心美國養父母」的宣傳下,韓國開始了持續數十年的送養潮,買孩子像買pizza,還可以選內餡。

編者按:南韓是個充滿矛盾的地方:有人說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幾乎可以說是文化奇蹟的,外銷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說它現代化﹑進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產品領先全球,但這些財閥集團同時是南韓政商勾結問題的病根。南韓知識分子金振京說過,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將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一百年;而南韓更在六十年代後,把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三十年。我們看到的,關於南韓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於此:一個本質仍然保守﹑傳統的社會,在極短時間內被資本的流動帶到了國際舞台,於是各種衝撞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但很少人有空停下來反思,也好像沒有必要去反思。

隨著K-pop在國際上受到的關注度愈來愈高,人們對韓國興趣愈來愈大,想問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在一個強調儒家價值的社會,生育率為何全球最低?在韓劇外銷浪漫愛情時,韓國為何出現被外媒稱為「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社會爭議?韓國是「跨國收養輸出大國」,但許多被送養的兒童到底去了哪裡?為甚麼到了韓國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是有那麼多被送養的孩子?在社會仍記得世越號慘劇的今天,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屬維權會那麼困難?

端傳媒的專題報道「K-pop背後的韓國」,以一系列在地報道,嘗試摸索這個跟華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淵源的社會的形狀。這是系列的第四篇。韓國在戰後成為了其中一個「送養大國」,每年把數千棄嬰﹑孤兒送到歐美國家讓充滿愛心的家庭收養--但事實上,這些領養兒童可能只是能賺錢的商品,在產業鏈上有價有市,卻沒有人為他們的生命負責。

2月22日晚上7點到晚上8點 (GMT+8),端傳媒韓國專題的記者與撰稿人,將在zoom上與讀者語音分享報導背後的細節與故事。請按連結報名。

2009年11月4日,美國休士頓喬治布希洲際機場人來人往。坐在登機閘口前的Monte穿着T恤牛仔褲,手中一件行李都沒有。在他身旁,五個負責押解他的移民局人員板著臉孔。他們的目的地是南韓首爾,Monte的出生地。

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八歲時,Monte被一對美國愛荷華州的夫婦領養。高中畢業後,他加入美國陸軍,退役後當上貨車司機。生活本來平淡,但2001年,因他的搭檔在車上藏了大麻,Monte被控持有毒品罪,坐了四年監。移民局在他放監後發現,他沒有公民身份——養父母一直沒有為他辦理入籍手續。藏毒是重罪,如今移民局要遣返這個「外國人」。

被遣返那年,Monte已經39歲。過去31年,他說的是英語,用的是刀叉,吃的是漢堡薯條;他從沒想過自己不是美國人。韓國有什麼、長什麼樣子?他不記得也不感興趣。人們突然要他回去,他很茫然:他不會韓文,沒有韓國朋友,不喜歡 Super Junior;唯一與韓國有關的,只有自己的一張臉。「 就好像……你整個人生都在一個國家待着,然後又被送到這裡來,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完全迷失了。」

多年後,Monte將被遣返形容為一場冒險:他完全不知道到埗後能去哪裡、住哪裡。他沒想到人到中年,人生竟回到原點。當年八歲,突然被告知要離開家鄉,到美國喊兩個陌生人爸媽,聽不懂英語, 沒有朋友,無法理解自己的處境。後來他被養父母虐待,在幾個寄養家庭流轉。他逐漸明白——這原來是命,無法抵抗。

他只能選擇看得雲淡風輕。在軍隊的三年半時間裡,是Monte受種族歧視最嚴重的時候,白人士兵偶爾會衝他喊:「你不屬於這裡,滾回你的國家去!」「我會開玩笑說,哪個國家?」Monte會輕蔑地回笑,「我是被賣到這裡的,我根本沒得選。 」

我跟Monte確認字眼,是「賣」?「我的養父母告訴我,他們為了我,付了15000美元。」

人球

2023年底,我在首爾第一次見到 Monte。他人高瘦,站立時腰板挺得筆直;短眉,高鼻樑下架着一副扁長眼鏡。我們挑在一家咖啡廳做訪問,Monte穿着黑色羽絨服,打扮跟後面一桌年青人沒大分別——只有在他開口說出流利英語時,才讓人記起他不在這裡長大。

從遣返那天計起,這是Monte在韓國生活的第14個年頭。比起數年前設置的 Facebook 頭像,他頭頂開始冒出白髮了。他說自己今年應該是53﹑54歲左右。「我也不知道,」Monte歪着頭說。出生年份都是送養機構亂寫的。

