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地生到“香港人”，再从香港到北京，一位新闻学院毕业生的流离与纪录

2022年11月底，北京亮马河畔站满了人的那天，我的朋友圈里也热闹非凡。在现场的，不在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满天飞。一时间，反封控凝聚起了最大的社会共识，好像所有人都成了抗议者。

第二天，另一位朋友紧张兮兮地打来电话，转告从“消息人士”那里听来的消息：亮马河的事情可能定性严重，如果去了现场的话，要保护好自己。

我说我不在北京，朋友打趣道，如果你去了的话，应该也没事吧，“香港人”。

另外一个朋友很快反驳，那事情才大呢，这可是实打实的“境外势力”！

我是一名新闻从业者。过去的接近十年里，我先从内地到香港高校读书，在香港接受新闻专业训练，后来我来到北京做记者。在北京和香港，这两个最能感受到时代情绪的地方之间，来回跳动。

但201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主动和人提及香港。

在内地采访时，我常小心翼翼地掩饰著自己的香港背景。遇到采访对象问我在哪里念书时，我总是模糊地回答：在南方。和同样在香港读过书的女孩第一次约会，对方无比自然地问起：“‘暴乱’的时候你在香港吗？”我只能落荒而逃。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或许是逃避解释，逃避直面痛苦和羞愧，也逃避和此地的主流价值观正面碰撞的可能。

对在北京遇到的“同温层”，我也一直有些疏离。我总觉得大家对香港的理解简单化了，而忽略掉它复杂而迷人的脉络。虽然在2022年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对香港的傲慢与误解，我也清楚地知道，这简单化的背后是另一种沉重，但我始终真正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分享过同一种创伤。

从2022年开始，我模糊地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这几年纪录下来。这些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流离和改变，并不独属于我个人，它们也是公共的。

我不想再去触碰身份认同这个老套的问题——我是哪里人，或者我认为自己是哪里人，早已经不重要。就连人们曾经争吵过那么多次的，究竟香港人的定义掌握在谁手上，也已经不是今日的语境了。

“我”，“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想，大概是在2019年之前已经和香港建立了深刻的连结，经历过一些自由的仿佛借来的年月，在2019年遭受到剧烈创伤，但在之后仍然想做一名朴素的纪录者或观察者的人们。

我想要通过这篇回忆去尝试提出的，就是“我们”这群人从哪里来，又将去向哪里的问题。我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纪录下我在新闻学院结识的老师和同学们，那些真诚而珍贵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动荡。

我不敢说自己一直身在新闻业的前线。在香港，我也不是一个一直“在场”的人。这两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困扰著我，带给我愧怍和遗憾交织的情绪。但我想，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刻在纸上，再放进更复杂的社会脉络中去审视，或许已是能够尽到的一份道义责任。

身份政治的迷宫

我从中学起就想做记者，启发我的决定性时刻是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那是我读高中前的暑假，用一台索尼爱立信的滑盖手机浏览腾讯微博，看到舖天盖地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的报道。最让人难忘的除了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还有《苹果日报》那个著名的头版：“只要通车，不要救人，他妈的！”

为了能在大学里学新闻，我选择了文科。高中的那三年，精神滋养来自校门口报刊舖里的《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我读了记者杨潇写的《公知的前世今生》，读了非典十年和胡温政府谢幕的封面报道，也看到了2012年底宪法日时，印著新领导人照片和他的庄严宣告的封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高三时我开始用智能手机。那时候不懂翻墙，但是维基百科还没有完全被屏蔽，我发现了一些“狗洞”。比如，六四事件的条目无法直接点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条目可以，从这里进入六四事件的子条目，网络就畅通无阻了。

在许多个对政治科感到厌烦的夜晚，我一遍遍地浏览那些维基百科的条目，建构起一个认识当代中国的新框架。它们与历史课上的阶级史观完全不同，和南方系的报章一起，给了我最初和最朦胧的政治启蒙。

