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年代被冷待，是谁给香港建了一堵墙？｜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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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三月，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抗议 OpenAI 在没有任何解释的前提下，将一些国家的用户排除在其服务之外。

2022 年十一月，四个月前，这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式发布 ChatGPT，一款生成式的聊天机器人对话程序，一举开启了各家科技公司之间至今都尚未休止的 AI 竞赛。其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泛起涟漪，但有意绕过了一小部分地区——彼时 OpenAI 未开通服务的国家，信中列举有，中国、俄罗斯、乌克兰、沙特阿拉伯。

其中，中俄两国至今都仍被排除在外。这并不令人意外。俄乌战争开始后，大量科技企业选择退出俄罗斯；中国则从“防火长城”部署开始，逐步与国际互联网隔离开，成为一个独立运转的系统。

但这封信的背后暗含一个更为特殊的局面——香港用户也无法使用 OpenAI 的服务。

这是一个愈发趋于常态的状况：尽管并不受防火墙的屏蔽，香港的网络也不似从前自由联通。一些科技公司主动选择对这里封锁服务。继 OpenAI 之后，2023 今年五月，Google 在正式推出自己的生成式对话机器人 Bard 时，也没有将其包含在可用地区之内。这封读者来信的落款，Simon H. Wang（王浩），正是一名香港的网络用户。越来越多证据证明，一种隐形的隔离正在出现。

“被 ban”

相比于在“墙内”生活多年的内地用户，这种屏蔽是一个新近出现，让人意外的变化，以至于香港用户对 ChatGPT 的反应也“慢了半拍”。

王浩是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的一名讲师，他第一次听说 ChatGPT 是在 2023 年一月初，计算机系的老师找到语文中心主任，提及这个可以辅助写作的新工具。

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一月有余，王浩身边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ChatGPT 的存在。他很想尝试一下，打开后却发现，他的香港手机号无法进行注册。这让他有点惊讶，“我还特意拉个 excel 表格，去比对哪些国家用不了。”

而在大陆，ChatGPT 一经出现就热度高涨。几乎第一时间就出现大量售卖账号的网店商家，淘宝、闲鱼上代注册生意一时火热，还有很多微信小程序，套壳 ChatGPT 提供“祖国版”的收费问答服务。

寒假期间，王浩便也花十几块钱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账号。“当时就被震惊了，它回答的速度非常快，质量也很高，你根本很难看出来这是机器写的，跟 Siri 什么的不是一个量级。”

他当即就开始用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当时，他需要在两三天内完成一份工作申请，便使用 ChatGPT 协助写作了申请陈述的部分，“真的是非常有用，否则我不可能那么短时间写那么多东西。”

作为一个教师，他马上想到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工具，尤其是学生。他在语文中心主要教授英文写作，让学生围绕具体的香港公共政策开展研究写作，并向期刊和媒体投稿作为实践。在他看来，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将写作水平视为评价标准，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文字背后的思辨能力。如果能让机器协助，表达想法的同时减少文字的耗时和“苦劳”，学生可以从中受益。

他使用自己的课程经费，批量地在淘宝上购买了 100 多个账号，分发给学生，甚至一度建立了一个分发机制，让有意愿的学生去收集需要 ChatGPT 的人，再由他们将账号派发给更多的人。

计划很快遇阻。到了三月，OpenAI 的用户监管开始收紧，大量账号被封号。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封号地区集中在亚洲，尤其针对使用中文对话的用户。而王浩手中的大批账号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失效。沮丧之中，他给 Nature 投递了那封读者来信。

信中用到一个意义生动的词汇， “blanket ban”，意指全面的封禁。这个词本身并不在他的常用词汇列表中，但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也是 ChatGPT 润色过程中帮他添加的。

