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變「錢」：當碳匯仲介來敲門，你會賣空氣嗎？｜人類世

一系列「空氣賣錢」的故事正在中國農村不脛而走。

故事的版本包括，福建村民把「空氣」變成有價證券，給女兒做嫁妝；貴州的農民想要靠賣「空氣」脫貧；浙江村民質押「空氣」拿了37萬元的銀行貸款。這些消息並非民間騙局，說辭全都來自官媒之口，甚至人民網上有一期兩會新聞節目是「空氣都可以賣錢了」。

不過，此處的「賣空氣」並非真要把空氣收集售賣。這是官方在宣傳「林業碳匯」這一近年來時興的概念時，所使用的一個籠統且有誤導性的手法。

林業碳匯指的是森林透過光合作用，吸收並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以達到減少溫室氣體的效果。由於可以用特定的計算方法來得到一個以噸為單位的「減排量」，林業碳匯如今作為一種減排方式存在。全球各地都有林業碳匯的開發專案，它也以「碳抵消」的形式在市場交易。簡單而言，購買通過林業碳匯產生的「減排量」的公司可以以此「抵消」其自身的部分溫室氣體排放量，但此「抵消」僅存在於統計層面，並不意味著購買方的排放量在實際中下降了。

在中國，林業碳匯正成為極受政府關注的一種「生態產品」，相應的方法學和交易方式不斷推出，使其得以成為「貨幣化的產品」。用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創始人李怒雲的話來說，林業碳匯是「實現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有效途徑」，而「綠水青山金山銀山」又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口號，也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理論。

基於減碳的產業被中國商人看作一個「新藍海」，即未知的市場空間。一部分看中了林業碳匯的企業，正把手伸向農村，用的正是「賣空氣」的故事。

碳資產公司的「圈地」運動

在廣東從化北部農村居民的眼中，空氣是他們最有價值的「資本」，也是一個被掛在嘴邊的詞。60多歲的老者總是重複一個論調，山區農村最好的就是空氣；40出頭的新晉民宿老闆看好旅遊的前景，因為城市人需要來吸新鮮空氣。

去年夏天，一宗新奇的生意似乎印證了他們的觀念：有公司來村裡談合作，想要和村民一起「賣空氣」。

這些公司口中的「空氣」，和前述的政府文宣一樣，只是一個具有誤導性的符號，卻易於在基層推廣。

現隸屬于廣東省廣州市的從化市，位於廣州的東北部，地處珠江三角洲與粵北山區的過渡地帶。從化的森林覆蓋率達到69.1%，重要的飲用水源流溪河發源於此。近年十年來，地方政府積極開發生態旅遊業，但山區農村鮮有大型投資項目，農村多以自然村和保育地的形式續存。

如此地理條件使得這些村落被碳資產開發公司相中，從化多個自然村的村幹部均表示，在三年內，有兩至三家不同的公司想來合作開發林業碳匯。

根據廣東發改委提出的《碳排放管理體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碳資產的定義爲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內、具有價值屬性的有形或無形資產，如排放權或減排量額度。記者在企業信息查詢工具「企查查」中搜索，發現名稱中包含「碳資產」這一關鍵詞的企業有328家；至於含有「碳匯」關鍵詞的企業則有1722家。

據受訪者講述，這些碳資產開發公司希望與村中林權所有人簽訂一份委託開發協定，從而取得林地的碳匯開發權，並由公司主導林地的碳匯專案開發，最後分成交易收益。

記者取得的一份合作協定細則顯示，在碳匯交易成功後，碳資產公司將獲得50%的收益，且簽訂協定後，林權所有人不能獨立或再委託他人開發和出售碳匯量，約定期限為20年。

譚家明是從化A村的村幹部，A村位於從化北部山區，有超過三萬畝林地。他告訴記者，大約在2017年前後，A村與一家碳資產公司簽訂過一份林業碳匯開發協定，但專案以夭折告終。到了2022年7月，另一家碳資產公司又到村中開林業碳匯的宣講會，他形容兩家公司的介紹說辭幾乎一模一樣。

