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香港和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共同举办的第11届同乐运动会（Gay Games ）落幕。闭幕这天，70后上海人王凌已带着些许遗憾返回，没能参加同运会，也没能在香港感受到太多支持同运会或性/别小众的氛围，他当晚到上海商城剧院看了双曲线混声合唱团11周年的演唱会。双曲线是上海第一支、亦是目前当地唯一由酷儿及友好人士自发组成的合唱团，当晚主题是“漂流瓶”，双曲线在推送中形容：“是一种情绪的放逐。”
与此同时，共同带台湾队远赴墨西哥参赛的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亚洲同志运动联盟（Asia Pride Games Alliance）秘书长杨智群，则收到朋友说香港闭幕参与人数远少于开幕、略有些冷清和遗憾的消息。“但也理解，我们也有队友比完就去海边玩了，”杨智群说，瓜市闭幕征用了两条街道表演和庆祝，但似乎仍“少了点什么”，气氛未如五年前巴黎那般热烈。
27岁的香港人 Alison 则在闭幕典礼中意外偶遇了以前教会的阿姨，阿姨因女儿受邀做闭幕表演而来，但她平日并不像“会站出来支持平权的人”。Alison 觉得很惊讶：原来对于很多上一辈的香港人而言，“gay”未必是一个污名，就算平时未必关注性/别平权，也至少是相对接纳。
中港台的参赛者们带着不同的期待聚集在赛事中，又带着失望、愤怒、被看到、与遗憾等不同的情绪离开。一边是气氛不足的遗憾，另一边是缺乏政府资助的举步维艰；一边赛程设置上有多元的尝试，另一边是政治人物带来的争议与撕裂。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同运会闭幕之后，我们试图追问：不同身分背景视角中的同运会是怎样的？香港 LGBTQ 权益还有多少公民参与的空间？
“你知道 Gay Games 在哪吗？”
2022年，香港因疫情延办同运会，安排充满不确定性，瓜市是因此加入的联合举办城市。同运会40年来首次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举办，最终香港共2千余人参赛，瓜市则超过4千，但二者相加，仍远少于五年前有万余人参加的巴黎同运会；香港方面亦未达到吸引1.2万参与者、7.5万观众、及3千名义工的预期。原计划的36个体育项目，减半至18项。
除规模缩水外，同运会自今年起就不断面对争议和噪音。
2023年1月，曾有五名人权行动者公开反对同运会在港举办，认为来自中港台的 LGBTQ 异议者可能因港区国安法无法参赛，又批评这是与威权合谋。香港同运会未正面回应有关国安法部分，唯表示其并非政治组织，只希望创造多元空间，让不同性别、性取向、竞技水平和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通过体育共融。4月，建制议员何君尧试图发起目标12万人的网络联署，称同运会违反国安法。开幕前，何君尧等反同团体再次声称活动“威胁国家安全”，并与担任同运会开幕主礼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隔空交战。
11月4日，历经波折的香港同运会终于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伊馆）开幕，有约七位来自“耶书亚爱家工程”的反对同运会人士，下午在通往伊馆的路上摆台。期间，一些脸上画着彩虹的参赛者大剌剌自台前走过，另有一位手持彩色舞狮狮子头的参加者跟他们发生争执，随后被三位便衣警员带至一旁问话。
因未留意报名指引、错过时间而无缘参与开幕式的王凌，为感受活动气氛，特意到伊馆附近走了一圈，恰遇到“耶书亚爱家工程”展台收工。一位年长的婆婆走向他并用粤语问话，他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婆婆遂转成普通话：“你是 gay 吗？”
王凌笑着回：“你看我像吗？”
70后的王凌是上海人，儿时因长相清秀，常常被叫“娘娘腔”或“丫头”。16岁时，他与同性恋人的亲密举止被对方家长发现，那时起便被迫出柜，甚至险些被定为“流氓罪”，邻居对他避而远之。“像看到怪物一样，”他形容。
