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志配偶住屋權的未竟之路：「如大家仍有希望，我便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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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志申請公屋與居屋住屋權的司法覆核案分別曾獲勝訴，又遭政府上訴，去年合併一案；2023年10月17日，最新判詞於審訊結束長逾一年八個月後，終於出爐——高等法院裁定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上訴失敗，認同在海外締結婚姻的香港同性配偶在申請公共房屋時享有異性戀夫婦的同等權利，包括以「二人家庭」申請公屋、以「家庭成員」身份入住居屋。

案件的其中一位主角，現年29歲的Nick Infinger與伴侶2018年在加拿大結婚，決定以家庭單位申請公屋，被拒後入稟司法覆核，至今已五年。看到判詞後，Nick形容自己「鬆一口氣、開心、釋懷」，「爭取了很多年，本身申請為自己和partner也好、為香港其他人也好，讓有需要的人可以申請公屋，有個安樂窩。」

在香港同志圈中，素有「生不能同住，死不能合葬」的說法，由於政府未正式承認同志婚姻，同志只能透過私人市場同居。作為家境普通的香港人，也是自小與同運結緣的同志，他深感空間對婚姻關係至關重要，才決定為基層同志提出司法覆核。

遙遙五年的漫長等待間，香港載浮載沉，Nick Infinger由一個在讀社工學生，畢業後成為社會人士，又辭職前往日本修讀語言學校；同志平權運動在國安法頒下後，迎來沉寂期，就連年度同志遊行也因限聚令及防疫措施斷纜；而曾一肩挑起多宗同志平權司法覆核案，包括本案的人權律師韋智達亦在去年4月離港，律師行隨之關閉。
踏入後社運時代，同運組織漸趨低調，Nick偏偏決定在此時此刻現身，首次出鏡接受訪問——同運低沉，司法覆核的機會只會越來越少，「既然我決定做這宗司法覆核，我佔據了這個OK重要的位置，我有責任為同志發聲。」

出鏡受訪如二次出櫃：被看見

2018年1月29日，Nick與同志伴侶遠赴加拿大結婚。3月，二人向房屋署提出，按一般家庭申請公屋，8月被拒絕，理據是不符合「家庭成員」資格：按牛津字典，丈夫意指與妻子結婚的男性，妻子意指與丈夫結婚的女性，同志情侶不符合定義。11月，他們入稟申請司法覆核獲批，翌年9月聆訊。

2020年3月4日，高等法院裁定政府決定違憲。房委會立即再提出上訴。

2022年2月，司法覆核案邁進第四個年頭。在上訴案審訊前夕，Nick Infinger在再三考慮後做了一個決定，以真實的面目出鏡受訪。

「任何階層都有同志，就在你和我身邊。住公屋又有，傳統印象中的中產（形象）又會有，有錢人都會有，只不過由於社會原因或者壓力，他們不選擇come out。」在同志圈打滾多年，Nick自覺曾自多宗司法覆核案受惠，例如2006年其中一宗案件勝訴後，男男肛交的合法年齡由21歲下降至16歲，與異性性交看齊。「前人已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待我有能力的時候，會否可以回饋同志社群？」

此前，今年29歲的他，一直未有公開身份，從未在媒體前曝光。由名字推論，還以為他是外國人，卻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剛由大專畢業的年輕男生，身穿格仔恤衫，一臉靦腆。他18歲時，因為不喜歡原來的名字而改名，連家人也不知道。

出鏡，將是他第二次出櫃。

他父親從事基層體力勞動工作，母親是家庭主婦。他早熟，自小五已意識到自己對同性感興趣，中三已在網上發現老牌同運組織香港彩虹的線下聚會「吹水會（聯誼）」，初步認識同志朋友。那一年，在家中客廳，母親不滿他整天外出，他腦子一熱，一氣之下衝動地開口說「其實我都知自己鍾意男生」，母親立即激動起來指摘：「你常常去那些組織，只是被帶壞了，你這麼年輕，這些事不確定。」他一聽，也不住流淚奪門而出。「那個年紀應該是最需要被支持，被接納的階段，但原來媽媽這麼不接納我……」

