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入侵烏克蘭後，俄羅斯當局加大了在國內的鎮壓力度。
開戰後不久，《行政違法法典》（KoAP）和《刑法典》中就寫入了「抹黑罪」和「造謠罪」。前者通常用於各種比較「溫和」的反戰立場表達，如將「特別軍事行動」稱為「戰爭」、在街頭舉白紙、塗烏克蘭國旗色指甲油，其通常的處罰方式為罰款（但再犯則需以刑法處置）。後者針對的則是違背俄官方戰爭敘事的發言，尤其是講述俄羅斯在烏克蘭犯下的各種戰爭罪行。「造謠罪」最高可判處15年監禁。
根據俄維權組織「警局消息」（OVD-Info）的統計，從開戰到今年8月，共記錄了7683起「抹黑」案例，663起反戰相關的刑事立案（除了「造謠罪」和「抹黑罪」再犯外，還包括「為恐怖主義正名」、「故意破壞公物」等罪名），其中2023年8月兩者分別增加了149和29例。兩者的數量都呈穩步下降趨勢。
但是，根據政治觀察平台Re:Russia的分析，對反戰者判決的嚴酷程度正在迅速上升——判處實際刑期的判決數量和刑期長度呈增長態勢：2022年上半年，被判處實際刑期者的平均刑期為2年，下半年為3年，而到2023年上半年這個數字已增長到5年多。這些法律的出台和執行大大壓抑了俄羅斯的言論自由空間，剝奪了佔據人口相當比例的反戰者公開發聲的可能。（延伸閱讀：《紐帶的重建：俄羅斯流亡獨立媒體如何在致命打擊後生存與復甦》）
然而俄羅斯當局並不滿足於此——叛國罪的強化開始把沉默的普通俄羅斯人逐漸推向鎮壓機器。（延伸閱讀：《戰爭與責任對談（上）：俄羅斯普通人應該對俄烏戰爭負有責任嗎？》）
俄聯邦刑法中的叛國罪直接脫胎於蘇俄刑法中令人膽寒的「第58條」反革命罪中關於「背叛祖國」的條款——這是臭名昭著的史太林（台譯：史達林）「大清洗」的象徵。據蘇聯內務部1954年的統計，自蘇聯建立到斯大林死亡，近378萬人因觸犯「第58條」被判刑，其中64萬餘人被處決。
比起自己的前身，當代俄羅斯的叛國罪顯得「溫和」得多。它主要懲罰的是將國家機密轉交給外國組織或個人的行為。除此之外，它還包括一個戰前從未使用過的幫助外國組織獲取俄羅斯國安信息的「沉睡條款」。儘管如此，觸犯叛國罪面臨的刑期仍高達12—20年，在殺人罪平均獲刑七年半的俄羅斯，仍屬極端嚴酷。
此外，叛國罪與由內務部（MVD）或刑偵委員會（SK）負責調查的其他反戰罪名之間存在一個重大差異：其調查由聯邦安全局（FSB）進行且調查過程完全保密，僅由安全局定期選擇性發布一些片段式的統計數字和案情，這使得媒體監督、維權組織介入變得幾乎不可能，因而天然成為製造冤假錯案的溫床。（延伸閱讀：《普京治國：「廷臣」與秘密警察的非正式權力網絡》）
2022年，一些叛國罪案件引起了俄羅斯社會的高度關注。首先是從夏天起，數名新西伯利亞高齡資深物理學家被以叛國罪陸續逮捕，尤其震驚輿論的是罹患終末期胰腺癌的光學專家科爾克（Dmitri Kolker）被從臨終關懷醫院強行押往專門關押政治犯的莫斯科列福爾託沃（Lefortovo）看守所，兩天後在那裏去世。
這些科學家常被控在與中國、伊朗等「友好國家」進行學術交流的過程中泄露「國家機密」。維權人士指出，在這些案件中，所謂被泄露的「機密」通常都是開源信息，但由於俄羅斯的國家機密清單本身屬於國家機密，這便給了FSB極大的「彈性」操作空間。
如果說這些案件更像是戰前俄羅斯內部鎮壓加速的延續，而非戰爭的直接結果，那麼2022年6月叛國罪的修訂則徹底改變了遊戲規則。