就像许多朋友后来在香港一次次强调的那样，我不是因为来到香港才完成了所谓自由主义的启蒙，而是因为我已经成为了“我”，才会在最后选择香港。

大学入学日那天，送我到学校的家人们在大学站外的民主女神像前合影留念。他们并不知道这尊雕塑代表著什么，背后又有著怎样的故事。而如今，在我意识到这尊雕塑不仅仅是师生校友奋力保卫的记忆图腾，更是中大之所以是中大的证明之后，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说来惭愧，在占中开始的时候，我对香港的认识甚至连蹒跚起步都算不上。入学之后，我对罢课、占中的认知，都来自于迎新营里内地生学长姊的粗浅解说，和朋友圈里真假参半的二手资讯，而我还没有习得在纷繁的信息环境里识别出偏颇信息的素养。

在国语辩论队的面试中，被问到对占中的看法，我磕磕巴巴说不出来。哪怕我看到自己的同学校友们坐满了图书馆前的百万大道，哪怕后来我在旺角和铜锣湾里看到了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帐篷，我都觉得这些事情离我太过遥远。在新亚书院人文馆那张“革命是为了更美好的爱情”的横幅下，我囫囵吞枣般消化著新闻里出现的新鲜词汇：公投，公民广场，催泪弹，公民抗命……

直到一年之后，当我正式成为新闻学院的学生，香港之于我，才开始真正成为“香港”。新闻写作课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班上唯一的内地生。这带给了我与其他专业的内地生完全不同的大学体验。

每年，中大大约会招收300名内地生。这其中，大约有一半会选择与金融和商科有关的学系。入学开始，内地生就是一个狭小的圈子，这300人或多或少都会听说过彼此的名字，或是打过交道。大部分内地生的交际圈子，也局限其中。如果没有主动学习或找寻，一个内地本科生大可以在四年时间里都不会说广东话，也不用和香港同学有深刻的接触，更没有理由，去真正深刻地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种在内地生里长期流传的偏见是，local同学成绩不好，太“颓”，所以就连上课时也要和内地生组队完成小组功课。

与其他内地生相比，我的融入也许称得上迅速。我没有完全拒绝内地生的小圈子，但会和多数集体活动保持距离。

我敷衍地对待那些我认为无趣的课程：大学中文、传播学的理论课，书院的通识课。在此之外，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采访和写作上。在当时，这也确实是我专业课程最重要的部分。我必须在广东话还不流利的时候，让自己一头扎进最在地的社区采访里，从基层开始理解这座城市的肌理。

接到的第一个采访功课是一个街访，关于那一年发生的铅水事件。我坐著小巴来到石硖尾的公屋，在屋邨里逛了很久，用蹩脚的广东话完成了第一次访问。

就在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刚刚起步之后，彼时甚嚣尘上的“中港矛盾”第一次直观地出现在我面前。

2015年11月17日，中国男足和香港男足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中相遇了。这场比赛是两队的第二次交手，地点是旺角大球场。上一场比赛在中国队主场，两队踢成了0比0。这场球如果中国队还是赢不下来，出线就要靠运气了。

比赛那天，学生会找来了一张破破烂烂的幕布，用竹竿子架起来，在新亚书院圆形广场上搞了一场直播，吸引了许多人来看。在奏国歌的时候，球场里和圆广里，都爆发出了漫天的嘘声。

那时的我站在其中，感到了些许的被冒犯。

我去找我的老师V求教。她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和教育者，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著亦师亦友的关系。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说起占中之后香港社会情绪的变化，说起暴力如何一步步被激发出来。

那场球赛之后很久，我才开始慢慢梳理清楚，国歌，以及国歌背后的那些坚硬无比的东西，并不需要和个体绑定在一起。

V在那天讲给我的脉络，我最开始似懂非懂，但她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希望你不要灰心，中国人圈子里的浩劫从来不缺，可贵的是人和人在丑陋的世界里仍然可以保存人性的光辉面。这是我坚信的，亦希望你能在香港感受到。”