对于投入了海量数据参与训练的人工智能，一直存在透明度的争议，人们认为大模型的训练者有义务对外公布训练集，以避免版权问题以及有害内容的入侵。王浩由这个争论引申论证，这些服务的运营决策也应当透明公开，以保证技术的公平获取。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障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OpenAI 的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王浩表示，“还有 Claude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聊天机器人）也是，它们给 AI 划了一条意识形态的线。也许是因为中美关系。但这样划下来，给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人，带来了不方便。”

这种不便意味着，他需要寻求各种手段去突破愈发严密的围墙。他试过购买虚拟号进行注册和充值，但很快这类账号也被封禁。他只能找一个身在美国的朋友帮他充值，因为不好意思长时间麻烦他人，又去网上注册了一个可选国家的虚拟银行卡，给自己的 ChatGPT 账号开会员。

如今香港的 IP 也受到封锁，尝试打开时，网页常常会显示 unable to load your site（网站无法加载），他也需要使用 VPN 才能登陆。

“就是要不停地跳来跳去。”这并非多么艰深的技术，但对于长期处于国际互联网中的香港人而言，许多人对此过程都感到陌生。“很多人可能连 VPN 都不知道是啥，比如我们学校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传统一点的老师。”

王浩从小在大陆生活，留学归国后也在大陆工作了十年时间，也因此很早就熟悉 VPN 的使用。他记得， 2008 年墙就一点点开始出现，Facebook 网站被封是最早的征兆之一。但他同样也记得，这个变化并未让自己感到信息获取产生了很大阻碍。

一个原因是，当时内地的网络相比于现在自由得多，而新媒体和电视之类的传统媒体之间的差距很大。“你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片祥和，但自媒体上各种声音还是蛮多的，尺度也蛮大的。”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外国媒体也尚未被封锁。

Google 退出是这个过程中较为关键和轰动的事件。退出时，Google 发出一封声明信，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在谷歌工作，我还问他 Gmail 会不会出问题。他说那不可能，Gmail 绝对不会出问题！最后 Gmail 也被封了。”

淘宝购买的账号被封并没有让王浩放弃对 AI Chatbot 的推广，他还开始为新的学期设计课程，教授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他还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探索如何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教授口语表达。对于无法获取到 ChatGPT 的学生，他推荐他们使用 poe.com。这是一个集合了市面上许多不同聊天机器人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网站或 APP 登陆使用。近期，他利用这个工具搭建了一个辅助论文阅读的 Chatbot。

由于没有防火墙，香港用户可以自由登陆这个网站，导致许多人开始转向 poe 作为一个替代选项。根据流量分析网站 similarweb 的数据，香港长期占据 poe.com 全球使用地区的榜首，占其总流量的约 12%。

与此同时，经过长达半年的静默和争论，2023 年秋季开学，浸会大学在内的八所香港大学终于开通了自己的 Chatbot。本质上是与微软等企业签订的一个企业账号，也就是 ChatGPT 或 Bing Chat 等现有服务套壳，目的是在香港被封锁的情况下为师生提供一个可使用的通道。

王浩也参与了这个过程，作为浸会大学线上学习（e-learning）委员会的一员，他协助起草了一份面向全校的 AI 工具使用准则。

但在他看来，高校开通了内部通道并不能完全弥补技术获取的鸿沟。IP 被封的情况下，香港人人离原汁原味的 ChatGPT 越来越远，对于 OpenAI 已经起步的生态圈构建也更难以占得先机—— 2023 年十一月，Sam Altman 像 2007 年的乔布斯一样，在万众瞩目中上台，宣布 OpenAI 将推出自己的商店。类似与苹果的 APP store。许多人都期待OpenAI开启一个全新的开发者时代。

“获取 access （访问权）只是第一步，学会如何使用，建立对它的认识，才算是真正获得了对这个技术的 access。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机构和社会层面有更多人使用这个工具，在真正意义上改变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王浩表示。

