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孤兒：在南韓送養產業鏈上，我的標價是一萬五千美元

編者按：南韓是個充滿矛盾的地方：有人說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幾乎可以說是文化奇蹟的，外銷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說它現代化﹑進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產品領先全球，但這些財閥集團同時是南韓政商勾結問題的病根。南韓知識分子金振京說過，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將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一百年；而南韓更在六十年代後，把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三十年。我們看到的，關於南韓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於此：一個本質仍然保守﹑傳統的社會，在極短時間內被資本的流動帶到了國際舞台，於是各種衝撞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但很少人有空停下來反思，也好像沒有必要去反思。

隨著K-pop在國際上受到的關注度愈來愈高，人們對韓國興趣愈來愈大，想問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在一個強調儒家價值的社會，生育率為何全球最低？在韓劇外銷浪漫愛情時，韓國為何出現被外媒稱為「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社會爭議？韓國是「跨國收養輸出大國」，但許多被送養的兒童到底去了哪裡？為甚麼到了韓國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是有那麼多被送養的孩子？在社會仍記得世越號慘劇的今天，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屬維權會那麼困難？

端傳媒的專題報道「K-pop背後的韓國」，以一系列在地報道，嘗試摸索這個跟華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淵源的社會的形狀。這是系列的第四篇。韓國在戰後成為了其中一個「送養大國」，每年把數千棄嬰﹑孤兒送到歐美國家讓充滿愛心的家庭收養－－但事實上，這些領養兒童可能只是能賺錢的商品，在產業鏈上有價有市，卻沒有人為他們的生命負責。

2月22日晚上7點到晚上8點 (GMT+8)，端傳媒韓國專題的記者與撰稿人，將在zoom上與讀者語音分享報導背後的細節與故事。請按連結報名。

2009年11月4日，美國休士頓喬治布希洲際機場人來人往。坐在登機閘口前的Monte穿着T恤牛仔褲，手中一件行李都沒有。在他身旁，五個負責押解他的移民局人員板著臉孔。他們的目的地是南韓首爾，Monte的出生地。

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八歲時，Monte被一對美國愛荷華州的夫婦領養。高中畢業後，他加入美國陸軍，退役後當上貨車司機。生活本來平淡，但2001年，因他的搭檔在車上藏了大麻，Monte被控持有毒品罪，坐了四年監。移民局在他放監後發現，他沒有公民身份——養父母一直沒有為他辦理入籍手續。藏毒是重罪，如今移民局要遣返這個「外國人」。

被遣返那年，Monte已經39歲。過去31年，他說的是英語，用的是刀叉，吃的是漢堡薯條；他從沒想過自己不是美國人。韓國有什麼、長什麼樣子？他不記得也不感興趣。人們突然要他回去，他很茫然：他不會韓文，沒有韓國朋友，不喜歡 Super Junior；唯一與韓國有關的，只有自己的一張臉。「 就好像……你整個人生都在一個國家待着，然後又被送到這裡來，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完全迷失了。」

多年後，Monte將被遣返形容為一場冒險：他完全不知道到埗後能去哪裡、住哪裡。他沒想到人到中年，人生竟回到原點。當年八歲，突然被告知要離開家鄉，到美國喊兩個陌生人爸媽，聽不懂英語， 沒有朋友，無法理解自己的處境。後來他被養父母虐待，在幾個寄養家庭流轉。他逐漸明白——這原來是命，無法抵抗。

他只能選擇看得雲淡風輕。在軍隊的三年半時間裡，是Monte受種族歧視最嚴重的時候，白人士兵偶爾會衝他喊：「你不屬於這裡，滾回你的國家去！」「我會開玩笑說，哪個國家？」Monte會輕蔑地回笑，「我是被賣到這裡的，我根本沒得選。 」

我跟Monte確認字眼，是「賣」？「我的養父母告訴我，他們為了我，付了15000美元。」

人球

2023年底，我在首爾第一次見到 Monte。他人高瘦，站立時腰板挺得筆直；短眉，高鼻樑下架着一副扁長眼鏡。我們挑在一家咖啡廳做訪問，Monte穿着黑色羽絨服，打扮跟後面一桌年青人沒大分別——只有在他開口說出流利英語時，才讓人記起他不在這裡長大。

