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婷遭人格謀殺？「人血饅頭」與「張大盜」，崩壞的集體情緒如何修復

對於《給十九歲的我》的海量爭議，已在近日網絡上造成了相當明顯的評論疲勞。不論是一般網民還是知名人士，愈來愈多人出來發言試圖淡化事件，尤其在電影暫停公映後，為事件爭議「暫時」劃上句號，似乎是愈來愈多人的主觀意願。當然，對於電影長達十年的拍攝過程中，製作單位（尤其是導演張婉婷及英華女學校）有否對被拍攝學生進行各種欺瞞和剝削，因而需負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責任，這仍是應當深入探討的。而由事件所激發、有關紀錄片拍攝倫理的深度討論，則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討論中少見的精彩一幕，也相當大程度上推進了近年香港電影「紀錄片熱」的論述深度。不過，隨著事件發酵，爭議之聲由小眾文化圈子迅速擴散至普通網民的公共領域後，理性的電影倫理討論就旋即被大量情緒化的謾罵和聲討所淹沒。

網上已有不少詳列爭議經過的報道，在此不贅。這裡只想指出幾個輿論轉向的關鍵點：首先是前記者吳芷寧在其臉書發帖，指出導演與被拍攝者之間的權力問題，令她看戲時「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網絡上被廣泛分享，因而引起輿論對電影倫理問題的關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對電影一致讚好的景象；另一關鍵點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親撰的長文，文中大幅披露導演和校方沒有好好保護被拍攝女生的私穩，亦不顧她不同意將電影作公開放映的意願。隨即其餘幾位主角均透過不同渠道發聲，呼應了阿聆對導演和校方的質疑。還有一個關鍵點，是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在臉書發帖，指導演曾冒認記者進入比賽場地訪問她，然後擅自將訪問片段放在電影中，卻從未表明訪問意圖。

人格上的「集體印象」

張婉婷不是指主流商業電影的導演，其作品多屬小眾文藝電影，認識她的觀眾也較多集中在小眾文藝群體。然而這次事件卻大幅散播到普羅大眾層面，因而形成認知上的落差。

此後，輿論急速轉向，不僅對電影拍攝過程中的種種倫理和操守問題大加撻伐，矛頭更開始轉向張婉婷個人。其中最其象徵性的是，是在製作單位宣佈電影暫停公映後，張婉婷出席最後一場放映時，被一名男子公開以粗口指罵，並罵她：「借學生妹上位，呃𡃁妹錢（騙年輕女孩的錢），食人血饅頭！」這一段說話在網絡上迅速流傳，而指摘張婉婷「食人血饅頭」，更經常被一些對她作人身攻擊的留言中被引用。

這名男子的話看似瘋言瘋語，卻正正揭示了網絡輿論對這次事件的幾種集體反應。指張婉婷「借學生妹上位」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張早已是著名導演，獲獎無數，根本不用「借⋯⋯上位」，但若仔細閱讀網絡上的留言，不難發現原來很多指罵她的網民，本來並不大認識她。一種可能解釋是，張婉婷不是指主流商業電影的導演，其作品多屬小眾文藝電影，認識她的觀眾也較多集中在小眾文藝群體。然而這次事件卻大幅散播到普羅大眾層面，因而形成認知上的落差。

這一落差也干擾著網絡輿論對事件的風向。吳芷寧的文章提出關於導演對被拍攝者權力的紀錄片倫理問題，在某些文化圈子中流傳甚廣，也引發了很多積極而有意義的討論；但似乎要到阿聆發表長文、以及李慧詩發出帖文後，爭議才引起廣大網民關注。吳芷寧提出的紀錄片倫理，其實也屬電影美學問題，並非一般觀眾所關心，亦需要有基本的電影知識和觀看藝術電影的經驗，才能有效地參與討論。但阿聆（及其他主角）和李慧詩所提出，儘管也可包含在上述的美學論述範疇上，但一般人都會更容易將之理解為個人操守問題。「欺瞞學生」、「不尊重學生意願和私隱」、「假冒記者」、「侵犯運動員肖像權」，凡此種種「罪名」，即使部份皆有可議之處，但作為著名導演的張婉婷在道德上乃至人格上「有問題」，漸漸形成了一個集體印象。

