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台湾政治、不知从何说起香港，他们在不安中开展真正的生活

近年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认识一名香港阿姨，她本来跟一群港人在台北一起住，彼此当街坊邻居。最近，她却搬到别的县市，说因为“受不了（在台）香港人现在的怨气”。

阿姨跟梁莉姿说，一开始社区里的在台港人会互相扶持、帮忙，甚至一起计划、讨论大家拿到身分证之后要做什么。两三年的时间过去，有些港人终于拿到身分证，但许多人的身分证仍然遥遥无期，矛盾开始浮现。阿姨说，她每次到楼下喝咖啡，都会听到邻居说：“听说谁谁谁已经拿到身分证了，他凭什么拿到？”人们开始互相嫉妒、猜忌，社区的感情也开始恶化。

梁莉姿在新小说集《树的忧郁》中有一篇作品〈树的忧郁（下）〉，正正描写了——“取得身分与滞留者分作两堤，阶级显现”，许多人“受不了组里紧张气氛，日子过得不舒畅，宁愿搬走”。

不安与怨念累积起来，足以拆散社区——即使是由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社区。她觉得，“当人们面对一个大的体制，却无法好好表达自己的心情时，有时就会把矛头对准身边的人”。

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不少人离开香港，选择在台湾落地。碍于台湾的法规，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拿到身分证，甚至也不确定自己最终是否能取得公民身分。在正式成为公民之前，他们正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尝试同步关心台湾和香港两地的社会议题。但是，种种制度、人际网络、身在异地衍生的自我质疑，以及看不见尽头的等待，正一再拉扯他们的步伐。

在台湾长出生活的重心

今年20岁出头，以“专案”身分移居台湾的Connie，在香港有被捕、被检控的风险，早年先以其他身分仓促入境，之后获准接受庇护。

最初，她对台湾的议题没有兴趣，“那时还会觉得自己还在香港，只会管关于我生活的事情跟香港的事情，还不想接受自己搬来另一个地方。”她说。

转变的契机，是因为她的在台香港朋友交了台湾人女朋友，她因此认识一群台湾好友。介绍下，她进入一个NGO工作。这带给Connie一些重要的改变：她接触到一群关心社会的台湾人，对一些议题也产生兴趣——她看见同事转贴融合台语、日语、阿美族语创作、台湾乐团珂拉琪的作品，本来只是喜欢音乐本身，但听着听着，她开始关心台湾语言文化推广、复振的问题；她也因为同事转贴的讯息，才知道原住民族在台湾受到歧视，逐渐关心原住民族权益。

在参与组织的日子里，她累积了跟一群人一起努力做事的经验，这使她在心理上“整个人变得比较积极”，更愿意去关心身边的事情。另一方面，她本来只想用心在台湾协助推广香港的议题，但实际认识台湾人之后，她转念一想：“凭什么人家要关注我的议题，我是不是也要关注别人的议题？”

Connie说，这样的转变，其实对应到了她对台湾想法的转变——一开始，她只是“要找个地方生存”，但现在，她在台湾长出了自己生活的重心，比较知道每一天生活要怎么规划，台湾因此不只是“生存”的地方。对她而言，开始关心台湾的议题，是从“在台湾有一群比较亲密的人”开始的。

一年半前，香港人Ginny因为香港的局势选择走到台湾；跟Connie不同，她以学生的身分入境。见面的最初，她聊起自己所在的城市，很自然、顺口地用两个数字破题，说出所在县市的人口数有几十万，和土地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对她来说，这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也未必知道的资讯，却是相当熟悉、可以信手拈来。

今年28岁的她，在台湾某国立大学攻读文学的研究所。刚在台湾落脚时，Ginny本来只是想要融入当地，找一些活动去玩玩，因此报名了一些吃吃喝喝和手工艺的活动，参与了才知道，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推广在地议题的社团主办。她加入了社团的Line群组，收到一些地方政治、文化相关活动的宣传，也看到群组里很多人也在讨论在地的政治议题，越是了解，才参与了越多。

对她来说，之所以“知道有哪些（台湾）议题可以关心”，是因为这些慢慢建立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活动，这也是许多初来乍到的在台港人所依仗、介入当地议题的触发点。Ginny身边有其他香港朋友，也参与了当地社区营造的组织，与其他居民一起自主地解决社区面对的问题。她也有些朋友参选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台湾的社区依法须设置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共空间管理、执行社区集体规范等。

