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婷遭人格謀殺？“人血馒头”与“张大盗”，崩坏的集体情绪如何修复

对于《给十九岁的我》的海量争议，已在近日网络上造成了相当明显的评论疲劳。不论是一般网民还是知名人士，愈来愈多人出来发言试图淡化事件，尤其在电影暂停公映后，为事件争议“暂时”划上句号，似乎是愈来愈多人的主观意愿。当然，对于电影长达十年的拍摄过程中，制作单位（尤其是导演张婉婷及英华女学校）有否对被拍摄学生进行各种欺瞒和剥削，因而需负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责任，这仍是应当深入探讨的。而由事件所激发、有关纪录片拍摄伦理的深度讨论，则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讨论中少见的精彩一幕，也相当大程度上推进了近年香港电影“纪录片热”的论述深度。不过，随著事件发酵，争议之声由小众文化圈子迅速扩散至普通网民的公共领域后，理性的电影伦理讨论就旋即被大量情绪化的谩骂和声讨所淹没。

网上已有不少详列争议经过的报道，在此不赘。这里只想指出几个舆论转向的关键点：首先是前记者吴芷宁在其脸书发帖，指出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权力问题，令她看戏时“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网络上被广泛分享，因而引起舆论对电影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对电影一致赞好的景象；另一关键点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亲撰的长文，文中大幅披露导演和校方没有好好保护被拍摄女生的私稳，亦不顾她不同意将电影作公开放映的意愿。随即其余几位主角均透过不同渠道发声，呼应了阿聆对导演和校方的质疑。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在脸书发帖，指导演曾冒认记者进入比赛场地访问她，然后擅自将访问片段放在电影中，却从未表明访问意图。

人格上的“集体印象”

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此后，舆论急速转向，不仅对电影拍摄过程中的种种伦理和操守问题大加挞伐，矛头更开始转向张婉婷个人。其中最其象征性的是，是在制作单位宣布电影暂停公映后，张婉婷出席最后一场放映时，被一名男子公开以粗口指骂，并骂她：“借学生妹上位，呃𡃁妹钱（骗年轻女孩的钱），食人血馒头！”这一段说话在网络上迅速流传，而指摘张婉婷“食人血馒头”，更经常被一些对她作人身攻击的留言中被引用。

这名男子的话看似疯言疯语，却正正揭示了网络舆论对这次事件的几种集体反应。指张婉婷“借学生妹上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张早已是著名导演，获奖无数，根本不用“借⋯⋯上位”，但若仔细阅读网络上的留言，不难发现原来很多指骂她的网民，本来并不大认识她。一种可能解释是，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这一落差也干扰著网络舆论对事件的风向。吴芷宁的文章提出关于导演对被拍摄者权力的纪录片伦理问题，在某些文化圈子中流传甚广，也引发了很多积极而有意义的讨论；但似乎要到阿聆发表长文、以及李慧诗发出帖文后，争议才引起广大网民关注。吴芷宁提出的纪录片伦理，其实也属电影美学问题，并非一般观众所关心，亦需要有基本的电影知识和观看艺术电影的经验，才能有效地参与讨论。但阿聆（及其他主角）和李慧诗所提出，尽管也可包含在上述的美学论述范畴上，但一般人都会更容易将之理解为个人操守问题。“欺瞒学生”、“不尊重学生意愿和私隐”、“假冒记者”、“侵犯运动员肖像权”，凡此种种“罪名”，即使部份皆有可议之处，但作为著名导演的张婉婷在道德上乃至人格上“有问题”，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体印象。

“嘲讽”与“人身攻击”之不同

对电影制作单位的各项指控当中，并没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钱纠纷的，所谓“呃𡃁妹钱”（欺骗女生金钱）之说自然是无中生有。可是网络上攻击张婉婷“为钱”而在拍戏时作出欺骗行为的言论十分多，更有不少留言将她称为“张大盗”。

这个印象，亦反映于两个二次创作的hashtags里：“#恰十九岁的你”及“#坏过婉婷”。“#恰十九岁的你”中的“恰”，在粤语中有“欺负”、“打压”之意。将戏名中的“给”改为“恰”，意思明确：嘲讽张婉婷拍摄时欺压学生。“#坏过婉婷”则改写自香港网络潮语“#坏过凯婷”，典故不赘，一般用作指摘某人确实或伪装品格败坏。“#坏过婉婷”自然也有讽刺张婉婷道德上有问题之意。这两个hashtags在近日的使用率不低，多是网民在分享和评论事件时所用。不过，严格上两者均不属人身攻击，只算是常用于嘲笑知名人士的二次创作，而 hashtags的使用者也不并非只有谩骂，亦有不少是尝试作出善意而持平的分析和评论，使用hashtags可能只为增加流量，未必有冒犯之意。