注：流氓罪是在1979年至1997年间的中国刑法罪名，是“口袋罪”之一，如今已被取消。当时，同性恋也有可能被指控流氓罪入狱。
26岁之前，王凌曾四次尝试自杀。第一次是跳海被人救起，第二次是开煤气，被刚好回到家的母亲制止，第三次是上吊，但碰巧绳子断了，最后一次则是在出租屋服用七粒安眠药，被室友发现，送医洗胃后抢救了回来。
“大概命不该绝，”王凌说，这些故事或许如今听来有些戏剧，但压抑却普遍弥漫于他同年龄的同性恋群体中，有人骗婚后出轨，有人真的离开了，有人切掉生殖器，而他也经历了漫长的自我反思、封闭和探索，才渐渐接纳自己。他打趣说：“洗胃太难受了，好好活着吧。”
五、六年前，王凌在路边看到上海骄傲节的宣传海报，自此才真正开始系统了解性/别平权，并成为义工为同志社群做事。但压力也来得很快，2020年，上海骄傲节在连续举办十年、影响力越来越大后，因疫情和中国当局对 LGBTQ 民间组织的打压而停办。2021年，王凌听到香港同运会举办的消息，一度申报义工。然而，2023年年初他忽然得知当义工必须持有工作签证，于是，相约朋友至少到香港看看。
在王凌的想像里，一过海关、一进地铁站就能看到彩虹旗或宣传海报，如同朋友6月骄傲月落地美国机场时拍给他的那样。为了更接近活动场地，他甚至在伊馆附近订住宿。然而，让他意识到4日有同运会开幕式的，却是楼下和周边街区中午起增派的警力。
已移居澳大利亚、在北京长大的90后 Oliver，如今在澳大利亚继续攻读心理学，虽然参与了开幕式和比赛，又游历了中环海滨的“节庆村”，但他也有同样的失望。
除一位参赛者拍到并发在群聊里的电车广告外，Oliver 在城市里再找不到其他较明显的宣传。同时，他在开幕前五日的10月30日才收到具体日程安排，且必须在撞时间的武术和麻雀（麻将）比赛中择一参加。后来他发现，类似这样比赛重合的情况并不少见。
因看过上届巴黎赛事的报导，Oliver原本抱着较高期待，但眼前的香港同运会，不只规模较小、宣传不足，甚至在中环海滨的“节庆村”，附近天桥上也没有明确指示。“节庆村”更在下午6、7点后便不再有活动，这让很多本地“打工仔”无法参与其中。“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Oliver形容，像是“公司年会”。
“我以为，至少摩天轮上会有一圈彩虹旗呢，”他叹了口气又补充道，“But I still support it，至少义工很认真，虽然流程混乱。”
为了增加一些同运会的气氛，Oliver和伴侣会尽量穿着同运会文化衫出街，还在胸前、书包、帽子上贴彩虹贴纸或带挂饰。不过，由于香港住宿昂贵，他们将酒店订在深圳，每日往返过海关时，两人就会把挂牌、贴纸等通通收进书包，以免被盘查。
对香港政治不甚了解的 Oliver 在参赛期间也隐约明白，同运会看起来气氛不足、有些边缘化，大概与香港政府几乎为零的支持以及大陆施压不无关系。但看到有音乐会时，他还是脱口而出问道：“应该有何韵诗和黄耀明吧？”
另一边，由于无法买到开幕门票，王凌当晚跟朋友去尖沙咀的著名酒吧区诺士佛台吃饭。为了探询这座城市是否了解同运会，他看到身上有彩虹元素、或“看起来像 gay”的人就用英语询问：“你知道 gay games 在哪吗？”
经历了十数次摇头后，王凌放弃了询问。
“贴文无法显示”
由于赛程冲突，Oliver 只参加了两天的麻雀比赛。桌上，有人好奇问起他从哪来，得知他是移居澳大利亚的大陆人后，大家开始好奇他的澳大利亚生活，但巧妙避开大陆的部分。
虽察觉到这种微妙，Oliver 却显得无所谓：“我不觉得对大陆的排外是对我的排外，毕竟我的认同也倾向外面，对大陆置身事外了。”他一件件数起近几年中国大陆对 LGBTQ 群体的打压，从上海骄傲节停办、高校彩虹小组被集体封号，到一间间 NGO 关门，再到做性小众 KOL 期间收到的求助私信。
Oliver 说，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恰逢当地同志游行，走在街上听到Lady Gaga的《Born This Way》，他一瞬间就抱着伴侣哭了出来：“我在人间游荡了30年，自我困惑了20年，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自由做自己。”
不过，开幕那日，他和伴侣还是选择坐在中国队区域。他回忆，中国区有20多人，是海外华人和少数来自大陆的参赛者拼凑起来的，相较有着整齐队服、旗帜、口号的英美加等其他国家，中国队显得有些临时。