經過上一輪的合作失敗，譚家明對這類合作更為審慎，他從網路上搜索發現，這家公司不曾有過成功開發的先例，便斷定其沒有開發能力。「他們（碳資產公司）就是拿我們的資源去跟交易所合作，再中間抽傭金。」譚家明認為，這類公司是想先借村的林地資源，湊夠能開發的數量，再到交易平臺開戶。

一名旁聽了該碳資產公司整場宣講會的A村居民表示，在宣講現場，她一直在追問碳匯開發的細節，對方只能給出由「專人負責」和根據「國家規定」的含糊回覆，使得她覺得對方只是想先簽下協議，畢竟這對公司來說是沒有成本的。「對村裏來說，好像一旦把合同簽下去，後面會發生什麼，就不由村民。」

這名居民形容宣講會的觀感像極了「圈地」運動。

「跑馬圈地」在2022年成為與碳匯項目頻繁搭配出現的熱門詞，意思是企業在有具體開發計畫前，就先把有潛力的資源盤下。某林業碳匯開發公司的業務員透露，去年已經聽說過三個相似的案例，且都發生在廣東；四川省林草局在2022年6月發佈的針對該省林草碳匯發展推進方案的解讀中稱，前期林草碳匯專案「圈地囤地現象突出」。

但這些林地最終能否真的達成交易則還是一個未知數。

阿德爾菲諮詢公司（Adelphi）的高級經理陳志斌指出，目前全國碳市場關於抵消減排量的市場機制還沒有正式公佈，很多公司到林場提前簽訂開發合同，是在儲備專案，形成了圈地的局面。但是最後能成功開發和收成的數額，都無法清晰預估。

「林業碳匯整體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森林通過光合作用形成的減排量可以賣錢，但需要有人來買它，而目前埋單的機制還不是很順暢。」陳志斌分析。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個背景是，中國正在創造出國內獨有的林業碳匯交易機制。

目前，在國際自願性市場上，林業碳匯專案常常采用Verra, Gold Standard等碳信用認證機構所開發的標準認證，取得認證的專案可以直接與企業交易，也能在交易所與全球投資者交易。

而在中國，林業碳匯交易方式主要有三大類，分別是中國核證自願減排量（CCER）專案、地方創設的林業碳匯機制和華東林權交易所的林業碳匯交易試點，它們有著相互獨立的運作體系，其計算碳抵消量和交易的方式都各不相同。 中國國內林業碳匯交易方式

在官方媒體的宣傳裡，一些山區農民靠林業碳匯賺錢的開發案例被作為成功的示範樣本，受到大肆宣傳。但仔細辨認會發現，這些項目多為農村小面積的林地，有的甚至只有幾百畝，完全不同于常見的林業碳匯項目。

其實，農村林地往往難以開發成CCER專案，但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它們可以沿用當地的碳抵消機制，發展出帶有扶貧色彩，更直接的目標是令山區村民增收的碳匯項目；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更特地針對農村林地的特點，正在推進一項農戶森林經營碳匯減排交易體系。目前農村林地專案往往局限於地方內的市場或特定試點交易，不足以進入全國乃至海外市場，但已然被視為農村林地能夠開發成碳匯的證據，以及政府鼓勵此類開發的信號。

實際上，探討多年的全國性CCER市場至今仍未正式開始運行，交易機制也尚未明確，但這些信號和「前景」仍刺激著商人湧入，爭相在農村中「跑馬圈地」。

飯桌上的掮客

2023年1月，在鎮中心的粵菜酒樓裡，從化B村的六名社長圍坐在餐桌前，「空氣」就像是這一頓飯的暗號，不斷被提及。其中一名社長笑稱，大家都想要「裝一桶空氣」——每個人都想在林地碳匯的交易中分一杯羹。

這場飯局的組織者叫鍾洪兵，正是他把林業碳匯等於「賣空氣」的概念教給了他們。今年53歲的鍾洪兵是從化C村的村幹部，2022年年中開始，他和一家碳資產公司合作，牽頭在從化推廣碳匯，試圖拿下各村的碳匯開發權。

鍾洪兵自稱並不曾從合作公司中收錢，甚至在自掏腰包來牽線，不過對方承諾成功開發後，將與他分成利潤。實質上，他是這場碳匯開發權「圈地」活動中的掮客。

王文偉是從化北部另一個村的村書記。據他介紹，每當村中有潛在的開發專案時，總會有公司想來「圈地」，例如此前有過一波5G網路推廣，各家公司都想壟斷村中業務。因為農村內部關係複雜，如果這些公司無法說服村委會，他們便會找村民做掮客，也有村民為了賺錢主動自薦。

