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政治相对“安全”，才可在金像奖典礼高呼“上咗先算”？

从电影在伦理争议中仍然获奖一事看来，在香港电影业界的集体意志里，“伦理”是一件远比“艺术”和“政治”陌生的事。

假如没有这场纪录片伦理争议，《给十九岁的我》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本应是一场划时代的美事。纪录片一向是香港电影类型的末流，也长期在电影奖项中缺席，但香港纪录片的风潮却不是很近年才有的事。千禧年后，香港电影结构大转型，本土主义的索求无疑令人们意识到，主流商业电影已不再是香港电影的唯一面貌了，对刻划社会现实、探索另类题材的渴求，催生了佷多近年的所谓“香港本土电影”。

而香港本土纪录片的冒起，更象征了虚构性的剧情片已无法满足人们对“本土”的要求了。当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及另外两个香港电影重要奖项“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及“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不约而同将“最佳电影”的荣誉颁给《给十九岁的我》，俨然就是香港本土纪录片的里程碑。

但现实没有假如。现实是，大部份人已忘记了《给十九岁的我》最初上映时的一致好评，只记得电影中的种种伦理问题。电影草草停播，实际上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并不多，连带网络上亦有不少质疑，在有资格在金像奖遴选中投票的业内人士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有机会看过电影？于是，《给十九岁的我》获“最佳电影”就已不再是时代美事， 而是今天香港电影界的一场平行时空事件：

一个时空里，作为一种时代象征的香港纪录片终于获得了香港电影界的认可；另一个时空里，早已在公共论述中发酵成一套丰沛而深入的纪录片伦理论述，在某些电影界人士的眼中，却恍如不曾存在过，或只是微不足道的茶杯里风波。

三个“先算”

《给十九岁的我》所承受的打压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公众对纪录片伦理的集体意见与诉求。郭伟伦的发言则大有偷换概念之嫌：坚持拍片，坚持上映，并不是源于无惧外界的打压，而是对於伦理问题的漠视。

在金像奖颁奖礼中，《给十九岁的我》的联合导演郭伟伦的“三个先算”（“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言论备受争议。从一个时空里看，他其实是想勉励香港纪录片导演不要惧怕，坚持拍片。至于惧怕什么呢，在宏观的香港社会脉络上看，似乎是暗示香港纪录片正要面对的种种政治压力。

这一番话在颁奖台上出现，难免令人联想到六年前金像奖曾将“最佳电影”颁给《十年》，一部艺术水平成疑、但由于充满政治隐喻而备受打压的电影。可是，在另一个时空里，这个类比之所以不伦不类，是因为《给十九岁的我》所承受的打压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公众舆论，或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公众对纪录片伦理的集体意见与诉求。郭伟伦的发言则大有偷换概念之嫌：坚持拍片，坚持上映，并不是源于无惧外界的打压，而是对於伦理问题的漠视。

当然这两个平空事件绝不可能没有相交。现实是，《给十九岁的我》的制作团队早就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坊间对电影伦理问题的质疑了。电影停播、英华女学校宣布退选金像奖遴选（但金像奖主办单位指没有退选机制）、导演张婉婷宣布不出席颁奖，全都是一种姿态，说明她们无法理直气壮地回应舆论的质疑。

然而在同一时空里，张婉婷则透过郭伟伦发表得奖致谢辞，那甚至比郭的“三个先算”更具体地表达出，她现正身处另一时空中。在致谢辞中，张婉婷以“一场风波”淡化争议中的伦理责任，又以“漆黑嘅森林”强调自己被舆论狙击而受创的感受。另外，她引用坂本龙一名句“艺术千秋，人生朝露”，其实就是郭伟伦“三个先算”言论的感性文艺版本：相信以“艺术创作”之名，就可以抵抗一切外界攻击，叫她“今生无悔”。致谢辞到最后，她亦不忘多谢业界和团队，却对被拍摄的女同学——电影伦理问题的点灯人——只字不提。