一阵纠结后，Oliver 拿出随身的平板电脑，找了一张中国国旗的图片，屏幕朝外举在手里。在不同地区代表队入场环节，Oliver 特意在一个镜头前指着中国国旗与伴侣接吻。开幕式的纪录影片中，这一幕只被保留了一个相对较远的镜头。影片关闭了评论功能。
“是最后一次以中国人身份参加同运会了，”Oliver 说，这样做的心态是“给前30年画上句号”。
上一届巴黎同运会，中国曾有87名参赛者，甚至有整齐的队服、胸牌。“2018年还有来自朝鲜的参赛者。”杨智群说，作为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五年前他也曾共同带台湾队到巴黎参赛。
2021年，已成为全球同运会的管理机构 FGG（Federation of Gay Games，世界同性恋运动联合会）一员的台湾赛队，因担心港区国安法影响，表示不会以团队形式到港参赛，但可协助想要到港的个体。这一表态引起媒体关注，杨智群叹气：“只能说，时间点没站在香港这里。”
杨智群在2016年出于“一起玩”的心态参与举办了首届台湾同志运动会，由于参与人数有五六百之多，引起 FGG 的关注，邀请台湾作为会员加入其中，并拟在2017年到台观摩，顺便宣传2018年的巴黎同运会。也在那时，香港同运会的筹办方接触到杨智群，希望申办过程中能得到台湾的推荐信。
“老实讲，亚洲的 LGBTQ 权益一直是沙漠，那时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通过婚姻平权的，”杨智群说，因此得知香港要办这一场世界级活动时，他不仅充满期待、表示会全力支持，甚至自信地说，到时至少会有一二百名台湾参赛者。
然而，这些期待在2020年港区国安法落地后，便立刻破灭了。杨智群也很无奈，对于台湾而言，参加国际赛事时使用什么样的国旗、国名，都有可能牵扯到本地政治。
2018年首次以团体参加巴黎同运会时，杨智群向 FGG 表态，希望国名用“台湾”，国旗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在他看来，“台湾”偏向绿营立场，国旗则用蓝营支持的，这样做是为了“不把同志议题丢到台湾的政治里面搅合。”
“左边右边都得罪不起，”杨智群补充，同志平权本是基本人权，也不应被阵营捆绑左右。
然而巴黎运动会前夕，主办方先是将台湾改成中华台北，继而又改成“Taiwan, China”。杨智群猜想，欧美国家对两岸主权争议的脉络并不熟悉，这样频繁改动一定有中国因素干预。他们随即去信巴黎外交部及巴黎同运会主办方抗议，主办方后来跟随国际奥委会的表述，国名使用“中华台北”，但主持人口播用“台湾”，开闭幕选手代表掌旗环节则统一取消，各国代表队入场时可随意使用任何旗帜。
当时，到场的法国观众，三藩市、法国等地的运动员，都手持中华民国国旗，以表对台湾的支持。杨智群记得，一位中国参赛者在进完场后跑到他面前，告诉他其实书包里藏着中华民国国旗，但不敢拿出来。
国安法实施后，杨智群明白，若团队到港参赛，如何处理台湾的国旗和名字，对于香港主办方亦会是一个难题。今届香港场次的同运会有两位台湾参赛者，他们入场时使用了国际奥委会的标准——中华台北，与梅花旗。
开幕式结束的当晚，Oliver 在小红书发布了和伴侣的合照， 配以“香港Gay Games 11，2023同奥会”等简单文字介绍，很快获得了近2万浏览、600余赞和收藏。但一觉醒来，不足12小时，这条贴文就成了“无法显示”。
愤怒的 Oliver 先是通过平台申诉，得到“违规”的回复后，他又问为何违规，客服用官方模板回复指贴文“违反相关法律政策”。随后他找到在小红书工作的朋友，质问到：“你们领导没有 Gay 吗？你们领导为什么自己压榨自己的生存空间？”朋友无奈回复：“你懂的，只能这样。”
“我努力过了，”Oliver 说，经此之后，对简体中文的内容平台彻底失望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 Oliver 贴文被删除前，有粉丝私信告诉他，有想到港参加、观摩运动会的人被有关部门约谈、写保证书，甚至被扣留往来港澳通行证，禁止在此期间到港，一些相关微信群组被监控和解散。王凌、杨智群也分别向端传媒表示，收到了来自其大陆友人类似的信息。
“去港澳台看个体育比赛，却被小题大作，当犯人一样对待，写保证书、收证件，太离谱了，”杨智群的朋友给他发来这样的消息，“搞不懂担心什么。”