從遣返那天計起，這是Monte在韓國生活的第14個年頭。比起數年前設置的 Facebook 頭像，他頭頂開始冒出白髮了。他說自己今年應該是53﹑54歲左右。「我也不知道，」Monte歪着頭說。出生年份都是送養機構亂寫的。

南韓是跨國領養最大的輸出國之一。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國內孤兒人數大增，保守估計有200萬人，當中多是由美軍與韓國婦女所生的混血兒童（GI babies；GI是美軍的代稱）。

1955年，美國福音派夫婦 Harry Holt、Bertha Holt 赴韓領養8名孤兒，一年後成立領養機構 Holt。在 Bertha 撰寫的《來自東方的種子》一書中，她說自己是受到上帝的啟發、將遠方的孤兒帶到美國；她的「神職」是改善孤兒的生活。這個說法很有救世色彩，打動了不少福音派人士，美國自此在韓掀起一場跨國收養潮。

根據南韓衞生福利部數據，截至2004年，超過15萬名兒童被送養外國——甚至有學者估計實際數字接近20萬人。在Monte出生的70年代初，正是跨國領養急速增長的時候：每年送養兒童數字超過2000人，逐年增長近倍。收養兒童的家庭超過一半來自美國。

Monte被遣返前流落過很多州分，德州是最後一個，他在那裡斷斷續續住了六年。「德州最差勁了，」他皺起眉，抱怨那邊的生活環境多惡劣。但他又說，在韓國也很難找到工作，只是比較安全，「不像在美國，你隨時會被攻擊、毆打、搶劫。」

人們總是以為，被收養的孩子千里迢迢到了外國，接受的肯定是優質教育、在充滿愛的中產家庭長大——畢竟「收養」是一項慈善的、善心滿滿的舉動。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過上幸福日子。

Monte的成長記憶都是瘀青的、疼痛的。被收養到美國以後，Monte受到養父虐待。只要他不聽話，養父就會打，有時候鎖他在衣櫃裡一整天，禁水禁糧，或者放兩隻狗追他。「那麼小，又沒有親人在身邊，很可怕。」回到學校，有人看見他的瘀青，「我都說，我是從樓梯摔下來弄傷的。」

虐待持續了半年，直到老師揭發事件，兒童保護局才把Monte帶走。但是惡夢沒有終結。Monte開始活得像一個人球，輾轉流落三個寄養家庭，最後在11歲時被一對夫婦收養。可是新養父也對他進行虐待，「他會把我的頭撞到牆上去。」 養父甚至性侵他，「他晚上會偷偷溜進我的房間，爬到我的床上。」

他的養母受不了，選擇離婚。我問Monte如何理解父母對他的虐待，他思索，「我猜，當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每個人都喜歡孩子，但一旦你開始長大，就像……他們對你的愛已經消失，或者完全不同了。」他習慣在沒有愛的家庭長大，知道只能靠自己。

高中畢業後，他加入美軍，退伍後當上貨車司機，造就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轉折。2001年，Monte和搭檔前往東岸裝貨時，被發現車上藏有大麻，兩人同關進監獄。Monte 成長的中西部愛荷華州是傳統農業州，白人佔到整體人口9成。於是到了監獄，才是他第一次看見韓國臉孔的人，別人告訴他，那些人正等著被驅逐。可他當時完全沒想過，自己會面臨一樣的命運。

他被關了四年，放出來後被要求每月向移民局（ICE）報告，還要去位在德州的韓國領事館申請護照。但領事館的人說：「你的情況有點奇怪，電腦裡沒有你的資料。」Monte解釋，「我是被美國公民領養的，我在81年被收養。」領事館的人聽完搖着頭，「嗯……不是，你不是美國公民，你沒有完成入籍手續。」

我們身處的咖啡廳生意十分興旺，磨豆的聲音太響了，Monte每次說話，我都得靠近一些。「我（在美國）活過整整31年的人生，我一直以為自己是美國公民，」Monte托着頭說，「但原來不是。」

