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處分的彩虹：失落的，接力的

7月18日，清華大學因放置彩虹旗對學生給予處分的事件，引發社會關注。5月14日，兩名學生在校內超市留言牆桌子上放置了10面彩虹旗，當日即遭約談，甚至被校方威脅「可能影響畢業」。6月底，二人收到擬處分告知書，稱其未經批准擅自發放宣傳品。7月，兩位同學將書面申辯發布在微信公衆號中，引發關注。

2006年，中國大陸第一個高校彩虹小組在中山大學成立。2013年至2018年，性別學生社團經歷了在全國遍地開花的發展，同時自2014起，又遭遇着社會整體包容度的下降和校方手段愈發嚴苛的管控。2019年發布的《中國高校LGBT社團調研》中，參與調研的50個社團，有28個面對着較不友善或極不友善的校方態度。

2021年7月，線下空間逐步壓縮至線上的高校性別小組，又經歷了集體失聲，20多個社團賬號一夜間消失。一年後，象徵驕傲和包容的「彩虹」再次因被處分而引發關注。

在逼仄的生存環境和一次次集體創傷下，端傳媒再次訪問不同時間段的高校彩虹小組成員，他們有人深陷無力感，有人想選擇逃避，有人將「彩虹」佩戴在身上成爲日常，在彩虹意象的象徵，過去活動裏那些或振奮、或浪漫、或與學校百般周璇的故事，以及行動的傳承和接力中，我們試圖還原一些關於「無力」與「動力」的碎片。

Bobbi：「當時的興奮和活躍，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種子」

Bobbi 是中山大學2011級的本科生， 如今在美攻讀社會科學方向博士。2014年5月17日（注：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恐雙日），在前期校方約談、取消講座等重壓下，Bobbi 參與的中大彩虹小組仍然在夾縫中進行了校內彩虹旗快閃。但之後兩年小組遭遇了校方更嚴苛的對待，原本的指導老師離職，又失去校內活動場地，並不可避免地經歷約談與重組，「它就像我做過的一個夢一樣」。

於我而言，一切起源於宋素鳳老師《社會文化與多元性/別》的公選課。

這門課每一節都會邀請不同主題的講者，如跨性別者、性工作者、同性戀、女性自慰研究者等，他們總會提出挑戰你原本知識體系和性別認知的觀點，因此當時很熱門。雖然名額僅200人左右，但有不少旁聽的學生，有人坐在階梯上，有人站在門口，有人甚至趴在窗外，教室裏裏外外都會被塞得滿滿的。

2013年9月，我報名了公選課的助教團，直到2015年畢業。由於當時中大彩虹小組已無法通過校方社團註冊的審覈，因此小組也以所謂助教團的形式存在。中大當時整體氛圍是自由開放的，跨學科交流也很密切，政治參與的話題討論在學校裏熱度很高。彩虹小組那時有微博、微信公衆號，公選課也有自己獨立的發聲賬號。我們幾乎每週都有更新，大家當時都像打雞血一樣在做事，覺得可以做一些改變社會的事情。

但同時，環境也在這一時間段惡化。

例如當時朱健剛老師（曾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開了10年的公民課，2014年是它存在的最後一年。那年國安查得很嚴，我們有時會在課堂上發現陌生的面孔，不是上課的同學，而是來監聽的人。同年5月15日，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論自由和社會公義」的講座被臨時取消了。這些都是風向標，意味着學校可能受到了某些壓力。

2014年「5·17」活動前後，也經歷了一些波折和阻攔。那年活動我們籌備了一兩個月，計劃瞭如青春歌舞會等很多活動。但組裏的同學陸陸續續被輔導員約談，要他們「不要走得太近」。於是我們表面說不再有活動，也的確砍掉了很多，但仍然保留了當天「口耳相傳」的彩虹旗快閃。