全然不同的两套伦理观

这无疑是一种宣示和声明：业内人士未必没有意识到电影的伦理问题，也未必人人都看过电影，可以对其艺术水平作出公允判断；但当涉及到在电影艺术创作自由上的攻击和打压时，就必须站出来回应。

简单说明《给十九岁的我》的拍摄伦理问题，就是导演在未有征得被拍摄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剪接和上映。意思是说，虽然导演和校方多番发表声明，指多年来的拍摄都是征得同学同意，没有偷拍或强逼拍摄的成份，但电影主要遭人垢病的，是同学一直无从得知被拍摄的内容，以及剪接完成后的成品状态，而最后电影作公开放映，也跟被拍摄同学一向理解的发放方式不符。

因此，两个时空真正发生冲突的，其实两套全然不同的纪录片伦理观；一边厢是，电影镜头一旦（在征得被拍摄者同意后）开始拍摄，就不会停下来，直至电影完成并上映为止，这也就是郭伟伦的“三个先算”论；另一边厢，当被拍摄者表达在被拍摄过程中的不安感受，却遭到拍摄者的漠视，或以种种“情感勒索”的方式回应，观众以舆论力量逼使拍摄者罢手。这其实是对纪录片拍摄者提出一个简单的伦理要求：请尊重被拍摄者。

有一种意见认为，必须平衡尊重被拍摄者与电影创作过程的独立性，如果被拍摄者过度干预拍摄，拍摄将难以进行。然而，这种意见恰恰应合了上述的纪录片伦理要求：纪录片拍摄者不可只求拍摄顺利、完成作品，而漠视被拍摄者的情感和意愿：两者均需要得到平衡。

最终，《给十九岁的我》仅仅以“停播”迥避了这个伦理问题，但当金像奖的选民仍选择将“最佳电影”交到《给十九岁的我》的团体手上，那就是电影业界对上述伦理问题的集体回应了。人们经常质疑金像奖遴选机制不透明、小圈子，但正如金像奖协会主席尔冬升所言，金像奖是工业奖，它只反映了业内的集体看法，而不是观众或社会舆论的观点。那么，《给十九岁的我》得奖所真正反映的，其实是在纪录片拍摄伦理这一问题上，电影业界跟公共论述有著迥异不同的理解。

简单地说，电影业界所保护的是电影人的创作自由和利益，在多年的金像奖颁奖台上，得奖者主要是向同业致谢，感谢同业对其创作的实际支持和艺术上的肯定。张婉婷的得奖致谢辞中亦正正有一句：“多谢呢段（这段）时间给我支持和鼓励的人，多谢业界对呢套（这套）电影既肯定，令我在黑暗中渐渐见到曙光。”正好征兆性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当舆论对《给十九岁的我》闹得热血沸腾，最终令电影停播，业界却仍然选择选其为“最佳电影”，这无疑是一种宣示和声明：业内人士未必没有意识到电影的伦理问题，也未必人人都看过电影，可以对其艺术水平作出公允判断；但当涉及到在电影艺术创作自由上的攻击和打压时，就必须站出来回应。

政治安全才能“上左先算”

对于有志透过纪录片呈现更深刻的香港政治状况的导演来说，思虑之事则不只是能否开镜拍摄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更多跟政治风险有关的因素，不是一句“先算”就可解决。

这明显是一种错判。当年《十年》获奖，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凌驾艺术判断的表现，而《给十九岁的我》得“最佳电影”，则是以同业认同凌驾伦理的态度。两者差异，在于《十年》的政治立场乃是根源于香港的本土主义和集体政治恐惧；而电影业界对《给十九岁的我》的判断，则与社会舆论中的伦理论述相反。换言之，在判断上，选出《十年》是一种顺应社会集体的政治判断，但选出《给十九岁的我》则是一种背向舆论的伦理判断，而电影业界却错误理解为是一种政治判断。