年僅十多歲的中學生離家出走，可以逃去哪裏？香港彩虹當時在佐敦有會址，有一段時間是同志社區中心，收容被家人趕出門的年輕人，約有十個人長住。他印象中，單位分為客廳、廚房、廁所、小房間留作驗血工作室，中心開放時間結束，幾人便在客廳攤開幾張三摺床褥，到中心開放前便醒來。在煙霧彌漫、粗口橫飛的夜裏，一群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聊通宵，他聽了許多同路人心事，有的因出櫃與家人斷聯半年、或一年，一直打散工過活……

數夜後，他默默回家，出櫃事件彷彿從未發生。香港彩虹的社工曾居中協調，嘗試請二人會面，解釋何為同志，然而母親並無出席。判決之前，父母連他與同志伴侶結婚、打司法覆核案也不知道。

出櫃的餘波仍貫穿其人生。高中時，個性內向的他被同學問是否同志，他應是，同學因此嘩然，大肆傳揚和取笑；上學時，他每周有一半的時間逃學，其後公開試失利，升學路比其他人漫長。與此同時，他在同運圈中尋求認同，見盡前人為小眾的權利辯論、抗爭，耳濡目染之下，也曾參與籌備同志遊行。如今的Nick自覺，相較無法現身的基層同志，終於有餘裕可以現身，打這一場平權仗。

一切為讓同志的居住正義，被正視，被看見。

空間，親密關係的重要場所

愛巢，是情侶構築親密空間的重要場所——正是不分性向的真理。

Nick和他的伴侶Ken（化名），正因同居定情。

晚上8時許，伴侶Ken下班後，Nick下樓去接他。他們寧可走遠一點，去大街買超值的兩餸飯，排了十來二十人的隊，點了三餸飯。回家路上，二人閒話家常，Nick原本提着紅膠袋，Ken又怕他辛苦拿走。拐入小巷，在沒有燈的陰影處，Nick挽起Ken的手，在車房明亮的燈下，又有默契地鬆開……

2012年經共同朋友介紹相識後，二人曾經經歷一段長距離戀愛的日子。Ken比他年長五年，當時在日本工作。二人一度保持開放式戀愛關係，給予對方自由，但情感上也痴纏，天天Skype聯絡，每隔幾個月便相見，或在香港，或在日本。不過，Nick第一次到訪他在日本的家時，卻被一地雜物嚇倒，甚至在熱水壼底座驚見被壓扁的蟑螂，於是勞心勞力幫他收拾。回港前，性格內向的Ken寫了一封情書——Nick把信件收在床頭，每次細讀一字一句，仍會感觸動。Ken回港不久後，二人決定同居。

位於偏遠屯門的租住單位內，他們各自打開飯盒，而Nick則從雪櫃中拿出台灣茶飲——為折扣一次過買三四杯，二人坐下，一路扒飯，一路拌嘴，飯後一同看Youtube影片減壓。

日常裏，Ken時常超時工作，Nick則在清晨趕往港島上班，幾乎沒時間見面，只能在早上緊抓時間吻別；待放假周末，才能在家中拍拖，間中煮飯仔，或外食。同居後，關係有所改善，「起碼放工回來可以抱抱，大家什麼也不做，放假坐在梳化上看Netflix啊，Disney+，單純已好自在。」生活情趣譬如，二人房中放著一隻等身高的巨大Baymax公仔（布偶），是他們剛剛搬進來時，Nick在街上看到，因為Ken喜歡，不惜叫了一輛小型貨車運回家，然後再耗費三天時間清洗。「有空間，才可以讓事情發生。」