快閃第一個地點是圖書館，那裏人流量大，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們。我們把長約20米、寬約10米的巨幅彩虹旗塞進行李箱，拖到圖書館門前再合力掏出來，展開、合影，這個過程花了十幾分鍾。第二個地點是進士牌坊，是中大校內最悠久的歷史建築。牌坊前有一片很大的草坪，我們把彩虹旗展開後，又舉過頭頂，大家跑到旗子下，一邊跑一邊跳，就像在彩虹旗下跳舞，一些路過的同學也加入了我們。

最後我們去了永芳堂門口，這裏是中大歷史系的辦公學習場所。把那幅巨大的彩虹旗展開又收起來後，我們在永芳堂前圍成圈，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小的彩虹旗，一起擁抱。當時有一對從香港來的藝術家同性伴侶，也到現場支持我們。

那天到現場的人有很多，甚至有人早早等在我們快閃的第一個地點：圖書館。當學生們發現原來在學校是可以這樣做的時候，都很振奮。此事過後，校方也沒有太追究。甚至2014年秋季，我們舉着「廣州高校彩虹小組」的旗子，到香港參加了同志遊行（Hong Kong Pride Parade），我們還暢想着2015年的「5·17」活動，以爲第二年還能接着辦。

但事實上，2015年的彩虹旗活動我們就不再能公開宣傳，地點也轉移到了校外。到了2016年，《社會文化與多元性/別》公選課開課申請不被通過，中大彩虹小組也被打壓得差不多了，基本都散了。過去幾年我很少再公開提那些事情，它就像我做過的一個夢一樣。

這次清華學生因彩虹旗被處分的事情，其實對我來說創傷沒有去年公衆號集體封號來得大。去年的感覺是死透了，不讓發聲，如同沒有存在過。

當年彩虹小組裏的成員，如今有人在英國做酷兒平權的NGO，有人在國內做了幾年社工後出國讀書了。原本留在國內NGO的朋友，最近也辭職了，在國內做NGO真的很辛苦，生存壓力太大。

面對國內這種逼仄的環境，肯定有無力感。我習慣把微博當作我的宣泄平台，會轉發和吐槽，但有時候看得多了也會逃避，最近我沉迷抖音，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要逃避。但我也儘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參與一些事情，發聲也是一種參與，做什麼可能不一定有用，但不做什麼就肯定沒用。

有人在微博給我留言稱，很感謝當年彩虹小組給過他的幫助。其實我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幫助，但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情，當時一個珠海中學生在微博上向我們求助，他是一個同性戀，家裏想要帶他去精神病院，因爲有醫生說可以給他提供電擊療法，「矯正」性取向，他很害怕，就來找我們幫忙。我們小組就嘗試着給他提供了一些幫助，比如怎麼去跟家裏、醫生溝通，去避免電擊療法這樣荒謬的事情。

如今我重新翻看幾年前的照片，才發現它們真的很有力量，到現在還會覺得振奮人心，過去那些「似乎不可能在這裏發生」的行動，當時的興奮和活躍，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種子，至於能不能發芽，有沒有發芽的條件，我就不知道了。

房飛：「彩虹是酷兒身份的標籤，同時也代表着包容和多元文化。」

房飛，西安某高校性別小組的創立者，小組僅運行了兩年，在校方不斷約談，甚至要求室友監視行動的壓力下，被迫解散。

在組建性別小組之前，我其實是一個小粉紅，是在儒家傳統文化建構下成長起來的，一個非常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學生。

我來自一個農村的單親家庭，曾被家暴，並且對於自己的性別身份一直有困惑。雖然成長過程中會意識到一些如被迫婚嫁等不平等的存在，但只是樸素地認爲不合理，並不知道如何認識、解讀，甚至抗爭它。契機是2017年4月，當時中國酷兒獨立影像小組還能在各地舉辦影展，我很偶然地參加，接觸到了性別議題，並開始重新認識自己，解構世界，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的關係。之後邀請酷兒小組到我們學校放映，活動後詢問參加者有沒有人願意留下來一起做些什麼，於是有了小組的雛形。