她许多从香港移居台湾的朋友，本来就都很关心台湾，甚至亲身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移居台湾，大多不超过三年。

香港人Sam到台湾之后，也开始关心冤罪救援、警察暴力等司法人权议题，比如2014年324行政院抗争遭警方强力驱离后，透过司法向涉案警方究责的案件。

他在台湾北部某大学就读社科研究所，到埗初期，在生活大小事上，同样受到在地NGO（非政府组织）的帮助。稍微安顿下来后，他想更了解这些NGO平常在做什么，于是去参加这些NGO一年一度在立法院旁举办的“人权市集”，从不同团体设立的一个一个摊位上，了解不同组织关注的主题，比如听到有人做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有人在做受害者的创伤复原。他之后也参与了不少演讲、展览。

关注司法议题、经常参与人权组织活动的Sam，说认为有人冤罪被关押，或是听到有人因为警察的暴力而受伤，都是他本来就会想要关心的事——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不会因为明年可能不在台湾就不关心”。

不论地域，“因为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不公义。”他说。

“好移民”的标签

Sam另一个关心的议题，是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他说，“我们这些人正是因为中共做的这些事，才来到台湾”，所以当然会关心。不只是Sam，另一位约30岁的香港人George以“依亲”身分居留，一向对哲学的讨论有兴趣他一来到台湾，就读了台湾民主运动人士、前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的《台湾建国论》等书籍，想要多了解台湾人如何发展出有别于中国的主权论述。

在来台港人组织工作三、四年的香港人Patricia也观察到，对中台关系的关切，是港人社群里的常见现象。甚至，香港人群组常见的情绪是“为台湾人担心”，害怕台湾人面对中国“太过消极”。她举例，在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中国为此在台湾周边海域军演。当时，台湾社会因为已经习惯中国的威胁，普遍没有特别的反应。

但是不习惯台湾人的“习以为常”的在台港人，则经常在Line和Telegram的群组里表示忧虑。他们不只忧虑战争可能发生，更担心台湾人会不会对中国的灰色领域进犯太没有戒心，会不会有“温水煮青蛙”的状况。一些港人担心，台湾人选举时会不会还是投给“亲中政党”。

Patricia也遇过香港人向她说，与台湾朋友聚餐时，发现朋友选择中国资金背景的海底捞火锅店；这位港人觉得相当震惊，因此问她：“台湾人好像不那么在乎中资？”

George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说对于中资渗透的关切，也是许多在台港人常聊到的话题。这与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过程中，人们开始区分“黄店”、“蓝店”有关，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

在他的经验中，这个区分最常在“选择看哪一个媒体”。他说，身边的港人朋友，见面时经常会互相交换意见，觉得哪些台湾媒体比较“可信”，哪些则是站在中国政府或资金的立场——不然出去吃饭看电视，看到不同媒体对于同一事件的报导方式，实在觉得“矛盾太大”。

他说，年轻的香港人特别常讨论这个问题，但老一辈即使不会积极参与讨论，也会来跟年轻一辈“对答案”，想要知道台湾哪些媒体比较好。他自己不但会跟朋友介绍台湾的深度报导、调查媒体“报导者”，也会介绍一些从专业立场讨论台湾时事的脸书专页，比如“法律白话文运动”。

不过，这些香港人关注台湾议题时也有不少犹豫。George认识一位投资移民，刚到台湾时很认真读新闻，会自发在脸书上分享、评论。不过后来，他本来以为会顺利通过的投资移民申请，因为一些商业运作的细节，遭到官方质疑和不断展延，一直收到“暂时不予许可”。

几次下来，这位移民现在已经不太有心力放在社会议题，现在更关心“投资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安顿下来。

跟Patricia一同在港人组织工作的William说，这样的案例其实很常见，主要是制度的因素——台湾移民署对于投资的审查很严格，他们认为过程充斥“潜规则”，陆委会（按：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台湾处理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事务的政府单位）的官员经常也说不清楚。

他指，协助在台港人的组织于2022年，终于邀请到内政部移民署的中阶官员座谈，才从官员口中得知有些原因会影响审批，比如：有些人会被认为有国安疑虑，遭到比较严格的审查，像是曾经在有公家色彩的地方任职，但这也没有明确标准——在港铁上过班算不算？在医院呢？大学呢？香港的大学几乎都有拿政府的资金，而香港的大部分医院也都在医管局体系之下，广义来说都是“公务机关”。