防火墙不是一日铸成

技术脱节之外还出现了更长远的忧虑。人工智能领域共识性地对港封锁，引发一些猜测的声音：香港是否会出现类“防火长城”的屏蔽手段，与大陆一样成为局域网络，从而彻底失去其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香港的印象都是技术的试验田，科技上颇为先锋的区域。科技创业者，Measurable AI 联合创始人 Heatherm Huang 记得，过去香港是许多服务会选择优先登陆的国际市场之一。

时间回到 2010 年，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4 ，以标志性的不锈钢机身和极简的设计更新一举将“iPhone 热”推至高潮。香港位列最早一批开启销售的国际地区，彼时同期可以买到 iPhone4 的亚洲国家只有日本和新加坡。中国大陆则是直到两个月后才开启销售。次年的 iPhone4s 也同样如此。这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香港作为 iPhone 水货集散地的地位。

如今这种时间差已经不复存在。但香港仍以其低税收和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维持着这种吸引力，这在近几年的加密货币狂欢中尤为体现。

Heatherm 指出，Measurable AI 就受此影响。这家企业最早于矽谷成立，2017 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另译川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加上同时他们开始加入一些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便一举将总部搬到了香港。同一时间，加密世界一些最具标杆性的公司也在这里成立，FTX 如今被捕的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 一度居住于此。

为了维持这种吸引力，明面上香港的互联网还处于原本的状态，Facebook、Youtube 仍能打开，Telegram、Signal 这些加密聊天服务也可以正常使用。但 Heatherm 看到，在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2022 年年底，一些人发现，苹果悄悄地将香港用户 Safari 浏览器使用的反钓鱼系统换成了腾讯的服务。这类服务会给浏览器提供一个网页“黑名单”，本意是帮助用户过滤可能存在风险的钓鱼网站。如果用户键入名单上的网址，浏览器就会跳出一个危险警告提示，阻止用户浏览。因而也变相地起到屏蔽网址的作用。

在此之前，香港用户的 Safari 使用的一直是 Google 的服务，即 Google 的“黑名单”。不仅如此，Heatherm 记得，几年前苹果公司有一次不小心给香港用户切换成了腾讯的服务，导致在香港本可以正常浏览的网站，受到了浏览器的拦截。当时苹果专门出来对此进行了致歉和纠正。

然而，2022年 12 月，一些软件工程师反映打不开 GitLab，一个颇为热门的、类 GitHub 代码托管平台。当他们去翻看 Safari 的隐私政策条款，发现上面出现了改动，写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用户将使用腾讯的黑名单。

“而且呢。” Heatherm 说，“澳门就没有改，使用的还是 Google 的服务。”

类似网站“被墙”的情况也开始零星出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2020 年 7 月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以来，HKChronicles、2021 HK Charter、Hong Kong Watch 等政治性网站陆续受到屏蔽。在受到质疑时，警方安全处曾引用国安法第 43 条作为依据，其中规定，如若电子平台上的信息被怀疑可能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可要求网络服务商将内容移除。

到了 2023 年，屏蔽开始超过政治言论的范畴。2023 年九月，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 JPEX 暴雷（延伸阅读：重组JPEX大型金融诈骗案：官方何时介入？名人效应影响多大？苦主怎想？），超 2400 名受害者报警，涉案金额达 15 亿港元。事发后，这个平台的网站旋即被几个运营商给屏蔽。

香港立法会前议员、香港互联网协会创会主席莫乃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这背后的政策依据。2022年，当香港居民遭遇大规模电信和网络诈骗时，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谨慎地”添加了一项新条款，规定若当局或任何执法机构提出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必须采取行动，阻止涉及诈骗的电话或消息的传输。

莫指出，其中“涉及欺诈”以及“任何执法机构”都是意义含糊的词汇，很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就是它已经开始选择性地去屏蔽一些网站。”Heatherm 说道，“但可能现在这个‘墙’是几大运营商自己有一个过滤系统 ，应政府要求去增添名单，而不是说有一个中心化的墙。”