在美國，從國外收養的兒童需持 IR-4 簽證入境，這個簽證容許他們合法留在美國，也可以讀書工作。但只有領養父母為子女完成入籍程序後，他們才會正式成為美國公民。然而，不少養父母忘記、甚至不知道要這樣做，而且美國官方也沒有跟進領養兒童情況。很多成人從被領養到申請就學工作，甚或犯法被捕後，才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身份。

據全國領養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doption）估計，美國現時約有15000至18000名領養者面臨同樣情況。2001年，國會通過《兒童公民法案》，持 IR-4 簽證的人將自動成為公民，但法案不設追溯效力。截至2016年，至少有10名像Monte一樣沒有身份的被領養者遭驅逐出境。

要一刀斬光幾十年的人生，不是每個人都能坦然接受。Monte曾經上訴，但最後被駁回。而2016年被驅逐出境的 Adam Crasper 則還在提告。

Crasper 原名申宋赫，在1979年，他3歲時跟姐姐一起被領養到美國密西根州，但遭受家暴虐待，與姐姐分離，各自流連不同寄養家庭。2015年，Crasper與姐姐重遇，才知道自己一直都沒有公民身份。於是他去申請綠卡，但移民局作背景調查時，發現他有着多項犯罪紀錄，包括非法持有槍枝、攻擊罪，及入室盜竊——Crasper 曾闖進虐待他的養父母家，取回小時候從韓國帶來的膠鞋和聖經。

國土安全部驅逐他出境那年，Crasper 41歲，在美國已經成家，有三個女兒。他的故事經《紐約時報》報導後，獲得美韓媒體廣泛關注。2019年，Crasper 向韓國政府和領養機構Holt提告，指控政府沒確保機構合法送養、Holt 機構沒有審核收養者資格，也沒有跟進他是否成功入籍。2023年5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判 Crasper 勝訴，認為Holt未能履行保護被收養者的職責，需向 Crasper 賠償一億韓元（約76000 美元）。

雖然，法院最後沒有裁定政府有罪，但此案是首次有被收養者，試圖追究南韓政府在收養史中的罪責。

創造孤兒

「（買孩子）就像吃披薩一樣，你可以選配料、選內餡。」

從表面上看，一國孤兒棄兒驟增、送養行為頻密，是高出生率和貧窮問題交疊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被戰爭蹂躪的國家尤其普遍，像越戰後就出現一大波越南嬰兒送養潮。但回看歷史，上述原因似乎不太適用於韓國——1985年，韓國跨國領養數字達到高峰，那年有8837名兒童被領養。不過，當時韓戰已經過去30年，韓國經濟在80年代發展騰飛，實現「漢江奇蹟」，擠進亞洲四小龍。

核心問題既然解決，領養數字為何仍不減反增？丹麥韓國人權益組織創辦人（Danish Korean Rights Group）、律師Peter Møller 給出答案：「（領養機構）這樣做能賺錢，當時韓國政治體系實際上也允許這樣做。」

上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生育率放緩，加上基督教宣傳下，領養充滿濃厚慈善光環，人們抱着「為有需要的小孩找個家」的想法，對孤兒需求極高。Peter說，「領養就像潮流一樣。」可在韓國，送養還是一門賺錢的產業，以及政治手段。

Peter 口中的「有錢」，指的是過程中賺取的代理費——美國家庭領養一名韓國孤兒，需要花上10000到15000美元不等；這等同當時韓國人均GDP（約4570美元）兩到三倍。《紐約時報》曾查閱美國政府內部文件，顯示送養機構至少向領養家庭收取3、4000美元中介費，還沒包括機票和其他費用。除此之外，機構還會收到捐助。

收養變得有需求、有利益，加上這條產業鏈在當時方興未艾，缺乏監管，於是領養機構開始創造孤兒：不少兒童被拐帶，被偽造棄養或父母雙亡的身份；被拐的孩子先被「孤兒化」，再像商品一樣被送出外國。Peter 提到，領養機構都有張兒童清單，收養者可以選擇兒童年齡、性別、是否殘疾，明碼實價。「就像吃披薩一樣，你可以選配料、選內餡。」

