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年代被冷待，是誰給香港建了一堵牆？｜工具人

「工具人」是端傳媒新開設的欄目。近年我們迎來了一波科技大爆發：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機械人似乎從科幻般的遙遠未來被拉到我們面前，眼看就要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巨大影響。都說人類站到食物鏈頂層是因為懂得使用工具，但這些工具會如何倒過來模塑人類社會？欄目不定期刊出探討科技﹑社會與人文的深度報道，請點擊訂閱。

2023 年三月，科學期刊《自然》(Nature）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信中抗議 OpenAI 在沒有任何解釋的前提下，將一些國家的用戶排除在其服務之外。

2022 年十一月，四個月前，這家人工智能企業正式發布 ChatGPT，一款生成式的聊天機器人對話程序，一舉開啓了各家科技公司之間至今都尚未休止的 AI 競賽。其影響在全球範圍內泛起漣漪，但有意繞過了一小部分地區——彼時 OpenAI 未開通服務的國家，信中列舉有，中國、俄羅斯、烏克蘭、沙特阿拉伯。

其中，中俄兩國至今都仍被排除在外。這並不令人意外。俄烏戰爭開始後，大量科技企業選擇退出俄羅斯；中國則從「防火長城」部署開始，逐步與國際互聯網隔離開，成為一個獨立運轉的系統。

但這封信的背後暗含一個更為特殊的局面——香港用戶也無法使用 OpenAI 的服務。

這是一個愈發趨於常態的狀況：儘管並不受防火牆的屏蔽，香港的網絡也不似從前自由聯通。一些科技公司主動選擇對這裏封鎖服務。繼 OpenAI 之後，2023 今年五月，Google 在正式推出自己的生成式對話機器人 Bard 時，也沒有將其包含在可用地區之內。這封讀者來信的落款，Simon H. Wang（王浩），正是一名香港的網絡用戶。越來越多證據證明，一種隱形的隔離正在出現。

「被 ban」

相比於在「牆內」生活多年的內地用戶，這種屏蔽是一個新近出現，讓人意外的變化，以至於香港用戶對 ChatGPT 的反應也「慢了半拍」。

王浩是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的一名講師，他第一次聽說 ChatGPT 是在 2023 年一月初，計算機系的老師找到語文中心主任，提及這個可以輔助寫作的新工具。

儘管當時已經出現一月有餘，王浩身邊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ChatGPT 的存在。他很想嘗試一下，打開後卻發現，他的香港手機號無法進行註冊。這讓他有點驚訝，「我還特意拉個 excel 表格，去比對哪些國家用不了。」

而在大陸，ChatGPT 一經出現就熱度高漲。幾乎第一時間就出現大量售賣賬號的網店商家，淘寶、閒魚上代註冊生意一時火熱，還有很多微信小程序，套殼 ChatGPT 提供「祖國版」的收費問答服務。

寒假期間，王浩便也花十幾塊錢在淘寶上買了一個賬號。「當時就被震驚了，它回答的速度非常快，質量也很高，你根本很難看出來這是機器寫的，跟 Siri 什麼的不是一個量級。」

他當即就開始用它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當時，他需要在兩三天內完成一份工作申請，便使用 ChatGPT 協助寫作了申請陳述的部分，「真的是非常有用，否則我不可能那麼短時間寫那麼多東西。」

作為一個教師，他馬上想到應該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工具，尤其是學生。他在語文中心主要教授英文寫作，讓學生圍繞具體的香港公共政策開展研究寫作，並向期刊和媒體投稿作為實踐。在他看來，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將寫作水平視為評價標準，但真正重要的其實是文字背後的思辨能力。如果能讓機器協助，表達想法的同時減少文字的耗時和「苦勞」，學生可以從中受益。

他使用自己的課程經費，批量地在淘寶上購買了 100 多個賬號，分發給學生，甚至一度建立了一個分發機制，讓有意願的學生去收集需要 ChatGPT 的人，再由他們將賬號派發給更多的人。

計劃很快遇阻。到了三月，OpenAI 的用戶監管開始收緊，大量賬號被封號。當時有媒體報道稱，封號地區集中在亞洲，尤其針對使用中文對話的用戶。而王浩手中的大批賬號也幾乎在一夜之間全部失效。沮喪之中，他給 Nature 投遞了那封讀者來信。