南韓是跨國領養最大的輸出國之一。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國內孤兒人數大增,保守估計有200萬人,當中多是由美軍與韓國婦女所生的混血兒童(GI babies;GI是美軍的代稱)。

1955年,美國福音派夫婦 Harry Holt、Bertha Holt 赴韓領養8名孤兒,一年後成立領養機構 Holt。在 Bertha 撰寫的《來自東方的種子》一書中,她說自己是受到上帝的啟發、將遠方的孤兒帶到美國;她的「神職」是改善孤兒的生活。這個說法很有救世色彩,打動了不少福音派人士,美國自此在韓掀起一場跨國收養潮。

根據南韓衞生福利部數據,截至2004年,超過15萬名兒童被送養外國——甚至有學者估計實際數字接近20萬人。在Monte出生的70年代初,正是跨國領養急速增長的時候:每年送養兒童數字超過2000人,逐年增長近倍。收養兒童的家庭超過一半來自美國。

Monte被遣返前流落過很多州分,德州是最後一個,他在那裡斷斷續續住了六年。「德州最差勁了,」他皺起眉,抱怨那邊的生活環境多惡劣。但他又說,在韓國也很難找到工作,只是比較安全,「不像在美國,你隨時會被攻擊、毆打、搶劫。」

人們總是以為,被收養的孩子千里迢迢到了外國,接受的肯定是優質教育、在充滿愛的中產家庭長大——畢竟「收養」是一項慈善的、善心滿滿的舉動。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過上幸福日子。

Monte於8歲時被收養到美國,39歲時被遣返回韓。攝:余美霞/端傳媒
Monte於8歲時被收養到美國,39歲時被遣返回韓。攝:余美霞/端傳媒

Monte的成長記憶都是瘀青的、疼痛的。被收養到美國以後,Monte受到養父虐待。只要他不聽話,養父就會打,有時候鎖他在衣櫃裡一整天,禁水禁糧,或者放兩隻狗追他。「那麼小,又沒有親人在身邊,很可怕。」回到學校,有人看見他的瘀青,「我都說,我是從樓梯摔下來弄傷的。」

虐待持續了半年,直到老師揭發事件,兒童保護局才把Monte帶走。但是惡夢沒有終結。Monte開始活得像一個人球,輾轉流落三個寄養家庭,最後在11歲時被一對夫婦收養。可是新養父也對他進行虐待,「他會把我的頭撞到牆上去。」 養父甚至性侵他,「他晚上會偷偷溜進我的房間,爬到我的床上。」

他的養母受不了,選擇離婚。我問Monte如何理解父母對他的虐待,他思索,「我猜,當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每個人都喜歡孩子,但一旦你開始長大,就像……他們對你的愛已經消失,或者完全不同了。」他習慣在沒有愛的家庭長大,知道只能靠自己。

高中畢業後,他加入美軍,退伍後當上貨車司機,造就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轉折。2001年,Monte和搭檔前往東岸裝貨時,被發現車上藏有大麻,兩人同關進監獄。Monte 成長的中西部愛荷華州是傳統農業州,白人佔到整體人口9成。於是到了監獄,才是他第一次看見韓國臉孔的人,別人告訴他,那些人正等著被驅逐。可他當時完全沒想過,自己會面臨一樣的命運。

他被關了四年,放出來後被要求每月向移民局(ICE)報告,還要去位在德州的韓國領事館申請護照。但領事館的人說:「你的情況有點奇怪,電腦裡沒有你的資料。」Monte解釋,「我是被美國公民領養的,我在81年被收養。」領事館的人聽完搖着頭,「嗯……不是,你不是美國公民,你沒有完成入籍手續。」

我們身處的咖啡廳生意十分興旺,磨豆的聲音太響了,Monte每次說話,我都得靠近一些。「我(在美國)活過整整31年的人生,我一直以為自己是美國公民,」Monte托着頭說,「但原來不是。」

在美國,從國外收養的兒童需持 IR-4 簽證入境,這個簽證容許他們合法留在美國,也可以讀書工作。但只有領養父母為子女完成入籍程序後,他們才會正式成為美國公民。然而,不少養父母忘記、甚至不知道要這樣做,而且美國官方也沒有跟進領養兒童情況。很多成人從被領養到申請就學工作,甚或犯法被捕後,才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身份。