在領養機構落力推銷下，韓國孩子被形容為較其他國籍孩子健康、聰明可愛。「作為一個韓國人，我們非常『自豪』，因為我們是最貴的！」Peter 在6個月大時被領養到丹麥，他的養父母為此付了18000美元。「如果領養的是殘疾或混血兒，價錢會較便宜，而且速度還更快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領養並不是一個對等的交易——機構沒有對領養者進行背景審查，他們甚至不用來韓國接兒童。機構會利誘離境的旅客，讓他順道將嬰兒帶回領養國，到機場再跟當地的領養父母或機構交收。

當時的收養生意之所以迅速膨脹，其實與政府國策配合、時代奉行的純血民族主義有關。

韓國人那種強調獨特性和純潔度的民族主義，其實源自其被殖民的歷史。日本自1910年開始，統治韓國36年，曾嘗試建立同文同種民族觀，稱兩國人民有着共同的血統，但大和民族地位較高，所以韓國人要說日語、寫日字。朝鮮人是「一個民族」的想法先在殖民時代成為民族團結的核心信念，後慢慢在軍事獨裁年代得到鞏固。

韓戰結束後，總統李承晚推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政策，把混血兒都送走，確保留在韓國的都是純正血統。為了加快送養速度，政府允許Holt為首的四間收養機構處理手續。一直到朴正熙、全斗煥掌權的軍政府時期，送養不僅成為人口控制的手段，還是「社會淨化」計劃的一部份——為申辦奧運、打造乾淨國家的形象，政府將殘障、流落街頭的兒童送進福利院。

據《美聯社》2019年的報導，福利院至少把70名兒童轉交Holt送到外國收養。在1980年代曾在福利院工作的李彩植表示，每個月他都會收到一大堆北美寄來的信，每封信裡都附有外國夫婦和福利院孩子的照片。然後他要一遍一遍地回信：「我們已經收到你們的錢和禮物了， 謝謝。」李彩植還說，福利院一般長期住着80名嬰幼兒，但每到某時間點，「20或40個嬰兒就會突然消失」，事情還一直重覆發生。他相信，福利院是在出售嬰兒獲利。

2021年，Peter 收集了超過300名丹麥被領養者個案，交予調查軍事獨裁時代各種人權問題的南韓真相和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要求政府對領養機構展開調查。今年52歲的Peter ，也是領養制度下受害的一人。

但如果說領養是一場命運的指派，Peter其實萬分幸運。他的養父母十分開放，從小跟他解釋領養是什麼一回事，使得Peter在成長過程中，很少因為身份或自尊感到困惑掙扎。長大後，Peter 從法律系畢業，當上律師，現在育有一名女兒——他的故事與Monte有天淵之別，甚至可以說是領養個案中成功典範。

開始對自己的身分產生疑問，是因為下一代。幾年前，Peter十歲的女兒問他： 「爸爸，祖母是你真的媽媽嗎？」對於一個正在慢慢形成自己身份認同的孩子來說，在白人社群中只有自己長着一張亞裔臉，讓她十分不解。「對呀，但在韓國還有一個把我生下來的媽媽。」Peter 這樣回答。

女兒的好奇，激發他想要挖掘更多自己的身世。Peter 發郵件到收養機構 Holt，要求更仔細的報告。很多時候，Holt 往往會以私隱為由，拒絕向收養者提供記錄，或者說因為當年領養文件大多用手寫，至今已經不完整或者已經遺失。

「當你問第一次，他們會說：『我們沒有你的資料』，但當你一次又一次追問施壓，你就會發現很多你不知道的訊息。」一開始Holt告訴 Peter，他是在首爾出生，但之後寄來的文件，又顯示他在大田出生，生母在生他以後，直接把他送到 Holt。但是大田跟首爾距離167.3公里。「這怎麼可能？」Peter 十分詫異。

但這種情況非他獨有：有被收養者發現自己有三個生日日期、有人的姓名被偷換成死去嬰兒的名字，還有人的年齡被謊稱比實際小四歲。事實上，韓國社會福利院（Korea Social Services）曾承認，被領養者的部份背景資料是為了收養程序而偽造。

