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地生到「香港人」，再從香港到北京，一位新聞學院畢業生的流離與紀錄

2022年11月底，北京亮馬河畔站滿了人的那天，我的朋友圈裏也熱鬧非凡。在現場的，不在現場的，視頻和照片滿天飛。一時間，反封控凝聚起了最大的社會共識，好像所有人都成了抗議者。

第二天，另一位朋友緊張兮兮地打來電話，轉告從「消息人士」那裏聽來的消息：亮馬河的事情可能定性嚴重，如果去了現場的話，要保護好自己。

我說我不在北京，朋友打趣道，如果你去了的話，應該也沒事吧，「香港人」。

另外一個朋友很快反駁，那事情才大呢，這可是實打實的「境外勢力」！

我是一名新聞從業者。過去的接近十年裏，我先從內地到香港高校讀書，在香港接受新聞專業訓練，後來我來到北京做記者。在北京和香港，這兩個最能感受到時代情緒的地方之間，來回跳動。

但2019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不願主動和人提及香港。

在內地採訪時，我常小心翼翼地掩飾著自己的香港背景。遇到採訪對象問我在哪裏唸書時，我總是模糊地回答：在南方。和同樣在香港讀過書的女孩第一次約會，對方無比自然地問起：「『暴亂』的時候你在香港嗎？」我只能落荒而逃。有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麼。或許是逃避解釋，逃避直面痛苦和羞愧，也逃避和此地的主流價值觀正面碰撞的可能。

對在北京遇到的「同溫層」，我也一直有些疏離。我總覺得大家對香港的理解簡單化了，而忽略掉它複雜而迷人的脈絡。雖然在2022年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曾經對香港的傲慢與誤解，我也清楚地知道，這簡單化的背後是另一種沉重，但我始終真正無法確定，我們是否分享過同一種創傷。

從2022年開始，我模糊地覺得，應該把自己的這幾年紀錄下來。這些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流離和改變，並不獨屬於我個人，它們也是公共的。

我不想再去觸碰身份認同這個老套的問題——我是哪裏人，或者我認為自己是哪裏人，早已經不重要。就連人們曾經爭吵過那麼多次的，究竟香港人的定義掌握在誰手上，也已經不是今日的語境了。

「我」，「我們」，到底是怎樣的人？——我想，大概是在2019年之前已經和香港建立了深刻的連結，經歷過一些自由的仿佛借來的年月，在2019年遭受到劇烈創傷，但在之後仍然想做一名樸素的紀錄者或觀察者的人們。

我想要通過這篇回憶去嘗試提出的，就是「我們」這群人從哪裏來，又將去向哪裏的問題。我也想要通過這篇文章，紀錄下我在新聞學院結識的老師和同學們，那些真誠而珍貴的人們，經歷了怎樣的動盪。

我不敢說自己一直身在新聞業的前線。在香港，我也不是一個一直「在場」的人。這兩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困擾著我，帶給我愧怍和遺憾交織的情緒。但我想，把我這些年的經歷刻在紙上，再放進更複雜的社會脈絡中去審視，或許已是能夠盡到的一份道義責任。

身份政治的迷宮

我從中學起就想做記者，啟發我的決定性時刻是2011年的溫州動車事故。

那是我讀高中前的暑假，用一台索尼愛立信的滑蓋手機瀏覽騰訊微博，看到舖天蓋地將矛頭直指中國政府的報道。最讓人難忘的除了那篇《永不抵達的列車》，還有《蘋果日報》那個著名的頭版：「只要通車，不要救人，他媽的！」

為了能在大學裏學新聞，我選擇了文科。高中的那三年，精神滋養來自校門口報刊舖裏的《南方人物週刊》《三聯生活週刊》和《南方週末》。在《南方人物週刊》上，我讀了記者楊瀟寫的《公知的前世今生》，讀了非典十年和胡溫政府謝幕的封面報道，也看到了2012年底憲法日時，印著新領導人照片和他的莊嚴宣告的封面：「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高三時我開始用智能手機。那時候不懂翻牆，但是維基百科還沒有完全被屏蔽，我發現了一些「狗洞」。比如，六四事件的條目無法直接點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條目可以，從這裏進入六四事件的子條目，網絡就暢通無阻了。

在許多個對政治科感到厭煩的夜晚，我一遍遍地瀏覽那些維基百科的條目，建構起一個認識當代中國的新框架。它們與歷史課上的階級史觀完全不同，和南方系的報章一起，給了我最初和最朦朧的政治啟蒙。