修訂後，叛國罪中被加入了「投敵」與「資敵」的條款，而刑期上限則從20年調整到終身監禁。更重要的是，此前叛國罪只能由莫斯科的FSB調查員進行，因此立案數量有限，而2022年底，FSB開始允許地方分局獨立調查叛國案件。由於調查叛國案被認為是FSB系統內的快速升遷通道，因此可想而知，放權迅速導致這一刑法典中處罰最嚴重的罪行變成「口袋罪」。
根據8月初俄獨立媒體「寒冷」網發布的調查，今年前7個月內俄羅斯的叛國罪立案數就多達82起，而2022年全年僅立案20起。根據專攻叛國案的維權組織「第一局」律師斯米爾諾夫（Evgeni Smirnov）推斷，由於叛國罪的保密性質，真實數字很可能是公布數字的兩倍。按照這一推測，2023年全年的叛國罪立案數很有可能會達到250起，已遠超史太林死後蘇聯的鎮壓水平。
此外，FSB的叛國罪辦案速度也迅速提升。過去一起叛國罪通常需要數年的調查時間，而如今只需幾個月。一些案件的調查甚至出現了「傳送帶」特徵——材料都一樣，只需改寫一下被告的姓名即可。
俄羅斯獨立媒體近期的報道中已經披露了不少叛國罪的「量產」模式——在國境關口隨機攔下出境者查驗手機，一旦發現當事人關注了「自由俄羅斯軍團」、「俄羅斯志願軍」等為烏克蘭而戰的俄羅斯軍事組織的頁面，或發現他發表過支持烏克蘭的私信，就可以將其出境目的解釋成企圖投敵作戰。
有時FSB特工甚至會潛伏在聊天群組尋找支持烏克蘭的人士，隨後假裝烏克蘭情報人員，以「釣魚執法」的形式誘騙當事人拍攝軍事目標，或前去參加「自由俄羅斯軍團」，隨後在約定地點將其抓獲。
FSB時常會發布一些關於這類案件的含糊其辭的案情通報，但從不會明確表明紅線在何處。斯米爾諾夫認為，這是在刻意對社會製造懸念，讓人們不知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長此以往，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認定：為保險起見，還是不接觸任何非官方信息來源為好。（延伸閱讀：《失去糖的生活、被普京捆綁一切，俄羅斯「為什麼還沒有發生革命？」》）
2023年以來，叛國罪的受害者通常並非積極活動人士，很少進行公開的反戰表達，結果僅僅因為一次「錯誤的」點贊或關注了「錯誤的」頁面就面臨十幾年牢獄之災。在「抹黑罪」和「造謠罪」清除了發聲的反戰者後，俄當局開始動用叛國罪鎮壓沉默的反戰者。
但也有明知危險仍奮不顧身的勇者。著名反對派政治家卡拉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在戰爭開始後來到多個歐美國家，在議會發表反戰演講，併為各國提供製裁俄羅斯官員的建議。
儘管明知回國後面臨的危險，他仍毅然選擇回國，不久後即被逮捕。卡拉穆爾扎被控造謠罪、與「不受歡迎組織」合作罪，以及叛國罪——當局為他特別啓用了前文提及的從未使用過的「沉睡條款」。2023年4月10日，卡拉穆爾扎被判處25年監禁。
卡拉穆爾紮在庭審的最後陳詞中表示：「我知道對我的判決。……這就是如今在俄羅斯不沉默的代價。但我也知道，總有一天，籠罩在我們國家上空的黑暗會消散。到那時，黑將被稱為黑，白將被稱為白，官方會承認二二得四，戰爭會被稱為戰爭。這一天將不可避免地到來，就像春天取代最寒冷的冬天。到那時，我們的社會將會睜開眼睛，對以其名義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震驚。……
即使在今天，即使在籠罩我們的黑暗中，即使坐在這個牢籠裏，我仍然愛我的國家，我相信我們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