鍾洪兵算得上是一個在農村關係網絡中有分量的掮客，他曾在村委任職書記多年，現在退到村委普通職位，但仍被別人稱為書記。他可以憑人脈關係，召集起不同村裡的幹部和社長開宣講會，他更相信自己懂得村中推廣的邏輯，那就是講實際的利益。

記者取得了一段30多分鍾的鍾洪兵宣講錄音，大部分的時間裡，他都在向村民講解碳匯專案的收益計算和分成方式，至於開發流程和交易機制則鮮有提及。他更把碳匯減排量的計算方式，錯誤地解釋為測量林地釋放的氧氣量。

鍾洪兵還提供了一個資料，十萬畝的林地一年可以有600萬收益。他的計算方式是，一畝樹林散發出來的氧氣量在0.8噸至1.2噸不等，而交易平臺的一般交易價格是每噸58元，約等於一畝地「產值」為60元。至於0.8噸至1.2噸的數值來源，他聲稱是國家指定的權威單位測量出來的，數值有波動是因為「每一種樹散發出來的氧氣量都不一樣」。

當記者詢問交易價格來源時，鍾洪兵打開了一個名為「全國碳交易」的微信公眾號，它每天下午都會發佈當日的碳市場成交資料，這些交易資料構成了他對碳匯交易的理解。其實這是碳市場上的排放權交易資料，與碳匯交易並非同一概念，鍾洪兵的交易收益估算方式更是沒事實依據。

即便離開了宣講環境，鍾洪兵也無法解釋清楚碳中和與碳匯的作用機制，只能模糊地重複著一些概念名詞，並將這些名詞和減排劃等號。然而，他仍然自豪於自己的推廣話術，「你說碳中和，別人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賣空氣就不同」。鍾洪兵自認為，把林業碳匯和碳中和等概念，簡化成賣出林地產生的空氣量，是一種巧妙的宣傳方式，因為村民天然能理解清新空氣的價值。

更吊詭的是，不論是鍾洪兵自己還是台下的聽眾，其實都並不關心碳匯的減排原理和市場現狀。一名來聽宣講的社長告訴記者，在他看來，碳匯開發能否成功，只有一個影響因素，「上面的人（掌權者）是不是要推，只要推，這事就能成」。

鍾洪兵的思維模式亦是如此——只要項目符合國家大趨勢，便是有利可圖的。相比起科學的測量方法和真實的市場行情，他更在意二十大報告裡有否提及「碳中和」三個字。

「我是吃過虧的。」鍾洪兵在幾年前曾經在惠州投資工廠，但是因為環保手續不合規，還未投產就被政府拆掉了，此後，他領會到環保是發展的大方向。近期，他還承包了一片地，準備建光伏發電站。

在宣講會上，「國家」是鍾洪兵反覆提到的詞，他不斷強調碳匯項目是回應國家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並且提供有優惠政策，其收益是「國家給我們紅利」。這套話術邏輯其實來源自地方政府和宣傳機構，它們在農村推廣碳匯專案時，時常搭配著扶貧和讓林農增收的說辭，更會開發出地方獨有的交易模式。

宣講會結束後，標配的活動是一場飯局，這也是村中辦事的方式。飯局上，支持開發碳匯的社長反覆說著，「有錢不賺就是傻」，有疑慮的則拐彎抹角地打探所謂「賣空氣」的可行性。吃飽喝足後，鍾洪兵見有兩個社長還猶豫不決，便招呼他們到外面單獨細談，直到飯局結束離席時，社長們才從鍾洪兵手中拿到開發合作協議的正式文件，即此前他們發表議論時，都不曾看過一眼文件。

過去的大半年時間裡，鍾洪兵在從化七八條村子裡開過宣講活動，不過最終能簽下開發合作協定的村並不多。這一天晚上，鍾洪兵對推廣結果很滿意，他盤算著可簽下三萬畝左右的林地，加上他之前簽好的兩萬畝，便能達到五萬畝的「最低開發標準」。