“嘲讽”跟“人身攻击”是不同的。上文提及该名在放映后指骂张婉婷的另外两句：“呃𡃁妹钱”和“食人血馒头”，则是较为具体的人身攻击了。在对电影制作单位的各项指控当中，并没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钱纠纷的，所谓“呃𡃁妹钱”（欺骗女生金钱）之说自然是无中生有。可是网络上攻击张婉婷“为钱”而在拍戏时作出欺骗行为的言论十分多，说她“偷呃拐骗”（呃，即骗）、“收钱做嘢”（收钱做事）之言此起彼落，更有不少留言将她称为“张大盗”。

一种常见的庶民想像是：对于社会既得利益者，人们会倾向将他们想像成贪婪敛财之人。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人身攻击者的语言逻辑尚有一些毫无根据的假设，例如：“偷呃拐骗”是电影圈里的惯技，“收钱做嘢”背后则有政治目的。虽然这些言论的逻辑相当混乱，只要稍作分析就能指出其中谬误，可是网络人身攻击行为往往就是绕过理性分析，以情绪驱动集体认知。当张婉婷被人攻击“食人血馒头”，除了是上述“既得利益者都是贪婪敛财”的庶民想像外，更具体地将人身攻击上升到整个电影圈的攻击，以及对在政治立场上对张进行人格谋杀。

至此，整个网络舆论便同时在三方面继续发展：

一是对电影美学和伦理继续讨论。但事件几番周折，理性评论已呈集体疲态，电影也暂时不再公映，这方面的舆论正急速消退。

二是对电影制作单位的问责。由于拍摄过程的种种细节已披露得相当多，部份甚至涉及到法律层面，如制作单位有没有触犯〈私隐条例〉、 拍摄过程有没有涉及诈骗行为等。随著电影暂停公映，英华女学校也决定退去角逐香港电影金像奖“最徍电影”（虽然电影联合导演郭伟伦表态会继续接受“最佳导演”提及，张婉婷则表示尊重），民间舆论的“问责”声音也似乎告一段落。

今次人身攻击的三种类型

厌女文化是一个较长期的文化现象，它往往依附在一些跟性别议题无直接关系的社会事件中，继而成为对事件当事人作人身攻击的手段。结果，厌女文化的反对者往往急于应对这些攻击，令原有对该事件的讨论失去焦点。

三是对张婉婷的人身攻击。这一类言论仍然在发酵。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各式各样的人身攻击语言中，可以疏理出起码三种类型，而每一类型背后都可牵连到更深层的集体文化意识。

第一种是厌女文化。这类人身政击在事件中不是主流，但也并非少见。简单直接如攻击张婉婷的样貌外表，或在她与刚逝世的男友罗启锐一直没有结婚这一事上大造文章，或甚是引用张透过传媒向主角之一阿聆所说的话“你开心返啲啦，我哋𠵱家唔做喇。（你开心一点啦，我们现在不做了）”，“二次创作”成强奸犯对受害人所说的话。不过，上述这些都是很表层的厌女文化表现，更为复杂的厌女文化攻击却不是针对张本人，而是针对女权份子（在网络上被蔑称为“女权撚”，“撚”为粤语男性生殖器俗称）。常见的攻击逻辑是这样的：将电影几位主角的发声说成是“Metoo运动”的延续，再指摘她们为何不一早向导演提出反对，而要在电影公映并大获好评后才发声？这分明是别有用心吧。

显然易见的是，这种以“指摘事件受害者‘自我被害化’（self-victimized）”作为“责备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s）理据的逻辑，是典型厌女文化的套路。事实上，有关电影中的纪录片伦理讨论中，以性别角度切入讨论并不多，初期舆论也鲜少以女权角度描述女生们的发声行为，但却在舆论渐渐转向大众，及变得情绪化后，种种性别化的言语才开始涌现。这里不拟深入分析当中的文化逻辑，而只是希望指出，厌女文化是一个较长期的文化现象，它往往依附在一些跟性别议题无直接关系的社会事件中，继而成为对事件当事人作人身攻击的手段。结果，厌女文化的反对者往往急于应对这些攻击，令原有对该事件的讨论失去焦点。

《给十九岁的我》从一部“呈现社运抗争”的电影，迅速变成一部“食人血馒头”的电影，正符合了这种政治压抑感中“非黑即白”的集体情绪。问题是，这种集体情绪往往与现实政治立场无关，张婉婷真正的政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刚好”被抓到把柄，足以“证明”她人格有问题。

第二种类型是政治化言论，具体地说是以政治抺黑进行人格谋杀。事缘张婉婷早前加入香港政府设立的“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工作是“说好香港故事”，显然就是香港政府粉饰太平的维稳工程。网上即有网民发起杯葛当时尚未成为众矢之的的《给十九岁的我》。在更早一段时间，电影因怀疑涉及2019年社会运动而盛传有可能无法公映，这反而触发了民间对电影支持和期望。及至公众得知张婉婷加盟“说好香港”，舆论风向亦开始改变。在争议事件闹得最沸腾的几天，有人对“维基百科”中“张婉婷”条目进行恶意修改，指她是“香港著名19蓝丝电影导演、编剧”（“19”为粤语粗口“湿9”之谐音）、以及“《给十九岁的我》的一位受访主角揭穿极其嗱喳的不道德拍摄手法而臭名远播。” （“嗱喳”即有“肮脏”、“卑鄙”之意）。及后，张婉婷的政治立场亦成了她被攻击的对象。

