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香港和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共同舉辦的第11屆同樂運動會（Gay Games ）落幕。閉幕這天，70後上海人王凌已帶着些許遺憾返回，沒能參加同運會，也沒能在香港感受到太多支持同運會或性/別小眾的氛圍，他當晚到上海商城劇院看了雙曲線混聲合唱團11週年的演唱會。雙曲線是上海第一支、亦是目前當地唯一由酷兒及友好人士自發組成的合唱團，當晚主題是「漂流瓶」，雙曲線在推送中形容：「是一種情緒的放逐。」
與此同時，共同帶台灣隊遠赴墨西哥參賽的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亞洲同志運動聯盟（Asia Pride Games Alliance）秘書長楊智群，則收到朋友說香港閉幕參與人數遠少於開幕、略有些冷清和遺憾的消息。「但也理解，我們也有隊友比完就去海邊玩了，」楊智群說，瓜市閉幕徵用了兩條街道表演和慶祝，但似乎仍「少了點什麼」，氣氛未如五年前巴黎那般熱烈。
27歲的香港人 Alison 則在閉幕典禮中意外偶遇了以前教會的阿姨，阿姨因女兒受邀做閉幕表演而來，但她平日並不像「會站出來支持平權的人」。Alison 覺得很驚訝：原來對於很多上一輩的香港人而言，「gay」未必是一個污名，就算平時未必關注性/別平權，也至少是相對接納。
中港台的參賽者們帶着不同的期待聚集在賽事中，又帶着失望、憤怒、被看到、與遺憾等不同的情緒離開。一邊是氣氛不足的遺憾，另一邊是缺乏政府資助的舉步維艱；一邊賽程設置上有多元的嘗試，另一邊是政治人物帶來的爭議與撕裂。首次在亞洲舉辦的同運會閉幕之後，我們試圖追問：不同身分背景視角中的同運會是怎樣的？香港 LGBTQ 權益還有多少公民參與的空間？
「你知道 Gay Games 在哪嗎？」
2022年，香港因疫情延辦同運會，安排充滿不確定性，瓜市是因此加入的聯合舉辦城市。同運會40年來首次在亞洲和拉丁美洲舉辦，最終香港共2千餘人參賽，瓜市則超過4千，但二者相加，仍遠少於五年前有萬餘人參加的巴黎同運會；香港方面亦未達到吸引1.2萬參與者、7.5萬觀眾、及3千名義工的預期。原計劃的36個體育項目，減半至18項。
除規模縮水外，同運會自今年起就不斷面對爭議和噪音。
2023年1月，曾有五名人權行動者公開反對同運會在港舉辦，認為來自中港台的 LGBTQ 異議者可能因港區國安法無法參賽，又批評這是與威權合謀。香港同運會未正面回應有關國安法部分，唯表示其並非政治組織，只希望創造多元空間，讓不同性別、性取向、競技水平和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通過體育共融。4月，建制議員何君堯試圖發起目標12萬人的網絡聯署，稱同運會違反國安法。開幕前，何君堯等反同團體再次聲稱活動「威脅國家安全」，並與擔任同運會開幕主禮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隔空交戰。
11月4日，歷經波折的香港同運會終於在伊利沙伯體育館（伊館）開幕，有約七位來自「耶書亞愛家工程」的反對同運會人士，下午在通往伊館的路上擺台。期間，一些臉上畫着彩虹的參賽者大剌剌自台前走過，另有一位手持彩色舞獅獅子頭的參加者跟他們發生爭執，隨後被三位便衣警員帶至一旁問話。
因未留意報名指引、錯過時間而無緣參與開幕式的王凌，為感受活動氣氛，特意到伊館附近走了一圈，恰遇到「耶書亞愛家工程」展台收工。一位年長的婆婆走向他並用粵語問話，他搖搖頭表示聽不懂，婆婆遂轉成普通話：「你是 gay 嗎？」