鍾洪兵直言，做掮客的動機就是錢。

他記得在2018年前後，第一次遇到有人來談合作開發碳匯，但因為能簽約的林地太少，便擱置了。自此之後，他對碳匯有了最初的印象，偶爾也會琢磨是否能做下去。直到2022年，他聲稱見過三家「朋友介紹」的碳資產管理公司。

最終與其合作的碳資產公司承諾，碳匯專案成功交易後，他能分到1.5%的收益，如果按照他的計算方式，整個專案計畫開發的五萬畝林地能讓他賺到4.5萬元，但他更看重長期回報——每個週期可以交易一次，而且只要有成功案例，還在觀望的村都會參與。他盤算著，碳匯開發只要符合政策方向，便是一宗能長期滾利的生意。

過去的大半年裡，鍾洪兵光是請客吃飯便花掉了一萬八千元，不過他也只是把碳匯開發看作眾多項投資的一種，同時也是經營關係的方式。「虧了就當跟大家吃飯，我也沒有什麼可以被（碳資產）公司騙的。」他說道。

複雜的開發流程

農村的林地是否真的具有開發成碳匯專案，並且最終達成交易，實現一種如鍾洪兵所描述的「生態換錢」路徑？

首先明確的一點，林業碳匯的開發遠比鍾洪兵想像的複雜。長期從事碳匯專案分析工作的陳志斌介紹，在CCER框架的林業碳匯項目，可以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是撰寫及提交專案報告，一般會請諮詢公司或了解政策的協力廠商、開發公司來執行，報告會基於官方出臺的方法學測算林地產生的減排量；
第二是審定和核證，由國家認可的審定機構審定專案是否符合方法學條件，通過後，專案就可以錄入到國家的資源庫裡，也即註冊成功；
第三是申請協力廠商機構認證，檢查過去或接下來會產生的減排量，通過認證後，國家就可以簽發這筆減排量。

這三個步驟的流程走完，一個林業碳匯專案的開發成本大約在30萬元至50萬元之間。

然而，最終的交易價格卻不一定有預期的好。陳志斌分析，全國性的CCER機制處於完全停止的狀態，諸如北京、福建等地有本土機制，但它們只能在本地市場交易，且目前地方市場的配額比較富餘，對減排量的需求也沒有那麼大，那麼價格自然不會太高。

廣州碳排放權交易中心提供的每週碳價資料顯示，5月在廣州碳排放權交易中心以CCER方式交易的自願減排量價格可以達到每噸74元；而北京市碳排放權電子交易平臺的資料顯示，5月裡CCER方式交易的自願減排量價格最低為每噸47元，最高可以達到每噸109元。

可是，多數農村林地並無法達到CCER開發的標準，在廣東，農村林地的碳匯專案多以碳普惠方式開發，這是廣東當地創設的一種減排量核准機制，而碳普惠專案的市場交易價格遠低於CCER專案。在今年5月以來，廣東碳排放權交易所只有一周發生過碳普惠方式的自願減排量交易，其平均價格是每噸19.8元。記者翻查了過去五年內，多個廣東農村地區以碳普惠方式交易的林業碳匯專案，其最終交易價格在每噸16.32元至36.00元不等，數額和鍾洪兵預估的每噸60元相距甚遠。

此外，林地面積是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理想的話一畝地一年一噸碳，根據方法學，看你可以開發多少年的碳匯量，加上開發成本，綜合算下來，可能要幾十畝上百畝地，才可能到一個賺錢的點。」陳志斌說。

在鍾洪兵遊走的從化村落裡，每條村的林地面積都只有兩三萬畝，目前與他合作的碳資產管理公司表示，達到五萬畝林地就能開發。鍾洪兵也透露，他還見過另外兩家碳資產管理公司，這兩家公司都需要十萬畝以上的林地，才能成立專案開發。

記者以村民身份聯繫了一家在中國有成功開發林業碳匯的公司，該公司的工作人員表示，林地面積對碳匯開發的前期投入影響不大，硬性成本不會因為地少而降低，但林地面積直接影響收益。因而通常需要有十萬畝以上的林地，才具有開發價值——否則最終交易額太少，利潤微薄。