这也是网民攻击她“食人血馒头”的背景。“食人血馒头”一说在过去的社会运动中经常被引用， 用以描述某人透过牺牲年轻人来换取自身的政治利益。事件中，张婉婷就经常被抹黑为“为了政治利益才对被拍摄学生进行欺瞒和剥削”，其中的逻辑既与上文所述有关庶民“仇视权贵”的想像有关，与渗杂了大量2019年社会运动后的政治压抑感。《给十九岁的我》从一部“呈现社运抗争”的电影，迅速变成一部“食人血馒头”的电影，正符合了这种政治压抑感中“非黑即白”的集体情绪。问题是，这种集体情绪往往与现实政治立场无关，张婉婷真正的政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刚好”被抓到把柄，足以“证明”她人格有问题。因此，攻击她“呃𡃁妹钱”跟攻击她“食人血馒头”，在逻辑上其实是差不多的：所有权贵都是一丘之貉，因此谁被抓到把柄，谁就会成为集体仇恨的宣泄对象。

第三种类型跟电影伦理有关，但性质上却是一种跟流行文化相关的情感政治。现在舆论对事件的一般认知是：张婉婷拍了一部校园纪录片，但当中妄顾被拍摄学生的意愿和情绪，而对学生造成情感剥削。事件当然跟校方的立场、跟张婉婷的拍摄操守问题有关，但在针对张婉婷本人的人身攻击上，则多涉及对电影体制的权力想像。

我们绝不能对这三位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弱势者的发言坐视不理，只有正视他们对香港电影工业流弊的批评，才能促进香港电影真正的进步。然而，将这些事例叠加起来一并发酵，也确实伤害了人们对香港电影的期望。这期望既包含了香港电影作为保存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实践，亦包括对“纪录片”怎样担当复兴香港电影的伟大使命。

早前，电影导演任侠指电影公司“天下一”拖欠其编剧费，事件引起公众对电影界一直欠缺保障创作者权益机制的关注。无独有偶，近日一名自称曾任《给十九岁的我》“制作助理”（俗称PA）的人士在脸书发帖，指摘张婉婷拖欠薪金及刻薄对待；另外，一部2009年的香港纪录片《音乐人生》中的主角黄家正，亦在这段时间发表长文，谈及当年曾要求《音乐人生》的导演张经纬不要在电影收入某些片段，却遭到拒绝。黄家正指，这部电影严重影响了他与家人的关系。

这几件事先后在近日发生，若同置于《给十九岁的我》事件的脉络里，很容易令公众产生一种感觉：香港电影圈相当黑暗，充满了对弱势者的剥削。我们当然不能单凭几宗个别事件就下这一结论，同样地，我们也绝不能对这三位在电影制作过程的弱势者的发言坐视不理，因为只有正视他们对香港电影工业流弊的批评，才能促进香港电影真正的进步。然而，将这些事例叠加起来，一并发酵，也确实大大伤害了人们对香港电影的期望。这个期望，既包含了香港电影怎样作为保存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实践，亦包括对“纪录片”怎样担当复兴香港电影的伟大使命。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会意外后，本来作为“后2019”集体政治能量避风港的“粉丝文化”，遭到严重打击，这股集体情感能量随即流向香港电影。但今次争议，俨如一下子将民间对香港电影及香港纪录片的美好想像层层剥破，看见“丑陋”的“真实”。 这种直面“真实”的感觉，正是对香港流行文化集体认同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会意外后，本来作为“后2019”集体政治能量避风港的“粉丝文化”，遭到严重打击，这股集体情感能量随即流向香港电影。2022年下半年香港电影相当蓬勃，不只票房大收，深度而高质素的电影评论亦如雨后春笋。另一方面，自社运时代以来，“纪录片”亦成了香港电影的重要电影类型，盛载著政治压抑阴霾下，人们对保存香港文化、身份和民气的期盼。《给十九岁的我》一度就是乘著这股势头而大获好评，更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电影。但事件引发的争议，从拍摄手法到纪录片伦理，再到电影体制的权力关系，俨如一下子将民间对香港电影及香港纪录片的美好想像层层剥破，看见“丑陋”的“真实”。 这种直面“真实”的感觉，正是对香港流行文化集体认同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事件发展至今，不少人仍极力为《给十九岁的我》和张婉婷辩护，当中不乏知名电影人，却仍遭网民口诛笔伐。如果我们认为必须问责，替电影和张婉婷说好话的人，大概都会被人视作是非不分。但若我们仍然关注香港公共舆论生态的健康的话，及时制止失控的谩骂和攻击，先让舆论回归理性，再逐步梳理事件给予我们的文化启示，其实是必须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修复崩坏的集体情绪，将理性讨论和伦理思考再次成为我们的公共价值，而不是谩骂和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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