王凌笑着回：「你看我像嗎？」
70後的王凌是上海人，兒時因長相清秀，常常被叫「娘娘腔」或「丫頭」。16歲時，他與同性戀人的親密舉止被對方家長發現，那時起便被迫出櫃，甚至險些被定為「流氓罪」，鄰居對他避而遠之。「像看到怪物一樣，」他形容。
註：流氓罪是在1979年至1997年間的中國刑法罪名，是「口袋罪」之一，如今已被取消。當時，同性戀也有可能被指控流氓罪入獄。
26歲之前，王凌曾四次嘗試自殺。第一次是跳海被人救起，第二次是開煤氣，被剛好回到家的母親制止，第三次是上吊，但碰巧繩子斷了，最後一次則是在出租屋服用七粒安眠藥，被室友發現，送醫洗胃後搶救了回來。
「大概命不該絕，」王凌說，這些故事或許如今聽來有些戲劇，但壓抑卻普遍瀰漫於他同年齡的同性戀群體中，有人騙婚後出軌，有人真的離開了，有人切掉生殖器，而他也經歷了漫長的自我反思、封閉和探索，才漸漸接納自己。他打趣說：「洗胃太難受了，好好活着吧。」
五、六年前，王凌在路邊看到上海驕傲節的宣傳海報，自此才真正開始系統了解性/別平權，並成為義工為同志社群做事。但壓力也來得很快，2020年，上海驕傲節在連續舉辦十年、影響力越來越大後，因疫情和中國當局對 LGBTQ 民間組織的打壓而停辦。2021年，王凌聽到香港同運會舉辦的消息，一度申報義工。然而，2023年年初他忽然得知當義工必須持有工作簽證，於是，相約朋友至少到香港看看。
在王凌的想像裏，一過海關、一進地鐵站就能看到彩虹旗或宣傳海報，如同朋友6月驕傲月落地美國機場時拍給他的那樣。為了更接近活動場地，他甚至在伊館附近訂住宿。然而，讓他意識到4日有同運會開幕式的，卻是樓下和周邊街區中午起增派的警力。
已移居澳洲、在北京長大的90後 Oliver，如今在澳洲繼續攻讀心理學，雖然參與了開幕式和比賽，又遊歷了中環海濱的「節慶村」，但他也有同樣的失望。
除一位參賽者拍到並發在群聊裏的電車廣告外，Oliver 在城市裏再找不到其他較明顯的宣傳。同時，他在開幕前五日的10月30日才收到具體日程安排，且必須在撞時間的武術和麻雀（麻將）比賽中擇一參加。後來他發現，類似這樣比賽重合的情況並不少見。
因看過上屆巴黎賽事的報導，Oliver原本抱着較高期待，但眼前的香港同運會，不只規模較小、宣傳不足，甚至在中環海濱的「節慶村」，附近天橋上也沒有明確指示。「節慶村」更在下午6、7點後便不再有活動，這讓很多本地「打工仔」無法參與其中。「連差強人意都算不上，」Oliver形容，像是「公司年會」。
「我以為，至少摩天輪上會有一圈彩虹旗呢，」他嘆了口氣又補充道，「But I still support it，至少義工很認真，雖然流程混亂。」
為了增加一些同運會的氣氛，Oliver和伴侶會盡量穿着同運會文化衫出街，還在胸前、書包、帽子上貼彩虹貼紙或帶掛飾。不過，由於香港住宿昂貴，他們將酒店訂在深圳，每日往返過海關時，兩人就會把掛牌、貼紙等通通收進書包，以免被盤查。
對香港政治不甚了解的 Oliver 在參賽期間也隱約明白，同運會看起來氣氛不足、有些邊緣化，大概與香港政府幾乎為零的支持以及大陸施壓不無關係。但看到有音樂會時，他還是脫口而出問道：「應該有何韻詩和黃耀明吧？」
另一邊，由於無法買到開幕門票，王凌當晚跟朋友去尖沙咀的著名酒吧區諾士佛臺吃飯。為了探詢這座城市是否了解同運會，他看到身上有彩虹元素、或「看起來像 gay」的人就用英語詢問：「你知道 gay games 在哪嗎？」
經歷了十數次搖頭後，王凌放棄了詢問。
「貼文無法顯示」