大陆所使用的正是一个中心化的墙。知识产权和互联网法专家李治安对大陆的防火墙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在分析大陆的互联网管制架构时，他曾引用克林顿 2000 年的一句话，中国试图取缔互联网，如同“把果冻钉在墙上”，意指互联网的开放和难以掌控。“北京找对了锤子。”李治安表示。

这把好锤子是技术架构和法律的结合。上世纪 90 年代建立互联网架构时，中国就在国际网关设计了中央控制点，意味着不论网络运营商合作与否，过滤系统都可以运作；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愈发严格的法律，将内容审查的义务加于运营商、平台之上，例如近年来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公布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这也是为何一些专家认为，技术上，中国的防火墙无法立即在港复制。“电信监管框架不同，众多全球和本地公司都在香港获得了提供外部连接服务的许可”，莫乃光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但能看到，通过政策的几次修订，已经带来了类似“墙”的效果。

不过，面对香港这样一个更接近原生状态的开放网络，很多禁令在具体实施环节都会遇到挑战。

2023 年六月，香港政府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在互联网或其他媒体上发布或传播带有“煽动意图”的《愿荣光归香港》。此前因为这首歌成为 Google 搜索香港国歌时显示的热门结果，导致一些国际赛事主办方将其误作“香港国歌”播放（延伸阅读：四问港府申令禁<愿荣光归香港>：何谓禁？如何禁？是否开启审查之路？）。

2022 年十二月，香港政府就曾要求 Google 将其热门搜索结果替换为《义勇军进行曲》，遭到 Google 拒绝，理由是其搜索结果为算法自动生成，而非人为输入控制。律师蔡骐也对《南华早报》指出，该要求在技术上难以实现，网络提供商可以根据 IP 地址阻止用户对某个网站的访问，但无法让特定内容从搜索引擎或流媒体平台上消失。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点看好戏的心态，哈哈，政府那帮人根本不理解搜索引擎是怎么运作的。” 现时在欧洲攻读法学硕士的邝颂晴回忆。她长期关注数字权利，曾在香港“网络 23 条”，即版权条例修订期间在网络上组织讨论，并成为“键盘战线”发言人，长期就网络自由议题发声。

在她看来，香港政府想要收紧网络的势头一直存在，可以一直回溯到 2011 年版权条例的修订风波。“但当时我比较愿意相信，他们（政府）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对言论自由或隐私权会有影响。那时候香港人也还蛮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自己没有防火墙，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2016 年，Facebook 与 Google 还一度宣布，将联合一家名为太平洋光纤电缆网络的企业，打造一条长 1.28 万公里的海底电缆，从洛杉矶连接到香港。建成后，其提供的带宽足以容许香港与洛杉矶之间同时进行 8000 万个高清视频会议。

原本美国跨太平洋电缆的亚洲节点都是日本，香港是其外的第一个连接点，也预计将成为美国科技公司进入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枢纽。“这其实也反映出，大家心里香港就是一个international hub （国际枢纽）的状态。”

2020 年九月，Facebook 与 Google 宣布，这条电缆不再按原计划连接香港，改为连接台湾和菲律宾。

被放弃的香港？

相比于被封于墙内的大陆，香港看起来更像是“被放弃”了—— 2020 年，TikTok 宣布退出香港，与此同时，大陆版抖音也未在这里上线，意味着香港成为了两边都不拥有的真空地带。

“当时我有吓到。我也不清楚背后的原因，但中资的公司也要离开香港市场的话，就你会觉得很奇怪，究竟香港对于互联网这块的法律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连中资都觉得这个东西有风险。”邝颂晴表示。她也注意到，很多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和智库，已经将人员从香港转移到了新加坡、台湾等别的亚洲办公室。

尽管 OpenAI 和 Google 等公司从未正式说明为何选择不向香港提供服务。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是出于政策风险的考量。“因为 AI 会‘乱讲话’。他们不想要这个无谓的风险，他们也不想花费这个成本跟政府理论说，为什么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简单来说就是，那我们先不要进入好了。”邝颂晴说。