信中用到一個意義生動的詞彙， 「blanket ban」，意指全面的封禁。這個詞本身並不在他的常用詞彙列表中，但很好地表達了他的意思——也是 ChatGPT 潤色過程中幫他添加的。

對於投入了海量數據參與訓練的人工智能，一直存在透明度的爭議，人們認為大模型的訓練者有義務對外公布訓練集，以避免版權問題以及有害內容的入侵。王浩由這個爭論引申論證，這些服務的運營決策也應當透明公開，以保證技術的公平獲取。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障礙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OpenAI 的人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王浩表示，「還有 Claude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聊天機器人）也是，它們給 AI 劃了一條意識形態的線。也許是因為中美關係。但這樣劃下來，給我們處在這樣一個地方的人，帶來了不方便。」

這種不便意味着，他需要尋求各種手段去突破愈發嚴密的圍牆。他試過購買虛擬號進行註冊和充值，但很快這類賬號也被封禁。他只能找一個身在美國的朋友幫他充值，因為不好意思長時間麻煩他人，又去網上註冊了一個可選國家的虛擬銀行卡，給自己的 ChatGPT 賬號開會員。

如今香港的 IP 也受到封鎖，嘗試打開時，網頁常常會顯示 unable to load your site（網站無法加載），他也需要使用 VPN 才能登陸。

「就是要不停地跳來跳去。」這並非多麼艱深的技術，但對於長期處於國際互聯網中的香港人而言，許多人對此過程都感到陌生。「很多人可能連 VPN 都不知道是啥，比如我們學校年紀比較大一點，或者傳統一點的老師。」

王浩從小在大陸生活，留學歸國後也在大陸工作了十年時間，也因此很早就熟悉 VPN 的使用。他記得， 2008 年牆就一點點開始出現，Facebook 網站被封是最早的徵兆之一。但他同樣也記得，這個變化並未讓自己感到信息獲取產生了很大阻礙。

一個原因是，當時內地的網絡相比於現在自由得多，而新媒體和電視之類的傳統媒體之間的差距很大。「你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一片祥和，但自媒體上各種聲音還是蠻多的，尺度也蠻大的。」而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許多外國媒體也尚未被封鎖。

Google 退出是這個過程中較為關鍵和轟動的事件。退出時，Google 發出一封聲明信，表示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我當時有一個朋友在谷歌工作，我還問他 Gmail 會不會出問題。他說那不可能，Gmail 絕對不會出問題！最後 Gmail 也被封了。」

淘寶購買的賬號被封並沒有讓王浩放棄對 AI Chatbot 的推廣，他還開始為新的學期設計課程，教授如何更好地使用這些工具。他還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探索如何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教授口語表達。對於無法獲取到 ChatGPT 的學生，他推薦他們使用 poe.com。這是一個集合了市面上許多不同聊天機器人的應用程序，可以通過網站或 APP 登陸使用。近期，他利用這個工具搭建了一個輔助論文閱讀的 Chatbot。

由於沒有防火牆，香港用戶可以自由登陸這個網站，導致許多人開始轉向 poe 作為一個替代選項。根據流量分析網站 similarweb 的數據，香港長期佔據 poe.com 全球使用地區的榜首，佔其總流量的約 12%。

與此同時，經過長達半年的靜默和爭論，2023 年秋季開學，浸會大學在內的八所香港大學終於開通了自己的 Chatbot。本質上是與微軟等企業簽訂的一個企業賬號，也就是 ChatGPT 或 Bing Chat 等現有服務套殼，目的是在香港被封鎖的情況下為師生提供一個可使用的通道。

王浩也參與了這個過程，作為浸會大學線上學習（e-learning）委員會的一員，他協助起草了一份面向全校的 AI 工具使用準則。

但在他看來，高校開通了內部通道並不能完全彌補技術獲取的鴻溝。IP 被封的情況下，香港人人離原汁原味的 ChatGPT 越來越遠，對於 OpenAI 已經起步的生態圈構建也更難以佔得先機—— 2023 年十一月，Sam Altman 像 2007 年的喬布斯一樣，在萬眾矚目中上台，宣布 OpenAI 將推出自己的商店。類似與蘋果的 APP store。許多人都期待OpenAI開啟一個全新的開發者時代。

「獲取 access （訪問權）只是第一步，學會如何使用，建立對它的認識，才算是真正獲得了對這個技術的 access。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機構和社會層面有更多人使用這個工具，在真正意義上改變工作流程和相關制度。」王浩表示。