许多港人处在身分不安定的状态，这指的不只是等待，而是开始觉得“自己是否根本拿不到身分”，眼看着英国和加拿大的援助港人计划，会不断地想选择台湾是否错误、是不是该趁早去别的国家试试，满脑子“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干嘛”的不安与怨怼。

这正是许多在台港人感到最难发声的议题——与自己最切身的议题。念文科的Ginny就提到，“在台港人过得好吗？”这个问题，往往是最“尴尬”、最难回答的，因为一旦说起制度上哪里不够友善、甚至不够习惯，都会很担心自己被台湾人觉得嫌东嫌西。George也有同样观察，他说其实香港人也对“好移民”的标签很敏感，毕竟香港前阵子也有讨论过类似的议题，今天换到自己移民异地，也很怕被认为不知感恩。

他印象尤其深刻的事情，是香港演员王喜入境台湾，高调批评检疫政策，抱怨自己快筛时被戳到流血。这件事情在群组里曾引起港人一阵紧张，担心这样的事件，会让香港人在台形象变差。这些在台港人对于印象的顾忌，让他们有时不敢多讲一些什么。

叠加于这些“不敢多说”之上，更有一些在台港人觉得，自己说话反正没人要听，何必多说。Sam印象最深刻的是，民进党政府本来有意放宽港人移民台湾的政策，但却遭到民进党立委、因为补选而战功彪炳的林静仪等人反对，认为会带来国安疑虑。

Sam认为，大家也都同意国安很重要、一些审查是必须的。但对于林质疑国安法实施、国民教育等是否已对香港学生造成思想影响的说法，他觉得很荒谬，但却又觉得无法反击——对方是立委，还是刚补选上的立委，“你有什么声量、空间可以说他们不是”。Sam语带无奈地说，像这样的议题，就不是自己能发声的了。

这种无法回嘴的经验，也让他想起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指抗争年轻人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好像自己就被认为在这个社会没有位置、没有发声的空间。

关心香港，但并不容易

许多在台港人都会说，香港永远是他们第一个家，永远是他们会关心的社会。

这些在台港人持续以办活动、写文章等方式关注香港，目标的读者有时是台湾人、有时是在台港人。比如前阵子网上在讨论台湾人使用中国大陆用语时，Sam就在分享了香港的例子：“沙田区”现在被一些人说成“沙田片”，跟台湾的读者讨论。

关心台湾议题与关心香港议题并不互斥，甚至可能有相辅相成的效果。Patricia就提到，她身边的一些香港人，有时被台湾人问及香港的经验，惊觉自己还不够认识香港社会，因此回过头来去搜寻关于香港的资讯。

这或许听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的故事：台湾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在台港人可以两边都尽情关心。但实际上，状况并非如此理想，许多在台港人都说，在此刻，关注香港议题、持续为香港议题发声并没有那么容易。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行，对很多人来说，即使来到台湾仍有威胁——有些人仍有在香港的亲戚，害怕他们受到牵连。何况台湾取得的身分法制，有一些困难的条件，比如工资须达基本薪资两倍——对一名台湾文科毕业生而言，要找到薪资在5.2万台币以上的工作并不容易，在25至29岁的人之间，等于要赢过七成以上的同龄者。

加上许多暧昧模糊的地方，多数在台港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台湾久待。一些报导已经提到，部分港人“二次移民”，陆续转移到英国或加拿大；而那些仍留在台湾的港人也担心，万一移民申请被驳回，他们必须回到香港；近年他们在台湾的发声，也可能成为“犯罪证据”。2023年三月，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学生袁静婷被捕，就是以她身在日本时的网上言行为证据，更让一些在台港人相当恐惧。

有些人甚至担心，万一中国国民党执政，港人移民台湾的前景，会不会一夕之间全部翻盘——目前台湾政府手上掌握了他们各种资料，尤其以专案身分到台湾的人，需要提交在香港参与社运的资料、返港风险的佐证；他们担心国民党执政、将这些资料转交给中国，自己将陷入危险。

Connie就说，有些港人心里还带着“可能要回香港”的想法，因此当她和伙伴在台北西门举办声援民主派47人的活动时，在脸书上转发的人比较多，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用化名帐号，但实际到场的港人却很少。George也提到，这样的顾虑，也让他只敢跟比较熟识的朋友谈香港问题，以免被出卖。