2012年10月7日,美國維吉尼亞州,從南韓領養的8歲的小童,在由志願機構主辦的夏令營中,專心製作一艘摺紙船。攝:Mark Gong/The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2年10月7日,美國維吉尼亞州,從南韓領養的8歲的小童,在由志願機構主辦的夏令營中,專心製作一艘摺紙船。攝:Mark Gong/The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據全國領養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doption)估計,美國現時約有15000至18000名領養者面臨同樣情況。2001年,國會通過《兒童公民法案》,持 IR-4 簽證的人將自動成為公民,但法案不設追溯效力。截至2016年,至少有10名像Monte一樣沒有身份的被領養者遭驅逐出境。

要一刀斬光幾十年的人生,不是每個人都能坦然接受。Monte曾經上訴,但最後被駁回。而2016年被驅逐出境的 Adam Crasper 則還在提告

Crasper 原名申宋赫,在1979年,他3歲時跟姐姐一起被領養到美國密西根州,但遭受家暴虐待,與姐姐分離,各自流連不同寄養家庭。2015年,Crasper與姐姐重遇,才知道自己一直都沒有公民身份。於是他去申請綠卡,但移民局作背景調查時,發現他有着多項犯罪紀錄,包括非法持有槍枝、攻擊罪,及入室盜竊——Crasper 曾闖進虐待他的養父母家,取回小時候從韓國帶來的膠鞋和聖經。

國土安全部驅逐他出境那年,Crasper 41歲,在美國已經成家,有三個女兒。他的故事經《紐約時報》報導後,獲得美韓媒體廣泛關注。2019年,Crasper 向韓國政府和領養機構Holt提告,指控政府沒確保機構合法送養、Holt 機構沒有審核收養者資格,也沒有跟進他是否成功入籍。2023年5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判 Crasper 勝訴,認為Holt未能履行保護被收養者的職責,需向 Crasper 賠償一億韓元(約76000 美元)。

雖然,法院最後沒有裁定政府有罪,但此案是首次有被收養者,試圖追究南韓政府在收養史中的罪責。

創造孤兒

「(買孩子)就像吃披薩一樣,你可以選配料、選內餡。」

從表面上看,一國孤兒棄兒驟增、送養行為頻密,是高出生率和貧窮問題交疊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被戰爭蹂躪的國家尤其普遍,像越戰後就出現一大波越南嬰兒送養潮。但回看歷史,上述原因似乎不太適用於韓國——1985年,韓國跨國領養數字達到高峰,那年有8837名兒童被領養。不過,當時韓戰已經過去30年,韓國經濟在80年代發展騰飛,實現「漢江奇蹟」,擠進亞洲四小龍。

核心問題既然解決,領養數字為何仍不減反增?丹麥韓國人權益組織創辦人(Danish Korean Rights Group)、律師Peter Møller 給出答案:「(領養機構)這樣做能賺錢,當時韓國政治體系實際上也允許這樣做。」

上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生育率放緩,加上基督教宣傳下,領養充滿濃厚慈善光環,人們抱着「為有需要的小孩找個家」的想法,對孤兒需求極高。Peter說,「領養就像潮流一樣。」可在韓國,送養還是一門賺錢的產業,以及政治手段。

丹麥韓國人權益組織創辦人、律師Peter Møller。攝:余美霞/端傳媒
丹麥韓國人權益組織創辦人、律師Peter Møller。攝:余美霞/端傳媒

Peter 口中的「有錢」,指的是過程中賺取的代理費——美國家庭領養一名韓國孤兒,需要花上10000到15000美元不等;這等同當時韓國人均GDP(約4570美元)兩到三倍。《紐約時報》曾查閱美國政府內部文件,顯示送養機構至少向領養家庭收取3、4000美元中介費,還沒包括機票和其他費用。除此之外,機構還會收到捐助。

收養變得有需求、有利益,加上這條產業鏈在當時方興未艾,缺乏監管,於是領養機構開始創造孤兒:不少兒童被拐帶,被偽造棄養或父母雙亡的身份;被拐的孩子先被「孤兒化」,再像商品一樣被送出外國。Peter 提到,領養機構都有張兒童清單,收養者可以選擇兒童年齡、性別、是否殘疾,明碼實價。「就像吃披薩一樣,你可以選配料、選內餡。」