防火牆不是一日鑄成

技術脫節之外還出現了更長遠的憂慮。人工智能領域共識性地對港封鎖，引發一些猜測的聲音：香港是否會出現類「防火長城」的屏蔽手段，與大陸一樣成為局域網絡，從而徹底失去其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長期以來，人們對香港的印象都是技術的試驗田，科技上頗為先鋒的區域。科技創業者，Measurable AI 聯合創始人 Heatherm Huang 記得，過去香港是許多服務會選擇優先登陸的國際市場之一。

時間回到 2010 年，蘋果公司推出 iPhone4 ，以標誌性的不鏽鋼機身和極簡的設計更新一舉將「iPhone 熱」推至高潮。香港位列最早一批開啓銷售的國際地區，彼時同期可以買到 iPhone4 的亞洲國家只有日本和新加坡。中國大陸則是直到兩個月後才開啓銷售。次年的 iPhone4s 也同樣如此。這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香港作為 iPhone 水貨集散地的地位。

如今這種時間差已經不復存在。但香港仍以其低稅收和相對開放的政策環境維持着這種吸引力，這在近幾年的加密貨幣狂歡中尤為體現。

Heatherm 指出，Measurable AI 就受此影響。這家企業最早於矽谷成立，2017 年，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另譯川普）上台後，美國移民政策收緊，加上同時他們開始加入一些加密貨幣相關的業務，便一舉將總部搬到了香港。同一時間，加密世界一些最具標杆性的公司也在這裏成立，FTX 如今被捕的創始人 Sam Bankman-Fried 一度居住於此。

為了維持這種吸引力，明面上香港的互聯網還處於原本的狀態，Facebook、Youtube 仍能打開，Telegram、Signal 這些加密聊天服務也可以正常使用。但 Heatherm 看到，在不易察覺的細微之處，事情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2022 年年底，一些人發現，蘋果悄悄地將香港用戶 Safari 瀏覽器使用的反釣魚系統換成了騰訊的服務。這類服務會給瀏覽器提供一個網頁「黑名單」，本意是幫助用戶過濾可能存在風險的釣魚網站。如果用戶鍵入名單上的網址，瀏覽器就會跳出一個危險警告提示，阻止用戶瀏覽。因而也變相地起到屏蔽網址的作用。

在此之前，香港用戶的 Safari 使用的一直是 Google 的服務，即 Google 的「黑名單」。不僅如此，Heatherm 記得，幾年前蘋果公司有一次不小心給香港用戶切換成了騰訊的服務，導致在香港本可以正常瀏覽的網站，受到了瀏覽器的攔截。當時蘋果專門出來對此進行了致歉和糾正。

然而，2022年 12 月，一些軟件工程師反映打不開 GitLab，一個頗為熱門的、類 GitHub 代碼託管平台。當他們去翻看 Safari 的隱私政策條款，發現上面出現了改動，寫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用戶將使用騰訊的黑名單。

「而且呢。」 Heatherm 說，「澳門就沒有改，使用的還是 Google 的服務。」

類似網站「被牆」的情況也開始零星出現。其中最受關注的是 2020 年 7 月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以來，HKChronicles、2021 HK Charter、Hong Kong Watch 等政治性網站陸續受到屏蔽。在受到質疑時，警方安全處曾引用國安法第 43 條作為依據，其中規定，如若電子平台上的信息被懷疑可能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可要求網絡服務商將內容移除。

到了 2023 年，屏蔽開始超過政治言論的範疇。2023 年九月，香港加密貨幣交易所 JPEX 暴雷（延伸閱讀：重組JPEX大型金融詐騙案：官方何時介入？名人效應影響多大？苦主怎想？），超 2400 名受害者報警，涉案金額達 15 億港元。事發後，這個平台的網站旋即被幾個運營商給屏蔽。

香港立法會前議員、香港互聯網協會創會主席莫乃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及這背後的政策依據。2022年，當香港居民遭遇大規模電信和網絡詐騙時，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謹慎地」添加了一項新條款，規定若當局或任何執法機構提出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必須採取行動，阻止涉及詐騙的電話或消息的傳輸。

莫指出，其中「涉及欺詐」以及「任何執法機構」都是意義含糊的詞彙，很容易導致濫用權力。

「就是它已經開始選擇性地去屏蔽一些網站。」Heatherm 說道，「但可能現在這個『牆』是幾大運營商自己有一個過濾系統 ，應政府要求去增添名單，而不是說有一個中心化的牆。」

