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婷遭人格謀殺？“人血馒头”与“张大盗”，崩坏的集体情绪如何修复

对于《给十九岁的我》的海量争议，已在近日网络上造成了相当明显的评论疲劳。不论是一般网民还是知名人士，愈来愈多人出来发言试图淡化事件，尤其在电影暂停公映后，为事件争议“暂时”划上句号，似乎是愈来愈多人的主观意愿。当然，对于电影长达十年的拍摄过程中，制作单位（尤其是导演张婉婷及英华女学校）有否对被拍摄学生进行各种欺瞒和剥削，因而需负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责任，这仍是应当深入探讨的。而由事件所激发、有关纪录片拍摄伦理的深度讨论，则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讨论中少见的精彩一幕，也相当大程度上推进了近年香港电影“纪录片热”的论述深度。不过，随著事件发酵，争议之声由小众文化圈子迅速扩散至普通网民的公共领域后，理性的电影伦理讨论就旋即被大量情绪化的谩骂和声讨所淹没。

网上已有不少详列争议经过的报道，在此不赘。这里只想指出几个舆论转向的关键点：首先是前记者吴芷宁在其脸书发帖，指出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权力问题，令她看戏时“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网络上被广泛分享，因而引起舆论对电影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对电影一致赞好的景象；另一关键点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亲撰的长文，文中大幅披露导演和校方没有好好保护被拍摄女生的私稳，亦不顾她不同意将电影作公开放映的意愿。随即其余几位主角均透过不同渠道发声，呼应了阿聆对导演和校方的质疑。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在脸书发帖，指导演曾冒认记者进入比赛场地访问她，然后擅自将访问片段放在电影中，却从未表明访问意图。

人格上的“集体印象”

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