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台灣政治、不知從何說起香港，他們在不安中開展真正的生活

近年在台灣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認識一名香港阿姨，她本來跟一群港人在台北一起住，彼此當街坊鄰居。最近，她卻搬到別的縣市，說因為「受不了（在台）香港人現在的怨氣」。

阿姨跟梁莉姿說，一開始社區裏的在台港人會互相扶持、幫忙，甚至一起計劃、討論大家拿到身分證之後要做什麼。兩三年的時間過去，有些港人終於拿到身分證，但許多人的身分證仍然遙遙無期，矛盾開始浮現。阿姨說，她每次到樓下喝咖啡，都會聽到鄰居說：「聽說誰誰誰已經拿到身分證了，他憑什麼拿到？」人們開始互相嫉妒、猜忌，社區的感情也開始惡化。

梁莉姿在新小說集《樹的憂鬱》中有一篇作品〈樹的憂鬱（下）〉，正正描寫了——「取得身分與滯留者分作兩堤，階級顯現」，許多人「受不了組裏緊張氣氛，日子過得不舒暢，寧願搬走」。

不安與怨念累積起來，足以拆散社區——即使是由港人自己建立起來的社區。她覺得，「當人們面對一個大的體制，卻無法好好表達自己的心情時，有時就會把矛頭對準身邊的人」。

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不少人離開香港，選擇在台灣落地。礙於台灣的法規，這其中許多人還沒有拿到身分證，甚至也不確定自己最終是否能取得公民身分。在正式成為公民之前，他們正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嘗試同步關心台灣和香港兩地的社會議題。但是，種種制度、人際網絡、身在異地衍生的自我質疑，以及看不見盡頭的等待，正一再拉扯他們的步伐。

在台灣長出生活的重心

今年20歲出頭，以「專案」身分移居台灣的Connie，在香港有被捕、被檢控的風險，早年先以其他身分倉促入境，之後獲准接受庇護。

最初，她對台灣的議題沒有興趣，「那時還會覺得自己還在香港，只會管關於我生活的事情跟香港的事情，還不想接受自己搬來另一個地方。」她說。

轉變的契機，是因為她的在台香港朋友交了台灣人女朋友，她因此認識一群台灣好友。介紹下，她進入一個NGO工作。這帶給Connie一些重要的改變：她接觸到一群關心社會的台灣人，對一些議題也產生興趣——她看見同事轉貼融合台語、日語、阿美族語創作、台灣樂團珂拉琪的作品，本來只是喜歡音樂本身，但聽着聽着，她開始關心台灣語言文化推廣、復振的問題；她也因為同事轉貼的訊息，才知道原住民族在台灣受到歧視，逐漸關心原住民族權益。

在參與組織的日子裏，她累積了跟一群人一起努力做事的經驗，這使她在心理上「整個人變得比較積極」，更願意去關心身邊的事情。另一方面，她本來只想用心在台灣協助推廣香港的議題，但實際認識台灣人之後，她轉念一想：「憑什麼人家要關注我的議題，我是不是也要關注別人的議題？」

Connie說，這樣的轉變，其實對應到了她對台灣想法的轉變——一開始，她只是「要找個地方生存」，但現在，她在台灣長出了自己生活的重心，比較知道每一天生活要怎麼規劃，台灣因此不只是「生存」的地方。對她而言，開始關心台灣的議題，是從「在台灣有一群比較親密的人」開始的。

一年半前，香港人Ginny因為香港的局勢選擇走到台灣；跟Connie不同，她以學生的身分入境。見面的最初，她聊起自己所在的城市，很自然、順口地用兩個數字破題，說出所在縣市的人口數有幾十萬，和土地面積有幾千平方公里。對她來說，這些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也未必知道的資訊，卻是相當熟悉、可以信手拈來。

今年28歲的她，在台灣某國立大學攻讀文學的研究所。剛在台灣落腳時，Ginny本來只是想要融入當地，找一些活動去玩玩，因此報名了一些吃吃喝喝和手工藝的活動，參與了才知道，這些活動是由一個推廣在地議題的社團主辦。她加入了社團的Line群組，收到一些地方政治、文化相關活動的宣傳，也看到群組裏很多人也在討論在地的政治議題，越是了解，才參與了越多。

對她來說，之所以「知道有哪些（台灣）議題可以關心」，是因為這些慢慢建立的人際關係和組織活動，這也是許多初來乍到的在台港人所依仗、介入當地議題的觸發點。Ginny身邊有其他香港朋友，也參與了當地社區營造的組織，與其他居民一起自主地解決社區面對的問題。她也有些朋友參選大樓的管理委員會——台灣的社區依法須設置管理委員會，負責公共空間管理、執行社區集體規範等。