在香港，第一次的 All Gender 比赛
Alison 看到何君尧发起的反对联署，才意识到同运会即将开始。
27岁的 Alison 是一名电脑程式员，生理性别女性，但性别认同是非二元。此前，他 / 她以为同运会是运动精英的赛事，需是香港队、区队或体育联赛的选手才能参加，9月在网上看到做义工的宣传，顺着线索才找到报名网址。当时虽已错过早鸟优惠，但抱着体验一下的心态，他 / 她还是花了1500港币的报名费和600港币七人足球的单项参赛费用。
Alison 回忆，2019年反修例运动前，他 / 她对于政治诉求和公民行动都相对冷感，也未参加过香港的同志游行，因为觉得“政治环境是改变不了的”。
但2019年的社会运动让他 / 她逐渐认知“公民社会”的含义，意识到所有人都可以有所行动，即使改变不在当下，也能制造缓慢的推进，而政治本身也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以前未必意识到。”同年，Alison 萌生了去同志游行的念头，但此时，同志游行已未能获得批准，更改为集会。
香港同志游行自2008年起举办，除2010年因经费不足停办一次外，几乎每年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从维园出发，行至金钟或中环。2019年，游行首次未获批准。2020年，游行再次因疫情中断。2021年起至今，受疫情和政治环境影响，同志游行已连续3年转为室内彩虹市集。
因此，Alison 对同乐运动会没有太多政治诉求的期待，反而主要担心参与体验：作为生理女性，他 / 她担心报名“all gender”（不分性别）会被分在一个多为生理男性的队伍中，单独报名的自己，会不会被觉得“很废”。
Alison 平日也会踢球，但无论是在街场、政府的七人足球场，还是足球比赛，均会按生理性别分组，从未有混合不同性别参赛者的球赛。但令 Alison 开心的是，现场的对手和队友都很友善，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关于性别、身体能力或运动能力的评价审视。
“气氛真的有做到共融。”Alison 说。
比赛期间，他 / 她还结识了同队的一位韩国酷儿平权行动者。Alison转述这位朋友参与龙舟比赛的体验说，划龙舟本是体力要求较高的项目，但主办方将赛程调整成较短的200米，令第一次玩的人也可以很尽兴。
此外，透过朋友的视角，Alison 也第一次看到香港这座城市包容和多元的一面。平日他 / 她总觉得香港不够进步，但在韩国朋友眼里，却看到街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对于朋友这样头发较短、外型偏 Tomboy 的生理女性，路人也没有打量或异样的眼光。朋友在韩国曾遭遇严重性别歧视，有公司会因外型不录用，也遇到过上司因外貌不断找自己谈话。
对罗小风而言，这可能已部分实现了他 / 她的愿景。罗小风曾共同为港争取同运会主办权，亦是香港同运会大使，他 / 她希望在同运会给酷儿群体和盟友创造一个安全多元的运动空间。他 / 她说，这是他 / 她推动酷儿权益的方式，纵然或许看起来温和。
三十出头的罗小风，如今在美国修读性别相关的博士学位。作为一名跨性别健美运动员，过去由于他 / 她非二元的性别表达，经历过不少不友善的对待。例如，有健身房的男性保安从女更衣室门口一路跟踪，大声要求核查他 / 她 的身分证，甚至扬言报警；还不少人要与他 / 她讨论，通过健美获得如今身材的他 / 她，胸部“究竟是不是一个女人的胸”。
罗小风希望通过同运会，探索一个“不需要担心会不会不像男人，会不会不像女人”的安全空间。
在同运会赛事的筹备工作中，他 / 她参与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跨性别部分讨论的咨询小组，讨论包括报名表中使用哪些性别相关的用语，如何进行运动的性别分组，能否多一些多元性别洗手间，尤其在伊馆这样相对老旧的政府场地。
此外，香港同运会允许跨性别运动员无须手术医生纸，可依照自己的偏好选择不同性别分组。“希望能提升跨性别运动员的安全度。”小风说。
“未来要继续消化”的矛盾
虽然不如五年前巴黎同运会举城欢庆般热烈，但用杨智群的话说，在联合举办同运会的瓜达拉哈拉，“城市是知道有这个活动的。”