在領養機構落力推銷下,韓國孩子被形容為較其他國籍孩子健康、聰明可愛。「作為一個韓國人,我們非常『自豪』,因為我們是最貴的!」Peter 在6個月大時被領養到丹麥,他的養父母為此付了18000美元。「如果領養的是殘疾或混血兒,價錢會較便宜,而且速度還更快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領養並不是一個對等的交易——機構沒有對領養者進行背景審查,他們甚至不用來韓國接兒童。機構會利誘離境的旅客,讓他順道將嬰兒帶回領養國,到機場再跟當地的領養父母或機構交收。

當時的收養生意之所以迅速膨脹,其實與政府國策配合、時代奉行的純血民族主義有關。

韓國人那種強調獨特性和純潔度的民族主義,其實源自其被殖民的歷史。日本自1910年開始,統治韓國36年,曾嘗試建立同文同種民族觀,稱兩國人民有着共同的血統,但大和民族地位較高,所以韓國人要說日語、寫日字。朝鮮人是「一個民族」的想法先在殖民時代成為民族團結的核心信念,後慢慢在軍事獨裁年代得到鞏固。

韓戰結束後,總統李承晚推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政策,把混血兒都送走,確保留在韓國的都是純正血統。為了加快送養速度,政府允許Holt為首的四間收養機構處理手續。一直到朴正熙、全斗煥掌權的軍政府時期,送養不僅成為人口控制的手段,還是「社會淨化」計劃的一部份——為申辦奧運、打造乾淨國家的形象,政府將殘障、流落街頭的兒童送進福利院。

據《美聯社》2019年的報導,福利院至少把70名兒童轉交Holt送到外國收養。在1980年代曾在福利院工作的李彩植表示,每個月他都會收到一大堆北美寄來的信,每封信裡都附有外國夫婦和福利院孩子的照片。然後他要一遍一遍地回信:「我們已經收到你們的錢和禮物了, 謝謝。」李彩植還說,福利院一般長期住着80名嬰幼兒,但每到某時間點,「20或40個嬰兒就會突然消失」,事情還一直重覆發生。他相信,福利院是在出售嬰兒獲利。

2021年,Peter 收集了超過300名丹麥被領養者個案,交予調查軍事獨裁時代各種人權問題的南韓真相和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要求政府對領養機構展開調查。今年52歲的Peter ,也是領養制度下受害的一人。

但如果說領養是一場命運的指派,Peter其實萬分幸運。他的養父母十分開放,從小跟他解釋領養是什麼一回事,使得Peter在成長過程中,很少因為身份或自尊感到困惑掙扎。長大後,Peter 從法律系畢業,當上律師,現在育有一名女兒——他的故事與Monte有天淵之別,甚至可以說是領養個案中成功典範。

2012年9月20日,首爾一間教堂的牧師經營著一個「嬰兒箱」,不少人將棄嬰留在其中,牧師並鼓勵其他家庭收養。攝:Kim Hong-Ji/Reuters/達志影像
2012年9月20日,首爾一間教堂的牧師經營著一個「嬰兒箱」,不少人將棄嬰留在其中,牧師並鼓勵其他家庭收養。攝:Kim Hong-Ji/Reuters/達志影像

開始對自己的身分產生疑問,是因為下一代。幾年前,Peter十歲的女兒問他: 「爸爸,祖母是你真的媽媽嗎?」對於一個正在慢慢形成自己身份認同的孩子來說,在白人社群中只有自己長着一張亞裔臉,讓她十分不解。「對呀,但在韓國還有一個把我生下來的媽媽。」Peter 這樣回答。

女兒的好奇,激發他想要挖掘更多自己的身世。Peter 發郵件到收養機構 Holt,要求更仔細的報告。很多時候,Holt 往往會以私隱為由,拒絕向收養者提供記錄,或者說因為當年領養文件大多用手寫,至今已經不完整或者已經遺失。

「當你問第一次,他們會說:『我們沒有你的資料』,但當你一次又一次追問施壓,你就會發現很多你不知道的訊息。」一開始Holt告訴 Peter,他是在首爾出生,但之後寄來的文件,又顯示他在大田出生,生母在生他以後,直接把他送到 Holt。但是大田跟首爾距離167.3公里。「這怎麼可能?」Peter 十分詫異。

但這種情況非他獨有:有被收養者發現自己有三個生日日期、有人的姓名被偷換成死去嬰兒的名字,還有人的年齡被謊稱比實際小四歲。事實上,韓國社會福利院(Korea Social Services)曾承認,被領養者的部份背景資料是為了收養程序而偽造。

「如果今天有人告訴你,你其實比你現在的年齡要大四歲,你會怎麼做?」Peter 問。他知道這對於一般人而言,也許不算是什麼,「它只是(人生中)一個小細節。」但對被領養者來說,每一次被告知的背景變動,都是對自己身份和族群關係的一種動搖。