在此之前已经有类似的讨论。 2021 年五月，香港宣布修改隐私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其后，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亚洲互联网联盟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拟议的立法范围过于宽泛，科技公司避免收到制裁的唯一方式，只有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

另一个广泛的猜测是，这是出于中美贸易战中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管制。此前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计算机芯片、芯片制造设备这类硬件的出口。

一位美国的法律人士曾向网络法制媒体财经 E 法表示，ChatGPT 未向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用户开放注册，可能是 OpenAI 综合各项因素后作出的商业决策。其中，尤其涉及到 OpenAI 和微软的法务人员对于美国外贸管制法规或“国家安全”事务的解释。

Heatherm 看来，某种意义上，外国公司主动不向香港用户提供服务，是一件比“墙”更令人难受的事情。“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自由的世界跟香港是站在一起的，试图分开大家的，是另外一股神秘力量。现在就觉得，香港人可能是想多了吧。”

更让他担心的是，未来更多的“大陆专属”会像腾讯的黑名单一样覆盖到香港。近期大陆出台了一个管制 APP 的新政策，要求所有联网 APP 像网站一样进行备案，同时必须服务器在境内，并对管理者进行实名登记。“这其实是比（封）网站更高一层的审查，因为理论上，网站只要没有被防火墙封锁，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用户都是可以访问的。但 APP 备案就更严重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备案的话，用户根本就下载不了这个 APP。”

作为一个香港公司，他最紧张的还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执政期间，曾威胁要废除掉《香港关系法》，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公司的贸易限制也同等附加到香港企业身上。这个讨论最终不了了之，但他们在现实中也遇到过，有美国公司因为他们香港公司的身份，而拒绝提供服务。

随着中国大陆几个新的数据法规的成立，很多数据公司创业者因此入狱，“据我所知的就十个都不止了。”这也是一个风向。

香港如今展现出的政策风险已经让他们开始产生思考，它是否仍适合作为一个长期的总部。从前他们还有一些大陆的业务，如今也全部砍掉。随着这几年香港的移民潮，一些同事离开香港，他们便开始在同事扎根落脚的新地方成立公司，来分散风险。

顺势而动是科技公司的一个突出特性，“地址是最不重要的，大家只要有电脑在哪里办公都一样。”随着 2023 年香港加密货币政策的出台，曾经集结于此的区块链企业也鸟兽散。

在他看来，现在大家的状态是，就算没走，也在给自己找很多后路。“之前移民潮有一波了，还有很多人不是有了第三国的身份，就是钱已经转走了，只是还在香港工作而已。很多人都处于这个状态，等着随时走。”

这并非意味着香港的科技行业就此崩溃。反而，这几年有好几个成功的企业案例，从香港本地市场起家，做到上市，进军全球市场，比如货拉拉、GOGOVAN（快狗打车）。但这些企业大多将中国大陆的市场作为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是跑不掉的。”

随着科技企业对香港市场的重视程度降低，民主议程也同样可能受到损害。邝颂晴谈到，“我觉得香港会脱节，在国际上的价值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一块没有人想要管的地方”。

如今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全球重大议题的参与者，作为话语权的所有者，推动不同国家网络议题的进程，甚至愿意为此与最高法院进行抗衡。这一点在香港也曾有所体现，2020年国安法刚刚通过时，许多大公司站出来表达对此的顾虑。“但这样的事情未来可能不会再在香港发生了，他们会觉得没有必要，也不关心，反正也不在了。”

“香港人就是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很多年的自由。” 邝颂晴表示，“理所当然也是一件好事，西方国家不会觉得有什么事情他们是接触不到的。但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香港人还没有自觉可能要当技术难民，我可能要去找方法（才能连接到网络），我就觉得太不愿意接受现实了。”

（实习记者 王铮朗﹑王雨彤﹑江宇轩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