二人的住處是依靠Ken的親戚關係找來，與兩位親友同居，以優惠價錢租住，每人夾租不足5000港元。他坦誠自己幸運，有朋友曾遇上業主旳歧視：「兩個男的都不知何時分開」、「分手了租就收不到了」；另一邊廂，亦有朋友選擇與人合租單位，但夾租也易生磨擦。Ken也說，兩人結婚，正正因為一起生活過，相處下來舒服，關係饞能長久。

同一屋簷下生活多時，有了相愛的安定感，求婚時也平淡如水。二人在佐敦酒吧與朋友小聚後，在深宵的巴士站中，排隊的人隔了一段距離，借着些少醉意，Nick心頭湧上一股衝動說：「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不如結婚吧。」Ken眼泛淚光，開心又似受觸動，馬上答應了。那一陣子，Ken曾經向Nick抱怨，自己像「見不得人」、關係「收收埋埋（藏著掖著）」，只有少數同志密友知道。Nick也認真思考過，感情穩定下來後，本覺不用結婚也認定彼此，但同樣地，「我也很愛你，既然如此，結婚也可以。」

兩個月後，他們在加拿大結成伴侶關係，證婚人見證那一刻，看進對方的眼底，親口說出不離不棄的誓詞，給予承諾，二人均以淚眼相對。
一個多月後，他們趁Nick的入息證明尚未超過限制，申請公屋，被房屋署拒絕後，申請司法覆核。

二人一直少談案件。因為司法覆核案，Nick一直承受精神壓力。審訊前，他早上6點就醒來，無法成眠，便在伴侶身旁睜眼「碌手機」等天亮，再上班。就讀社工學系的他知道社福機構多有宗教背景，擔心高調出鏡影響未來求職機會。每逢有新同志案判決，Nick也會緊張地查看，有否出現自己的名字。有時他無奈於伴侶雖然關心他感受，時常陪伴彼此，但為人較「不理世事」，難以深談案情。

Ken只是默默支持Nick的決定，「本身是一件好正常的事，為何一定要『普通人』才可以申請？大家交的稅一樣多，權利是應該一樣，但為何得低人一等？有機會，他肯做，我就支持他。」

同志平權：居住權司法拉鋸戰

判詞公開前一晚，Nick跟Ken說：「明天出判詞，有點緊張。」他擔心輸贏，也怕案件難以引起公眾關注和討論，Ken連夜抱著他、安慰他。翌日早上9時半，Nick不斷更新香港法庭的官方頁面，直至過百頁的判詞出來——他邊開會工作邊偷偷讀了20多頁。

判詞中，法官再度確認原訟庭的觀點，認為同性配偶、異性配偶具有同等的相互依賴和人際關係，兩者的婚姻也具有同樣的公開性和排他性特徵，並無足夠差異構成差別待遇。上訴庭指出房委會的政策對同性配偶構成差別待遇；而房委會在本案中，實質上承認其政策專門針對同性伴侶進行「威懾（deterrence）」。

以往同志圈有講法，基層同志伴侶「生不能同居，死不能合葬」。這種悲哀，會隨司法覆核案的寸進，而有所改變嗎？

「衣食住行是好基本人生需要，自然有同志住屋需要。」同志組織彩虹行動成員煒煒一直關注此議題。2002年，她曾經與另一成員Tommy仔合作結婚，再申請公屋，惟因收入超出限制遭拒。多年後，無奈出現相關的司法覆核案，此方面權益未有寸進。
觀乎過去數年的司法覆核案，代表同志一方屢屢獲判勝訴。不過，政府每每提出勝訴，直至訴無可訴為止。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與外籍伴侶結婚後，欲申請合併報稅，以及享有公務員僱傭福利，遭公務員事務局及稅務局拒絕，其後提出司法覆核。政府一直主張，將婚姻福利延伸至適用於同性已婚伴侶，等如削弱異性婚姻的權益。直至2019年6月，梁鎮罡被終審法院裁定勝訴後，公務員事務局才承認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關係。對於上訴庭指，異性婚姻是香港法律唯一承認的婚姻關係，終審法院明確反駁，指是「循環理論」，並且判詞已奠下基礎，法庭不接納政府提出「同性婚姻削異性伴侶福利」的論點。