一份由美國全國領養理事會出版的刊物提到,被收養的兒童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們在收養和原生家庭兩者間遊離,尋找認同,而那些對自己背景知之甚少的人,「會覺得自己失去了整個身份。」

58戱的藝術家 Anna Blades 在兩歲四個月時,被收養到瑞典斯德哥爾摩。但成長過程中,她除了知道自己韓文名叫「金學寶」以外,什麼資料都沒有。她說,無論是瑞典還是韓國,都沒有把她當作「自己人」,等如一種「雙重的失根和異化。」

加州路德大學兩位學者曾研究韓裔美國被收養者的民族認同。他們指出,種族認同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受到被收養者人生相關的環境、經驗影響。而解決缺失的部份,有助被收養者認識自己、確定國籍,以及接受被收養的身份。

Koroot負責人、牧師金道玄。攝:余美霞/端傳媒
Koroot負責人、牧師金道玄。攝:余美霞/端傳媒

一個道歉

那個早上,我在首爾市政府坐上巴士,花20分鐘攀上一座小山。隱身在隧道下的民居環境很幽靜。我跟着Naver地圖繞進小巷,下了陡斜的樓梯,看到「根之家」(Koroot;뿌리의집)白底綠字的招牌。

在韓語中,「뿌리」即是「根」;Koroot是Korean root的簡稱。這是一所為被收養者爭取權益的機構,曾經也是一家民宿——回韓的被收養者可以在這裡「尋根」,與生父母團聚。負責人金道玄年事已高,民宿在去年慶祝成立20週年後,決定停運。但幫助被收養者「尋根」的任務還在。

Peter 給我打開了Koroot的黃色大門 。2022年8月,他從丹麥飛回首爾,一邊整理資料遞交政府,一邊在這邊幫忙被收養者聯絡生父母。

走進屋內,Koroot 的「辦公室」其實跟一般家庭佈局沒有分別,有廚房餐枱。我在長枱前坐下,Peter 說起在兩週前,就在同一個位置,一名母親終於和她「失蹤」45年的兒子透過 Zoom 相認——兒子小時候在首爾被拐走,後來被送養到丹麥。「她知道她的孩子被偷了,但無法從韓國當局獲得任何幫助。」Peter 補充說。

牧師金道玄接完電話,從門外進來。90年代,金道玄本來在瑞士傳道,但當地發生一名韓國被收養者自殺的事件,令他開始關注送養問題,回韓後自2009年開始接手管理 Koroot。

今年70歲,已滿頭白髮的他戴着眼鏡,一臉和善,但談起領養就總皺起眉頭。「關於收養,你應該是看到三方的事情:生父母、孩子和收養者,但在韓國人眼裡,只看到收養者發光(glowing)的形象。」他強調,「是一個非常正面、充滿愛的形象。」

但在1988年漢城奧運前後,送養問題曾經成為韓國恥辱,當時新上台的政府希望抹走「嬰兒送養國」的標籤,送養人數一度下降。1989年,韓國社會事務部提出減少收養的時間表,目標在1995年之前,讓送養兒童數量減到1700人,然而即使到了2000年代中期,每年仍有超過2000個兒童被送養。

1998年,時任總統金大中在青瓦台向29名被收養者道歉。金大中說,「想到我們不能自己撫養你們,不得不把你們送去國外,我感到很痛苦。」在金道玄看來,這道歉「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政府首次承認自己的錯誤。但可惜的是,領養產業並沒有發生變化,「因為政府、社會都還沒有準備好。」

事實上到了70年代,絕大部份送養的孩子已經不再是駐韓美軍和韓國人生下的混血兒,而是未婚媽媽的子女。根據南韓衛生福利部統計,在80年代送養的孩子中,來源自非婚媽媽的約有47000人,佔整體來源七成——這裡很大一部份人都是受領養機構誘騙。

韓國深受儒家家庭觀念影響,未婚生育被認為是一種恥辱。金道玄說,單親母親到了走投無路時帶着孩子找上福利院幫忙,但福利院往往會利用這一弱點——它們要求母親簽署兩份文件,「一是你必須放棄撫養權,二是送養孩子同意書。」只有在她們簽署後,福利院才會提供協助。但很多時候,文件寫的都是英文,那些母親其實並不清楚自己放棄了什麼。

