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当局也对国内一切尚存的不同声音发起毁灭性打击。独立媒体和反对派政治家、反战活动人士一道成了优先消灭对象。针对军队的“抹黑罪”和“造谣罪”出台对媒体而言意味着战争审查模式开启，一切违背官方立场的战争报道都会导致从屏蔽网站、关停媒体到抓捕记者在内的各种惩罚，俄罗斯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Roskomnadzor，以下简称RKN）极快地批量消灭独立媒体。根据统计，2022年有将近25万种网络资源被RKN下令封锁。近500名新闻工作者在开战半年后离开俄罗斯。出国继续报道的独立媒体被屏蔽，而留在国内的媒体则被关停。
对于仍坚持工作的媒体，俄司法部使用“外国代理人”和“不受欢迎组织”这两种司法定性予以进一步打击。前者更多是一种羞辱性举措，被标记者必须在每一条发布的内容前醒目地标识一长串警告语，提示自身的“代理人”身份，并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每一笔收入与支出。后者实则是直接为该组织赋予非法地位，任何为“不受欢迎组织”工作或提供协助、为其提供财政支持、转发分享其内容者都可以被刑事起诉。还有一些能力特别突出的调查记者本人也会被定性为“外国代理人”。
但不同于一些信息管制更为滴水不漏的国家，俄罗斯当局仍为民众保留了一些与外界流通信息的渠道。俄罗斯尚不具备全面封锁VPN的能力，有的媒体甚至依靠贩售自产的优质VPN盈利。部分独立媒体推出了具有绕开封锁功能的应用程序。YouTube和Telegram这两个不受审查的社交平台尚未被封锁，成了民众接受独立信息的主要平台。但正如媒体研究者加托夫（Vasilii Gatov）分析的那样，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并非没有获得独立信息的机会，只是对此缺乏需求和动力——他们对独立媒体及其秉持的价值观持一种“强加或天然的消极态度”。
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有接受独立信息的需求。加托夫引用的一份民调表明，约10%的成年俄罗斯人不看宣传媒体，并倾向于从外媒和独立媒体获得信息，另外还有15%的受访者每月收看一次“替代性信息来源”。对于有1.4亿人口的俄罗斯而言，这仍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对仍在坚持的俄罗斯独立媒体来说，最大的困难自然是资金。既有的商业变现模式因当局的打压和制裁的“附带伤害”被完全切断，在摸索出新的创收方法、吸引到新的投资人前，独立媒体不得不纷纷向各种外国经费、项目求助，而如何在此之后保持报道的独立性是许多媒体人担忧的问题。
此外，在非常时代，媒体开始获得更强的社会属性。过去因争夺流量和订阅者而势如水火的各家独立媒体如今摒弃前嫌，开始报团取暖。有的媒体人称独立媒体变成了帮助流亡者的社区，有的媒体人甚至认为对流亡者而言，媒体已取代了国家的功能。一位知名记者则指出，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对许多媒体人而言，一篇报道的价值不再是收集了多少材料、影响了多少读者，而是其剥夺俄军获得导弹芯片的可能。
然而对流亡媒体而言，最大的困难依旧是如何与祖国和民众维持联系——如何把握自己已经接触不到的现实，如何感知自己的读者到底需要什么，如何理解他们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如何不因自己身处自由之中而触怒他们，如何面对长期流亡带来的绝望和倦怠。
我们在本文中罗列了一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它们的基本资料。法律状态和外国代理人员工数反映了它们受到的压迫程度。YouTube和Telegram订阅数能体现它们向普通民众传递信息的能力。“编委会”奖（Redkollegia）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媒体奖项，每天提名一篇报道，每月选出三四篇优秀优秀报道。我们列出各家媒体开战后获得的“编委会”奖提名数，以及获奖作品的内容摘要，以便读者对它们产出的社会价值、新闻学价值以及大致报道方向有初步的了解。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一批媒体遭整肃消失，俄罗斯的独立新闻工作者很快就重新整合力量，成立了一批新的小型媒体。我们在文中特别罗列一批新生媒体的资料，它们体现了俄罗斯媒体人顽强的生命力，也预示着俄罗斯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