由於賽程衝突，Oliver 只參加了兩天的麻雀比賽。桌上，有人好奇問起他從哪來，得知他是移居澳洲的大陸人後，大家開始好奇他的澳洲生活，但巧妙避開大陸的部分。
雖察覺到這種微妙，Oliver 卻顯得無所謂：「我不覺得對大陸的排外是對我的排外，畢竟我的認同也傾向外面，對大陸置身事外了。」他一件件數起近幾年中國大陸對 LGBTQ 群體的打壓，從上海驕傲節停辦、高校彩虹小組被集體封號，到一間間 NGO 關門，再到做性小眾 KOL 期間收到的求助私信。
Oliver 說，剛到澳洲的時候，恰逢當地同志遊行，走在街上聽到Lady Gaga的《Born This Way》，他一瞬間就抱着伴侶哭了出來：「我在人間遊蕩了30年，自我困惑了20年，終於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自由做自己。」
不過，開幕那日，他和伴侶還是選擇坐在中國隊區域。他回憶，中國區有20多人，是海外華人和少數來自大陸的參賽者拼湊起來的，相較有着整齊隊服、旗幟、口號的英美加等其他國家，中國隊顯得有些臨時。
一陣糾結後，Oliver 拿出隨身的平板電腦，找了一張中國國旗的圖片，屏幕朝外舉在手裏。在不同地區代表隊入場環節，Oliver 特意在一個鏡頭前指着中國國旗與伴侶接吻。開幕式的紀錄影片中，這一幕只被保留了一個相對較遠的鏡頭。影片關閉了評論功能。
「是最後一次以中國人身份參加同運會了，」Oliver 說，這樣做的心態是「給前30年畫上句號」。
上一屆巴黎同運會，中國曾有87名參賽者，甚至有整齊的隊服、胸牌。「2018年還有來自北韓的參賽者。」楊智群說，作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五年前他也曾共同帶台灣隊到巴黎參賽。
2021年，已成為全球同運會的管理機構 FGG（Federation of Gay Games，世界同性戀運動聯合會）一員的台灣賽隊，因擔心港區國安法影響，表示不會以團隊形式到港參賽，但可協助想要到港的個體。這一表態引起媒體關注，楊智群嘆氣：「只能說，時間點沒站在香港這裏。」
楊智群在2016年出於「一起玩」的心態參與舉辦了首屆台灣同志運動會，由於參與人數有五六百之多，引起 FGG 的關注，邀請台灣作為會員加入其中，並擬在2017年到台觀摩，順便宣傳2018年的巴黎同運會。也在那時，香港同運會的籌辦方接觸到楊智群，希望申辦過程中能得到台灣的推薦信。
「老實講，亞洲的 LGBTQ 權益一直是沙漠，那時甚至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通過婚姻平權的，」楊智群說，因此得知香港要辦這一場世界級活動時，他不僅充滿期待、表示會全力支持，甚至自信地說，到時至少會有一二百名台灣參賽者。
然而，這些期待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落地後，便立刻破滅了。楊智群也很無奈，對於台灣而言，參加國際賽事時使用什麼樣的國旗、國名，都有可能牽扯到本地政治。
2018年首次以團體參加巴黎同運會時，楊智群向 FGG 表態，希望國名用「台灣」，國旗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在他看來，「台灣」偏向綠營立場，國旗則用藍營支持的，這樣做是為了「不把同志議題丟到台灣的政治裏面攪合。」
「左邊右邊都得罪不起，」楊智群補充，同志平權本是基本人權，也不應被陣營綑綁左右。