一年后，我接到了另一个后来形塑了我对香港情感的功课：采访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我的任务，是跟访港岛区8号候选人罗冠聪当日的行程。我遇到一位79岁的老太，她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很棒，她会支持“8号”。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罗冠聪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最年轻议员，但很快，他和另外几位当选议员，在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迎来了人大释法，最终被逐出立法会。宣誓风波一年之后，我得到了一次采访罗冠聪的机会，他告诉我，走入议会，尝试从体制内促成改变，就像是用绳子拉火车转弯一样。六年之后的今天，时代再次扭转，谁也不知道他何时才能重回故土。

那年秋天，我见证了不少历史瞬间：梁天琦慢慢消失在公众视野的过程，议员被DQ的时刻，以及反释法游行。现在想来，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身处其中或许是幸运的，但对香港来说，这巨大的不幸在当时早已铺陈开来。

那两年里，我的Facebook上，一个不停冒出的讨论是：本土派的诉求，究竟是否正当呢？

而当时的我，傲慢地质疑著本土派，批判《苹果日报》，表现出一位“大中华胶”的“进取”姿态。

如今，这些讨论赖以存在的语境，已经荡然无存。本土派？泛民？建制？这样的区分，听起来简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在当时，身份政治俨然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最紧迫的议题。它很快席卷了这座城市，也永远改变了我所在的大学。

2017年的中大民主墙风波，中大遭到以《环球时报》为首的官方媒体绵延不绝的批评。微博上，中大成为了一所被“政治化”荼毒的不入流的大学。

曾经在2014年走进占领区看望学生的校长沈祖尧，不得不发出“校园是学习的地方，不宜成为政治角力之所”的声明。那之后不久，沈祖尧提前卸任中大校长。三年后，他远走新加坡，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

对中大来说，民主墙事件似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一所大学不可能从政治的漩涡中独善其身，这早已是一种常识。但在2017年秋天之后，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师生，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大陷入的是怎样一种权力投射下的阴影。

毕业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中大的社运历史和如今在政治的漩涡中浮沉的现状。一位学姐评论说，中大的那些自由浪漫的气质也好，左翼的关怀也罢，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

离开中大之前，我和朋友们爬到人文馆的楼顶拍照。在电梯里，我再次看到那张从2014年就一直存在的贴纸：“中环见”。那时我对自己说，只要这张贴纸还在，这里就仍然是中大，人文馆就仍然是人文馆。

都市报的黄昏

从中大离开之后，我做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北京一家都市报的深度报道组记者。

我对北京的兴趣由来已久，就像想做记者一样，想去北京也像是一种思想钢印一样刻在我脑子里：只有在那里，我才能见识到时代所有的样貌。在2017年发生的“清除低端人口”事件之后，这个思想钢印愈发牢固了。

但真正触发我来到北京的，是一个更现实和更窘迫的原因：毕业之后，我始终没能在香港谋得一份可以撰写深度报道或者说所谓“特稿”的全职工作。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年里特稿和非虚构在内地的盛行，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最直接和重要的事实无法触碰时，记者们只好从写法和文本上做出突破。

那年22岁的我，抱著暂时离开的想法，搬到了北京，这座充斥著大而无当的马路的城市。

而那年九月，进入报社之后，编辑叮嘱我的第一件事，便是那些需要远离的禁区。

“北大的事，千万不要碰。”

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第一个禁区竟然如此清晰地指向了一所特定的大学。后来，同事告诉我，北大宣传部的力量无远弗届。而且在几个月前，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后，接连因为沈阳事件和岳昕成为外媒关注的对象，当局对此非常敏感。

这也和另一个禁区直接相关：从2018年直到2019年6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后，所有和教育、高校相关的负面新闻，也一概不能报道。比如那两年多次发生的大学生自杀和中小学随机伤害事件。

后面这条禁令一直延续了下来，就像过去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先是一种临时举措，很快便成了长期存在的紧箍咒。比如在当时，另一个隐隐浮现出的禁区是：性少数群体和与Me Too运动有关的故事。