除此以外,領養機構還會創造內疚感來說服她們:你能給孩子什麼?孩子到了外國的,肯定比在韓國好。哈佛大學韓國研究所講師 Youngeun Koo 認為,這些送養機構有一種「優越感、資格感」,認為自己比父母更能為這些孩子做決定。被說服的女性會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放棄孩子供人收養。

2007年,政府出台新政策,試圖增加國內收養以緩解情況,但韓國人重視血緣,成效不佳。不過,韓國社會對被領養者的態度正在慢慢改變。

29歲的被領養者Kara,為了認識自己的出生地,六年前從美國搬到首爾。攝:余美霞/端傳媒
29歲的被領養者Kara,為了認識自己的出生地,六年前從美國搬到首爾。攝:余美霞/端傳媒

今年29歲的被領養者Kara,為了認識自己的出生地,六年前從美國搬到首爾。她對我說,韓國人很常對她說「對不起(I am sorry.)」。情景大概如此:「有時在坐的士的時候,因為我韓語說得不太標準,司機會問我從哪裡來?我說,我來自美國。他說,噢,但你看起很像韓國人喔。我說我是被領養過去的。他們的反應就會:『噢!對不起。』」

Kara 覺得,部份韓國人還是對過去的歷史有種羞恥和罪疚感,「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

我把故事告訴金道玄,他皺着眉說:「即使是我,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不是對某個人感到愧疚,而是對整個領養系統感到羞恥:在我看來,韓國沒有為他們(被領養者)做任何事情,那是多麼可怕。」

2011年,在Koroot等團體要求下,韓國政府通過修訂《特別收養法》,規定親生父母必須為孩子辦理出生登記方可送養,讓領養者長大後也有途徑尋回生父母。2013年,政府再簽訂《海牙跨國收養公約》,訂明兒童只有在未能找到本地家庭收養後,方會被安排進行跨國領養。根據2016年的數據,南韓跨國領養數字回落到376人左右。

異鄉人

回到首爾之後,Monte嘗試透過Holt尋找生母。「他們問我(找生母)是不是為了要經濟援助。 我說,不,我只是想看看……看看我的父母,僅此而已。」

很多被領養者回到韓國,其實是為心中問題找答案:生父母長甚麼樣子?他們過得好嗎?或者是問「為什麼要拋棄我」。「我想,這是好奇心吧,」Monte這樣理解其他被領養者。

但他頓了一下,「(但是) 這會讓他們(生父母)心碎……一些生父母並不想被發現,他們不想記起過去做了什麼;有些人確實想尋找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難過。」Monte透過Holt拿到生父母的聯絡,但他忙着工作,就沒積極聯繫。

你沒有那麼渴望見到他們,對嗎?Monte答得直接:「是的」。找到與找不到,對於他來說已不重要。「它(送養)已經發生了,你要的是繼續前進……最好把它(過去)放下、放下來。」經歷過人生多個轉折,現實教會Monte: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15年前年他抵達仁川機場時,已是韓國初冬,但他沒錢,只能睡在天橋底。後來感染嚴重肺炎,住院三星期,欠下一張18000美元的帳單。他去教英文、到餐廳打工,「九年,」Monte說,「我用了九年才還清。」

韓國領養服務中心(Korea Adoption Services)首席顧問 Hellen Ko 曾經形容,「被遣返就像被判死刑一樣。」到達陌生的環境,碰上語言和文化障礙,被遣返者從找住所、工作、找路,甚至連吃頓飯都會面對困難。而韓國政府的支援幾乎不存在:沒人去機場接 Monte,也沒人告訴他要怎樣辦身份證和戶口。

他們還要面對身份危機和社會質疑。「一個人在海外生活了這麼久,(重新開始)是很困難的……你一輩子都在說一種不同的語言,而當你開口講(英文),社會上的人又會覺得你很奇怪,因為你是韓國人,但你又不會說韓語。」Monte說。

2005年8月13日,南韓首爾一個人沿著漢江騎單車。攝: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2005年8月13日,南韓首爾一個人沿著漢江騎單車。攝: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2012年,從美國被遣返回韓的被領養者 Phillip Clay ,在回韓後無法適應社會、建立人際關係,又深受情緒病困擾。五年後,他選擇跳樓結束生命,年僅42歲。

Monte也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他用把時間填得密密麻麻來擺脫這種想法:「我天天忙着工作,去上班,回家,睡覺,再去工作。」他把注意力放在當下,不再想未來——或者說,他不敢想未來。「我在美國其實有一個未婚妻。」Monte淡淡地說,被遣返摧毀了一切。「我勸你不要和外國人建立關係……」他直直盯著我,語氣很認真,「開始了一段關係,後來又發現你必須離開……就,你會更難受。」

