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給十九歲的我》的海量爭議，已在近日網絡上造成了相當明顯的評論疲勞。不論是一般網民還是知名人士，愈來愈多人出來發言試圖淡化事件，尤其在電影暫停公映後，為事件爭議「暫時」劃上句號，似乎是愈來愈多人的主觀意願。當然，對於電影長達十年的拍攝過程中，製作單位（尤其是導演張婉婷及英華女學校）有否對被拍攝學生進行各種欺瞞和剝削，因而需負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責任，這仍是應當深入探討的。而由事件所激發、有關紀錄片拍攝倫理的深度討論，則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討論中少見的精彩一幕，也相當大程度上推進了近年香港電影「紀錄片熱」的論述深度。不過，隨著事件發酵，爭議之聲由小眾文化圈子迅速擴散至普通網民的公共領域後，理性的電影倫理討論就旋即被大量情緒化的謾罵和聲討所淹沒。
網上已有不少詳列爭議經過的報道，在此不贅。這裡只想指出幾個輿論轉向的關鍵點：首先是前記者吳芷寧在其臉書發帖，指出導演與被拍攝者之間的權力問題，令她看戲時「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網絡上被廣泛分享，因而引起輿論對電影倫理問題的關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對電影一致讚好的景象；另一關鍵點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親撰的長文，文中大幅披露導演和校方沒有好好保護被拍攝女生的私穩，亦不顧她不同意將電影作公開放映的意願。隨即其餘幾位主角均透過不同渠道發聲，呼應了阿聆對導演和校方的質疑。還有一個關鍵點，是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在臉書發帖，指導演曾冒認記者進入比賽場地訪問她，然後擅自將訪問片段放在電影中，卻從未表明訪問意圖。
人格上的「集體印象」
張婉婷不是指主流商業電影的導演，其作品多屬小眾文藝電影，認識她的觀眾也較多集中在小眾文藝群體。然而這次事件卻大幅散播到普羅大眾層面，因而形成認知上的落差。
此後，輿論急速轉向，不僅對電影拍攝過程中的種種倫理和操守問題大加撻伐，矛頭更開始轉向張婉婷個人。其中最其象徵性的是，是在製作單位宣佈電影暫停公映後，張婉婷出席最後一場放映時，被一名男子公開以粗口指罵，並罵她：「借學生妹上位，呃𡃁妹錢（騙年輕女孩的錢），食人血饅頭！」這一段說話在網絡上迅速流傳，而指摘張婉婷「食人血饅頭」，更經常被一些對她作人身攻擊的留言中被引用。
這名男子的話看似瘋言瘋語，卻正正揭示了網絡輿論對這次事件的幾種集體反應。指張婉婷「借學生妹上位」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張早已是著名導演，獲獎無數，根本不用「借⋯⋯上位」，但若仔細閱讀網絡上的留言，不難發現原來很多指罵她的網民，本來並不大認識她。一種可能解釋是，張婉婷不是指主流商業電影的導演，其作品多屬小眾文藝電影，認識她的觀眾也較多集中在小眾文藝群體。然而這次事件卻大幅散播到普羅大眾層面，因而形成認知上的落差。
這一落差也干擾著網絡輿論對事件的風向。吳芷寧的文章提出關於導演對被拍攝者權力的紀錄片倫理問題，在某些文化圈子中流傳甚廣，也引發了很多積極而有意義的討論；但似乎要到阿聆發表長文、以及李慧詩發出帖文後，爭議才引起廣大網民關注。吳芷寧提出的紀錄片倫理，其實也屬電影美學問題，並非一般觀眾所關心，亦需要有基本的電影知識和觀看藝術電影的經驗，才能有效地參與討論。但阿聆（及其他主角）和李慧詩所提出，儘管也可包含在上述的美學論述範疇上，但一般人都會更容易將之理解為個人操守問題。「欺瞞學生」、「不尊重學生意願和私隱」、「假冒記者」、「侵犯運動員肖像權」，凡此種種「罪名」，即使部份皆有可議之處，但作為著名導演的張婉婷在道德上乃至人格上「有問題」，漸漸形成了一個集體印象。
「嘲諷」與「人身攻擊」之不同
對電影製作單位的各項指控當中，並沒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錢糾紛的，所謂「呃𡃁妹錢」（欺騙女生金錢）之說自然是無中生有。可是網絡上攻擊張婉婷「為錢」而在拍戲時作出欺騙行為的言論十分多，更有不少留言將她稱為「張大盜」。
這個印象，亦反映於兩個二次創作的hashtags裡：「#恰十九歲的你」及「#壞過婉婷」。「#恰十九歲的你」中的「恰」，在粵語中有「欺負」、「打壓」之意。將戲名中的「給」改為「恰」，意思明確：嘲諷張婉婷拍攝時欺壓學生。「#壞過婉婷」則改寫自香港網絡潮語「#壞過凱婷」，典故不贅，一般用作指摘某人確實或偽裝品格敗壞。「#壞過婉婷」自然也有諷刺張婉婷道德上有問題之意。這兩個hashtags在近日的使用率不低，多是網民在分享和評論事件時所用。不過，嚴格上兩者均不屬人身攻擊，只算是常用於嘲笑知名人士的二次創作，而 hashtags的使用者也不並非只有謾罵，亦有不少是嘗試作出善意而持平的分析和評論，使用hashtags可能只為增加流量，未必有冒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