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同志平权案主李亦豪：丧夫后，我要捍卫“我们是家人”的事实

高等法院宣布房委会上诉失败的当晚，李亦豪（Henry）不想一个人待着。很多人转载他透过律师楼发出的声明时，他回到旧居，吃了抗焦虑药之后洗澡，感觉被人打晕，昏睡过去了。醒来后，妈妈说他整晚在睡梦中低鸣哀叫。他完全没有印象，“我只是觉得终于可以睡到天亮，但其实在挣扎，自己也不知道。”

这几年，他发很多梦，都在逃跑、被追杀。

他总是被狩猎、被驱赶。中学时候，他因为个性阴柔被同学排斥。跟同志伴侣吴翰林（Edgar）在英国注册结婚后，成为香港第一对在天主教堂行礼的男同志配偶，社交媒体涌入祝福和恶言。两人住进公屋、居屋，不时有匿名投诉和敲门检查。吴翰林为了李亦豪和同志社群，就同志配偶住屋权起诉房委会，期间因抑郁自杀身亡。官司后续中，房委会称政策是要阻吓（deter）同性伴侣，以防影响异性伴侣的居屋供应。

七年时间，李亦豪身处在出柜、结婚、与教会和双方家庭拉扯、司法覆核和亡夫的多重漩涡。

2023年10月，高等法院驳回房委会和政府两宗上诉——其中包括吴翰林入禀的同志配偶居住权案、遗产继承案。李亦豪带着判词上山拜祭吴翰林，阳光普照，他在山上拍下水蓝色的天空。不久，又传来律政司申请把两案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消息。

这次他不想再逃跑。“如果他死了，我仍不去为我们两个是家人的事实而捍卫，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承认残酷

在新界马鞍山，临海的居屋单位，李亦豪抱住一个印满迪士尼图案的文件夹。“我用很彩色的东西包住它，”他觉得自己有点怪，不好意思地笑。“不开心的事，我要用开心的事包住，不然我觉得很痛苦。”

李亦豪戴眼镜，本职律师的他穿白色衬衣，左手无名指戴着一只刚好的戒指、和另一只稍大的戒指。他神情开朗，说话语调轻柔，谈及痛楚时刻意压抑一字一句。

他倒出一份共102页的高等法院上诉庭有关住屋权案的判词，纸堆最上面夹住丈夫吴翰林的即影即有相片，蓄短发的他孩子气地拉起衣领遮掩半张脸，眼睛在笑。

吴翰林和李亦豪在2012年都是审计员，他们在一场朋友饭局相识，之后相恋。五年后，两人在英国注册结婚，翌年在香港九龙佑宁堂举办婚礼。吴翰林邀请传媒在现场记录，“首对在天主教堂成婚的香港同志伴侣”成为报导标题，在网上传开。

走出充满纸炮和七彩气球的教堂，他们同居的公屋单位却收到匿名投诉，指他们滥用公屋收留非家庭成员，两人于是花钱透过“绿表”购置居屋，想着是自己的物业，应该没大问题，李亦豪在其中负责超过九成置业费用。（注：“居者有其屋计划”简称居屋，即以低于市值的价格、扣除地价售予申请人，是香港资助出售公共房屋计划之一。）

他们满心欢喜营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喜欢请朋友作客，中间便放一张大餐桌，又特地在客厅旁划一个琴房，柜里安放温婉慈悲的浅蓝色圣母像。每逢白昼，无际的日光和吐露港的蓝充盈了整个家。

搬到居屋，吴翰林希望加入李亦豪名字成为堂堂正正的共同业主。但房委会政策规定，“家庭成员”的定义是异性配偶及18岁以下子女，符合定义才可同住一个居屋单位，并拒绝承认两人海外注册的婚姻关系。业主吴翰林要付约200万港元补地价转让业权，“非家庭成员”李亦豪才能留下生活。

2019年，吴翰林司法覆核，指房委会政策涉性倾向歧视；案件后来与另一宗由 Nick Infinger 入禀申请的同志公屋住屋权案合并处理。同年，吴翰林再就《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和《财产继承（供养遗产及受养人）条例》入禀高等法院，认为同性伴侣如没订立遗嘱，配偶就无法继承其遗产的政策歧视和违宪。两宗案件一度在法院获批胜诉，但律政司继续上诉。2023年10月，法院先后裁定两宗上诉失败。