去年,Monte不當調酒師,轉到一間餐廳工作。餐廳有幾個明亮的大窗戶,可以看到首爾塔。冬天的夕陽餘暉很美,一會把天染成紅黃,一會兒又是粉紫。我問他對於未來有沒有計劃,比如開家自己的餐廳。「開餐廳?太大壓力了。」Monte 擺擺手,「對我來講,存錢太難了,我還有很多帳單還沒繳完……像電話費單。」

能過一天算一天。「What’s done is done.(要發生的都發生了)」--在訪問過程中,Monte多次重覆這句話。一開始聽起來似是他已經接受現實、接受過去,但有時候在言談間,這句話又會讓人覺得他是用來說服、安慰自己。

我問 Monte,覺得自己是美國人還是韓國人?「 對我來說,這不重要。」我試着追問:但在來韓國之前,你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對嗎?「我以為我是啊,但原來不是……很多人說,你有社會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你有駕照,甚至加入了美國軍隊,這就意味著你是美國公民。但不是,移民局說不是。」

好像很多問題只能不問,問了就是一個無底洞。「如果我不是美國公民,我到底是怎麼能加入美國軍隊的呢?」(How the heck did I get to join the U.S. military?)Monte自言自語。但沒過多久,他又再轉念:「我現在只想拼命生存。」

其實在 Adam Crasper的個案引來媒體關注以後,美國有律師找上 Monte,說移民總檢察官願意幫助他爭取撤銷入境禁令。現在,美國官方正重新檢視Monte的背景,例如查明他在韓國有沒有犯罪行為​。

在韓國重啟人生14年,或許再次迎來變動,Monte還是抱有一點期待,雖然他已經習慣失望。他告訴自己,「Just keep on going, move on,」然後又繞回原點:「and it’s done.」

2020年7月9日,南韓首爾黃昏時分,人們眺望城市天際線。攝:SeongJoon Cho/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7月9日,南韓首爾黃昏時分,人們眺望城市天際線。攝:SeongJoon Cho/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尾聲

隨着越來越多被領養者站出來發聲,陸續有國家就收養腐敗等情況展開調查。2023年11月,瑞典成為第一個停止收養韓國兒童的國家。今年1月,挪威亦宣布暫停從韓國、菲律賓、台灣及泰國領養兒童。

而自 Peter 向首爾提交調查請求以後,1月26日,丹麥社會福利部也公開長達129頁的調查報告,確認在70至80年代,來自韓國的收養事宜中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在親生父母不知情下,改變兒童背景令其適合送養。

2022年12月8日,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宣布對海外收養行為展開調查——這是韓國開啟海外領養68年來,首次涉及政府層級的調查。不過,Peter 認為要政府坦承歷史罪責,仍然困難重重。

「韓國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所以不同價值仍在角力:有保守的、也有進步的。」但他指出,若是進入韓國肌理,仍可看出它藏着當年威權遺緒(authoritarian tradition),「韓國政府想在民主路上高速向前進,但在過程中會有很多阻力,令它不想翻開歷史。」

這種「過去的事不要再提」的想法,其實不只政府獨有。Kara認為,領養史中的對錯沒那麼黑白分明。她又提到,自己在支援收養者的組織工作,發現很多被收養者對爭取權益不以為然,指他們不想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角色,只想過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不少被收養者眼中,Peter 其實算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我問 Peter:明明在丹麥生活安好,為何要花如此大的勁去追責?他很認真地說,「我擁有美好生活,跟人權受到侵犯,是兩件不同的事。」「你的名字本來不是這個名字,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這其實就是現在被收養的人所經歷的,這對他們來說非常痛苦。」

對於一直堅持要求真相的人而言,可是花了很大力氣才走到現在。「你現在從世界各地看到的,那股(要求調查)浪潮幾乎席捲了本過著美好生活的人……」Peter 說,「我們花了很多很多年,才能勇敢說出我們應該說的話。」

被壟斷領養故事超過六十年,現在他們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

讀者評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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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新一期可以做做韓國醫界的專題嗎🙏🏻🙏🏻

  2. 回复@Rearpecker:可能是他一直以为自己有公民身份,所以才没去申请吧?出狱之后被移民局找过来才发现自己没有身份,然后就被遣返了

  3. 如果有一天中國讀者能攔到一篇相似質量的文章講述中國的送養制度就好了。

  4. 中国改开之后被外国收养的孩童也非常多啊 著名的邵氏孤儿

  5. 不太明白為什麼很多人進到寄養家庭都是被虐待,15,000美元到今天,就算對於美國家庭還是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吧?付了那麼多錢買了一個兒子回來,然後虐待他把他趕走是為什麼?

