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历史，回应当代，连结彼此——《5月35日》到台湾后有什么火花？

原谅我 行袂开跤 我欲去对抗袂当原谅的人

歹势啦 爱人啊 袂当陪你去看电影

原谅我 行袂开跤 我欲去对抗欺负咱的人

“这是一首前去抗争歌曲，但又有平安归来的期待。”钟伯渊说，这首歌与剧本对应的时候，就会让众人产生正向的期待。

而这也隐隐呼应小林弥留之际的台词：“我想像阿大自由的在大街上走，在石板铺成的广场上尽情为哲哲痛哭──我多想跟他一起去，去那里流光我人生最后的眼泪⋯⋯，”这位老妇人如此独白：“这里千秋万代，无数叱咤风云的领袖在此接受膜拜，但是，没有一个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平安，我们的儿子争取过，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争取过。”

香港知名剧作家庄梅岩从2017年开始编写这个天安门母亲视角的剧本，一直到定本演出时，恐怕不会料到“我们的儿子争取过，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争取过”竟成为香港人的预言。

然而，这段台词，置入台湾这30年来的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发展，与中港相比，却是相反而正面的方向。

“台湾，处在民主自由的钢索上”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得来不易的东西，而不要滥用它，或太理所当然把它交出去，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要用更大的代价换回来。”

1989年六四事件后，钟伯渊从一个幼童慢慢长大，看见的是台湾政治经济剧烈的变化，像是两岸开放与民选总统；对于那年还是小学生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邱伊翎而言，也有同样的感受，她看著电视新闻与报章上镇压学运的新闻，也是懵懂茫然，只觉得像是重要的事件，但生活中经验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发展，“觉得世界不一样了，很像春天到了，土开始松动的感觉。”

六四事件隔年，1990年，台湾大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发动3月（野百合）学运。虽然生长在保守蓝营家庭，但邱伊翎年纪最小的姑姑参与了学运，也影响了她，让她不时尝试接近现场，好奇观望，也频频与姑姑讨论。她笑说，小朋友难免讨厌家父长式管教，对于反抗运动感到新鲜且特别，“原来可以在那边静坐这么久，不用上学。”

上了国中，因接触到比较有本土意识的老师，邱伊翎也逐渐被启蒙。此时，台湾社会正朝著本土化与民主化方向走，邱伊翎的目光也始终注视著自己的土地，关心的议题都是台湾劳工权益或是性别环境议题，再次接触到小时候懵懂不解的六四事件，已是2008年她进入台湾人权促进会工作后的事了。

自1989年天安门学运开始，在台湾声援北京学生的声音，一直与“血脉相连”、“民主灯塔”间回荡，论述延续著1949年开始的“反共复国”声腔，但随著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民间团体，从蓝营统派，逐渐转成重视中国人权的群体与社团。邱伊翎印象中，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将至，六四纪念活动便有流亡藏人的参与，议题也多围绕著中国人权而走，此后还有对维权律师的声援行动。

加入人权团体后，邱伊翎年年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每年六四纪念活动主题与倡议，也会依照该年中国的人权议题而定。绝大多数时候，台湾人对六四纪念比较冷漠，几乎每年六四都是“小猫两三只”，也可能遇到刮风下雨，但他们仍然觉得还是要去做。

“香港有是不是要纪念六四的立场辩论，台湾本土派社团也会觉得六四跟我们无关。”邱伊翎解释，但人权价值无关国界，不论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发生，乃至李明哲的遭遇，让台湾人渐渐感觉到中国对人权的侵害，也影响到台湾，不能再只是关注境内问题就好，“这些其实不是历史，而是现在进行式。”

但如同列明慧感觉到维园烛光晚会的限制，于是成立六四舞台，尝试以舞台剧形式推介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邱伊翎也认为透过戏剧推广人权教育与纪念六四，是有创意的方式，毕竟，每年办六四纪念晚会似乎只停留在同温层参与，会有局限性，若要和一般民众沟通严肃的人权议题，也不是太容易，因此，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去年就以放映《5月35日》映制版，作为他们的六四纪念活动。

“这就是一对普通老人家的故事。”邱伊翎说，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政治性呢？这样平凡老百姓的故事，既没有论述也不用控诉，任何人都可以感同身受，“这是用生活化的方式，让人理解人权侵害是怎么回事，如何发生的，又怎么影响到每一个人。”

列明慧在任何场合，也是如此提到这部戏对观众的召唤：“如果你是父母，你的小孩被不义政权盯上，失去自由，被制度践踏，你会想让孩子明辨是非，勇敢求真吗？如果你是死去的那个小孩，在天上，看著年迈的父母受到政权监控、活在谎言的国度，你会希望白发斑斑的双亲忘记你吗？还是会为信念坚持到底呢？”她认为，不论观众是何种角色，都能从这部舞台剧找到投射，或与之对话。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去年放映《5月35日》的录制版时，吸引不少观众，场场爆满，反应极佳，因此决定今年直接推出《5月35日》国语版舞台剧，让观众有更直接的感动。

作为九零后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亚太地区倡议专员林立凡，是这个演出计划的负责人，她知道六四的管道是中学课本，因此，一直有著是“遥不可及历史”的错觉，但日后细想，事件发生在她出生前六年，其实并不远。

作为太阳花世代，林立凡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成长，无法真正理解“压迫”的感觉，但香港反修例运动发生，到《国安法》施行，才让她有近身感受，发现自由民主的失去，很容易。

“去年，国际特赦组织负责六四纪念晚会的烛光区，我才真正被震撼到。”林立凡表示，因为很多受到局势影响的香港人移居台湾，而六四活动成为他们的聚合。

源于时代的变化，林立凡认为应该要创造让民众比较容易接触议题的方法，又因为工作需要，她受邀看了《5月35日》后，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公众教育管道，开始构思舞台剧演出的可能，最后找到晓剧场执行这项演出计划。

这场演出活动在4月下旬开放报名，三天内，四场迅速额满。每个场次约有180席，若含粤语读剧与贵宾场，约有破千人观赏此剧。

列明慧对于台湾版本的演出很期待，她重申，戏剧可以在不同地方演出，而在不同地方演出的戏剧，都是回应当代，她很想知道台湾会如何说这个故事，又怎么去回应台湾的当代？

此外，自香港反修例运动开始，香港民主被破坏，她便感觉到台湾人对香港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希望台湾人能够思考：中国的故事，会不会转眼间变成香港的故事，而香港的故事，下一步会不会变成台湾的故事？“透过戏剧和艺术，我希望把世界各地同样争取公义、反对极权的人连结起来，无论你在何地，难免都会碰上不公义的事，会有需要抵抗极权的时候，当连结起来，就可以互相支援。”

钟伯渊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做《5月35日》时，认知到面对台湾观众时，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拥有民主、自由、平等，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得来不易的东西，而不要滥用它，或太理所当然把它交出去，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要用更大的代价换回来，“台湾，其实处在一个钢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