就像許多朋友後來在香港一次次強調的那樣，我不是因為來到香港才完成了所謂自由主義的啟蒙，而是因為我已經成為了「我」，才會在最後選擇香港。

大學入學日那天，送我到學校的家人們在大學站外的民主女神像前合影留念。他們並不知道這尊雕塑代表著什麼，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而如今，在我意識到這尊雕塑不僅僅是師生校友奮力保衛的記憶圖騰，更是中大之所以是中大的證明之後，它已經不復存在了。

說來慚愧，在佔中開始的時候，我對香港的認識甚至連蹣跚起步都算不上。入學之後，我對罷課、佔中的認知，都來自於迎新營裏內地生學長姊的粗淺解說，和朋友圈裏真假參半的二手資訊，而我還沒有習得在紛繁的信息環境裏識別出偏頗信息的素養。

在國語辯論隊的面試中，被問到對佔中的看法，我磕磕巴巴說不出來。哪怕我看到自己的同學校友們坐滿了圖書館前的百萬大道，哪怕後來我在旺角和銅鑼灣裏看到了那麼多五顏六色的帳篷，我都覺得這些事情離我太過遙遠。在新亞書院人文館那張「革命是為了更美好的愛情」的橫幅下，我囫圇吞棗般消化著新聞裏出現的新鮮詞匯：公投，公民廣場，催淚彈，公民抗命……

直到一年之後，當我正式成為新聞學院的學生，香港之於我，才開始真正成為「香港」。新聞寫作課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都是班上唯一的內地生。這帶給了我與其他專業的內地生完全不同的大學體驗。

每年，中大大約會招收300名內地生。這其中，大約有一半會選擇與金融和商科有關的學系。入學開始，內地生就是一個狹小的圈子，這300人或多或少都會聽說過彼此的名字，或是打過交道。大部分內地生的交際圈子，也侷限其中。如果沒有主動學習或找尋，一個內地本科生大可以在四年時間裏都不會說廣東話，也不用和香港同學有深刻的接觸，更沒有理由，去真正深刻地了解這座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種在内地生裏長期流傳的偏見是，local同學成績不好，太「頹」，所以就連上課時也要和内地生組隊完成小組功課。

與其他內地生相比，我的融入也許稱得上迅速。我沒有完全拒絕內地生的小圈子，但會和多數集體活動保持距離。

我敷衍地對待那些我認為無趣的課程：大學中文、傳播學的理論課，書院的通識課。在此之外，我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學習採訪和寫作上。在當時，這也確實是我專業課程最重要的部分。我必須在廣東話還不流利的時候，讓自己一頭扎進最在地的社區採訪裏，從基層開始理解這座城市的肌理。

接到的第一個採訪功課是一個街訪，關於那一年發生的鉛水事件。我坐著小巴來到石硖尾的公屋，在屋邨裏逛了很久，用蹩脚的廣東話完成了第一次訪問。

就在我真正的大學生活剛剛起步之後，彼時甚囂塵上的「中港矛盾」第一次直觀地出現在我面前。

2015年11月17日，中國男足和香港男足在俄羅斯世界盃預選賽40強賽中相遇了。這場比賽是兩隊的第二次交手，地點是旺角大球場。上一場比賽在中國隊主場，兩隊踢成了0比0。這場球如果中國隊還是贏不下來，出線就要靠運氣了。

比賽那天，學生會找來了一張破破爛爛的幕布，用竹竿子架起來，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上搞了一場直播，吸引了許多人來看。在奏國歌的時候，球場裏和圓廣裏，都爆發出了漫天的噓聲。

那時的我站在其中，感到了些許的被冒犯。

我去找我的老師V求教。她是一位勤奮的寫作者和教育者，後來我們一直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那天我們聊了很多，說起佔中之後香港社會情緒的變化，說起暴力如何一步步被激發出來。

那場球賽之後很久，我才開始慢慢梳理清楚，國歌，以及國歌背後的那些堅硬無比的東西，並不需要和個體綁定在一起。

V在那天講給我的脈絡，我最開始似懂非懂，但她有一句話我一直記得：「希望你不要灰心，中國人圈子裏的浩劫從來不缺，可貴的是人和人在醜陋的世界裏仍然可以保存人性的光輝面。這是我堅信的，亦希望你能在香港感受到。」

