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在倫理爭議中仍然獲獎一事看來,在香港電影業界的集體意志裡,「倫理」是一件遠比「藝術」和「政治」陌生的事。
假如沒有這場紀錄片倫理爭議,《給十九歲的我》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本應是一場劃時代的美事。紀錄片一向是香港電影類型的末流,也長期在電影獎項中缺席,但香港紀錄片的風潮卻不是很近年才有的事。千禧年後,香港電影結構大轉型,本土主義的索求無疑令人們意識到,主流商業電影已不再是香港電影的唯一面貌了,對刻劃社會現實、探索另類題材的渴求,催生了佷多近年的所謂「香港本土電影」。
而香港本土紀錄片的冒起,更象徵了虛構性的劇情片已無法滿足人們對「本土」的要求了。當香港電影金像奬,以及另外兩個香港電影重要獎項「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及「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不約而同將「最佳電影」的榮譽頒給《給十九歲的我》,儼然就是香港本土紀錄片的里程碑。
但現實沒有假如。現實是,大部份人已忘記了《給十九歲的我》最初上映時的一致好評,只記得電影中的種種倫理問題。電影草草停播,實際上有看過電影的觀眾並不多,連帶網絡上亦有不少質疑,在有資格在金像獎遴選中投票的業內人士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有機會看過電影?於是,《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電影」就已不再是時代美事, 而是今天香港電影界的一場平行時空事件:
一個時空裡,作為一種時代象徵的香港紀錄片終於獲得了香港電影界的認可;另一個時空裡,早已在公共論述中發酵成一套豐沛而深入的紀錄片倫理論述,在某些電影界人士的眼中,卻恍如不曾存在過,或只是微不足道的茶杯裡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