大陸所使用的正是一個中心化的牆。知識產權和互聯網法專家李治安對大陸的防火牆系統有深入的研究，在分析大陸的互聯網管制架構時，他曾引用克林頓 2000 年的一句話，中國試圖取締互聯網，如同「把果凍釘在牆上」，意指互聯網的開放和難以掌控。「北京找對了錘子。」李治安表示。

這把好錘子是技術架構和法律的結合。上世紀 90 年代建立互聯網架構時，中國就在國際網關設計了中央控制點，意味着不論網絡運營商合作與否，過濾系統都可以運作；與此同時，政府通過愈發嚴格的法律，將內容審查的義務加於運營商、平台之上，例如近年來出台的《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及公布的《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

這也是為何一些專家認為，技術上，中國的防火牆無法立即在港複製。「電信監管框架不同，衆多全球和本地公司都在香港獲得了提供外部連接服務的許可」，莫乃光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但能看到，通過政策的幾次修訂，已經帶來了類似「牆」的效果。

不過，面對香港這樣一個更接近原生狀態的開放網絡，很多禁令在具體實施環節都會遇到挑戰。

2023 年六月，香港政府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在互聯網或其他媒體上發布或傳播帶有「煽動意圖」的《願榮光歸香港》。此前因為這首歌成為 Google 搜索香港國歌時顯示的熱門結果，導致一些國際賽事主辦方將其誤作「香港國歌」播放（延伸閱讀：四問港府申令禁<願榮光歸香港>：何謂禁？如何禁？是否開啟審查之路？）。

2022 年十二月，香港政府就曾要求 Google 將其熱門搜索結果替換為《義勇軍進行曲》，遭到 Google 拒絕，理由是其搜索結果為算法自動生成，而非人為輸入控制。律師蔡騏也對《南華早報》指出，該要求在技術上難以實現，網絡提供商可以根據 IP 地址阻止用戶對某個網站的訪問，但無法讓特定內容從搜索引擎或流媒體平台上消失。

「我覺得那個時候大家都有一點看好戲的心態，哈哈，政府那幫人根本不理解搜索引擎是怎麼運作的。」 現時在歐洲攻讀法學碩士的鄺頌晴回憶。她長期關注數字權利，曾在香港「網絡 23 條」，即版權條例修訂期間在網絡上組織討論，並成為「鍵盤戰線」發言人，長期就網絡自由議題發聲。

在她看來，香港政府想要收緊網絡的勢頭一直存在，可以一直回溯到 2011 年版權條例的修訂風波。「但當時我比較願意相信，他們（政府）沒有想到這些東西對言論自由或隱私權會有影響。那時候香港人也還蠻理所當然的，就覺得自己沒有防火牆，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容易改變。」

2016 年，Facebook 與 Google 還一度宣布，將聯合一家名為太平洋光纖電纜網絡的企業，打造一條長 1.28 萬公里的海底電纜，從洛杉磯連接到香港。建成後，其提供的帶寬足以容許香港與洛杉磯之間同時進行 8000 萬個高清視頻會議。

原本美國跨太平洋電纜的亞洲節點都是日本，香港是其外的第一個連接點，也預計將成為美國科技公司進入亞洲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樞紐。「這其實也反映出，大家心裏香港就是一個international hub （國際樞紐）的狀態。」

2020 年九月，Facebook 與 Google 宣布，這條電纜不再按原計劃連接香港，改為連接台灣和菲律賓。

被放棄的香港？

相比於被封於牆內的大陸，香港看起來更像是「被放棄」了—— 2020 年，TikTok 宣布退出香港，與此同時，大陸版抖音也未在這裏上線，意味着香港成為了兩邊都不擁有的真空地帶。

「當時我有嚇到。我也不清楚背後的原因，但中資的公司也要離開香港市場的話，就你會覺得很奇怪，究竟香港對於互聯網這塊的法律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連中資都覺得這個東西有風險。」鄺頌晴表示。她也注意到，很多大型社交媒體公司和智庫，已經將人員從香港轉移到了新加坡、台灣等別的亞洲辦公室。

儘管 OpenAI 和 Google 等公司從未正式說明為何選擇不向香港提供服務。大多數觀點都認為是出於政策風險的考量。「因為 AI 會『亂講話』。他們不想要這個無謂的風險，他們也不想花費這個成本跟政府理論說，為什麼這個可以，那個不可以，簡單來說就是，那我們先不要進入好了。」鄺頌晴說。