一年後，我接到了另一個後來形塑了我對香港情感的功課：採訪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我的任務，是跟訪港島區8號候選人羅冠聰當日的行程。我遇到一位79歲的老太，她告訴我，現在的年輕人很棒，她會支持「8號」。

後面發生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的：羅冠聰成為了香港歷史上最年輕議員，但很快，他和另外幾位當選議員，在立法會宣誓風波之後迎來了人大釋法，最終被逐出立法會。宣誓風波一年之後，我得到了一次採訪羅冠聰的機會，他告訴我，走入議會，嘗試從體制內促成改變，就像是用繩子拉火車轉彎一樣。六年之後的今天，時代再次扭轉，誰也不知道他何時才能重回故土。

那年秋天，我見證了不少歷史瞬間：梁天琦慢慢消失在公眾視野的過程，議員被DQ的時刻，以及反釋法遊行。現在想來，作爲一名新聞專業的學生，身處其中或許是幸運的，但對香港來説，這巨大的不幸在當時早已鋪陳開來。

那兩年裏，我的Facebook上，一個不停冒出的討論是：本土派的訴求，究竟是否正當呢？

而當時的我，傲慢地質疑著本土派，批判《蘋果日報》，表現出一位「大中華膠」的「進取」姿態。

如今，這些討論賴以存在的語境，已經蕩然無存。本土派？泛民？建制？這樣的區分，聽起來簡直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但在當時，身份政治儼然是擺在所有人面前最緊迫的議題。它很快席捲了這座城市，也永遠改變了我所在的大學。

2017年的中大民主牆風波，中大遭到以《環球時報》爲首的官方媒體綿延不絕的批評。微博上，中大成爲了一所被「政治化」荼毒的不入流的大學。

曾經在2014年走進佔領區看望學生的校長沈祖堯，不得不發出「校園是學習的地方，不宜成為政治角力之所」的聲明。那之後不久，沈祖堯提前卸任中大校長。三年後，他遠走新加坡，擔任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

對中大來說，民主牆事件似乎成為了一個轉折點。一所大學不可能從政治的漩渦中獨善其身，這早已是一種常識。但在2017年秋天之後，無論是學校的管理者還是師生，終於開始意識到，中大陷入的是怎樣一種權力投射下的陰影。

畢業之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講述中大的社運歷史和如今在政治的漩渦中浮沉的現狀。一位學姐評論說，中大的那些自由浪漫的氣質也好，左翼的關懷也罷，是寶貴的，也是脆弱的。

離開中大之前，我和朋友們爬到人文館的樓頂拍照。在電梯裏，我再次看到那張從2014年就一直存在的貼紙：「中環見」。那時我對自己說，只要這張貼紙還在，這裏就仍然是中大，人文館就仍然是人文館。

都市報的黃昏

從中大離開之後，我做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是北京一家都市報的深度報道組記者。

我對北京的興趣由來已久，就像想做記者一樣，想去北京也像是一種思想鋼印一樣刻在我腦子裏：只有在那裏，我才能見識到時代所有的樣貌。在2017年發生的「清除低端人口」事件之後，這個思想鋼印愈發牢固了。

但真正觸發我來到北京的，是一個更現實和更窘迫的原因：畢業之後，我始終沒能在香港謀得一份可以撰寫深度報道或者說所謂「特稿」的全職工作。後來我才意識到，那些年裏特稿和非虛構在內地的盛行，一部分原因在於，當最直接和重要的事實無法觸碰時，記者們只好從寫法和文本上做出突破。

那年22歲的我，抱著暫時離開的想法，搬到了北京，這座充斥著大而無當的馬路的城市。

而那年九月，進入報社之後，編輯叮囑我的第一件事，便是那些需要遠離的禁區。

「北大的事，千萬不要碰。」

在那之前，我完全沒有想到，第一個禁區竟然如此清晰地指向了一所特定的大學。後來，同事告訴我，北大宣傳部的力量無遠弗屆。而且在幾個月前，北大120週年校慶前後，接連因為沈陽事件和岳昕成為外媒關注的對象，當局對此非常敏感。

這也和另一個禁區直接相關：從2018年直到2019年6月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前後，所有和教育、高校相關的負面新聞，也一概不能報道。比如那兩年多次發生的大學生自殺和中小學隨機傷害事件。

後面這條禁令一直延續了下來，就像過去幾年發生的很多事情一樣，先是一種臨時舉措，很快便成了長期存在的緊箍咒。比如在當時，另一個隱隱浮現出的禁區是：性少數群體和與Me Too運動有關的故事。