然而巴黎運動會前夕，主辦方先是將台灣改成中華台北，繼而又改成「Taiwan, China」。楊智群猜想，歐美國家對兩岸主權爭議的脈絡並不熟悉，這樣頻繁改動一定有中國因素干預。他們隨即去信巴黎外交部及巴黎同運會主辦方抗議，主辦方後來跟隨國際奧委會的表述，國名使用「中華台北」，但主持人口播用「台灣」，開閉幕選手代表掌旗環節則統一取消，各國代表隊入場時可隨意使用任何旗幟。
當時，到場的法國觀眾，三藩市、法國等地的運動員，都手持中華民國國旗，以表對台灣的支持。楊智群記得，一位中國參賽者在進完場後跑到他面前，告訴他其實書包裏藏着中華民國國旗，但不敢拿出來。
國安法實施後，楊智群明白，若團隊到港參賽，如何處理台灣的國旗和名字，對於香港主辦方亦會是一個難題。今屆香港場次的同運會有兩位台灣參賽者，他們入場時使用了國際奧委會的標準——中華台北，與梅花旗。
開幕式結束的當晚，Oliver 在小紅書發布了和伴侶的合照， 配以「香港Gay Games 11，2023同奧會」等簡單文字介紹，很快獲得了近2萬瀏覽、600餘讚和收藏。但一覺醒來，不足12小時，這條貼文就成了「無法顯示」。
憤怒的 Oliver 先是通過平台申訴，得到「違規」的回覆後，他又問為何違規，客服用官方模板回覆指貼文「違反相關法律政策」。隨後他找到在小紅書工作的朋友，質問到：「你們領導沒有 Gay 嗎？你們領導為什麼自己壓榨自己的生存空間？」朋友無奈回覆：「你懂的，只能這樣。」
「我努力過了，」Oliver 說，經此之後，對簡體中文的內容平台徹底失望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 Oliver 貼文被刪除前，有粉絲私信告訴他，有想到港參加、觀摩運動會的人被有關部門約談、寫保證書，甚至被扣留往來港澳通行證，禁止在此期間到港，一些相關微信群組被監控和解散。王凌、楊智群也分別向端傳媒表示，收到了來自其大陸友人類似的信息。
「去港澳台看個體育比賽，卻被小題大作，當犯人一樣對待，寫保證書、收證件，太離譜了，」楊智群的朋友給他發來這樣的消息，「搞不懂擔心什麼。」
在香港，第一次的 All Gender 比賽
Alison 看到何君堯發起的反對聯署，才意識到同運會即將開始。
27歲的 Alison 是一名電腦程式員，生理性別女性，但性別認同是非二元。此前，他 / 她以為同運會是運動精英的賽事，需是香港隊、區隊或體育聯賽的選手才能參加，9月在網上看到做義工的宣傳，順着線索才找到報名網址。當時雖已錯過早鳥優惠，但抱着體驗一下的心態，他 / 她還是花了1500港幣的報名費和600港幣七人足球的單項參賽費用。
Alison 回憶，2019年反修例運動前，他 / 她對於政治訴求和公民行動都相對冷感，也未參加過香港的同志遊行，因為覺得「政治環境是改變不了的」。
但2019年的社會運動讓他 / 她逐漸認知「公民社會」的含義，意識到所有人都可以有所行動，即使改變不在當下，也能製造緩慢的推進，而政治本身也會影響到日常生活，「以前未必意識到。」同年，Alison 萌生了去同志遊行的念頭，但此時，同志遊行已未能獲得批准，更改為集會。
香港同志遊行自2008年起舉辦，除2010年因經費不足停辦一次外，幾乎每年都會有數千甚至上萬人從維園出發，行至金鐘或中環。2019年，遊行首次未獲批准。2020年，遊行再次因疫情中斷。2021年起至今，受疫情和政治環境影響，同志遊行已連續3年轉為室內彩虹市集。
因此，Alison 對同樂運動會沒有太多政治訴求的期待，反而主要擔心參與體驗：作為生理女性，他 / 她擔心報名「all gender」（不分性別）會被分在一個多為生理男性的隊伍中，單獨報名的自己，會不會被覺得「很廢」。