这时，吴翰林已经去世，官司由李亦豪接手。

房委会在案中陈词，承认其政策专门针对同性伴侣进行“威慑（deterrence）”，“政府、房委会也好，在庭上说话都是相类近的：他们在外国结婚，我们不承认。同性和异性伴侣不可以比较。”他续说，“就算我真的有差别对待你，都只是好小事。那你就立遗嘱吧，你就补地价吧，你就住私楼吧。”

“吴翰林只是走了几个月而已，你叫他从棺材出来，然后叫他立遗嘱啊？”

李亦豪第一次以替代申请人坐在法院的旁听席听着这些话时，时值2021年的Covid-19时期。一开庭，他就不断哭，脑里想到尸骨未寒几个字，很惊恐又无奈，“因为我没办法和他们正面对质。”

居屋案的最新判词中，法官确认同性配偶与异性配偶具有同等的相互依赖和人际关系，两者的婚姻也具有同样的公开性和排他性特征，并无足够差异构成差别待遇，并同意原审官所指政策属于歧视。李亦豪在遗产案判词旁打上两颗星星，内文写道彻底否定同性配偶的遗产继承权，“对在海外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来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残酷负担（an unacceptably harsh burden）”。

“这个是很治愈的。因为有很多人，无论是政府或者不支持同性恋的人不断去否定你的关系，否定这个不平等的对待。但终于有人说，不是的，从头到尾都很辛苦，从头到尾都是不应该的。”他深呼吸一口气，“这没有令之前受过的苦消失，只是令之前的苦变真实。”

102页英文判词，黑白影印，艰涩的法律概念和文字，成为了一道有血有肉的平安符，又像是一双厚实的臂膀，“它终于呵着你的感觉。受伤就是想被人抱，那种拥抱是一种温暖和保护，也是一种肯定。尤其是吴翰林都不在，没有人可以实际抱着。”

从判词出炉到访问当日，李亦豪每天都带着判词影印本到处走。

一棵树倒下

“三魂唔见七魄（精神恍惚）。”李亦豪常常感觉自己灵魂出窍。

四年前在富山公众殓房的时候也是一样。凌晨得知消息，黑箱车来了。回家后他睡不着，翌日清晨拖拉着身体去殓房，“整个人是掏空的。”认尸之前，法医一边填表一边问李亦豪：“你是哪位？”他答是吴翰林的丈夫。他记得当时法医应答：香港不承认同性婚姻，有没有其他家人可以做手续？

李亦豪没有生气，更直接地说，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冲击太大、缺乏睡眠，他对眼前一切反应不来。“每次有很大的伤害，我就会觉得很难以置信……”

他怕彻底崩溃，把自己当机器关掉，感觉很抽离，“我的眼睛好像在上面看着，看到自己和他到死了都要被拒于门外。”吴翰林的遗体就在隔壁房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迷信，感觉他刚刚走了，但还可以听得到。”

自杀身亡那年，吴翰林33岁。

李亦豪想，33岁本应离死亡很远，“那么年轻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愤怒憎恨可以那么强？同性恋……甚至不是一个理念，只是一个人。”

吴翰林对生命的许多事情充满热情，中学是中乐团团长，懂得扬琴、小提琴、钢琴。他喜欢大海，是划独木舟的运动员。他常常参与公民社会的游行，在大型同志活动“一点粉红 PinkDot”能看见他担任主持的身影。他是天主教徒，不时随教会出国朝圣，虔诚的他受同行修女邀请加入香港教区的圣召委员会，再感染了李亦豪领洗。

他一直想要站在阳光底下，但把自己抛掷在外，压力随之而来。2017年，教会批评两人同婚违教规，时任天主教区主教汤汉枢机出信宣布撤回吴翰林的圣召委员会任命，要求他们深切反省基督徒身份。年底，他说服李亦豪让传媒到场拍摄婚礼；不久他们遭投诉，不时有人上门检查。在香港举办婚礼，他们各自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2019年，他实名申请司法覆核。

网上一直涌进恶意攻击，有时是不认识的人，有时是神父，也有认识的朋友，“你结婚了，我要吐了；你结婚了，我向教会举报。”