他更透露，中國現實情況中，以村集體為主體的專案基本上很難做成，這類專案往往需要政府牽頭，網上看到的一些村集體開發林業碳匯的新聞，其實大多是地方試點的特例，對普遍意義的CCER項目沒有參考價值。

以保護生態換取「伙食費」

從化的農村裡，碳匯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但是如果問及「賣空氣」，村民們大多有所耳聞。

「好像小孩子玩泥沙一樣，很搞笑。」李麗嬌說道。她是A村的村民，從社長群發的通知中得知了「賣空氣」的事情，她覺得把本地流通的空氣裝運到外地是不可能的。

然而，掮客鍾洪兵所在的C村的村幹部，則有截然相反的態度，他反問說：「太陽都可以發電，為什麼空氣不能賣錢？」他更一本正經地提出，可以用一個大氣球來裝空氣，然後整個氣球稱重量。

賣空氣像是村中的趣聞軼事，李麗嬌記得消息剛傳出時，有的村民第一反應是，企業抽光了村裡的空氣，那麼村民怎麼活。

儘管不相信賣空氣的真實性，李麗嬌卻相信「換錢」的真實。她揣測，在政府部門有一筆環保的錢花不出去，所以設立出一個「賣空氣」的名目來花錢。另一名村民也提出相似的觀點，他把「賣空氣」理解為「套」政府的錢，即以滿足一項環保指標來賺補貼。

這種推測緣於他們的生活經驗。村民們對空氣賣錢將信將疑，但是對「生態換錢」卻毫不陌生，它不僅出現在「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的政府宣傳中，更是每年進到村民賬上的生態補償金。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森林管理系統逐步建立起公益林的管理方式，根據1995年印發的《林業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綱要》，公益林以滿足國土保安和改善生態環境的公益事業需要為主，一般只進行撫育和更新性質的採伐，列入社會公益事業。現行的《廣州市生態公益林條例》明令禁止擅自採伐、損害樹木、采脂、采砂土、開墾等行為。簡單來說，當一片林地被劃歸為公益林後，它基本上喪失了營利的可能。

隨之建成的，則是生態補償制度，廣東省作為這一機制的試點地，在1999年便開始從財政撥款，給予林農補償金，A村村民記得，這筆補償金從最初大約每畝地五元，慢慢地漲到了現在80多甚至100多元。而A村地處從化北部的山區，村民的聚居地被山林環繞，林地占了全村面積的88%，其中有超過2.7萬畝的林地被劃定為生態公益林。

66歲的A村村民楊志強把生態補償金叫作「伙食費」，在人生的前40多年，他都過著靠山吃山的傳統生活——孩提時在山林中刮下松脂來點燈；成年後在集體林場砍樹幹活；在山上種藥材賣錢。

「我們就是靠山吃山，現在不讓吃山了，那麼政府就給「伙食費」。」楊志強每年能拿到1800元的生態補償金。

根據楊志強回憶，在70年代，村中有集體林場，包括他在內，很多村民被組織到上山砍樹，他們把松樹砍成兩米長的木材，再把木材放到河裡，它會順著河水漂流到十多公里外的山腳，木材都由國家統一收購，收入也是歸集體所有。集體經濟時期結束後，村民也會上山砍柴賣，有住在周邊村落的人或者飯店老闆，會來到這邊山多的村中買柴。

從山上砍下的大木頭，沿著河水，漂流到山下，是不少村民的共同回憶。隨著公益林管理機制的鋪開，這一場景消失於上世紀90年代末期。

取而代之的，則是以保護生態換取「伙食費」的新時期。

40多歲的A村護林員陳茂東的謀生方式，便是跟著這一變化走的。他介紹，在90年代，農村的收入來源不外乎養豬牛、耕地和砍樹。村中的林地曾經有很多林場，他最初有六七年時間，是當司機拉貨，把木頭運到工廠做傢俱；後來，多數的林地都嚴禁砍伐，他轉而為裝修工程拉沙石，這樣也幹了快十年；近幾年，周邊已經很少新的建築工程，他把大貨車換成皮卡，接零碎的送貨單，兩年前為了更穩定的收入，他便當上了護林員。