事實上，回看兩宗同志居屋及公屋權利案件，過往司法覆核的判詞，政府的論點奠基兩個關鍵字：「傳統家庭（traditional families）」，以及同性與異性伴侶之間的「差異」。

2020年Nick司法覆核審訊中，政府代表律師一再重申，「承認同性配偶為『家庭』會破壞傳統異性婚姻的獨特地位。」政府敗訴後旋即上訴，案件並與同志伴侶吳翰林居屋案合併。兩案同樣涉及同志居住權，同在高等法院判勝訴，再被政府上訴。

審訊期間，政府代表再次提出公共房屋資源短缺，容讓同性伴侶申請，會侵害現存「傳統家庭」框架下、異性伴侶的利益。論點被辯方質疑，房屋署未有統計同性伴侶申請數字，並無真實數據支持。

同志伴侶居屋平權一案，政府論點亦相去不遠。

2018年，吳翰林與同志伴侶李亦豪以優惠政策下的「綠表」，向房屋委員會購入二手居屋單位後，希望加入配偶名字成為共同業主，然而會方以類似理由指，二人並非法例定義下的家庭，拒絕申請人伴侶以「配偶」身份成為聯名業主。Edgar不服，提出司法覆核，卻無奈在2020年過世，由配偶接手訴訟（註），終在2021年6月獲高等法院勝訴。

判詞批評房委會同志伴侶申請將增加居屋輪候時間的理據，欠缺基本數據支撐，明言「同性配偶同樣需要價格相宜的住屋和作為家庭同居，這方面同性配偶的需要和渴求，與異性配偶本質上並無分別」，裁定居屋政策歧視、違法及違憲。

另一方面，房委會代表在上訴時亦曾指出，一旦增加同志伴侶申請者，將會影響異性伴侶居屋或公屋供應；配偶政策上出現差別待遇，是為鼓勵異性夫婦生育。不過上訴庭反駁並確立論點：同志伴侶獲批公屋或居屋，不會影響異性伴侶申請住屋的權利；即使真有影響，或影響異性伴侶的公屋輪候時間，但《基本法》從未保障輪候時間。

判詞中亦指出，法庭需考慮同性伴侶及異性伴侶，在居屋及公屋政策上是否具足夠差異，構成差別待遇，然而兩者在經濟需要上，並無實質分別；異性伴侶可以年齡和健康為由拒絕育兒，同志伴侶亦具合法能力組織家庭養兒育女，因此房署現有配偶政策與保障「家庭目的」並無合理關連。

就結果而言，上訴庭同意原審官，房委會配偶政策構成歧視。

無法建立生活的不安與傷害

以上的論點一再重覆，在去年2月審訊時，使Nick為之氣結，質問道：現時同志伴侶的權益，難道就沒有被剝奪嗎？「正正因為社會對同志有許多政策上的不友善，才令同志感情生活沒普通異性穩定。」

據煒煒了解，基層同志未必能負擔租金成本。據房屋署數字，豁下公共房屋供二至三人居住的單位面積21平方米，而2022年租金平均每月僅2278港元；按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2023年一月，私人市場40平方米以下的單位，平均每平方米租金由新界303至港島423港元不等，以同等面積計算，月租索價6000至8000多港幣——事實上租盤實際價格往往更高。而且，截至去年年底，最新公屋輪候時間要五年半。

她曾接觸一個同志個案，與其他家人申請公屋後，才結識伴侶，但因經濟困難，只能在公屋同居——她指出，若同志無法以伴侶申請加入家庭，等同被逼違反規例，亦會對精神構成壓力。