“很多压力，他很少会对镜头说。”李亦豪说，“他觉得让人知道自己状态不好，不是一件好事。”

镜头面前吴翰林很爱笑，但其实自在公屋被投诉的时期，他已经陷入抑郁。受访后，网民攻击他们的外貌、性向、宗教信仰，他会在社交媒体正面还击。“当他受到攻击就会很生气，很 personally 受伤。”在家里，吴翰林会突然一两个星期无法运作，他很少哭，但总是很生气，想摔东西。他不想说话，不想见人，不外出。“好像一个雾霾，很长时间走不到出去，这个 cycle 不断地重复。”

对于伤害，吴翰林并不陌生。他在生前的访问常常提到中学时期，他在男校织颈巾给心仪的男生，被对方拒绝和张扬嘲笑。因为被欺凌，他找社工求助，承诺保密的社工却转告母亲他是同志，回家便看到妈妈坐在梳化上哭。与家人关系一度破裂，他跑到外国读书。年少时，他曾经想过自杀，是教堂的教友把他拉回来。

长大之后，“社会也不接受、政府也不接受、教会也不接受。”这些压力又影响了两人的感情。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被投诉、被踢走，“然后我们夹住尾巴走。”

“回头看，你会看到每一个人，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李亦豪敲打着桌面，“每一次否定都是把刀刺入去，转一下。一棵树，你刺一刀，树皮就少一块。伤害是永远，树的肉和皮永远不会再长出来，长出来也会有凹痕，刺着刺着整棵树会倒。幸运的可能成长得快点，可能本身健壮点，修补得多点，没那么容易倒下。”

“但 Edgar 由十几岁开始就已经经历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我就会觉得不惊讶、不出奇，为什么最后会这样……”

许多次临界点，他会突然不见踪影，一支箭似的跑上高处。李亦豪打给他没接通，文字讯息又没回应，“他再回应时已经告诉你：我在天台了。”对方会给他发一些照片，“其实就很 frantic（恐惧），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个后楼梯、这个天台在哪里呢？然后就尝试去找。”每一次，“好像天使把他救回来。”可能是警钟，可能天台有人走过，吴翰林醒一醒，就哭着离开。

但树最终仍是倒下了。

“他最不开心，他没有办法面对和接受原来这个世界这么不喜欢他。”李亦豪说。

痛苦替代人

李亦豪和吴翰林年纪相若，今年37岁。

中学时，他发现自己比起女性更留意男性，也无法融入凝视女同学身体的男同学群体。他喜欢画画，不喜欢运动也会被人笑，在别人排斥他之前，他早一步孤立自己，避免伤害。

当年电视剧集、社会话题都向他表达出“同性恋不受欢迎”的讯息。他用 MSN 跟好朋友出柜后，怕得立即 offline，躲在被窝不断哭；醒来却发现朋友上门陪他，跟他一起默默地吃早餐。他在家里看《费城故事》，当时妈妈还没意识到什么，直至他坦白自己性倾向，她花了一点时间自己想通。李亦豪跟妈妈说要去英国结婚的时候，她只说一句，“结婚好，但要认真，要像我和爸爸那样一生一世。”

“吴翰林会为自己奋斗，我是温室长大。”听到丈夫的成长经历，李亦豪最初很不知所措，“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悲痛的事情。”这也是他喜欢吴翰林的原因之一，“觉得他很坚强，面对这么多，继续走下去一点都不容易。”

“一句（憎恨）说话对我有份量，对吴翰林来说是更大的伤害。那绝对不是他能力低，而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他来说打击可以很大，最严重程度是他会消失。”他问，“我总是心想，攻击的人知道了，会继续这样做吗？”

李亦豪受伤的表现方式不同，他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假设攻击者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切身处地想，他真的很憎恨你，他就是很不喜欢你嘛……”不论是政府坚持上诉、法医的应对或是网民的难听说话，他都无法相信对方明知伤害而为之。他说自己可能很天真，他相信性本善。

“我不可以不这样想，否则我会觉得更加崩坏，原来他从头到尾都针对着我。”直到现在，仍然会有人在他俩的结婚照、在他特意剪辑的吴翰林纪念影片上留下恶言。“如果我发现他是故意的……我面对不到原来世界这样运作，我只可以向好那边想。”

“我怎样接受原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程度是可以赶我走。”