「如果今天有人告訴你，你其實比你現在的年齡要大四歲，你會怎麼做？」Peter 問。他知道這對於一般人而言，也許不算是什麼，「它只是（人生中）一個小細節。」但對被領養者來說，每一次被告知的背景變動，都是對自己身份和族群關係的一種動搖。

一份由美國全國領養理事會出版的刊物提到，被收養的兒童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們在收養和原生家庭兩者間遊離，尋找認同，而那些對自己背景知之甚少的人，「會覺得自己失去了整個身份。」

58戱的藝術家 Anna Blades 在兩歲四個月時，被收養到瑞典斯德哥爾摩。但成長過程中，她除了知道自己韓文名叫「金學寶」以外，什麼資料都沒有。她說，無論是瑞典還是韓國，都沒有把她當作「自己人」，等如一種「雙重的失根和異化。」

加州路德大學兩位學者曾研究韓裔美國被收養者的民族認同。他們指出，種族認同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受到被收養者人生相關的環境、經驗影響。而解決缺失的部份，有助被收養者認識自己、確定國籍，以及接受被收養的身份。

一個道歉

那個早上，我在首爾市政府坐上巴士，花20分鐘攀上一座小山。隱身在隧道下的民居環境很幽靜。我跟着Naver地圖繞進小巷，下了陡斜的樓梯，看到「根之家」（Koroot；뿌리의집）白底綠字的招牌。

在韓語中，「뿌리」即是「根」；Koroot是Korean root的簡稱。這是一所為被收養者爭取權益的機構，曾經也是一家民宿——回韓的被收養者可以在這裡「尋根」，與生父母團聚。負責人金道玄年事已高，民宿在去年慶祝成立20週年後，決定停運。但幫助被收養者「尋根」的任務還在。

Peter 給我打開了Koroot的黃色大門 。2022年8月，他從丹麥飛回首爾，一邊整理資料遞交政府，一邊在這邊幫忙被收養者聯絡生父母。

走進屋內，Koroot 的「辦公室」其實跟一般家庭佈局沒有分別，有廚房餐枱。我在長枱前坐下，Peter 說起在兩週前，就在同一個位置，一名母親終於和她「失蹤」45年的兒子透過 Zoom 相認——兒子小時候在首爾被拐走，後來被送養到丹麥。「她知道她的孩子被偷了，但無法從韓國當局獲得任何幫助。」Peter 補充說。

牧師金道玄接完電話，從門外進來。90年代，金道玄本來在瑞士傳道，但當地發生一名韓國被收養者自殺的事件，令他開始關注送養問題，回韓後自2009年開始接手管理 Koroot。

今年70歲，已滿頭白髮的他戴着眼鏡，一臉和善，但談起領養就總皺起眉頭。「關於收養，你應該是看到三方的事情：生父母、孩子和收養者，但在韓國人眼裡，只看到收養者發光（glowing）的形象。」他強調，「是一個非常正面、充滿愛的形象。」

但在1988年漢城奧運前後，送養問題曾經成為韓國恥辱，當時新上台的政府希望抹走「嬰兒送養國」的標籤，送養人數一度下降。1989年，韓國社會事務部提出減少收養的時間表，目標在1995年之前，讓送養兒童數量減到1700人，然而即使到了2000年代中期，每年仍有超過2000個兒童被送養。

1998年，時任總統金大中在青瓦台向29名被收養者道歉。金大中說，「想到我們不能自己撫養你們，不得不把你們送去國外，我感到很痛苦。」在金道玄看來，這道歉「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政府首次承認自己的錯誤。但可惜的是，領養產業並沒有發生變化，「因為政府、社會都還沒有準備好。」

事實上到了70年代，絕大部份送養的孩子已經不再是駐韓美軍和韓國人生下的混血兒，而是未婚媽媽的子女。根據南韓衛生福利部統計，在80年代送養的孩子中，來源自非婚媽媽的約有47000人，佔整體來源七成——這裡很大一部份人都是受領養機構誘騙。

韓國深受儒家家庭觀念影響，未婚生育被認為是一種恥辱。金道玄說，單親母親到了走投無路時帶着孩子找上福利院幫忙，但福利院往往會利用這一弱點——它們要求母親簽署兩份文件，「一是你必須放棄撫養權，二是送養孩子同意書。」只有在她們簽署後，福利院才會提供協助。但很多時候，文件寫的都是英文，那些母親其實並不清楚自己放棄了什麼。