「異性伴侶可以透過婚姻組成家庭，正式住在一齊，」反之同志無法申請公共資源，與伴侶往往只能沿私人市場租屋，甚至買樓，付上更高昂的代價。「長遠而言，阻礙他（同志）慢慢建立自己生活，居屋又不行，公屋又不行，沒辦法像異性戀朋友發展好好健康關係。」

在漫長的司法拉鋸戰中，同志居住權未平，傷害已造成。

居屋平權案的申請人、吳翰林丈夫李亦豪在判詞公開後發表聲明，「吳翰林與我一直只是希望能夠合法地生活在我們自己的家裡。這是香港許多已婚人士的共同心願。但可悲的是，房委會基於性傾向的理由殘酷地否定了我們這個心願。」他說，「雖然我對今天的判決表示感激，但這也讓我痛苦地想起吳翰林已經不能見證這一切。我們無法再一起生活，而這正是吳翰林為之奮鬥的。」

他指這個案件已經進行四年多，希望房委會不再上訴，讓吳翰林得到安息。

其代表律師帝理律師行則指，歧視不僅令性小眾蒙受法律上及經濟上重大的不公義，往往亦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的心理創傷。「我們強烈呼籲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及時主動採取行動，尊重基本人權，包括免受性傾向歧視的權利。」

婚姻平權協會亦發聲明，提到裁決明確指出現行的公屋及居民政策，同性和異性配偶存在差別待遇。他們又提出為免延長不必要和昂貴的訴訟，政府不應零碎處理承認同性伴侶的問題，應制定全面的框架承認同性伴侶關係。

協會特別提到，因應岑子杰同性婚權案的判決，「政府是絕對可以推行同性婚姻。毫無疑問，同性婚姻乃是承認同性配偶關係和落實終院判決的最佳方法。」

Nick覺得，「始終對很多同志朋友來說是一個鼓舞——撐（堅持）完有一個希望。其實我們都不是爭取什麼，想和普通異性戀朋友有同一個權利而已，我希望這小小願望會實現。」

他們相當謹慎，「同志平權圈的朋友互通訊息，把判詞傳來傳去，但大家都不算是很興奮，因為知道另一方很大機會上訴。感覺很複雜。」他說：「我希望（政府）不要再上訴，這困擾我們很長時間了……如果真的告一段落，同志朋友都可以擁有更好的生活。」

平權路低沉

奈何香港同運持續20多年，隨公民社會近乎全滅，陷入歷史性低沉局面。自2000年代起投身同運的煒煒，形容同運狀態猶如「吊住條命（苟延殘喘）」，難以作長遠計劃，只能「做到幾多有幾多」，低調維持一定程度的工作，譬如協助同志處理生活上問題，包括法律需要等，以及維持現有的司法覆核案。在同志遊行被拒後，後者是同運其中一個面向，近幾年仍有一點空間，可以在「寸土必爭的情況下爭到權利」。

Nick的個案能夠出現，是滴水穿石的結果。「漫長『揼石仔（按步就班）』的過程，有進步，有退步，石子慢慢揼了，先會有條路出現。」

然而，2021年，政府擬修改法律援助相關條例，限定每名大律師每年最多接3宗司法覆核案，事務律師最多5宗——不過，眾所周知，此類涉公眾利益案件難打，肯跟進的律師本就不多，修例或影響平權路。

這條路是否已到盡頭？煒煒無奈說：「這個問題全香港的人都共同面對。」

去年4月，英籍人權律師韋智達（Michael Vidler）連夜離港赴英，被《大公報》記者追蹤，指他是「黑暴專用律師」，並指他出任多個「反華組織」的董事及法律顧問，包括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難民諮詢中心、同志社區聯席會議及「粉紅同盟」等等。韋智達律師行並宣告在6月停止執業。

韋智達專責刑事訴訟，曾處理不少民主派人士如黃之鋒、曾健超、朱凱廸等人的社運訴訟。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他代理18歲少女指控在警署被數名警員強姦一案，以及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疑被警員射盲眼等敏感案件。