关于宣示和声明，今年金像奖颁奖礼中尚有值得记下的一事。“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得主黄衍仁在颁奖台上说，将来若有机会再参与金像奖，也要继续穿同一件衣服，直至可以在香港戏院看到所有林森拍过的电影为止。 《窄路微尘》的导演林森拍过另一电影《少年》，当中有关于2019反修例运动的情节，结果电影不曾在香港戏院上映过。

黄衍仁的话虽简单粗糙但铿锵有力，一语道出当下香港电影所面临的政治审查和打压，这恰恰是近年香港很多关于政治的纪录片的共同处境。像直接纪录反修例运动的《时代革命》、探讨香港不同世代政治立场的《忧郁之岛》等，虽在外地大放异彩，却依然没法在香港上映。黄衍仁说林森，更是在说这一个香港纪录片的处境，而同时又不意地回应了郭伟伦“三个先算”中的“上咗先算”：很多香港纪录片正正就是无法“上咗先算”，而使郭伟伦的言论变得难以对接民气。

他所说的只能代表像《给十九岁的我》这种在政治上相对“安全”的纪录片，才可以高呼“上咗先算”；对于有志透过纪录片呈现更深刻的香港政治状况的导演来说，思虑之事则不只是能否开镜拍摄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更多跟政治风险有关的因素，不是一句“先算”就可解决。

由此，可以返回文章最初的一个观点：香港本土电影不再由商业电影和虚构剧情片所主导，人们对香港纪录片的期望和要求愈来愈高。而《给十九岁的我》拍摄经年，拍摄原意也只是为学校筹款和纪录学校发展，我们并未看到在创作者的初心里，对所谓“香港纪录片”的定义和建构有太鲜明的自觉，这跟一批新一代香港纪录片导演截然不同。

《给十九岁的我》上映之初广受关注，似乎是有搭香港纪录片潮流便车的成份， 但最终落得遭口诛笔伐，却反过来说明了拍摄者对何谓纪录片的认知不足，仍然停留在旧式港产剧情片的创作意识上——别忘了张婉婷是一位相当资深的剧情片导演，曾获奖无数。

如果这种“认知不足”只是在艺术层面，拍出的作品顶多只是不好看、艺术水平不高而已。但现在“认知不足”是属於伦理层面，从电影在伦理争议中仍然获奖一事看来，在香港电影业界的集体意志里，“伦理”是一件远比“艺术”和“政治”陌生的事。传统上，香港电影人当然知道电影艺术为何物，也一向擅于利用电影作政治声明，但对于电影艺术的“伦理”，尤其是牵涉到既非商业、亦非虚构故事、而是呈现被拍摄者的真实生活——他们既非受薪者，也是进行表演的演员——时，拍摄者的伦理责任何在？很多人似乎不只不懂回答，甚至连问题意识也没有。

我们曾经以为，香港需要纪录片，是因为剧情片再无法满足我们的本土主义要求；我们亦一度相信，香港需要纪录片，是因为它有责任纪录在政治生态转型后所无法言说的社会生活。

我们曾经以为，香港需要纪录片，是因为剧情片再无法满足我们的本土主义要求；我们亦一度相信，香港需要纪录片，是因为它有责任纪录在政治生态转型后所无法言说的社会生活。但《给十九岁的我》的风波，则是更进一步追问，香港需要怎样的纪录片？

我们当然需要政治立场鲜明的作品，但在政治幽微曲折之时，纪录片却成为了一种远比剧情片更能体认公共伦理的电影形式：追问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伦理责任，并不只是为了好好拍完一部纪录片，然后“上咗先算”，更是要展示对社会上的他者、尤其是弱势和无话语权的他者的责任。当下香港，社会公义再也无法在政治领域和自由公民社会中得到彰显，对艺术伦理保持思考、保持讨论，是维持香港社会品格的重要一途。这才是《给十九岁的我》给当下香港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