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台灣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認識一名香港阿姨，她本來跟一群港人在台北一起住，彼此當街坊鄰居。最近，她卻搬到別的縣市，說因為「受不了（在台）香港人現在的怨氣」。
阿姨跟梁莉姿說，一開始社區裏的在台港人會互相扶持、幫忙，甚至一起計劃、討論大家拿到身分證之後要做什麼。兩三年的時間過去，有些港人終於拿到身分證，但許多人的身分證仍然遙遙無期，矛盾開始浮現。阿姨說，她每次到樓下喝咖啡，都會聽到鄰居說：「聽說誰誰誰已經拿到身分證了，他憑什麼拿到？」人們開始互相嫉妒、猜忌，社區的感情也開始惡化。
梁莉姿在新小說集《樹的憂鬱》中有一篇作品〈樹的憂鬱（下）〉，正正描寫了——「取得身分與滯留者分作兩堤，階級顯現」，許多人「受不了組裏緊張氣氛，日子過得不舒暢，寧願搬走」。
不安與怨念累積起來，足以拆散社區——即使是由港人自己建立起來的社區。她覺得，「當人們面對一個大的體制，卻無法好好表達自己的心情時，有時就會把矛頭對準身邊的人」。
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不少人離開香港，選擇在台灣落地。礙於台灣的法規，這其中許多人還沒有拿到身分證，甚至也不確定自己最終是否能取得公民身分。在正式成為公民之前，他們正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嘗試同步關心台灣和香港兩地的社會議題。但是，種種制度、人際網絡、身在異地衍生的自我質疑，以及看不見盡頭的等待，正一再拉扯他們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