「嘲諷」與「人身攻擊」之不同

對電影製作單位的各項指控當中，並沒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錢糾紛的，所謂「呃𡃁妹錢」（欺騙女生金錢）之說自然是無中生有。可是網絡上攻擊張婉婷「為錢」而在拍戲時作出欺騙行為的言論十分多，更有不少留言將她稱為「張大盜」。

這個印象，亦反映於兩個二次創作的hashtags裡：「#恰十九歲的你」及「#壞過婉婷」。「#恰十九歲的你」中的「恰」，在粵語中有「欺負」、「打壓」之意。將戲名中的「給」改為「恰」，意思明確：嘲諷張婉婷拍攝時欺壓學生。「#壞過婉婷」則改寫自香港網絡潮語「#壞過凱婷」，典故不贅，一般用作指摘某人確實或偽裝品格敗壞。「#壞過婉婷」自然也有諷刺張婉婷道德上有問題之意。這兩個hashtags在近日的使用率不低，多是網民在分享和評論事件時所用。不過，嚴格上兩者均不屬人身攻擊，只算是常用於嘲笑知名人士的二次創作，而 hashtags的使用者也不並非只有謾罵，亦有不少是嘗試作出善意而持平的分析和評論，使用hashtags可能只為增加流量，未必有冒犯之意。

「嘲諷」跟「人身攻擊」是不同的。上文提及該名在放映後指罵張婉婷的另外兩句：「呃𡃁妹錢」和「食人血饅頭」，則是較為具體的人身攻擊了。在對電影製作單位的各項指控當中，並沒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錢糾紛的，所謂「呃𡃁妹錢」（欺騙女生金錢）之說自然是無中生有。可是網絡上攻擊張婉婷「為錢」而在拍戲時作出欺騙行為的言論十分多，說她「偷呃拐騙」（呃，即騙）、「收錢做嘢」（收錢做事）之言此起彼落，更有不少留言將她稱為「張大盜」。

一種常見的庶民想像是：對於社會既得利益者，人們會傾向將他們想像成貪婪斂財之人。可是在這次事件中，人身攻擊者的語言邏輯尚有一些毫無根據的假設，例如：「偷呃拐騙」是電影圈裡的慣技，「收錢做嘢」背後則有政治目的。雖然這些言論的邏輯相當混亂，只要稍作分析就能指出其中謬誤，可是網絡人身攻擊行為往往就是繞過理性分析，以情緒驅動集體認知。當張婉婷被人攻擊「食人血饅頭」，除了是上述「既得利益者都是貪婪斂財」的庶民想像外，更具體地將人身攻擊上升到整個電影圈的攻擊，以及對在政治立場上對張進行人格謀殺。

至此，整個網絡輿論便同時在三方面繼續發展：

一是對電影美學和倫理繼續討論。但事件幾番周折，理性評論已呈集體疲態，電影也暫時不再公映，這方面的輿論正急速消退。

二是對電影製作單位的問責。由於拍攝過程的種種細節已披露得相當多，部份甚至涉及到法律層面，如製作單位有沒有觸犯〈私隱條例〉、 拍攝過程有沒有涉及詐騙行為等。隨著電影暫停公映，英華女學校也決定退去角逐香港電影金像獎「最徍電影」（雖然電影聯合導演郭偉倫表態會繼續接受「最佳導演」提及，張婉婷則表示尊重），民間輿論的「問責」聲音也似乎告一段落。

今次人身攻擊的三種類型

厭女文化是一個較長期的文化現象，它往往依附在一些跟性別議題無直接關係的社會事件中，繼而成為對事件當事人作人身攻擊的手段。結果，厭女文化的反對者往往急於應對這些攻擊，令原有對該事件的討論失去焦點。

三是對張婉婷的人身攻擊。這一類言論仍然在發酵。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各式各樣的人身攻擊語言中，可以疏理出起碼三種類型，而每一類型背後都可牽連到更深層的集體文化意識。