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北京本身的“负面”新闻，绝对不能碰，比如和户口问题、低端人口和胡同改造有关的新闻，都是神秘组织“阅评群”的关注重点。

所谓“阅评群”，是说一群已经退休的宣传干部。他们在报社自有的审查体系之外，总会在报道刊发后提出意见，看到他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直接报给宣传部。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甚至有一种类似法定效力的能量。这样的事后审查，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秋后算账机制。

我在职时，报社的基本工资虽然微薄，但稿费标准算得上丰厚。出差采访的审批和报销也很宽松。尽管许多题目没法触及，但在能覆盖到的范围内，编辑们仍在勉力维持稿件的公共性。有时即使明知一个选题会遇到禁令，编辑还是会派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只为了留下一些纪录。也有时，编辑们愿意为了救回一篇稿子，和报社的高层去拉扯。

我唯一被毙掉的一篇稿子，还是因为撞上了前面提到的禁区。2019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的一所小学发生了随机伤害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北京，而且是教育领域的“负面”新闻，禁令最为严苛。但我和编辑觉得，或许可以重访另一起校园伤害事件的当事人，看一看遭遇过类似事件的学生，在往后的日子里可以如何走出创伤。后来我写出了这篇稿子，但依然未能刊发。

如今回想，我大概是赶上了这家报馆最后的好时光。在我离开之后不久，报社领导层更迭，新社长上任的第一件事竟是检查员工的办公桌是不是干净。再然后，就是编辑部在武汉疫情时爆发剧烈争吵，接著是记者们纷纷离职，稿费大幅降低，稿件质量也随之下降了。对中国的很多从事深度报道的媒体来说，这也是这三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那一年的北京，仍留存著一些理想主义的幻象。我所认识的年轻记者们还不知疲倦地冲在前线，这个行业还没有萎缩到几乎每个人都在重新考虑出路的程度。

如果说这时中国的严肃新闻还能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的话，2020年之后，业界就只能瘫痪在轮椅上了。

最大的创伤时刻

2019年初，我拿到了国外一所学校的硕士offer，于是决定辞职去读书。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想到后来香港发生的事情。

在给这个项目的申请信里，我写道，我在中大的启蒙者之一陈健民老师此刻正在接受一场漫长的审判。我还写道，大学的四年让我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仅有新闻的技巧是不够的，我需要更多社会科学的知识，让我去看到每一个故事背后的复杂系统。

2019年11月份，中大沦为战场的那天，我蜷缩在留学时租住的一个小房间里，整夜睡不著觉。没过几天，和许多朋友一样，我成为了微博上“爱国博主”举报的对象。他们把我写的文章截图，标注，从字词中给我安上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帽子。

那些日子，我的课业没办法正常进行。我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这些遭遇和留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比简直算不上什么。他们在前线勤奋地纪录和奔跑，顶著催泪弹、橡胶弹和水炮车，没有人是他们的队友。和他们承受的惊吓和创伤相比，我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变得不完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9月离开香港时，愧疚地说自己是一名逃兵，是一个缺席的人。

我写信给学系解释作业迟交的原因，邮件越写越长，一下子把香港和中大对我的意义全都写了进去。我写道，中大对于我，和很多热爱它的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所可以拿到不错的学位、习得专业知识的学校，而是一个开阔的世界。在这里，浪漫主义成为可能。将中大的氛围和历史内化之后，学生们可以锻造出一种散漫却坚韧的气质。

几天之后，我踉跄著从遭遇“举报”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我注销了自己的公众号，接著开始逐个“审查”微信好友。转发过一篇名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的，删掉。把兔主席的判断奉为圭臬的，删掉。冷嘲热讽中大和理大遭遇的，删掉。人在美国西海岸，要去罗冠聪的演讲现场抗议的，也删掉。

后来我知道，我在意的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这些年做记者的日子，我见到了太多可爱的人类，他们对香港的态度或许保守，但只是囿于资讯和环境的限制。还有一些采访对象，当我翻看他们的微博和朋友圈，总能看到一些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转发和评论。但在那个时刻，他们遇到了困境，我依然会把他们当作一个腐烂系统里的普通人。