她許多從香港移居台灣的朋友，本來就都很關心台灣，甚至親身參與社會事務。他們移居台灣，大多不超過三年。

香港人Sam到台灣之後，也開始關心冤罪救援、警察暴力等司法人權議題，比如2014年324行政院抗爭遭警方強力驅離後，透過司法向涉案警方究責的案件。

他在台灣北部某大學就讀社科研究所，到埗初期，在生活大小事上，同樣受到在地NGO（非政府組織）的幫助。稍微安頓下來後，他想更了解這些NGO平常在做什麼，於是去參加這些NGO一年一度在立法院旁舉辦的「人權市集」，從不同團體設立的一個一個攤位上，了解不同組織關注的主題，比如聽到有人做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有人在做受害者的創傷復原。他之後也參與了不少演講、展覽。

關注司法議題、經常參與人權組織活動的Sam，說認為有人冤罪被關押，或是聽到有人因為警察的暴力而受傷，都是他本來就會想要關心的事——這些事情對他來說很重要，「不會因為明年可能不在台灣就不關心」。

不論地域，「因為不公義的事情就是不公義。」他說。

「好移民」的標籤

Sam另一個關心的議題，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他說，「我們這些人正是因為中共做的這些事，才來到台灣」，所以當然會關心。不只是Sam，另一位約30歲的香港人George以「依親」身分居留，一向對哲學的討論有興趣他一來到台灣，就讀了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前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的《台灣建國論》等書籍，想要多了解台灣人如何發展出有別於中國的主權論述。

在來台港人組織工作三、四年的香港人Patricia也觀察到，對中台關係的關切，是港人社群裏的常見現象。甚至，香港人群組常見的情緒是「為台灣人擔心」，害怕台灣人面對中國「太過消極」。她舉例，在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中國為此在台灣周邊海域軍演。當時，台灣社會因為已經習慣中國的威脅，普遍沒有特別的反應。

但是不習慣台灣人的「習以為常」的在台港人，則經常在Line和Telegram的群組裏表示憂慮。他們不只憂慮戰爭可能發生，更擔心台灣人會不會對中國的灰色領域進犯太沒有戒心，會不會有「溫水煮青蛙」的狀況。一些港人擔心，台灣人選舉時會不會還是投給「親中政黨」。

Patricia也遇過香港人向她說，與台灣朋友聚餐時，發現朋友選擇中國資金背景的海底撈火鍋店；這位港人覺得相當震驚，因此問她：「台灣人好像不那麼在乎中資？」

George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他說對於中資滲透的關切，也是許多在台港人常聊到的話題。這與香港2019年反修例運動過程中，人們開始區分「黃店」、「藍店」有關，這已經成為大家的習慣。

在他的經驗中，這個區分最常在「選擇看哪一個媒體」。他說，身邊的港人朋友，見面時經常會互相交換意見，覺得哪些台灣媒體比較「可信」，哪些則是站在中國政府或資金的立場——不然出去吃飯看電視，看到不同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報導方式，實在覺得「矛盾太大」。

他說，年輕的香港人特別常討論這個問題，但老一輩即使不會積極參與討論，也會來跟年輕一輩「對答案」，想要知道台灣哪些媒體比較好。他自己不但會跟朋友介紹台灣的深度報導、調查媒體「報導者」，也會介紹一些從專業立場討論台灣時事的臉書專頁，比如「法律白話文運動」。

不過，這些香港人關注台灣議題時也有不少猶豫。George認識一位投資移民，剛到台灣時很認真讀新聞，會自發在臉書上分享、評論。不過後來，他本來以為會順利通過的投資移民申請，因為一些商業運作的細節，遭到官方質疑和不斷展延，一直收到「暫時不予許可」。

幾次下來，這位移民現在已經不太有心力放在社會議題，現在更關心「投資應該怎麼做」，才能讓自己安頓下來。

跟Patricia一同在港人組織工作的William說，這樣的案例其實很常見，主要是制度的因素——台灣移民署對於投資的審查很嚴格，他們認為過程充斥「潛規則」，陸委會（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台灣處理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事務的政府單位）的官員經常也說不清楚。

他指，協助在台港人的組織於2022年，終於邀請到內政部移民署的中階官員座談，才從官員口中得知有些原因會影響審批，比如：有些人會被認為有國安疑慮，遭到比較嚴格的審查，像是曾經在有公家色彩的地方任職，但這也沒有明確標準——在港鐵上過班算不算？在醫院呢？大學呢？香港的大學幾乎都有拿政府的資金，而香港的大部分醫院也都在醫管局體系之下，廣義來說都是「公務機關」。