第一種是厭女文化。這類人身政擊在事件中不是主流，但也並非少見。簡單直接如攻擊張婉婷的樣貌外表，或在她與剛逝世的男友羅啟銳一直沒有結婚這一事上大造文章，或甚是引用張透過傳媒向主角之一阿聆所說的話「你開心返啲啦，我哋𠵱家唔做喇。（你開心一點啦，我們現在不做了）」，「二次創作」成強姦犯對受害人所說的話。不過，上述這些都是很表層的厭女文化表現，更為複雜的厭女文化攻擊卻不是針對張本人，而是針對女權份子（在網絡上被蔑稱為「女權撚」，「撚」為粵語男性生殖器俗稱）。常見的攻擊邏輯是這樣的：將電影幾位主角的發聲說成是「Metoo運動」的延續，再指摘她們為何不一早向導演提出反對，而要在電影公映並大獲好評後才發聲？這分明是別有用心吧。

顯然易見的是，這種以「指摘事件受害者『自我被害化』（self-victimized）」作為「責備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s）理據的邏輯，是典型厭女文化的套路。事實上，有關電影中的紀錄片倫理討論中，以性別角度切入討論並不多，初期輿論也鮮少以女權角度描述女生們的發聲行為，但卻在輿論漸漸轉向大眾，及變得情緒化後，種種性別化的言語才開始湧現。這裡不擬深入分析當中的文化邏輯，而只是希望指出，厭女文化是一個較長期的文化現象，它往往依附在一些跟性別議題無直接關係的社會事件中，繼而成為對事件當事人作人身攻擊的手段。結果，厭女文化的反對者往往急於應對這些攻擊，令原有對該事件的討論失去焦點。

《給十九歲的我》從一部「呈現社運抗爭」的電影，迅速變成一部「食人血饅頭」的電影，正符合了這種政治壓抑感中「非黑即白」的集體情緒。問題是，這種集體情緒往往與現實政治立場無關，張婉婷真正的政見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剛好」被抓到把柄，足以「證明」她人格有問題。

第二種類型是政治化言論，具體地說是以政治抺黑進行人格謀殺。事緣張婉婷早前加入香港政府設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工作是「說好香港故事」，顯然就是香港政府粉飾太平的維穩工程。網上即有網民發起杯葛當時尚未成為眾矢之的的《給十九歲的我》。在更早一段時間，電影因懷疑涉及2019年社會運動而盛傳有可能無法公映，這反而觸發了民間對電影支持和期望。及至公眾得知張婉婷加盟「說好香港」，輿論風向亦開始改變。在爭議事件鬧得最沸騰的幾天，有人對「維基百科」中「張婉婷」條目進行惡意修改，指她是「香港著名19藍絲電影導演、編劇」（「19」為粵語粗口「濕9」之諧音）、以及「《給十九歲的我》的一位受訪主角揭穿極其嗱喳的不道德拍攝手法而臭名遠播。」 （「嗱喳」即有「骯髒」、「卑鄙」之意）。及後，張婉婷的政治立場亦成了她被攻擊的對象。

這也是網民攻擊她「食人血饅頭」的背景。「食人血饅頭」一說在過去的社會運動中經常被引用， 用以描述某人透過犧牲年輕人來換取自身的政治利益。事件中，張婉婷就經常被抹黑為「為了政治利益才對被拍攝學生進行欺瞞和剝削」，其中的邏輯既與上文所述有關庶民「仇視權貴」的想像有關，與滲雜了大量2019年社會運動後的政治壓抑感。《給十九歲的我》從一部「呈現社運抗爭」的電影，迅速變成一部「食人血饅頭」的電影，正符合了這種政治壓抑感中「非黑即白」的集體情緒。問題是，這種集體情緒往往與現實政治立場無關，張婉婷真正的政見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剛好」被抓到把柄，足以「證明」她人格有問題。因此，攻擊她「呃𡃁妹錢」跟攻擊她「食人血饅頭」，在邏輯上其實是差不多的：所有權貴都是一丘之貉，因此誰被抓到把柄，誰就會成為集體仇恨的宣洩對象。