两人份的痛苦，他一个人全盘承受。吴翰林走后第一年，“我觉得他的痛好像突然之间全都 transfer 给我，确确实实。”他作为司法覆核的替代申请人坐在法庭，“我好像替代了他，听着以前的故事，用他的角度去想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感觉是怎样呢？如果吴翰林在的话，政府说这些话，他会有什么反应？”他有一个很难堪，很古怪的想法，“幸好他今天不在——激都激醒了。”

那一年，李亦豪的精神很衰弱。丈夫身亡的第一天，他觉得自己死定了。他担心自己会疯掉，也担心会伤害自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在吴翰林离世前一天，李亦豪曾提出分开并搬走。多年来，研究指出自杀者遗族承受困惑、被遗弃、罪恶感等等的悲伤负担。伴着雾霾的人，也一直身处在雾霾中。

初初他看精神科医生，很抗拒吃药，因为想到吴翰林也有服药，但没好起来。后来有大半年服抗抑郁药，专注工作的能力减半，放假都是为处理丈夫身后事和官司，没事也要储假以防万一。他去见法援署和律师，看一大堆政府、己方的陈词。剩他一人打官司，他看文件看得更细致，验尸一样。

情绪好点的时候，他深陷焦虑，严重时无法呼吸，走着走着就想吐。同志住屋权案等了一年八个月才公开判词，他临近才知道要出结果，开始失眠，想着公开声明怎样写。过了一星期，法庭又驳回政府在遗产案的上诉，其中一点指出同性配偶不能受遗产条例等的保障，纯粹是基于性倾向。但事情还没完，他还要等等，看政府会不会上诉至终审法院。这次政府仍然就两案申请上诉。

浪一个个来。他等待被袭击，然后在注目下作出反应。“你要想啊，当时你在居屋是怎样的呢？现在所谓胜诉，有什么感受呢？”他不想这样：“每个人对待伤痛的时间表不同，但现在被官司 dictate 了时间表，它想你几时面对，你就要去面对。”

他常常走在街上就掉眼泪。有次走到旺角一间宠物用品店，想到是跟吴翰林领养两只猫之后第一次买玩具的地方，在收银处难以自制地崩溃，吓到店员。

触礁点往往是一些细微末节。李亦豪很怕斋卤味，“一见到斋舖就很怕，马上走，很怪。”因为吴翰林在有自杀念头的时候，常常对他说如果自己离开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洒我到海中，如果要探望我，就买斋卤味和芋头糯米糍。

提到这些细节，他第一次在访问里哭起来。

守住屋企

李亦豪说自己不勇敢。像儿时那般，他常常只想推远这些难以理解的伤害。有人会觉得他们很勇敢，要冲击政府，“其实不是的，我们很被动，每次人生大事遇上问题，避不到、解决不了才要诉诸法庭。”

四年前，他早上在殓房认尸后，下午就冲去找心理辅导。他从大围哭到铜锣湾，在地铁站内不断搭错车，“我看不到自己在哪个站，因为要转很多条线，坐错了几轮，去极都去不到铜锣湾。”他丢三落四，妈妈陪着他做身后事，提他电话落在那边、表格放在这里，下一个办手续的柜台在前面，他全都听不到。

“你不会说我好勇要做些什么，做乜鬼？我连生活都生活不到。”他说。

是非对错对李亦豪来说很重要，他是理想主义者，但情感上总是想避开，不想引起注意或被人攻击。吴翰林是行动者，年少时就习惯看到人不排队会出声，会直斥不肯让座给老人的乘客。李亦豪想，这是他作为少数代入他人处境的正义感。

在香港举办婚礼时，是吴翰林坚持让传媒到场拍摄，说香港第一次有男同志在传统教堂结婚，如果没有纪录，就等于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堂堂正正结婚，为什么你担心？为什么要收起自己？李亦豪知道他说得对。

像吴翰林拉着他跑出教堂，“他拖着我出去，一旦出去，就回不去。就算我什么都不说，麻烦都会找上门。”这是他被改变的地方，伤害发生了，不如豁出去。既然被人攻击的缺口已经打开，“我就好好把守住。”

在为丈夫认尸、火化遗体的过程中，李亦豪一度获其家人授权处理，但后期双方关系转差，授权被撤销。他在2021年以自己名义入禀高等法院，要求修改《死因裁判官条例》中配偶的定义。