Alison 平日也會踢球，但無論是在街場、政府的七人足球場，還是足球比賽，均會按生理性別分組，從未有混合不同性別參賽者的球賽。但令 Alison 開心的是，現場的對手和隊友都很友善，彼此之間沒有太多關於性別、身體能力或運動能力的評價審視。
「氣氛真的有做到共融。」Alison 說。
比賽期間，他 / 她還結識了同隊的一位韓國酷兒平權行動者。Alison轉述這位朋友參與龍舟比賽的體驗說，划龍舟本是體力要求較高的項目，但主辦方將賽程調整成較短的200米，令第一次玩的人也可以很盡興。
此外，透過朋友的視角，Alison 也第一次看到香港這座城市包容和多元的一面。平日他 / 她總覺得香港不夠進步，但在韓國朋友眼裏，卻看到街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對於朋友這樣頭髮較短、外型偏 Tomboy 的生理女性，路人也沒有打量或異樣的眼光。朋友在韓國曾遭遇嚴重性別歧視，有公司會因外型不錄用，也遇到過上司因外貌不斷找自己談話。
對羅小風而言，這可能已部分實現了他 / 她的願景。羅小風曾共同為港爭取同運會主辦權，亦是香港同運會大使，他 / 她希望在同運會給酷兒群體和盟友創造一個安全多元的運動空間。他 / 她說，這是他 / 她推動酷兒權益的方式，縱然或許看起來溫和。
三十出頭的羅小風，如今在美國修讀性別相關的博士學位。作為一名跨性別健美運動員，過去由於他 / 她非二元的性別表達，經歷過不少不友善的對待。例如，有健身房的男性保安從女更衣室門口一路跟蹤，大聲要求核查他 / 她 的身分證，甚至揚言報警；還不少人要與他 / 她討論，通過健美獲得如今身材的他 / 她，胸部「究竟是不是一個女人的胸」。
羅小風希望通過同運會，探索一個「不需要擔心會不會不像男人，會不會不像女人」的安全空間。
在同運會賽事的籌備工作中，他 / 她參與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跨性別部分討論的諮詢小組，討論包括報名表中使用哪些性別相關的用語，如何進行運動的性別分組，能否多一些多元性別洗手間，尤其在伊館這樣相對老舊的政府場地。
此外，香港同運會允許跨性別運動員無須手術醫生紙，可依照自己的偏好選擇不同性別分組。「希望能提升跨性別運動員的安全度。」小風說。
「未來要繼續消化」的矛盾
雖然不如五年前巴黎同運會舉城歡慶般熱烈，但用楊智群的話說，在聯合舉辦同運會的瓜達拉哈拉，「城市是知道有這個活動的。」
除了閉幕時徵用兩條街道外，瓜市的教堂、市政府等地標性建築，晚間會打上六色彩虹射燈，或懸掛條狀彩虹旗。此外，楊智群還發現，比賽場館看起來均被翻新修整過，足球、游泳館均是國際比賽用場。相較之下，香港賽事只能租用私人、中小學體育場館，政府支持明顯非常薄弱。
「這樣的國際賽事畢竟也關乎城市的文化建設宣傳，按理說，政府應會給到最好的場館。」楊智群說，2022年，他參與籌辦了在台北的亞洲同志運動會，台北政府當時就希望通過運動會打造城市形象。楊智群回憶，2021年丹麥哥本哈根舉辦歐洲同運會時，除了市政廳佈滿彩虹元素外，行駛的巴士、街邊商舖，甚至很多居民的窗戶上都掛着彩虹旗。
反觀香港，街道上隨處可見的橫幅，均是為臨近的區議會選舉造勢，地鐵站中偶爾可見的同運會廣告也已是年初或更早的事，甚至在麻雀、游泳館、伊館、節慶村等比賽場地外都難以見到明顯的宣傳或指引。
「以往各屆運動會，政府不只是場地支持，還有大額的金錢支持，例如在墨西哥，本地人參賽是不需額外付錢的，」羅小風說，「但我們（香港同運會）就很依賴企業、國際組織等的贊助，理想情況下，我覺得香港人入場去玩不應該付費的。我們有開放一些獎學金計劃，但始終無法照顧全部人。」