還有一個重中之重：北京本身的「負面」新聞，絕對不能碰，比如和戶口問題、低端人口和胡同改造有關的新聞，都是神秘組織「閱評群」的關注重點。

所謂「閱評群」，是說一群已經退休的宣傳幹部。他們在報社自有的審查體系之外，總會在報道刊發後提出意見，看到他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就直接報給宣傳部。很多時候，他們的意見甚至有一種類似法定效力的能量。這樣的事後審查，是一種威力巨大的秋後算賬機制。

我在職時，報社的基本工資雖然微薄，但稿費標準算得上豐厚。出差採訪的審批和報銷也很寬鬆。儘管許多題目沒法觸及，但在能覆蓋到的範圍內，編輯們仍在勉力維持稿件的公共性。有時即使明知一個選題會遇到禁令，編輯還是會派記者到現場去看一看，不為別的，只為了留下一些紀錄。也有時，編輯們願意為了救回一篇稿子，和報社的高層去拉扯。

我唯一被斃掉的一篇稿子，還是因為撞上了前面提到的禁區。2019年1月，北京市西城區的一所小學發生了隨機傷害事件。這件事發生在北京，而且是教育領域的「負面」新聞，禁令最為嚴苛。但我和編輯覺得，或許可以重訪另一起校園傷害事件的當事人，看一看遭遇過類似事件的學生，在往後的日子裏可以如何走出創傷。後來我寫出了這篇稿子，但依然未能刊發。

如今回想，我大概是趕上了這家報館最後的好時光。在我離開之後不久，報社領導層更迭，新社長上任的第一件事竟是檢查員工的辦公桌是不是乾淨。再然後，就是編輯部在武漢疫情時爆發劇烈爭吵，接著是記者們紛紛離職，稿費大幅降低，稿件質量也隨之下降了。對中國的很多從事深度報道的媒體來說，這也是這三年來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那一年的北京，仍留存著一些理想主義的幻象。我所認識的年輕記者們還不知疲倦地衝在前線，這個行業還沒有萎縮到幾乎每個人都在重新考慮出路的程度。

如果說這時中國的嚴肅新聞還能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的話，2020年之後，業界就只能癱瘓在輪椅上了。

最大的創傷時刻

2019年初，我拿到了國外一所學校的碩士offer，於是決定辭職去讀書。那個時候，還沒有人能想到後來香港發生的事情。

在給這個項目的申請信裏，我寫道，我在中大的啟蒙者之一陳健民老師此刻正在接受一場漫長的審判。我還寫道，大學的四年讓我意識到，如果我想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僅有新聞的技巧是不夠的，我需要更多社會科學的知識，讓我去看到每一個故事背後的複雜系統。

2019年11月份，中大淪為戰場的那天，我蜷縮在留學時租住的一個小房間裏，整夜睡不著覺。沒過幾天，和許多朋友一樣，我成為了微博上「愛國博主」舉報的對象。他們把我寫的文章截圖，標註，從字詞中給我安上他們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帽子。

那些日子，我的課業沒辦法正常進行。我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的這些遭遇和留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比簡直算不上什麼。他們在前線勤奮地紀錄和奔跑，頂著催淚彈、橡膠彈和水炮車，沒有人是他們的隊友。和他們承受的驚嚇和創傷相比，我又有什麼資格說自己變得不完整呢？這也是為什麼，我在9月離開香港時，愧疚地說自己是一名逃兵，是一個缺席的人。

我寫信給學系解釋作業遲交的原因，郵件越寫越長，一下子把香港和中大對我的意義全都寫了進去。我寫道，中大對於我，和很多熱愛它的人來說，並不僅僅是一所可以拿到不錯的學位、習得專業知識的學校，而是一個開闊的世界。在這裏，浪漫主義成為可能。將中大的氛圍和歷史內化之後，學生們可以鍛造出一種散漫卻堅韌的氣質。

幾天之後，我踉蹌著從遭遇「舉報」的陰影中恢復過來。我註銷了自己的公眾號，接著開始逐個「審查」微信好友。轉發過一篇名為《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的文章的，刪掉。把兔主席的判斷奉為圭臬的，刪掉。冷嘲熱諷中大和理大遭遇的，刪掉。人在美國西海岸，要去羅冠聰的演講現場抗議的，也刪掉。