第三種類型跟電影倫理有關，但性質上卻是一種跟流行文化相關的情感政治。現在輿論對事件的一般認知是：張婉婷拍了一部校園紀錄片，但當中妄顧被拍攝學生的意願和情緒，而對學生造成情感剝削。事件當然跟校方的立場、跟張婉婷的拍攝操守問題有關，但在針對張婉婷本人的人身攻擊上，則多涉及對電影體制的權力想像。

我們絕不能對這三位在電影製作過程中的弱勢者的發言坐視不理，只有正視他們對香港電影工業流弊的批評，才能促進香港電影真正的進步。然而，將這些事例叠加起來一併發酵，也確實傷害了人們對香港電影的期望。這期望既包含了香港電影作為保存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實踐，亦包括對「紀錄片」怎樣擔當復興香港電影的偉大使命。

早前，電影導演任俠指電影公司「天下一」拖欠其編劇費，事件引起公眾對電影界一直欠缺保障創作者權益機制的關注。無獨有偶，近日一名自稱曾任《給十九歲的我》「製作助理」（俗稱PA）的人士在臉書發帖，指摘張婉婷拖欠薪金及刻薄對待；另外，一部2009年的香港紀錄片《音樂人生》中的主角黃家正，亦在這段時間發表長文，談及當年曾要求《音樂人生》的導演張經緯不要在電影收入某些片段，卻遭到拒絕。黃家正指，這部電影嚴重影響了他與家人的關係。

這幾件事先後在近日發生，若同置於《給十九歲的我》事件的脈絡裡，很容易令公眾產生一種感覺：香港電影圈相當黑暗，充滿了對弱勢者的剝削。我們當然不能單憑幾宗個別事件就下這一結論，同樣地，我們也絕不能對這三位在電影製作過程的弱勢者的發言坐視不理，因為只有正視他們對香港電影工業流弊的批評，才能促進香港電影真正的進步。然而，將這些事例叠加起來，一併發酵，也確實大大傷害了人們對香港電影的期望。這個期望，既包含了香港電影怎樣作為保存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實踐，亦包括對「紀錄片」怎樣擔當復興香港電影的偉大使命。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會意外後，本來作為「後2019」集體政治能量避風港的「粉絲文化」，遭到嚴重打擊，這股集體情感能量隨即流向香港電影。但今次爭議，儼如一下子將民間對香港電影及香港紀錄片的美好想像層層剝破，看見「醜陋」的「真實」。 這種直面「真實」的感覺，正是對香港流行文化集體認同的又一次嚴重打擊。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會意外後，本來作為「後2019」集體政治能量避風港的「粉絲文化」，遭到嚴重打擊，這股集體情感能量隨即流向香港電影。2022年下半年香港電影相當蓬勃，不只票房大收，深度而高質素的電影評論亦如雨後春筍。另一方面，自社運時代以來，「紀錄片」亦成了香港電影的重要電影類型，盛載著政治壓抑陰霾下，人們對保存香港文化、身份和民氣的期盼。《給十九歲的我》一度就是乘著這股勢頭而大獲好評，更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但事件引發的爭議，從拍攝手法到紀錄片倫理，再到電影體制的權力關係，儼如一下子將民間對香港電影及香港紀錄片的美好想像層層剝破，看見「醜陋」的「真實」。 這種直面「真實」的感覺，正是對香港流行文化集體認同的又一次嚴重打擊。

事件發展至今，不少人仍極力為《給十九歲的我》和張婉婷辯護，當中不乏知名電影人，卻仍遭網民口誅筆伐。如果我們認為必須問責，替電影和張婉婷說好話的人，大概都會被人視作是非不分。但若我們仍然關注香港公共輿論生態的健康的話，及時制止失控的謾罵和攻擊，先讓輿論回歸理性，再逐步梳理事件給予我們的文化啟示，其實是必須的。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修復崩壞的集體情緒，將理性討論和倫理思考再次成為我們的公共價值，而不是謾罵和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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