Nick心情一度複雜。韋智達一直跟進Nick Infinger一案，多年來，曾跟進多宗同志平權案，包括同性肛交合法年齡案、跨性別人士W婚權案、英籍女同志申請受養人簽證案、早前謝浩霖、Q及R跨性別人士申請更改身分證一案……通通勝訴。一路跟進官司，韋智達亦會關心Nick的感受，令他覺被支持。

韋智達離港前夕，Nick收到職員訊息指有事商談需前住律師行，當時韋智達告知被通知官司要轉手，律師行將結束，又與他道別。Nick向他道謝，韋智達反過來謝謝他交出身份，有心做這宗官司。他一時反應不過來，故作淡定，在律師樓前單獨拍了照，便離開了，但內心很唏噓。當時他沒有問韋智達原因，有種心照不宣，但仍比想像中快。

「之前覺得香港惡劣環境下，除了司法覆核沒什麼可以做，這宗官司是最後一輪做到的事，沒想過這麼快抵不住。」他的情緒因此低落了一星期，緊接4月韋智達離港被狙擊的新聞，像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有半分驚恐地想：「會不會好快政府追究到我身上呢？」他之後冷靜下來，回看自己的情緒被放大了。Ken在那段日子時常擁抱他，叫他摸摸自己的肚腩，說聲「沒事的」。

他同月辭職，決定暫時到日本短期留學、長遠工作。
在2018年開展司法覆核時，按同志平權案往績計算，Nick相當樂觀，然而漸漸轉趨悲觀，捫心自問，「新政治環境之後會不會仍然這麼順利呢？」他坦言，對香港平權路迷惘，這些不確定性，也影響他對未來的考量。

自中學起已積極參與平權運動的Nick也難免感疲憊，問原因，他沉吟十秒才回答：「做完之後回頭看，是一種虛假的希望，原以為發聲行動，怎樣都會有成果，但原來世界未必像我想的一樣運作。」言下之意——「沒啥成果。」

去年2月審訊結束後，案件判詞一再延宕，原訂2月末發出，一度改成今年3月中才刊出，但直至近日才公開。3月，身在英國的韋智達曾向端傳媒表示，案件已拖至五年，而任何法庭在頒下與公眾利益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判詞，需時超過一年，是令人「憂慮（concerning）」的。

拖延原因不得而知。不過，煒煒留意到，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正好於今年2月15日假日內瓦開會，一連兩日，審議中港澳兩岸三地履行《經社文權利國際公約》的情况。審議中相關文件特別提出，要求港府提供在原訴法庭Nick Infinger一案勝訴後，認可同性伴侶身份的措施細節，包括在海外結婚者。與會的專家亦要求港府提供施政細節，在確立同性伴侶以及LGBTI人群的法律地位上，如何保障其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不受歧視及損害，涵蓋法律、醫療、房屋及社會保障政策。

苦樂參半的勝利（Bittersweet Victory）

去年10月，在申請語言學校獲批學生簽證後，Nick飛抵日本，當時打算自此留日工作。他一度以為可以從此揮別香港，但又放不下。在語言學校，他每早上課唸日文，要做5分鐘剪報分享，同學選擇簡單天氣報導，他偏要選取日本同婚官司的相關新聞，講了足足十多二十分鐘，同學和老師只由日文發音角度回應，未有引發討論。

「去日本之前，以為自己在香港這麼痛苦，面對這樣的政治氣氛，這麼大的責任，在日本完全不提這些事，會沒那麼悲傷……」脫離政治氣氛壓抑的香港，生活平靜，相較去年的緊張，今年的他反而說，日本有政治議題離身的氛圍，人們追求和諧安靜，避談尖銳話題，使他反而想念在香港街頭巷尾均能聽到人們談論政府，貼身感受政治脈膊。「香港茶餘飯後會講政府如何，會抱怨，原來都是一種互相支持的方式，去到外國沒這些支持，（外國人）不會明白。」