許多港人處在身分不安定的狀態，這指的不只是等待，而是開始覺得「自己是否根本拿不到身分」，眼看着英國和加拿大的援助港人計劃，會不斷地想選擇台灣是否錯誤、是不是該趁早去別的國家試試，滿腦子「不知道自己來這裏幹嘛」的不安與怨懟。

這正是許多在台港人感到最難發聲的議題——與自己最切身的議題。念文科的Ginny就提到，「在台港人過得好嗎？」這個問題，往往是最「尷尬」、最難回答的，因為一旦說起制度上哪裏不夠友善、甚至不夠習慣，都會很擔心自己被台灣人覺得嫌東嫌西。George也有同樣觀察，他說其實香港人也對「好移民」的標籤很敏感，畢竟香港前陣子也有討論過類似的議題，今天換到自己移民異地，也很怕被認為不知感恩。

他印象尤其深刻的事情，是香港演員王喜入境台灣，高調批評檢疫政策，抱怨自己快篩時被戳到流血。這件事情在群組裏曾引起港人一陣緊張，擔心這樣的事件，會讓香港人在台形象變差。這些在台港人對於印象的顧忌，讓他們有時不敢多講一些什麼。

疊加於這些「不敢多說」之上，更有一些在台港人覺得，自己說話反正沒人要聽，何必多說。Sam印象最深刻的是，民進黨政府本來有意放寬港人移民台灣的政策，但卻遭到民進黨立委、因為補選而戰功彪炳的林靜儀等人反對，認為會帶來國安疑慮。

Sam認為，大家也都同意國安很重要、一些審查是必須的。但對於林質疑國安法實施、國民教育等是否已對香港學生造成思想影響的說法，他覺得很荒謬，但卻又覺得無法反擊——對方是立委，還是剛補選上的立委，「你有什麼聲量、空間可以說他們不是」。Sam語帶無奈地說，像這樣的議題，就不是自己能發聲的了。

這種無法回嘴的經驗，也讓他想起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指抗爭年輕人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好像自己就被認為在這個社會沒有位置、沒有發聲的空間。

關心香港，但並不容易

許多在台港人都會說，香港永遠是他們第一個家，永遠是他們會關心的社會。

這些在台港人持續以辦活動、寫文章等方式關注香港，目標的讀者有時是台灣人、有時是在台港人。比如前陣子網上在討論台灣人使用中國大陸用語時，Sam就在分享了香港的例子：「沙田區」現在被一些人說成「沙田片」，跟台灣的讀者討論。

關心台灣議題與關心香港議題並不互斥，甚至可能有相輔相成的效果。Patricia就提到，她身邊的一些香港人，有時被台灣人問及香港的經驗，驚覺自己還不夠認識香港社會，因此回過頭來去搜尋關於香港的資訊。

這或許聽起來像是一個理想的故事：台灣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在台港人可以兩邊都盡情關心。但實際上，狀況並非如此理想，許多在台港人都說，在此刻，關注香港議題、持續為香港議題發聲並沒有那麼容易。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實行，對很多人來說，即使來到台灣仍有威脅——有些人仍有在香港的親戚，害怕他們受到牽連。何況台灣取得的身分法制，有一些困難的條件，比如工資須達基本薪資兩倍——對一名台灣文科畢業生而言，要找到薪資在5.2萬台幣以上的工作並不容易，在25至29歲的人之間，等於要贏過七成以上的同齡者。

加上許多曖昧模糊的地方，多數在台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台灣久待。一些報導已經提到，部分港人「二次移民」，陸續轉移到英國或加拿大；而那些仍留在台灣的港人也擔心，萬一移民申請被駁回，他們必須回到香港；近年他們在台灣的發聲，也可能成為「犯罪證據」。2023年三月，在日本留學的香港學生袁靜婷被捕，就是以她身在日本時的網上言行為證據，更讓一些在台港人相當恐懼。

有些人甚至擔心，萬一中國國民黨執政，港人移民台灣的前景，會不會一夕之間全部翻盤——目前台灣政府手上掌握了他們各種資料，尤其以專案身分到台灣的人，需要提交在香港參與社運的資料、返港風險的佐證；他們擔心國民黨執政、將這些資料轉交給中國，自己將陷入危險。

Connie就說，有些港人心裏還帶着「可能要回香港」的想法，因此當她和夥伴在台北西門舉辦聲援民主派47人的活動時，在臉書上轉發的人比較多，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用化名帳號，但實際到場的港人卻很少。George也提到，這樣的顧慮，也讓他只敢跟比較熟識的朋友談香港問題，以免被出賣。

