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年，这场战争在全球视野中的能见度依然很高：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刚刚叛变又被重新收编，欧美增加了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武器援助；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限：俄罗斯周一宣布退出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而成的“黑海协议”，此举将影响乌克兰粮食出口及全球粮食安全；联合国安理会上俄罗斯可以对不利动议及谴责行使一票否决权；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也未能给出乌克兰加入的邀请书和时间表。
在观感上，似乎全世界都还在“围观”乌克兰浴血求生。
现代社会毕竟不是罗马斗兽场，“围观”一场战争，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绝不好受却无能为力的事；但事实上，数十年来全球地区冲突不断，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阿富汗、叙利亚等多地的冲突与平民死伤，“看上去很远”却真实持续发生著；而中文世界关于战争的焦虑不断燃起，也是因为跟俄乌相似的风险未来越来越迫近，我们随时可能角色互换。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战争动员、地缘博弈下，无论是处在参战、应战还是旁观位置的普通人，论影响力和道德焦虑，都像“一粒沙”。2022年，战争伦理研究学者、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袁源，在中国演讲平台“一席”上首次跟听众交流战争中的道德问题，她说“在战争中，我们是一粒沙，但也可以有一粒沙的尊严”。
袁源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WSJ中文版与她的访问中讲到，战争伦理领域由白人男性主导，袁源是少见的亚裔女性研究者。在此前的分享中，她表达了对战争中个体的同理，先强调“杀人比被杀更让人恐惧”，继而引出，在发动战争的国家，社会共同体往往没有充分承担战争中的杀戮责任，而伤害通常由士兵个体承担，但战争中的个体责任不能仅仅当作私人伦理问题来处理。同时，她进一步将“正义战争理论”介绍给中文世界，这个理论讨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战争类型，探究“正义”的条件。
在这两次公共表达中，袁源都详述了在一个“合法”政权下，个人与集体的责任分配。但俄罗斯的普京政权，算得上是“合法”政权吗？一个政权要称得上“合法”有什么条件？如果说，在一个程序和民意明确的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尚且能看到战争如何发生、能够辩论，进而感到“可控”，那么在由个人决策为主导、缺乏社会“同意”的战争中，普通民众又有责任吗？要如何负责？在本次访谈的上篇，袁源同我们分享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同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林垚，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哲学博士，擅长思辨各类哲学、政治与法律问题。他不把战争看成一个瞬间的决策，而是不同程度上长达数年的社会与国家的共谋；他不倾向苛责普通人的战争责任，但认为民众并非毫无影响力，而在公共讨论中，他也强调知识份子相较普通人有更高的位置和义务。
不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不同个体的角度，袁源和林垚都强调位态（positionality），端传媒与两位学者对谈，讨论俄乌战争中的至少三重责任：处于战争国家中的民众该负什么责任？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什么责任？反战与旁观者有什么责任？
在下篇中，我们会谈到，对旁观者来说，用什么样的“和平立场”来面对战争是比较合理而自洽的？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左翼，但批判“北约东扩”的左翼论述为何有自相矛盾之处？而在批判左翼的同时，我们又会否落入另一种危险，即忽视了合法政体在对外关系上的劣迹？左与右的思维同时面临哪些陷阱，局限了人们对战争伦理的讨论？
讨论“责任”，并非怪罪，而是思考怎样的正义应该被主张，而责任可以如何指向行动与改变。
以下为访谈上篇。
威权国家的民众如何为战争负责？
在国家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以个人为基础去思考：为反对不义之战尽了心力的人就没有做错事，而为不义之战或多或少提供支持的人就都参与了一个罪恶的事业。
端传媒：俄罗斯人对战争负有集体责任吗？普京的战争决策，与普通的俄罗斯人是什么关系？在之前的分享中，你提到普通人要对战争负责的一个前提是，发动战争的政府是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府。这会不会只适用于民主国家？威权国家的民众，应该对战争负有什么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