在陳茂東的理解裡，從賣木材到保育的轉變，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錢。他說，當補償金只有每畝十幾元的時候，大家為了生計，還是會上山砍樹，後面隨著補償金上漲，加上政府管理更嚴，大概在十年前，砍伐行為才完全停止。

「水源林不能動，一動的話，政府就不給補貼。」現在談及到上山砍樹，陳茂東的第一反應就是補貼。

現行的廣州市公益林補償機制分為三個級別，每一畝地每年的補償金額分別是85元、106元和159元，並且以平均每年1.2%增長幅度計算，五年調增一次。切換到村民和村幹部的視角裡，則是村中的公益林以三個級別「標價」。

保育山林可以換取金錢的經驗，也直接影響著村中幹部和社長對林業碳匯的理解。

「（開發碳匯）想就肯定想啦，如果它（碳資產公司）有實力辦到就最好，對村民是只有收益沒損害，為什麼不好阿？」A村的村幹部譚家明認為，對於村集體來說，用生態林來開發碳匯是一項「零成本」的事，林地養護和經營的部分本身就由林業局承擔，林地本身一直在山上，無需額外投入就能多一份收益。

D村的社長郭強也認為，林地本身是零成本的，甚至直言即便發生火災，燒了一些樹，也只是收益變少。

而生態林，以及水源保育的規定所帶來的開發限制，也促使他們對碳匯開發更有興趣。不是每一個人都對生態補償滿意，一名支持開發碳匯的社長抱怨說，以前村民還能上山砍樹，再拿去做傢俱賺錢，林地保育之後，收入的渠道更少了，「農村很慘，現在如果不出去打工，沒什麼收入來源。政府管理得太嚴格，養豬搭個棚就說違建。生態林都不能開發，生態補貼一家人就幾千元，根本不夠。」

譚家明也覺得，在政府嚴格的管理下，村中八成的林地都是「動不了」的資源，並沒有太多開發空間。他正在嘗試做生態旅遊，在社交媒體發推廣文，但是即便緊鄰廣州市區，進村還需要走一段30分鍾的山路，全是陡坡和急彎，山區地勢使得其交通十分不便。

目前A村的青壯年大多在外打工，或是在市區定居，常住人口大約只有300人，不到戶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外流自然是因為村裡缺乏營生途徑。這一情況在周邊的村子中也十分普遍。

不過，鍾洪兵的碳匯開發推廣卻沒能吸引得到A村的村幹部和社長們。

一名社長表示，空氣不像房子，它看不見摸不著，沒有一個固定的面積，他無法估計林地的「空氣量」，更難以推算收益，最後很可能是白忙一場。在社長們看來，這場合作的前提是有明確價格，而且在簽訂合同時，碳資產公司就應該支付一筆費用，他們無法接受集體的資源被零成本地「圈起」。

面對碳匯這個「新角色」，A村的人們似乎更傾向於保持距離，並且滿足於原有的生態補償機制。不過，林地保育和補償的機制，也已經改變了村民和林地關係。

楊志強拒絕用好或不好來評價這種改變，他只會肯定一點——如果政府停發「伙食費」，那麼村民就會重複過去砍柴、種藥材的生活。即使是現在，村民仍然保留著燒柴做飯的習慣，他們會上山撿被林業工作人員處理的樹木，家家戶戶門口都堆著柴。

然而，這種關係其實僅存於老一輩人的生活中。不少村民已經在從化市區買了房，包括楊志強的兒子，在楊志強眼中，那是一種出門便是大型購物商場的都市生活，也是他所不樂意過的生活——鋼筋水泥建築都很難看，他只想每天看著「好靚」的樹。

上山的路口就在楊志強房子的側面，每天中午飯後，他便獨自上山散步，走到傍晚才回家，沒有固定的路線，走在山上時，他什麼都不會想，只是看著樹的樣子和變化。這片林地自他出生以來，便是差不多的模樣，他不認為需要特別的保護，當然也不會刻意破壞。

「順其自然就是最好。」他指著房子旁邊一棵倒在院子裡的樹發出了感嘆。這棵樹在幾年前被大風吹斷，只剩下50公分左右的樹樁，斷掉的樹乾已經枯死，他也沒有清理它，他相信剩下的樹樁會自己長回來。「不用理的，好神奇。」

（文中除陳志斌外，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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