但我最介意的是两种人。一种人热爱做朋友圈里的国师，觉得刷一刷微博，逛一逛虎扑，读一读侠客岛和胡锡进，就能了解真实的香港了。另一种人，虽然身处自由的言论环境，或者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却依然活在由“港漂圈”、《环球时报》和上帝之鹰建构起的世界里，不愿向外投出理解的努力，甚至没有一丝好奇的目光。

我想起了2017年夏天，曾俊华参加特首选举时，发布的那条广受赞誉的竞选视频。其中有句话：“一个唔会因为唔同立场，而unfriend朋友的社会。”

在2019年之后，这句话已经绝无可能实现了。不仅在香港，在内地也是一样。政治立场不仅关乎政治，它还关乎性别意识，关乎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关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你慢慢发现这些之后，就回不到过去的世界了。

当运动在香港渐渐消退之后，病毒又杀到了。我在遥远的域外，一刻不停地更新著来自武汉的最新报道。当我看到朋友们穿著厚厚的防护服，出现在定点医院里做报道时，缺席现场的愧疚感再次猛烈袭来。而此刻的我能做的，仅仅是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为他点起一根蜡烛而已。

很快，国外也几乎停摆。我的课业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双重崩塌中，突然结束了。我带著愧怍与焦虑，搭上了回国的班机。

留下来的人

我和同学T在2022年的夏天再次见面时，她平静地说，她的父母和亲戚，从2019年开始一直质疑甚至辱骂她作为记者所做的工作，因此，现在已经和父母近乎决裂了。

过去的三年，她算得上经历了大风大浪。毕业后的这几年里，她是我的同学里为数不多留在新闻行业的人。她从有线新闻入行，新闻部震荡之后，她在另外两家后来陆续结业的媒体里留下足迹。

现在，这座城市的新闻业，几乎无处可去了。

读书时另一位坚定要做严肃新闻的同学，在所供职的媒体停业后暂时去了台湾。她说自己想看看，换一个环境，是否还有书写和报道香港的可能。

另外两位供职于有线新闻中国组的同学，刚刚和我在北京相聚不久，就经历了编辑部的地震。后来，她们陆续离开了这个行业，一个去了NGO工作，另一个则选择了深造。我还有一位最会念书的同学，现在成了一个全职恋爱博主。

在加拿大和英国接连推出面向港人的“救生艇计划”之后，也有不少人选择彻底离开。我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抉择。我曾和无数人解释，自己无法在国外生活，是因为无法舍弃中文这门语言。我曾经执拗地认为，我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欢欣和苦痛。当然，这种想法如今也松动得厉害。你无法守著一份虚幻的责任感过自己的生活，朋友跟我说。

在香港和内地因为隔离政策而无法正常往来的三年里，我每年会在香港度过一半的夏天，然后回到内地，接受两周甚至三周的合法监禁。

这三年在香港的日子里，我频繁见到我的老师V和A。他们都是留下来的人。

不会移民的，他们告诉我。

老师A此刻正陷入一场注定深刻影响这座城市新闻业的官司。我们在2019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中大校园内那些“战争”的痕迹还没有消失。他带我重新观看那些地点。这里写过什么，那里写过什么，他全都记得。

一次，我在Facebook上问朋友，有没有留下一张写有“不修仁义，只修器术，终究只是犬儒”的墙壁的照片。很快，我收到了A的邮件，附上了这张照片。

“I have everything.” 他在邮件里说。

我们另一次见面则是在老师V的新车上。2019年，V是一位高效和冷峻的记录者。她总是身体力行地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有一次V告诉我，她这两年去听法庭的聆讯，感觉就像是看著一只只生猪被丢进绞肉机里，叫声惨烈，血流成河。但绞肉机也会因此坏掉，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操作者手里，并没有一份操作指南。