後來我知道，我在意的其實並不是一個人的政治立場。這些年做記者的日子，我見到了太多可愛的人類，他們對香港的態度或許保守，但只是囿於資訊和環境的限制。還有一些採訪對象，當我翻看他們的微博和朋友圈，總能看到一些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轉發和評論。但在那個時刻，他們遇到了困境，我依然會把他們當作一個腐爛系統裏的普通人。

但我最介意的是兩種人。一種人熱愛做朋友圈裏的國師，覺得刷一刷微博，逛一逛虎撲，讀一讀俠客島和胡錫進，就能了解真實的香港了。另一種人，雖然身處自由的言論環境，或者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卻依然活在由「港漂圈」、《環球時報》和上帝之鷹建構起的世界裏，不願向外投出理解的努力，甚至沒有一絲好奇的目光。

我想起了2017年夏天，曾俊華參加特首選舉時，發佈的那條廣受讚譽的競選視頻。其中有句話：「一個唔會因為唔同立場，而unfriend朋友的社會。」

在2019年之後，這句話已經絕無可能實現了。不僅在香港，在內地也是一樣。政治立場不僅關乎政治，它還關乎性別意識，關乎對人生道路的選擇，關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當你慢慢發現這些之後，就回不到過去的世界了。

當運動在香港漸漸消退之後，病毒又殺到了。我在遙遠的域外，一刻不停地更新著來自武漢的最新報道。當我看到朋友們穿著厚厚的防護服，出現在定點醫院裏做報道時，缺席現場的愧疚感再次猛烈襲來。而此刻的我能做的，僅僅是在李文亮醫生去世之後，為他點起一根蠟燭而已。

很快，國外也幾乎停擺。我的課業在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的雙重崩塌中，突然結束了。我帶著愧怍與焦慮，搭上了回國的班機。

留下來的人

我和同學T在2022年的夏天再次見面時，她平靜地說，她的父母和親戚，從2019年開始一直質疑甚至辱罵她作為記者所做的工作，因此，現在已經和父母近乎決裂了。

過去的三年，她算得上經歷了大風大浪。畢業後的這幾年裏，她是我的同學裏為數不多留在新聞行業的人。她從有線新聞入行，新聞部震盪之後，她在另外兩家後來陸續結業的媒體裏留下足跡。

現在，這座城市的新聞業，幾乎無處可去了。

讀書時另一位堅定要做嚴肅新聞的同學，在所供職的媒體停業後暫時去了台灣。她說自己想看看，換一個環境，是否還有書寫和報道香港的可能。

另外兩位供職於有線新聞中國組的同學，剛剛和我在北京相聚不久，就經歷了編輯部的地震。後來，她們陸續離開了這個行業，一個去了NGO工作，另一個則選擇了深造。我還有一位最會唸書的同學，現在成了一個全職戀愛博主。

在加拿大和英國接連推出面向港人的「救生艇計畫」之後，也有不少人選擇徹底離開。我不難想像這是一個何等艱難的抉擇。我曾和無數人解釋，自己無法在國外生活，是因為無法捨棄中文這門語言。我曾經執拗地認為，我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語言，講述自己的歡欣和苦痛。當然，這種想法如今也鬆動得厲害。你無法守著一份虛幻的責任感過自己的生活，朋友跟我說。

在香港和內地因為隔離政策而無法正常往來的三年裏，我每年會在香港度過一半的夏天，然後回到內地，接受兩週甚至三週的合法監禁。

這三年在香港的日子裏，我頻繁見到我的老師V和A。他們都是留下來的人。

不會移民的，他們告訴我。

老師A此刻正陷入一場注定深刻影響這座城市新聞業的官司。我們在2019年之後第一次見面時，中大校園內那些「戰爭」的痕跡還沒有消失。他帶我重新觀看那些地點。這裏寫過什麼，那裏寫過什麼，他全都記得。

一次，我在Facebook上問朋友，有沒有留下一張寫有「不修仁義，只修器術，終究只是犬儒」的牆壁的照片。很快，我收到了A的郵件，附上了這張照片。

“I have everything.” 他在郵件裏說。

我們另一次見面則是在老師V的新車上。2019年，V是一位高效和冷峻的記錄者。她總是身體力行地告訴我，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記者。有一次V告訴我，她這兩年去聽法庭的聆訊，感覺就像是看著一隻隻生豬被丟進絞肉機裏，叫聲慘烈，血流成河。但絞肉機也會因此壞掉，什麼也得不到，因為操作者手裏，並沒有一份操作指南。