在此之前已經有類似的討論。 2021 年五月，香港宣布修改隱私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其後，總部位於新加坡的亞洲互聯網聯盟在一封公開信中表示，擬議的立法範圍過於寬泛，科技公司避免收到制裁的唯一方式，只有避免在香港投資和提供服務。

另一個廣泛的猜測是，這是出於中美貿易戰中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的管制。此前這種限制主要體現在計算機芯片、芯片製造設備這類硬件的出口。

一位美國的法律人士曾向網絡法制媒體財經 E 法表示，ChatGPT 未向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用戶開放註冊，可能是 OpenAI 綜合各項因素後作出的商業決策。其中，尤其涉及到 OpenAI 和微軟的法務人員對於美國外貿管制法規或「國家安全」事務的解釋。

Heatherm 看來，某種意義上，外國公司主動不向香港用戶提供服務，是一件比「牆」更令人難受的事情。「以前大家會覺得說，自由的世界跟香港是站在一起的，試圖分開大家的，是另外一股神秘力量。現在就覺得，香港人可能是想多了吧。」

更讓他擔心的是，未來更多的「大陸專屬」會像騰訊的黑名單一樣覆蓋到香港。近期大陸出台了一個管制 APP 的新政策，要求所有聯網 APP 像網站一樣進行備案，同時必須服務器在境內，並對管理者進行實名登記。「這其實是比（封）網站更高一層的審查，因為理論上，網站只要沒有被防火牆封鎖，不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用戶都是可以訪問的。但 APP 備案就更嚴重了，因為如果你沒有備案的話，用戶根本就下載不了這個 APP。」

作為一個香港公司，他最緊張的還是中美關係。特朗普執政期間，曾威脅要廢除掉《香港關係法》，這將導致美國政府將對中國公司的貿易限制也同等附加到香港企業身上。這個討論最終不了了之，但他們在現實中也遇到過，有美國公司因為他們香港公司的身份，而拒絕提供服務。

隨着中國大陸幾個新的數據法規的成立，很多數據公司創業者因此入獄，「據我所知的就十個都不止了。」這也是一個風向。

香港如今展現出的政策風險已經讓他們開始產生思考，它是否仍適合作為一個長期的總部。從前他們還有一些大陸的業務，如今也全部砍掉。隨着這幾年香港的移民潮，一些同事離開香港，他們便開始在同事紮根落腳的新地方成立公司，來分散風險。

順勢而動是科技公司的一個突出特性，「地址是最不重要的，大家只要有電腦在哪裏辦公都一樣。」隨着 2023 年香港加密貨幣政策的出台，曾經集結於此的區塊鏈企業也鳥獸散。

在他看來，現在大家的狀態是，就算沒走，也在給自己找很多後路。「之前移民潮有一波了，還有很多人不是有了第三國的身份，就是錢已經轉走了，只是還在香港工作而已。很多人都處於這個狀態，等着隨時走。」

這並非意味着香港的科技行業就此崩潰。反而，這幾年有好幾個成功的企業案例，從香港本地市場起家，做到上市，進軍全球市場，比如貨拉拉、GOGOVAN（快狗打車）。但這些企業大多將中國大陸的市場作為最主要的營收來源，「對於這些公司來說，他們是跑不掉的。」

隨着科技企業對香港市場的重視程度降低，民主議程也同樣可能受到損害。鄺頌晴談到，「我覺得香港會脫節，在國際上的價值越來越低，最後變成一塊沒有人想要管的地方」。

如今科技企業已經成為全球重大議題的參與者，作為話語權的所有者，推動不同國家網絡議題的進程，甚至願意為此與最高法院進行抗衡。這一點在香港也曾有所體現，2020年國安法剛剛通過時，許多大公司站出來表達對此的顧慮。「但這樣的事情未來可能不會再在香港發生了，他們會覺得沒有必要，也不關心，反正也不在了。」

「香港人就是理所當然地享受了很多年的自由。」 鄺頌晴表示，「理所當然也是一件好事，西方國家不會覺得有什麼事情他們是接觸不到的。但我覺得在現在的情況下，如果香港人還沒有自覺可能要當技術難民，我可能要去找方法（才能連接到網絡），我就覺得太不願意接受現實了。」

（實習記者 王錚朗﹑王雨彤﹑江宇軒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