除了闭幕时征用两条街道外，瓜市的教堂、市政府等地标性建筑，晚间会打上六色彩虹射灯，或悬挂条状彩虹旗。此外，杨智群还发现，比赛场馆看起来均被翻新修整过，足球、游泳馆均是国际比赛用场。相较之下，香港赛事只能租用私人、中小学体育场馆，政府支持明显非常薄弱。
“这样的国际赛事毕竟也关乎城市的文化建设宣传，按理说，政府应会给到最好的场馆。”杨智群说，2022年，他参与筹办了在台北的亚洲同志运动会，台北政府当时就希望通过运动会打造城市形象。杨智群回忆，2021年丹麦哥本哈根举办欧洲同运会时，除了市政厅布满彩虹元素外，行驶的巴士、街边商舖，甚至很多居民的窗户上都挂着彩虹旗。
反观香港，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横幅，均是为临近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地铁站中偶尔可见的同运会广告也已是年初或更早的事，甚至在麻雀、游泳馆、伊馆、节庆村等比赛场地外都难以见到明显的宣传或指引。
“以往各届运动会，政府不只是场地支持，还有大额的金钱支持，例如在墨西哥，本地人参赛是不需额外付钱的，”罗小风说，“但我们（香港同运会）就很依赖企业、国际组织等的赞助，理想情况下，我觉得香港人入场去玩不应该付费的。我们有开放一些奖学金计划，但始终无法照顾全部人。”
报名费昂贵，几位受访者都向端传媒指出，不少参赛者是由银行等公司赞助或组织而来。罗小风说，香港生活费较亚洲其他地区高很多，各地性/别小众群体的收入情况也很参差，理想情况下，若有政府经费支持，理应可以吸纳更多来自亚洲的、不同收入水平的运动员和游客。
“还有很多困难可能是外界无法想像的，”他 / 她补充，“我相信筹备委员会里有人想过是有机会办不了的，所以如今可以顺利举办，其实都是一种鼓舞。”
然而与此同时，在以何君尧为首的反对声音和香港政府“不反对不鼓励”的漠然下，仍出席同运会开幕的建制派议员叶刘淑仪，和现场传出“多谢叶刘”的欢呼，让香港性/别小众社群内出现分歧。
“其实2012年 IDAHOT（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一个活动找叶刘做宣传时，一些民间性别平权组织就不同意，”参与香港性/别小众平权工作15年的郭可芹回忆，当时，香港女同盟会 、女同学社、午夜蓝等多个平权组织表示对粉红同盟邀请叶刘做代言的失望，双方曾在时代广场进行过“谁偷走我们的同志运动？”街头辩论。
分歧十年前就已出现，但讨论并没有结果。如今，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政治光谱跟十年前完全不同。
“如果Jimmy（岑子杰）那单案，未来两年我们要推动任何政策落地，可能都必须要和政府或建制派成员做交流，”郭可芹坦言，即使如此，看到媒体上要感谢叶刘时，心里还是不太舒服。
在她看来，叶刘淑仪作为政府公职人员，推动平权是一件应分、合理的事，在重重反对声里依然坚持到场支持，会感谢，“但不是皇恩浩荡地感谢，可能现场都夹杂不同程度的‘多谢’。”郭可芹续指，叶刘在香港保安局、立法会、行政会议等政治权力核心中多年，除特别日子向公众表态外，并未做过推动制度改变的实际行为，“令她的‘支持’有很多让人保留的地方。”
叶刘淑仪于开幕中提到岑子杰案、或意味着香港会两年内出台海外同婚配套措施之前，她也曾澄清自己的立场：“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会在香港发生。”
Alison用“难受”形容叶刘致词，他/她说，现场听到叶刘援引岑子杰案胜诉，像是已争取到一个给同性伴侣的婚姻替代框架一样，但实际上政府并未有统一安排，以致于平权的朋友需要从住屋、遗产、医疗等不同细项中逐单逐单打官司、做司法覆核。
郭可芹也同样不适：“过去不同官司，政府都是上诉到底。”就在同运会举办期间与刚落幕不久，香港政府的相关机构分别对同性伴侣公屋居屋住屋权案、遗产案再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
“不知叶刘会否尴尬。”郭可芹说。
除政治立场争议外，郭可芹也听过一些对同运会氛围不足、组织营运上看不过眼的私下评论，但面对媒体或公开平台时，似乎大家都默契地消化了这些情绪，体谅主办方从申办到落实的七年困难，和与政府沟通所需的种种避忌。这些都令她觉得感动：“我们的社群成熟地消化了这些情绪和矛盾。可能未来都要继续消化，在矛盾中共融。”