我很難形容出新聞學院裏氛圍的變化。悲觀和失落自然顯而易見，但更深層次上，在新聞業劇變之後，這裏的新聞教育該如何進行？我想老師們都沒有答案。

但也有老師向我提供了另一些觀察：2019年之後，選擇新聞專業的同學反而更多了，而他們提到最多的關鍵詞，就是《立場新聞》。

種子還是會留下。但是那些珍貴的東西，消失了，就是永遠消失了。

最後的新聞現場

於我而言，2022年稱得上面目模糊。以往，我和我的同行們，大多可以通過每年完成的稿件去丈量這一年。但在2022年，一切刻度都失效了。所有事情的發生和結束都了無痕跡，不明不白。

3月份的東航墜機事件，是我去過的最後一個新聞現場。

我的編輯告訴我，他對我沒有發稿的要求，我要做的，就是每天都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給事無巨細地記下來。

我努力這樣去做了。但我始終沒辦法進入核心現場，也沒能真正和家屬有深入的交流。「防疫」是一道新的緊箍咒，和另一些名目繁多的事情一起，似乎帶來了一種新的管理方式。

不僅如此，《人物》第一天的報道所引發的爭議，還有在現場時，記者的身份所遭遇的懷疑和堤防，讓我意識到，這個系統已經不需要任何明面上的管控和壓制了。這不是報道空間有多少的問題，而是新聞業的出廠設置已經改變的問題。對這個國家的人們來說，新聞管控，已經是和呼吸一樣自然的事情了。

從墜機現場回到北京後沒多久，上海開始封城。那段日子裏的傷痛和憤怒，我想親歷者的講述已經足夠多，我不必贅述了。而我最大的感觸是，原來，能凝聚起人心的，真的只有共同的痛苦。

在上海封城進入尾聲時，北京的管控也升級了。那陣子，我總感覺這座城市瀰漫著一種末世感。人們在上海看到了末日的樣子，猜想著這末日什麼時候會降臨北京。

於是，在末日之前，我和朋友們相約在馬路牙子上喝啤酒，偷摸在還開放的公園裏野餐。下一秒，等待我們的可能就是全城禁足，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生被擊碎。有個朋友說，她有些期待崩壞的城市，那或許會正面撞擊沉悶的生活。當時的我又何嘗不是呢？

幾乎是在等待和蹉跎中，白紙運動猝然地爆發而又結束，我的2022年最後也以一場感染而終結。

12月7日，國務院宣布「新十條」，實質上放棄「動態清零」之後，我打車回家，剛一上車，滴滴司機就發出一聲感嘆：「這噩夢般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在內地，專注深度報道的機構在這「噩夢般」的三年裏愈發稀少。僅僅是我，一個普通的從業者，就親歷過三道緊箍咒，分別是2021年5月時對性別議題和女權主義報道的大規模審查，2021年10月強調非公有制資本不得參與媒體採編的新規，以及對於財經類自媒體的彈壓。曾有一段時間，「唱衰中國經濟」的報道不能出現。什麼是唱衰？解讀清零政策下的官方經濟數據，就已經是了。

而更深刻的，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的新聞業該如何描寫這樣的三年對這個國家的影響？不管是普通人的生活，還是公權力的行事邏輯，都需要得到新的解釋和理解。這應該是新聞的使命。

如今，我選擇了暫時離開新聞業。從國外回到北京之後，我待過兩個還算先鋒的團隊，如今都已經解散。我們自認曾留下一些重要的紀錄，但放在更長的時間刻度裏，能夠被記住的注定是少數。

「正常生活」回來之後，那些「不正常」的日子，似乎很快被遺忘了。就像是北京街頭那些核酸檢測亭，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們就消失了。可什麼才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人們也隨之拋諸腦後了。

前些日子，我又一次回到中大。此時內地和香港已經恢復正常往來，不過口罩令還在，中大也依然需要登記進入。

一位老師說，一些屬於過去的東西開始淡出新一代本科生的記憶了。她驚訝地發現，新入學的學生，把車站外的空地稱為「大火」（大學火車站的簡稱）。而在以前，這裏的名字叫「民女」。

我走進人文館的電梯，看到「中環見」的貼紙也不復存在了。興許是貼的時間太久，那張黑色的貼紙沒有被完全揭去，但上面的三個字消失了，紙面上還留有凌亂的划痕。

我想，在後2019年的香港，和後「動態清零」的中國，保留下對「正常」的判斷，留下那些對「好」的記憶，嘗試去回答「我們何以至此」，將注定成為「我」和「我們」一生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