吴翰林喜欢大海的蓝色和自由，此前他一直把他的骨灰放在面朝大海的窗前。李亦豪心里想，公义和大海就在面前，但吴翰林抓不到，永远都是这样。政府同年10月承诺所有部门日后在身后事程序上将公平对待同性配偶，他撤案，也终于可以还吴翰林心愿。

妈妈跟李亦豪说，好像一场革命，我们是历史其中的小沙尘，可能这一辈子未必看到香港同性婚姻，但起码出过力。

香港至今仍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公民社会急速萎缩，立法会阵势大改，争取同志平权的议员陷狱，推动权益的各个进路变得艰难。李亦豪不想过度悲观。岑子杰争取海外同婚被承认一案，法庭要求政府两年内要有替代框架﹐让同性伴侣关系获法律承认，他觉得除非政府公然漠视法庭命令，否则不相信没有一点推进。“我们未来两年可以监察，政府可以更透明，这是一个正常文明社会、法治社会会发生的事情。”

他当然想过抛下官司离开香港，但是他又想继续吴翰林未完成的事。两面的张力令他很疲累。“最后其实我先放他在前面多过自己。”

冷静过后，他发觉即使为了自己也其实没有逃避的选项。“不是因为这个地方令我想起他，而是我永远都会想起他。想避开其实没什么意义，面对和接受才是真真正正的解决。这里始终是自己的屋企，香港是自己的屋企，如果因为想避开伤痛、歧视而离开，这样是被人赶走。你在外地，别人也会有别的伤痛。”

“吴翰林可能比我更加天真，更加理想主义。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纯粹想要去肯定自己，肯定吴翰林，让自己可以继续面对自己。”他说，“无论是网上的人否认我，还是政府间接到最直接的方法去否认我，我唯有经常提醒自己：吴翰林永远都是我的丈夫。我们发生过的事，我们受过的苦，是真的有发生过。”

爸爸心痛他，劝他不要继续打官司，今天的他可以很确实地说，争取成不成功不是重点，争取本身才是重要。如果开心与否要看社会认不认同自己，自己可不可以改变社会，他会陷入疯狂或者抑郁。“这几年，我发觉这个世界可以很残酷，如果社会不残酷我才开心的话，我一定是 doomed to failure。”

“我会争取到底去告诉别人，其实这样很残忍。”他至少不想失去自己，“如果当一切没有发生过，我无法继续走下去，我直情不是一个人，我没办法照镜。”

燃烧自己

有段时间，李亦豪带着两只猫 Kit Kat 和 Oreo 搬离居屋单位，远离故事的根源。以前吴翰林扮演管教的角色，猫知道他不在更加放肆，李亦豪能感觉到。但搬到新居，猫不但完全无法适应，还不断打架、不愿睡觉进食。搬回居屋，猫变得自在。他有一种重新回到家的感觉。

他想，“这里是我的家，不是由我保护，谁来保护我的家。”

七年时间失去很多，留下的也不少，李亦豪想专注这些人和物。例如在哀悼中好好照顾猫，好好打理官司。“官司是一个爱来的，他当时是为了保护我。他留下来的事，我觉得好像一个保护罩，一个平安符。”他也希望它们有一天可以保护其他人。

遗言里，吴翰林希望来生可以再跟他结成夫夫。李亦豪觉得，与痛苦共处的唯一方法，就是“希望这些痛苦不是白费，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不敢想输了官司怎么办，对他而言太毁灭性了。

他也不能想像官司完结、猫不在的时候，自己要去哪里。如同声明，他希望官司止息，但内心也怕与吴翰林唯一的联系就此断开。他不想吴翰林的故事被忘记，“我不说就没有人再记得吴翰林这个人。”他以前觉得吴翰林一直在燃烧自己，他现在正感受双倍的灼痛。

冥想的时候闭上眼睛，他看到悲伤缓缓飘过。一直坐着，要学习接纳伤心，“其实可以的，从不开心到接纳是一个过程。”他近年开始练习举哑铃，让自己整个身体专注呼吸，慢慢锻炼不想太多。“感觉再困难的时光都过了，之后不会特别容易，但可能多一点空间、多一点自主权。”那时候，“我又再想想怎样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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