但还有一些因素，是比较幽微的：George提到身边的香港人可能因为创伤的经验，“在情绪上还没准备好”要谈香港的问题。Ginny在大学里有一名来自香港的学妹，听到老师在上课时讲述“后殖民”的概念，提到香港的例子，就突然崩溃痛哭。在老师的介绍下，Ginny和那位学妹相约吃饭，才知道学妹完全无法碰触任何跟香港有关的主题，自从在台湾看了《时代革命》的纪录片之后，“整个人变得很忧郁”，其他人提议去看《忧郁之岛》、《少年》，她都说在情绪上完全无法负荷，是一个“太过overwhelming的事情”。

Ginny观察其他的一些朋友，虽然没有像学妹那么严重，但遇到香港的事情，有时也会想要“推开”。比如，当她们看到今年香港五一劳动节，五一游行申请人、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一度失踪，后来出现时指已撤回申请，很多朋友聊天时还是会提到事件，但只是点到为止，总以“是这样”、“对呀”带开。她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讲了只会感觉“更丧气”——毕竟，还能做什么呢？

除了创伤与无力之外，因为大家离开香港了，有些人会自我怀疑还有没有“资格”谈香港。William举例，移民台湾的香港资深传媒人萧若元称“香港电影已死”，被一些香港网友批评。当时，William于在台港人的群组中，看到类似的自我质疑：都已经离开香港、不是在香港当地努力的人，还有资格评论香港吗？

作家梁莉姿目前在花莲生活，她自陈是为了更好的写作环境而来到台湾。她提到另一个与台湾人交流时特别明显的感受——当要说香港的议题时，但不知道从何讲起。她解释，很多台湾人出于素朴的关心与同仇敌忾，也会说“香港加油”，但这种善意有时反而让她很难谈得更深。

她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曾有台湾人主动跑来找她，说：“我知道你们香港好惨！你知道香港犯人被抓起来都已经被运到中国杀死了吗？”这显然不是事实，但这时她却觉得难以多说什么。

她在新小说集《树的忧郁》写了一篇作品〈野猫〉，当中有几段情节改编自这样的经历——台湾室友问：“所以警察真的会乱开枪吗？在街上？跑进店里？”——台湾人带着“温柔且显煞有介事的目光”，带着对于“香港已经彻底沦陷”的想像来找她，经常让她觉得不想承认这样的想像，对话也难以继续下去。

小说里的角色只好“乖乖的，不多话”，“像他为妳拉开车门时，妳便应坐进去”。

“没有settle down，就不会投入很多”

即使生活并不紧张、社区里没有怨怼，总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那么投入公共事务。每一个受访者，也都认识几个“不管这些事”的在台港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功利，只想顾自己，Sam的观察是，“没有 settle down，就不会投入很多在这里”——因为没有安定感，所以很难长出归属感。

台湾的社群网路上也不时会出现“香港人就是中共同路人”之类的言论，或是其他不友善的言论。于在台港人组织工作的Patricia观察，这对一些在台港人也是很大的打击，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该多说话。那么，为什么一些在台港人，还是会愿意在台湾去参与香港和台湾的社会事务？

Patricia分析，一大关键仍是朋友。她接触到一些在台港人，身边台湾朋友比较少，就更容易用这些网友的声音概括台湾人的意见，觉得台湾人都对自己有敌意，因此更不敢多说什么。而这又陷入了恶性的循环，感到孤单的港人，不但会更封闭、更对台湾没有归属感，觉得台湾人都不喜欢香港人，人际关系也更限缩，只会跟三两个熟识的港人朋友彼此吐苦水。

她认为，如果一个在台港人身边有比较多台湾朋友，平常会一起吃饭、一起玩，他们就会意识到还是有不少友善的台湾人。

这些在台湾没有公民身分、但对社会事务非常积极的在台港人，他们不但继续为香港做倡议，也关注台湾的社会。在Ginny的观察中，现在很多在台港人，之所以关心台湾的各种议题，不是因为“确定能待下来”才开始，也不是“为了待下来”才做，而是“因为想在这里待下去”，觉得要真正在台湾发展自己的生活。

但不是每个人来了之后，都能有足够的安定感，跟自己说“我想待下来”——他们经常关切一些议题，但有没有朋友引导他们认识台湾，让他们感到台湾有人关心他们？制度上，当他们不断感受到生存的急迫与不确定，又怎样安定下来？许多在台港人心中的疑问，仍然尚待发掘和回答。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Ginny、Connie、Sam、George、Patricia、William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