我很难形容出新闻学院里氛围的变化。悲观和失落自然显而易见，但更深层次上，在新闻业剧变之后，这里的新闻教育该如何进行？我想老师们都没有答案。

但也有老师向我提供了另一些观察：2019年之后，选择新闻专业的同学反而更多了，而他们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立场新闻》。

种子还是会留下。但是那些珍贵的东西，消失了，就是永远消失了。

最后的新闻现场

于我而言，2022年称得上面目模糊。以往，我和我的同行们，大多可以通过每年完成的稿件去丈量这一年。但在2022年，一切刻度都失效了。所有事情的发生和结束都了无痕迹，不明不白。

3月份的东航坠机事件，是我去过的最后一个新闻现场。

我的编辑告诉我，他对我没有发稿的要求，我要做的，就是每天都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给事无巨细地记下来。

我努力这样去做了。但我始终没办法进入核心现场，也没能真正和家属有深入的交流。“防疫”是一道新的紧箍咒，和另一些名目繁多的事情一起，似乎带来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

不仅如此，《人物》第一天的报道所引发的争议，还有在现场时，记者的身份所遭遇的怀疑和堤防，让我意识到，这个系统已经不需要任何明面上的管控和压制了。这不是报道空间有多少的问题，而是新闻业的出厂设置已经改变的问题。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新闻管控，已经是和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了。

从坠机现场回到北京后没多久，上海开始封城。那段日子里的伤痛和愤怒，我想亲历者的讲述已经足够多，我不必赘述了。而我最大的感触是，原来，能凝聚起人心的，真的只有共同的痛苦。

在上海封城进入尾声时，北京的管控也升级了。那阵子，我总感觉这座城市弥漫著一种末世感。人们在上海看到了末日的样子，猜想著这末日什么时候会降临北京。

于是，在末日之前，我和朋友们相约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偷摸在还开放的公园里野餐。下一秒，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全城禁足，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生被击碎。有个朋友说，她有些期待崩坏的城市，那或许会正面撞击沉闷的生活。当时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几乎是在等待和蹉跎中，白纸运动猝然地爆发而又结束，我的2022年最后也以一场感染而终结。

12月7日，国务院宣布“新十条”，实质上放弃“动态清零”之后，我打车回家，刚一上车，滴滴司机就发出一声感叹：“这噩梦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内地，专注深度报道的机构在这“噩梦般”的三年里愈发稀少。仅仅是我，一个普通的从业者，就亲历过三道紧箍咒，分别是2021年5月时对性别议题和女权主义报道的大规模审查，2021年10月强调非公有制资本不得参与媒体采编的新规，以及对于财经类自媒体的弹压。曾有一段时间，“唱衰中国经济”的报道不能出现。什么是唱衰？解读清零政策下的官方经济数据，就已经是了。

而更深刻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新闻业该如何描写这样的三年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不管是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公权力的行事逻辑，都需要得到新的解释和理解。这应该是新闻的使命。

如今，我选择了暂时离开新闻业。从国外回到北京之后，我待过两个还算先锋的团队，如今都已经解散。我们自认曾留下一些重要的纪录，但放在更长的时间刻度里，能够被记住的注定是少数。

“正常生活”回来之后，那些“不正常”的日子，似乎很快被遗忘了。就像是北京街头那些核酸检测亭，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就消失了。可什么才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人们也随之抛诸脑后了。

前些日子，我又一次回到中大。此时内地和香港已经恢复正常往来，不过口罩令还在，中大也依然需要登记进入。

一位老师说，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开始淡出新一代本科生的记忆了。她惊讶地发现，新入学的学生，把车站外的空地称为“大火”（大学火车站的简称）。而在以前，这里的名字叫“民女”。

我走进人文馆的电梯，看到“中环见”的贴纸也不复存在了。兴许是贴的时间太久，那张黑色的贴纸没有被完全揭去，但上面的三个字消失了，纸面上还留有凌乱的划痕。

我想，在后2019年的香港，和后“动态清零”的中国，保留下对“正常”的判断，留下那些对“好”的记忆，尝试去回答“我们何以至此”，将注定成为“我”和“我们”一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