2017年5月，我們嘗試向學校申請成爲一個註冊社團，但嘗試了三次，都沒有找到可以掛靠的學院和老師。時值期末，我們便主要經營公衆號和做科普手冊，到了第二學期，我們才開始和其他社團一樣招新，和進行線下活動。2017年9月到2018年6月，我們進行了十幾場線下活動，包括6月驕傲月的騎行、觀影、真人圖書館、科普及其他倡導類的活動。我們還做了有關西安四所高校同性戀環境友好度的調查，每個學校發放了200份問卷。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5月17日的活動。那一年，我們一邊與巡查保安打游擊，一邊在校內派發了兩百多個彩虹的胸章、貼紙和彩虹旗，並在西安的大學城廣場上，放置了5米×5米的大展板，寫着「5·17不再恐同日」。展板中留出空白，邀請路過的人簽名，甚至邀請了當天在廣場表演的樂隊到我們展板前演出，因此吸引了更多簽名。

對我來說，彩虹是酷兒身份的標籤，同時也代表着包容和多元文化。我記得2018年活動期間，我們曾收到一條私信，提到他在路上看到我們的社員派發彩虹飾品，並且戴着彩虹絲帶，那一刻他感受到社群裏是有其他人的，自己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

我們在做活動期間其實被約談過很多次，最開始學校黨委書記認爲我成績不錯，是個乖學生，可能被「帶壞了」，並不了解具體的情況，所以那時候我們一邊應承說解散了，一邊繼續更隱蔽地做活動，例如宣傳上不寫具體的活動時間和地址，在前一天時才會私信通知。

2018年10月的紫色紀念日，我們在學校標誌性的建築樓前擺放了反對霸凌的展板，還穿了相應的文化衫。不巧的是，校長從我們面前經過，氣憤地說「這個社團怎麼又出現了」，於是小組成員又被約談了一輪。

2019年秋季，我們邀請了一些女權主義者到校內做線下的工作坊，沒想到被國安盯上了，工作坊一開始，警察便衝了進來，因此小組的骨幹成員都被波及到了。這次的處分就不只是約談了，有的被室友監視活動，有的不允許出校，出校需要寫報備申請，還有的要求寫悔過書，有成績好的同學被影響到了獎學金的申請。

此後，我們就徹底解散了。

胡士託：「彩虹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抗議、要求表達自由和異見自由的象徵」

胡士託，上海某高校彩虹小組核心成員。

在彩虹小組的那幾年，經歷了很多不被理解和艱難的時刻，甚至有LGBTQ+的朋友說，「我們不需要被你們代表」。

2017年10月前後，我們遞交了多次社團申請書，但遲遲沒有得到校方回應，在學校社團聯合會任職的同學甚至稱我們爲「一個不當社團」。2018年4月，在舉辦#MeToo活動的時候，我們要求校方建立反性騷擾的體系，結果被校方威脅、冷處理。

2018年5月，我們在中午飯點人數最多的時候，給經過的同學臉上繪製彩虹，那天至少兩三百個學生先後加入，還有專門翹課來貼彩虹油畫棒的。2019年，我們計劃邀請同學在5月17日佩戴彩虹元素的飾品，並拍攝相關記錄短片。然而16日晚，學校老師衝入了我們籌劃活動的教室，對在場學生逐個進行單獨約談。翌日，保安及老師們又在校園主幹道上圍堵盤問有彩虹旗或相關標誌的學生：「知不知道彩虹旗/標誌的意思？」「跟該社團有沒有關係？」

當我們還可以圍繞彩虹這個標誌做一些活動的時候，社群間的互動都很友好，沒有區分「粉紅性少數」這樣的群體；但當這種活動不被允許時，「愛黨愛國」就成了一個界限，大家都很害怕。