除此以外，領養機構還會創造內疚感來說服她們：你能給孩子什麼？孩子到了外國的，肯定比在韓國好。哈佛大學韓國研究所講師 Youngeun Koo 認為，這些送養機構有一種「優越感、資格感」，認為自己比父母更能為這些孩子做決定。被說服的女性會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放棄孩子供人收養。

2007年，政府出台新政策，試圖增加國內收養以緩解情況，但韓國人重視血緣，成效不佳。不過，韓國社會對被領養者的態度正在慢慢改變。

今年29歲的被領養者Kara，為了認識自己的出生地，六年前從美國搬到首爾。她對我說，韓國人很常對她說「對不起（I am sorry.）」。情景大概如此：「有時在坐的士的時候，因為我韓語說得不太標準，司機會問我從哪裡來？我說，我來自美國。他說，噢，但你看起很像韓國人喔。我說我是被領養過去的。他們的反應就會：『噢！對不起。』」

Kara 覺得，部份韓國人還是對過去的歷史有種羞恥和罪疚感，「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

我把故事告訴金道玄，他皺着眉說：「即使是我，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不是對某個人感到愧疚，而是對整個領養系統感到羞恥：在我看來，韓國沒有為他們（被領養者）做任何事情，那是多麼可怕。」

2011年，在Koroot等團體要求下，韓國政府通過修訂《特別收養法》，規定親生父母必須為孩子辦理出生登記方可送養，讓領養者長大後也有途徑尋回生父母。2013年，政府再簽訂《海牙跨國收養公約》，訂明兒童只有在未能找到本地家庭收養後，方會被安排進行跨國領養。根據2016年的數據，南韓跨國領養數字回落到376人左右。

異鄉人

回到首爾之後，Monte嘗試透過Holt尋找生母。「他們問我（找生母）是不是為了要經濟援助。 我說，不，我只是想看看……看看我的父母，僅此而已。」

很多被領養者回到韓國，其實是為心中問題找答案：生父母長甚麼樣子？他們過得好嗎？或者是問「為什麼要拋棄我」。「我想，這是好奇心吧，」Monte這樣理解其他被領養者。

但他頓了一下，「（但是） 這會讓他們（生父母）心碎……一些生父母並不想被發現，他們不想記起過去做了什麼；有些人確實想尋找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難過。」Monte透過Holt拿到生父母的聯絡，但他忙着工作，就沒積極聯繫。

你沒有那麼渴望見到他們，對嗎？Monte答得直接：「是的」。找到與找不到，對於他來說已不重要。「它（送養）已經發生了，你要的是繼續前進……最好把它（過去）放下、放下來。」經歷過人生多個轉折，現實教會Monte：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15年前年他抵達仁川機場時，已是韓國初冬，但他沒錢，只能睡在天橋底。後來感染嚴重肺炎，住院三星期，欠下一張18000美元的帳單。他去教英文、到餐廳打工，「九年，」Monte說，「我用了九年才還清。」

韓國領養服務中心（Korea Adoption Services）首席顧問 Hellen Ko 曾經形容，「被遣返就像被判死刑一樣。」到達陌生的環境，碰上語言和文化障礙，被遣返者從找住所、工作、找路，甚至連吃頓飯都會面對困難。而韓國政府的支援幾乎不存在：沒人去機場接 Monte，也沒人告訴他要怎樣辦身份證和戶口。

他們還要面對身份危機和社會質疑。「一個人在海外生活了這麼久，（重新開始）是很困難的……你一輩子都在說一種不同的語言，而當你開口講（英文），社會上的人又會覺得你很奇怪，因為你是韓國人，但你又不會說韓語。」Monte說。

2012年，從美國被遣返回韓的被領養者 Phillip Clay ，在回韓後無法適應社會、建立人際關係，又深受情緒病困擾。五年後，他選擇跳樓結束生命，年僅42歲。