前往日本前，Nick終於認識到一班會談論政治、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而伴侶Ken也漸漸改變，變得更積極地尋找共同話題，二人關係有所改善——他似乎多了回港的理由。幾個月前，他從日本回到香港，暫時計劃留港生活和工作。

然而即使最終勝出，又需時多久，同志友善的房屋政策才會落實？今年2月跨性別人士謝浩霖一案終極勝訴後，本以為跨性別人士可即時免除完成全套變性手術，更改身份證的要求，入境處又「一刀切」暫停所有申請，指要審視相關規定，未知何日恢復審批。

同志看似經由司法覆核推動權益，然而同志婚姻本身，能否公開在香港獲承認？Nick不敢抱太大希望。民主派初選案被告之一，岑子杰四年前曾就港府拒認海外同婚提出司法覆核，遭高等法院及上訴庭判敗訴後，終在今年9月獲終審法院裁定部分勝訴。終院宣告，香港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令同性伴侶關係獲法律承認，仍屬違憲，命令暫緩兩年執行。不過法庭同時裁定，政府不承認本地及海外同性婚姻，沒有違憲。

而且判決並未就「替代框架」作指示，政府在兩年時間內會怎樣處理仍是未知之數——這一場仗，似乎才要開始。

更逼切的詰問是，平權路是否已盡？會再有人推進或監察其他政策是否對同志友善？跟進Nick個案多年的韋智達形容今次判決是多年爭取的勝利，然而他對前路顯得極為悲觀。他說，「然而從我身處的狀態而言——事實上是流亡——這是一場苦樂參半的勝利。（However from where I am standing, in effective exile, it is a bittersweet victory.）」

他指出，在國安法下的今日香港，「似乎陷入抑鬱、遭壓抑以及衰退（depressed, repressed and in recession）」，即使是「非政治性」的案件，任何司法覆核聲請人將會再三考慮會否挑戰政府，而其餘具歧視性的政策大機會逃過法庭法眼（unscrutinised），立法會亦會採「無為（won’t do anything）」的做法。

他甚至大膽斷言，反LGBT歧視、同志婚姻、性別認同的法律框架最終不會被推行，「LGBT權利在香港會凋零（withered）——一如其他在2020年後，無數被焚燒殆盡（torched）的權利。」

不過，當Nick點開網上討論區，看到網民開展長達10幾頁的討論，不少人留言支持裁定；當岑子杰案獲部分勝訴，仍然使他「真的多了點希望」。「對於普通人，這次（裁決）好像很平常，但對我這種中學時期、經歷過社會不太接受同性戀的社會氛圍的人來說，現在隔了十多年真的迎來轉變，自己有出一分力，好感慨。」

得知判詞即將公開之際，Nick決定再次向家人「出櫃」。這一次，他告知他們自己有個伴侶，兩人已經成婚，並正就公屋申請權利與政府對簿公堂。「他們知道了，但他們都沒有接受。」再次出櫃仍然不獲理解，他感到不太好受，默默決定暫時不再跟爸媽聯絡。

但表明心跡對他來說，「個人意義比較大，我年輕時，整個成長過程都是看見別人家庭的爸媽支持子女，覺得如果自己有這份支持就好了。我希望在判詞公開前跟他們說一聲……很可惜。」一直以來，他參與同志平權的動力源自於原生家庭的不認同，「我很希望可以爭取到同志權利，提高能見度、承認度。我的情況比較慘，很hurt，我不想其他同志再次遭遇。」

Nick Infinger未言絕望，又未至全無希望。「你問我還有沒有希望？看大家。如果大家仍有希望，而我又剛好有這個機會，那我便承受大家的希望，加自己一份力量去做，但不然的話，大家繼續低沉，或者時機未到，那便再等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