  6. 在美国参军并非一定得是公民,绿卡就可以,甚至等待永久绿卡期间的临时绿卡都可以
    而且美国现役军人入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Monte 为什么没有为自己申请公民身份,是因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国籍是什么?非常好奇

  7. 还是凯撒那句老话,导致罪恶结果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善意的

  8. 同樣很意外在美國當過軍人竟然還不是公民。不過我自己的經驗(也是在美國讀書待了好幾年),美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的資訊連結非常薄弱,薄弱到無法了解的程度(苦笑)。你在A機關繳交的資料,B機關又會叫你繳交別的東西來認知你這個人,彼此之間完全不會互通。例如前陣子收到陪審團的徵召,上網報到一看第一個選項就發現居留資格不符。如果系統有連結根本可以直接不用寄給我這封信。
    另外美國也沒有身分證號碼之類。社會安全碼主要是報稅用,只要有工作薪資就會有,駕照主要是各州制度。如果沒出過國不需要辦護照,說不定真的不會注意到。只是連軍隊都進了⋯說實在美國政府沒有承認他真的太說不過去了。
    很前面的留言說貧窮單身媽媽帶大不會比較好的,這篇報導就是在說收養家庭甚至會嚴重虐待,加上跨國、人種不同,還遇到虐待,是不是能活下來都不知道了,還能說比較好嗎⋯

  9. 難以想象人到中年被遣返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生活。感謝端的報道。

  10. 中国大陆也有千万计被美国领养的孩子(大多数是女童),以往的主流叙事是到美国后过上了中产生活扭转了命运,但和韩国跨国领养一样,肯定也存在一些没那么幸福的,和被亲生父母国完全遗忘也找不到身份认同的,这些声音也需要被听到被看见。感谢端提供了这么一个视角,也许未来中国大陆被领养孩子的权益也会被看到。

  11. 曾經在美國當學生6年,我也是有駕照和social security card的,就只差參軍,而好像參軍也是寫明不必是公民的……

  12. 不了解美國想問下,為啥父母沒給辦入籍但是可以有社會安全卡和參軍啊…難道加入軍隊前都不核實是否美國國民身份嗎?好疑惑喔…

  13. 哇!認識南韓這麼多年,第一次知道這樣跨國領養的歷史。原來是枝裕和的《嬰兒轉運站》是真的有所本

  14. 非常好的报道,第一次在中文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故事,每月能有一篇这样质量的文章就让人觉得付费订阅非常值得。

  15. Great article. Thanks for sharing:)

  16. 出色的報導,謝謝端

  17. 感謝優質報導,讀來真讓人唏噓,個體命運被制度之惡左右,偏差就是一輩子。

  18. 好巧,前几天刚看奈非的纪录片,《移民国度》,讲遣返非法移民的,里面有一集讲到也是入了伍,但后来给遣返的小伙。

  19. 非常好的一篇报道,感谢

  20. 好悲伤的经历。谢谢有这样的报道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表面光鲜亮丽的跨国领养背后还有这么多辛酸的故事。

  21. 中国收养法实施的90年代,也有大量计划生育中被丢弃的婴幼儿通过福利院被美国收养。

  22. 看完说不出话,这篇报道实在太厉害了,韩国竟然在高度发展期有这样的历史。非常期待下个月作者的采访分享活动。

  23. 真沒想到。謝謝報導。

  24. 没想到在收养家庭被虐待,最后还没有身份被遣返,真的就是人口贩卖,太可怕了

  25. 非常出色的報導。
    可以寫成書出版。

  26. 送养的高峰竟是80s,如果是50s 60s,特殊时期的道德和行为的意义都不同,那还能理解。不过我觉得也很难一杆子打死,如果真的是贫穷的单身妈妈,带一个孩子,可能对自己对孩子伤害更大。与之相比,没有民族认同又怎样呢?

  27. 根本就是人口販賣,而福音派信徒還以為自己正在做善事。可恨。

  28. 隱密又震驚的歷史… 謝謝記者挖掘出來 🥺 邊看邊想起端就獨生子女政策寫過的類似人物故事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