Monte也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他用把時間填得密密麻麻來擺脫這種想法：「我天天忙着工作，去上班，回家，睡覺，再去工作。」他把注意力放在當下，不再想未來——或者說，他不敢想未來。「我在美國其實有一個未婚妻。」Monte淡淡地說，被遣返摧毀了一切。「我勸你不要和外國人建立關係……」他直直盯著我，語氣很認真，「開始了一段關係，後來又發現你必須離開……就，你會更難受。」

去年，Monte不當調酒師，轉到一間餐廳工作。餐廳有幾個明亮的大窗戶，可以看到首爾塔。冬天的夕陽餘暉很美，一會把天染成紅黃，一會兒又是粉紫。我問他對於未來有沒有計劃，比如開家自己的餐廳。「開餐廳？太大壓力了。」Monte 擺擺手，「對我來講，存錢太難了，我還有很多帳單還沒繳完……像電話費單。」

能過一天算一天。「What’s done is done.（要發生的都發生了）」－－在訪問過程中，Monte多次重覆這句話。一開始聽起來似是他已經接受現實、接受過去，但有時候在言談間，這句話又會讓人覺得他是用來說服、安慰自己。

我問 Monte，覺得自己是美國人還是韓國人？「 對我來說，這不重要。」我試着追問：但在來韓國之前，你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對嗎？「我以為我是啊，但原來不是……很多人說，你有社會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你有駕照，甚至加入了美國軍隊，這就意味著你是美國公民。但不是，移民局說不是。」

好像很多問題只能不問，問了就是一個無底洞。「如果我不是美國公民，我到底是怎麼能加入美國軍隊的呢？」（How the heck did I get to join the U.S. military?）Monte自言自語。但沒過多久，他又再轉念：「我現在只想拼命生存。」

其實在 Adam Crasper的個案引來媒體關注以後，美國有律師找上 Monte，說移民總檢察官願意幫助他爭取撤銷入境禁令。現在，美國官方正重新檢視Monte的背景，例如查明他在韓國有沒有犯罪行為​。

在韓國重啟人生14年，或許再次迎來變動，Monte還是抱有一點期待，雖然他已經習慣失望。他告訴自己，「Just keep on going, move on,」然後又繞回原點：「and it’s done.」

尾聲

隨着越來越多被領養者站出來發聲，陸續有國家就收養腐敗等情況展開調查。2023年11月，瑞典成為第一個停止收養韓國兒童的國家。今年1月，挪威亦宣布暫停從韓國、菲律賓、台灣及泰國領養兒童。

而自 Peter 向首爾提交調查請求以後，1月26日，丹麥社會福利部也公開長達129頁的調查報告，確認在70至80年代，來自韓國的收養事宜中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在親生父母不知情下，改變兒童背景令其適合送養。

2022年12月8日，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宣布對海外收養行為展開調查——這是韓國開啟海外領養68年來，首次涉及政府層級的調查。不過，Peter 認為要政府坦承歷史罪責，仍然困難重重。

「韓國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所以不同價值仍在角力：有保守的、也有進步的。」但他指出，若是進入韓國肌理，仍可看出它藏着當年威權遺緒（authoritarian tradition），「韓國政府想在民主路上高速向前進，但在過程中會有很多阻力，令它不想翻開歷史。」

這種「過去的事不要再提」的想法，其實不只政府獨有。Kara認為，領養史中的對錯沒那麼黑白分明。她又提到，自己在支援收養者的組織工作，發現很多被收養者對爭取權益不以為然，指他們不想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角色，只想過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不少被收養者眼中，Peter 其實算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我問 Peter：明明在丹麥生活安好，為何要花如此大的勁去追責？他很認真地說，「我擁有美好生活，跟人權受到侵犯，是兩件不同的事。」「你的名字本來不是這個名字，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這其實就是現在被收養的人所經歷的，這對他們來說非常痛苦。」

對於一直堅持要求真相的人而言，可是花了很大力氣才走到現在。「你現在從世界各地看到的，那股（要求調查）浪潮幾乎席捲了本過著美好生活的人……」Peter 說，「我們花了很多很多年，才能勇敢說出我們應該說的話。」

被壟斷領養故事超過六十年，現在他們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