報名費昂貴，幾位受訪者都向端傳媒指出，不少參賽者是由銀行等公司贊助或組織而來。羅小風說，香港生活費較亞洲其他地區高很多，各地性/別小眾群體的收入情況也很參差，理想情況下，若有政府經費支持，理應可以吸納更多來自亞洲的、不同收入水平的運動員和遊客。
「還有很多困難可能是外界無法想像的，」他 / 她補充，「我相信籌備委員會裏有人想過是有機會辦不了的，所以如今可以順利舉辦，其實都是一種鼓舞。」
然而與此同時，在以何君堯為首的反對聲音和香港政府「不反對不鼓勵」的漠然下，仍出席同運會開幕的建制派議員葉劉淑儀，和現場傳出「多謝葉劉」的歡呼，讓香港性/別小眾社群內出現分歧。
「其實2012年 IDAHOT（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恐雙日）一個活動找葉劉做宣傳時，一些民間性別平權組織就不同意，」參與香港性/別小眾平權工作15年的郭可芹回憶，當時，香港女同盟會 、女同學社、午夜藍等多個平權組織表示對粉紅同盟邀請葉劉做代言的失望，雙方曾在時代廣場進行過「誰偷走我們的同志運動？」街頭辯論。
分歧十年前就已出現，但討論並沒有結果。如今，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政治光譜跟十年前完全不同。
「如果Jimmy（岑子杰）那單案，未來兩年我們要推動任何政策落地，可能都必須要和政府或建制派成員做交流，」郭可芹坦言，即使如此，看到媒體上要感謝葉劉時，心裏還是不太舒服。
在她看來，葉劉淑儀作為政府公職人員，推動平權是一件應分、合理的事，在重重反對聲裏依然堅持到場支持，會感謝，「但不是皇恩浩蕩地感謝，可能現場都夾雜不同程度的『多謝』。」郭可芹續指，葉劉在香港保安局、立法會、行政會議等政治權力核心中多年，除特別日子向公眾表態外，並未做過推動制度改變的實際行為，「令她的『支持』有很多讓人保留的地方。」
葉劉淑儀於開幕中提到岑子杰案、或意味着香港會兩年內出台海外同婚配套措施之前，她也曾澄清自己的立場：「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在香港發生。」
Alison用「難受」形容葉劉致詞，他/她說，現場聽到葉劉援引岑子杰案勝訴，像是已爭取到一個給同性伴侶的婚姻替代框架一樣，但實際上政府並未有統一安排，以致於平權的朋友需要從住屋、遺產、醫療等不同細項中逐單逐單打官司、做司法覆核。
郭可芹也同樣不適：「過去不同官司，政府都是上訴到底。」就在同運會舉辦期間與剛落幕不久，香港政府的相關機構分別對同性伴侶公屋居屋住屋權案、遺產案再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
「不知葉劉會否尷尬。」郭可芹說。
除政治立場爭議外，郭可芹也聽過一些對同運會氛圍不足、組織營運上看不過眼的私下評論，但面對媒體或公開平台時，似乎大家都默契地消化了這些情緒，體諒主辦方從申辦到落實的七年困難，和與政府溝通所需的種種避忌。這些都令她覺得感動：「我們的社群成熟地消化了這些情緒和矛盾。可能未來都要繼續消化，在矛盾中共融。」
空間
「總體來說，我覺得香港還是很開放的，」縱然失落，王凌幾日來在香港各處走動，仍感受到相對自由的氣息，「比如地鐵沒有安檢，還比如街上看不到太多警察和監控。上海十米左右就是一個監控，像一直被盯着，很壓抑。」
然而，一位南非裔、在港工作六年的普拉提教練卻用「shooting star（流星）」形容是次同運會，認為香港此後或許再無法舉辦以性/別小眾為主題的大型國際活動。參與游泳比賽的兩位荷蘭人則對七年前主負責申辦香港同運會的 Dennis Philipse 未能到場感到遺憾，60歲的 Hans Stevens 覺得同運會似乎被香港特首李家超班底的「新政府」邊緣化，很多荷蘭朋友顧忌港區國安法，但因為仍想表達對自由的信念所以到港支持。