空间
“总体来说，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开放的，”纵然失落，王凌几日来在香港各处走动，仍感受到相对自由的气息，“比如地铁没有安检，还比如街上看不到太多警察和监控。上海十米左右就是一个监控，像一直被盯着，很压抑。”
然而，一位南非裔、在港工作六年的普拉提教练却用“shooting star（流星）”形容是次同运会，认为香港此后或许再无法举办以性/别小众为主题的大型国际活动。参与游泳比赛的两位荷兰人则对七年前主负责申办香港同运会的 Dennis Philipse 未能到场感到遗憾，60岁的 Hans Stevens 觉得同运会似乎被香港特首李家超班底的“新政府”边缘化，很多荷兰朋友顾忌港区国安法，但因为仍想表达对自由的信念所以到港支持。
一位曾任香港同运会义工的匿名受访者表示，不少海外参赛者邮件询问国安法问题，但主办方为了去政治化，往往不会正面回应。FGG 联席主席 Joanie Evans 在此前《德国之声》的访问中表示，同运会不是要宣示任何政治理念，而是想把体育带给所有人，“在多元中团结”。端传媒曾邮件询问主办方，及邀请Joanie Evans、香港同运会联席主席林敏蕙受访，但未获回应，后者指因时间安排未能受访。
开幕典礼时，墨西哥驻香港总领事馆总领事 Pablo Macedo Riba 提及墨西哥全境32个州均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引来全场欢呼，然而主屏幕上原应滚动的实时中英文字幕却停留在上一句——“强化了反歧视的法律条文”。
这一幕仿佛是香港性/别小众平权现状的隐喻，仍有诉说的空间，但平权倡议又不可太“明目张胆”。
10月底，郭可芹和几位朋友参加了台湾的同志游行，他们一路拿扬声器唱着广东歌，像过去在香港同志游行时那样。
“其实是没有人跟着我唱的，”郭可芹笑着说，但已太久没感受过在街上被看见的感动。她回忆，几年前 PinkDot 自新加坡传来香港，很多性/别平权社群的伙伴觉得活动过于保守，然而时过境迁，香港同志游行已连续3年转为室内市集，PinkDot 难得重返室外似乎已经很好，“香港似乎已很难可以走上街头，真的很自由地展现自己了。”
但说到“流星”的形容，郭可芹又觉得“未到那么绝望”。
她认为，香港作为一直想“说好香港故事”的国际都市，即使为推广旅游业，也要向外界讲述“多元共融”的价值，例如性/ 别小众媒体 Ｇ 点电视曾介绍“全球性自由城市之最”，其中写到不同城市的同志街区、同志酒吧、酷儿书店等，香港亦可参考，即使政府或旅发局不支持，也可有一些民间连结。
“这次除了何君尧和本身反同的议员外，其实没有看到任何政府单位明确反对，也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郭可芹说。Alison 也有同感，政府取态虽不积极，但也未去到打压，同运会主办可能为回避冲突，一些细节变得低调，例如日程表只会发给参赛的队伍，并标记说希望不要公开出去，“其实我觉得香港的空间，是大过在 Gay Games 感受到的。”
Alison 说，虽本身并不期待同运会有政治倡议，但也可以多连结一些本地性/别平权社群，例如分发一些宣传海报给彩虹商舖等。香港某大学性别社群小组的一位成员亦匿名向端传媒表示，早期曾收到同运会共同宣传活动的邀请，但后续便没有太多合作细节的下文。
“我觉得好可惜，因为明白大家难处。同时又可能是有一些再拓展的空间，若日后有机会，都希望可以一起坐下聊聊，如何‘多元中团结’，”郭可芹说，同志平权从来都是一步步积累，因此也未必是要实现怎样的里程碑，但可能性“从来都是人走出来的”。
她补充说，留意到这次活动有很多新出来的义工，觉得都是一件好事，但也希望能在“多元共融”中争取到一些政策推进，“在任何城市或社会生活都不可能无视制度的不公，并非只要自己‘out and proud’就好，事实上民调已显示香港超六成人支持同性婚姻，社会其实已有共识，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共识落在政策上。”
（应受访者要求，王凌为化名。）
扮什麼，香港根本是一個保守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