得知了學校保安在巡街查問之後，我就從學校離開，去了一趟松江大學城，松江大學城裏有多所上海高校，校與校間沒有圍牆。令我很驚訝的是，那一年以「社會性別研究會 」申請到中國國家大學生創新創業計劃的華東政法大學，宿舍樓外沒有一面彩虹旗。

對於我和身邊的社群夥伴而言，彩虹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但在經歷多年的打壓後，彩虹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抗議、要求表達自由和異見自由的象徵。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學校後來甚至約談了18年秋季和19年春季學期作業裏涉及彩虹話題的學生，而2019年5月17號那天，長三角一代可能只有東南大學的學生組織，順利開展了活動。

小包：「彩虹元素成了日常的一部分，像是通過這種形式，將當年做的事延續下來」

小包，成長於香港新移民家庭，北京師範大學2016級本科生，過去，他們以「無大台」、議題推動的方式零散地進行學生活動，因爲「太知道學校想怎樣了」。

我所在的性別社團是一個很閒散的小組，我們刻意地無組織化，想要做事的人便一起來，每個人都有權對活動進行自己的提議，或進行一個活動的分支，活動後也很少聯繫，像彼此的默契。因此我們的小組可以說是「年拋」、「月拋」，甚至是「次拋」的。在校園環境收縮下，這種「無大台」的形式讓我們少了很多被約談的經歷。

2018年5月，網友「票圈君」在北京798藝術區發起國際不再恐同日的紀念活動，活動尾聲時，有佩戴彩虹標識的參與者被保安攔下，並發生肢體衝突。看到這件事後，我就在朋友圈號召大家從5月17日開始，佩戴一個月的彩虹配飾，並且給北京同志中心（注：北京性少數平權NGO）發了一個照片合集。只是那個合集發出去當天，圖片就消失了。

2019年，我們開始在校園裏感受到氛圍的收緊。

學校開始「變聰明」了，他們會關注我們的活動推送，知道時間會提前，因此5月初就會有人觀察學生有怎樣的動作。我記得五月十幾號，我在宿舍樓下掛了一個袋子放彩虹旗，以這種方式派發給社群和支持社群的夥伴，但沒多久就被學校的工作人員清理掉了。

同時，校方也開始約談參與活動的學生，包括撰寫文章的同學，以及在性少數NGO中實習的學生。由於當時香港正在發生社運，我也被輔導員約去聊天，要我「不要相信什麼，也不要說什麼」，很微妙地提醒了一下。

那年5月17日，台灣通過同婚法案，爲了慶祝，我們將彩虹元素的明信片以「落」的形式，放在某教室的抽屜中，在微信群裏通知朋友們去拿。發完明信片後，我在寢室樓下遇到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她當天全身貼滿了彩虹，我遞給她明信片時，她說：「Happy Pride.」

我覺得無力感是很難走出來的，只要我一天認識簡體中文，就不可能走出這種無力感。但憤怒還是會有的，所以仍然會關注，會聲援。

事實上，中國國內的緊縮是可以預料到的，你在看着一個東西慢慢塌掉的感覺，所以也曾經寄希望於境外，包括香港。2020年大學畢業後我就回到了香港，在G點TV做志願者時，很坦白地講述了自己之前的經歷，當時的負責人說，可能香港也要學習這些經驗了。只是沒想到，一語成讖。

不過由於之前的經歷，我現在每天都會在身上佩戴一些彩虹飾品，它們變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比如包上綁一條彩虹旗，像是通過這種形式，將當年做的事延續下來。彩虹像是暗號，就像那年我在宿舍樓下遇到的女生，我們彼此不認識，之後可能也再沒見過，但因爲這個元素，我們不需要更多交流就能確認對方是安全的，有互通語言的人。

李彩：「行動才能走出無力感」

李彩所在的學生小組，在安全因素考量下，被描述爲「距離清華彩虹小組『Purple』只有一公里的學生小組」，他們在同時期校內其他的學生運動影響下，摸索着行動的邊界。

我們是和清華的性別小組purple前後腳成立的。表面上兩校學生會彼此互黑， 但其實大家關係很好，也會一起玩。 這次被處分的同學，此前也有被約談的經歷，這次是直接給了處分。但從他社交媒體透露的狀態來看，並沒有被擊倒或充滿抱怨，而是仍然很堅挺，好像學校壓得越緊，他反而越有信念和意志力去做事。