但還有一些因素，是比較幽微的：George提到身邊的香港人可能因為創傷的經驗，「在情緒上還沒準備好」要談香港的問題。Ginny在大學裏有一名來自香港的學妹，聽到老師在上課時講述「後殖民」的概念，提到香港的例子，就突然崩潰痛哭。在老師的介紹下，Ginny和那位學妹相約吃飯，才知道學妹完全無法碰觸任何跟香港有關的主題，自從在台灣看了《時代革命》的紀錄片之後，「整個人變得很憂鬱」，其他人提議去看《憂鬱之島》、《少年》，她都說在情緒上完全無法負荷，是一個「太過overwhelming的事情」。

Ginny觀察其他的一些朋友，雖然沒有像學妹那麼嚴重，但遇到香港的事情，有時也會想要「推開」。比如，當她們看到今年香港五一勞動節，五一遊行申請人、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一度失蹤，後來出現時指已撤回申請，很多朋友聊天時還是會提到事件，但只是點到為止，總以「是這樣」、「對呀」帶開。她認為，背後的原因是因為講了只會感覺「更喪氣」——畢竟，還能做什麼呢？

除了創傷與無力之外，因為大家離開香港了，有些人會自我懷疑還有沒有「資格」談香港。William舉例，移民台灣的香港資深傳媒人蕭若元稱「香港電影已死」，被一些香港網友批評。當時，William於在台港人的群組中，看到類似的自我質疑：都已經離開香港、不是在香港當地努力的人，還有資格評論香港嗎？

作家梁莉姿目前在花蓮生活，她自陳是為了更好的寫作環境而來到台灣。她提到另一個與台灣人交流時特別明顯的感受——當要說香港的議題時，但不知道從何講起。她解釋，很多台灣人出於素樸的關心與同仇敵愾，也會說「香港加油」，但這種善意有時反而讓她很難談得更深。

她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曾有台灣人主動跑來找她，說：「我知道你們香港好慘！你知道香港犯人被抓起來都已經被運到中國殺死了嗎？」這顯然不是事實，但這時她卻覺得難以多說什麼。

她在新小說集《樹的憂鬱》寫了一篇作品〈野貓〉，當中有幾段情節改編自這樣的經歷——台灣室友問：「所以警察真的會亂開槍嗎？在街上？跑進店裏？」——台灣人帶着「溫柔且顯煞有介事的目光」，帶着對於「香港已經徹底淪陷」的想像來找她，經常讓她覺得不想承認這樣的想像，對話也難以繼續下去。

小說裏的角色只好「乖乖的，不多話」，「像他為妳拉開車門時，妳便應坐進去」。

「沒有settle down，就不會投入很多」

即使生活並不緊張、社區裏沒有怨懟，總不是每個人都真的能那麼投入公共事務。每一個受訪者，也都認識幾個「不管這些事」的在台港人。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比較功利，只想顧自己，Sam的觀察是，「沒有 settle down，就不會投入很多在這裏」——因為沒有安定感，所以很難長出歸屬感。

台灣的社群網路上也不時會出現「香港人就是中共同路人」之類的言論，或是其他不友善的言論。於在台港人組織工作的Patricia觀察，這對一些在台港人也是很大的打擊，很容易讓他們覺得自己不該多說話。那麼，為什麼一些在台港人，還是會願意在台灣去參與香港和台灣的社會事務？

Patricia分析，一大關鍵仍是朋友。她接觸到一些在台港人，身邊台灣朋友比較少，就更容易用這些網友的聲音概括台灣人的意見，覺得台灣人都對自己有敵意，因此更不敢多說什麼。而這又陷入了惡性的循環，感到孤單的港人，不但會更封閉、更對台灣沒有歸屬感，覺得台灣人都不喜歡香港人，人際關係也更限縮，只會跟三兩個熟識的港人朋友彼此吐苦水。

她認為，如果一個在台港人身邊有比較多台灣朋友，平常會一起吃飯、一起玩，他們就會意識到還是有不少友善的台灣人。

這些在台灣沒有公民身分、但對社會事務非常積極的在台港人，他們不但繼續為香港做倡議，也關注台灣的社會。在Ginny的觀察中，現在很多在台港人，之所以關心台灣的各種議題，不是因為「確定能待下來」才開始，也不是「為了待下來」才做，而是「因為想在這裏待下去」，覺得要真正在台灣發展自己的生活。

但不是每個人來了之後，都能有足夠的安定感，跟自己說「我想待下來」——他們經常關切一些議題，但有沒有朋友引導他們認識台灣，讓他們感到台灣有人關心他們？制度上，當他們不斷感受到生存的急迫與不確定，又怎樣安定下來？許多在台港人心中的疑問，仍然尚待發掘和回答。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Ginny、Connie、Sam、George、Patricia、William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