一位曾任香港同運會義工的匿名受訪者表示，不少海外參賽者郵件詢問國安法問題，但主辦方為了去政治化，往往不會正面回應。FGG 聯席主席 Joanie Evans 在此前《德國之聲》的訪問中表示，同運會不是要宣示任何政治理念，而是想把體育帶給所有人，「在多元中團結」。端傳媒曾郵件詢問主辦方，及邀請Joanie Evans、香港同運會聯席主席林敏蕙受訪，但未獲回應，後者指因時間安排未能受訪。
開幕典禮時，墨西哥駐香港總領事館總領事 Pablo Macedo Riba 提及墨西哥全境32個州均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引來全場歡呼，然而主屏幕上原應滾動的實時中英文字幕卻停留在上一句——「強化了反歧視的法律條文」。
這一幕彷彿是香港性/別小眾平權現狀的隱喻，仍有訴說的空間，但平權倡議又不可太「明目張膽」。
10月底，郭可芹和幾位朋友參加了台灣的同志遊行，他們一路拿揚聲器唱着廣東歌，像過去在香港同志遊行時那樣。
「其實是沒有人跟着我唱的，」郭可芹笑着說，但已太久沒感受過在街上被看見的感動。她回憶，幾年前 PinkDot 自新加坡傳來香港，很多性/別平權社群的夥伴覺得活動過於保守，然而時過境遷，香港同志遊行已連續3年轉為室內市集，PinkDot 難得重返室外似乎已經很好，「香港似乎已很難可以走上街頭，真的很自由地展現自己了。」
但說到「流星」的形容，郭可芹又覺得「未到那麼絕望」。
她認為，香港作為一直想「說好香港故事」的國際都市，即使為推廣旅遊業，也要向外界講述「多元共融」的價值，例如性/ 別小眾媒體 Ｇ 點電視曾介紹「全球性自由城市之最」，其中寫到不同城市的同志街區、同志酒吧、酷兒書店等，香港亦可參考，即使政府或旅發局不支持，也可有一些民間連結。
「這次除了何君堯和本身反同的議員外，其實沒有看到任何政府單位明確反對，也因此才會有那麼多不同的聲音出現。」郭可芹說。Alison 也有同感，政府取態雖不積極，但也未去到打壓，同運會主辦可能為迴避衝突，一些細節變得低調，例如日程表只會發給參賽的隊伍，並標記說希望不要公開出去，「其實我覺得香港的空間，是大過在 Gay Games 感受到的。」
Alison 說，雖本身並不期待同運會有政治倡議，但也可以多連結一些本地性/別平權社群，例如分發一些宣傳海報給彩虹商舖等。香港某大學性別社群小組的一位成員亦匿名向端傳媒表示，早期曾收到同運會共同宣傳活動的邀請，但後續便沒有太多合作細節的下文。
「我覺得好可惜，因為明白大家難處。同時又可能是有一些再拓展的空間，若日後有機會，都希望可以一起坐下聊聊，如何『多元中團結』，」郭可芹說，同志平權從來都是一步步積累，因此也未必是要實現怎樣的里程碑，但可能性「從來都是人走出來的」。
她補充說，留意到這次活動有很多新出來的義工，覺得都是一件好事，但也希望能在「多元共融」中爭取到一些政策推進，「在任何城市或社會生活都不可能無視制度的不公，並非只要自己『out and proud』就好，事實上民調已顯示香港超六成人支持同性婚姻，社會其實已有共識，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共識落在政策上。」
（應受訪者要求，王凌為化名。）
扮什麼，香港根本是一個保守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