2015年，清華的purple成立後，我們也開始籌備。雖然一直無法在校註冊，但發展到2016年，我們已小有規模，並系統地分化成了8個部門，有負責內部聯繫和社交的，有負責撰稿的，有在線交友的，有做學術調研的，還有團體心理諮詢小組等，每個部門有10到20人，整個小組有100人-110人左右。

壓力比我們想象中來得更快。2017年，由於在一篇推送中提及團體心理諮詢小組有校心理諮詢老師的支持，因此相關負責人被校方約談，要求我們在推送中不再出現和學校名字有關的字眼。此後，心理諮詢的小組改稱「頤和園5號的神秘櫃子」，而我們也逐步發展成了北京區域的高校性別小組，後來甚至有其他省份的學生也參與進來。

其實同時間的清華彩虹小組也是一樣，他們最初叫「清華purple」，後來改成了「五道口purple」。

我們每年都會做彩虹相關的周邊，而且這個周邊每年都會賣得很好，通過售賣周邊，也可以支撐小組的其他開銷，比如嘉賓費、團建費等。但我們並沒有太多走到校園內，走入公衆視野中的行動，因爲同時期學校在發生其他的學生運動，他們都很勇敢，我們看到行動到那個程度之後可能是怎樣的後果，如果無法承擔，就稍微往回收一點，然後再在邊緣去試探。

2018年，校園裏有引起較大公衆關注度的MeToo運動。當時有十幾人的連署，要求學校公開公布相關數據，以保證校規校紀裏寫到的學生知情權。同時還有馬會（注：馬克思主義協會）的同學，在中午人流量最大的時候，跳上學校食堂餐桌，進行公衆演講。其實，馬會、MeToo以及性別小組的成員，都有交叉的，只是大家分別選擇了不同的、跟自己關聯更緊密、更緊迫的議題，去參與行動。

這些行爲其實是走到很前面的，當然也會引起校方更多的關注。後續就是，馬會的核心成員有人失蹤了，有人「自願退學」，很多人簽保證書，或被校方一遍遍約談。

在環境收縮，和越來越多校外夥伴參與小組的情況下，我們後來的主戰場就在公衆號，在賽博空間裏發揮公衆影響力，及服務社群夥伴。我們每一年都會定期發表學術文章，雖然可能這些研究無法在國內學術期刊中發表，但我們也發現一些調研的PDF在時隔很久後，還有人會在後台反覆收取、閱讀。同時，團隊心理諮詢的小組後來活躍度非常高，有一年還推出了春節不停歇的活動，在年節這種可能遭遇原生家庭衝擊的時間節點，提供了一個可以彼此陪伴的空間。

也因如此，2021年7月衆多高校彩虹小組被同時炸號時，我印象特別深刻，相當於在一瞬間，大家就失去了發聲渠道。

我記得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工作日晚上，當時我已經退出性別小組的運作了，但還在群組裏。看到炸號的瞬間覺得很難過，就去洗了一個很長時間的澡。洗澡前，群裏大家都在表達情緒，但洗完澡出來，群裏已經在商量對策了，有人去申訴，有人去備份。到了第二天，群裏甚至出現了一大張思維導圖，羅列了接下來要進行的行動和時間節點。與此同時，在我們其他沒有被銷號的社交賬號裏，收到了很多私信說備份了我們的文章，有需要可以聯繫。

也是在那個時刻，讓我們知道，這個小組不只是一個自嗨的事情，而是真的會影響到其他人。行動才能走出無力感，在大家迅速的行動裏，我才意識到，這個小組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殺不死的，是可以被接力的。

因隱私及安全，以上受訪者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