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歷史，回應當代，連結彼此——《5月35日》到台灣後有什麼火花？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

歹勢啦 愛人啊 袂當陪你去看電影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

「這是一首前去抗爭歌曲，但又有平安歸來的期待。」鍾伯淵說，這首歌與劇本對應的時候，就會讓眾人產生正向的期待。

而這也隱隱呼應小林彌留之際的台詞：「我想像阿大自由的在大街上走，在石板鋪成的廣場上盡情為哲哲痛哭──我多想跟他一起去，去那裡流光我人生最後的眼淚⋯⋯，」這位老婦人如此獨白：「這裡千秋萬代，無數叱咤風雲的領袖在此接受膜拜，但是，沒有一個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和平安，我們的兒子爭取過，沒有成功，但是他們爭取過。」

香港知名劇作家莊梅岩從2017年開始編寫這個天安門母親視角的劇本，一直到定本演出時，恐怕不會料到「我們的兒子爭取過，沒有成功，但是他們爭取過」竟成為香港人的預言。

然而，這段台詞，置入台灣這30年來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發展，與中港相比，卻是相反而正面的方向。

「台灣，處在民主自由的鋼索上」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成得來不易的東西，而不要濫用它，或太理所當然把它交出去，以至於有一天當我們失去它的時候，要用更大的代價換回來。」

1989年六四事件後，鍾伯淵從一個幼童慢慢長大，看見的是台灣政治經濟劇烈的變化，像是兩岸開放與民選總統；對於那年還是小學生的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邱伊翎而言，也有同樣的感受，她看著電視新聞與報章上鎮壓學運的新聞，也是懵懂茫然，只覺得像是重要的事件，但生活中經驗到的卻是不一樣的發展，「覺得世界不一樣了，很像春天到了，土開始鬆動的感覺。」

六四事件隔年，1990年，台灣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發動3月（野百合）學運。雖然生長在保守藍營家庭，但邱伊翎年紀最小的姑姑參與了學運，也影響了她，讓她不時嘗試接近現場，好奇觀望，也頻頻與姑姑討論。她笑說，小朋友難免討厭家父長式管教，對於反抗運動感到新鮮且特別，「原來可以在那邊靜坐這麼久，不用上學。」

上了國中，因接觸到比較有本土意識的老師，邱伊翎也逐漸被啟蒙。此時，台灣社會正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方向走，邱伊翎的目光也始終注視著自己的土地，關心的議題都是台灣勞工權益或是性別環境議題，再次接觸到小時候懵懂不解的六四事件，已是2008年她進入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後的事了。

自1989年天安門學運開始，在台灣聲援北京學生的聲音，一直與「血脈相連」、「民主燈塔」間迴盪，論述延續著1949年開始的「反共復國」聲腔，但隨著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經濟局勢變化，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民間團體，從藍營統派，逐漸轉成重視中國人權的群體與社團。邱伊翎印象中，2008年因為北京奧運將至，六四紀念活動便有流亡藏人的參與，議題也多圍繞著中國人權而走，此後還有對維權律師的聲援行動。

加入人權團體後，邱伊翎年年參與六四紀念活動，而每年六四紀念活動主題與倡議，也會依照該年中國的人權議題而定。絕大多數時候，台灣人對六四紀念比較冷漠，幾乎每年六四都是「小貓兩三隻」，也可能遇到颳風下雨，但他們仍然覺得還是要去做。

「香港有是不是要紀念六四的立場辯論，台灣本土派社團也會覺得六四跟我們無關。」邱伊翎解釋，但人權價值無關國界，不論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生，乃至李明哲的遭遇，讓台灣人漸漸感覺到中國對人權的侵害，也影響到台灣，不能再只是關注境內問題就好，「這些其實不是歷史，而是現在進行式。」

但如同列明慧感覺到維園燭光晚會的限制，於是成立六四舞台，嘗試以舞台劇形式推介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邱伊翎也認為透過戲劇推廣人權教育與紀念六四，是有創意的方式，畢竟，每年辦六四紀念晚會似乎只停留在同溫層參與，會有侷限性，若要和一般民眾溝通嚴肅的人權議題，也不是太容易，因此，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去年就以放映《5月35日》映製版，作為他們的六四紀念活動。

「這就是一對普通老人家的故事。」邱伊翎說，這樣的人會有什麼政治性呢？這樣平凡老百姓的故事，既沒有論述也不用控訴，任何人都可以感同身受，「這是用生活化的方式，讓人理解人權侵害是怎麼回事，如何發生的，又怎麼影響到每一個人。」

列明慧在任何場合，也是如此提到這部戲對觀眾的召喚：「如果你是父母，你的小孩被不義政權盯上，失去自由，被制度踐踏，你會想讓孩子明辨是非，勇敢求真嗎？如果你是死去的那個小孩，在天上，看著年邁的父母受到政權監控、活在謊言的國度，你會希望白髮斑斑的雙親忘記你嗎？還是會為信念堅持到底呢？」她認為，不論觀眾是何種角色，都能從這部舞台劇找到投射，或與之對話。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去年放映《5月35日》的錄製版時，吸引不少觀眾，場場爆滿，反應極佳，因此決定今年直接推出《5月35日》國語版舞台劇，讓觀眾有更直接的感動。

作為九零後的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亞太地區倡議專員林立凡，是這個演出計畫的負責人，她知道六四的管道是中學課本，因此，一直有著是「遙不可及歷史」的錯覺，但日後細想，事件發生在她出生前六年，其實並不遠。

作為太陽花世代，林立凡是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成長，無法真正理解「壓迫」的感覺，但香港反修例運動發生，到《國安法》施行，才讓她有近身感受，發現自由民主的失去，很容易。

「去年，國際特赦組織負責六四紀念晚會的燭光區，我才真正被震撼到。」林立凡表示，因為很多受到局勢影響的香港人移居台灣，而六四活動成為他們的聚合。

源於時代的變化，林立凡認為應該要創造讓民眾比較容易接觸議題的方法，又因為工作需要，她受邀看了《5月35日》後，認為這是個很好的公眾教育管道，開始構思舞台劇演出的可能，最後找到曉劇場執行這項演出計畫。

這場演出活動在4月下旬開放報名，三天內，四場迅速額滿。每個場次約有180席，若含粵語讀劇與貴賓場，約有破千人觀賞此劇。

列明慧對於台灣版本的演出很期待，她重申，戲劇可以在不同地方演出，而在不同地方演出的戲劇，都是回應當代，她很想知道台灣會如何說這個故事，又怎麼去回應台灣的當代？

此外，自香港反修例運動開始，香港民主被破壞，她便感覺到台灣人對香港的同情與支持，因此希望台灣人能夠思考：中國的故事，會不會轉眼間變成香港的故事，而香港的故事，下一步會不會變成台灣的故事？「透過戲劇和藝術，我希望把世界各地同樣爭取公義、反對極權的人連結起來，無論你在何地，難免都會碰上不公義的事，會有需要抵抗極權的時候，當連結起來，就可以互相支援。」

鍾伯淵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說，做《5月35日》時，認知到面對台灣觀眾時，要讓觀眾知道我們擁有民主、自由、平等，可是，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成得來不易的東西，而不要濫用它，或太理所當然把它交出去，以至於有一天當我們失去它的時候，要用更大的代價換回來，「台灣，其實處在一個鋼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