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婷遭人格謀殺?“人血馒头”与“张大盗”,崩坏的集体情绪如何修复

Mirror演出意外令后2019集体政治能量避风港的粉丝文化倍遭打击,情感能量随即流向香港电影,直至今次失控的谩骂和攻击
香港 文化现象 电影 风物

对于《给十九岁的我》的海量争议,已在近日网络上造成了相当明显的评论疲劳。不论是一般网民还是知名人士,愈来愈多人出来发言试图淡化事件,尤其在电影暂停公映后,为事件争议“暂时”划上句号,似乎是愈来愈多人的主观意愿。当然,对于电影长达十年的拍摄过程中,制作单位(尤其是导演张婉婷及英华女学校)有否对被拍摄学生进行各种欺瞒和剥削,因而需负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责任,这仍是应当深入探讨的。而由事件所激发、有关纪录片拍摄伦理的深度讨论,则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讨论中少见的精彩一幕,也相当大程度上推进了近年香港电影“纪录片热”的论述深度。不过,随著事件发酵,争议之声由小众文化圈子迅速扩散至普通网民的公共领域后,理性的电影伦理讨论就旋即被大量情绪化的谩骂和声讨所淹没。

网上已有不少详列争议经过的报道,在此不赘。这里只想指出几个舆论转向的关键点:首先是前记者吴芷宁在其脸书发帖,指出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权力问题,令她看戏时“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网络上被广泛分享,因而引起舆论对电影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对电影一致赞好的景象;另一关键点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亲撰的长文,文中大幅披露导演和校方没有好好保护被拍摄女生的私稳,亦不顾她不同意将电影作公开放映的意愿。随即其余几位主角均透过不同渠道发声,呼应了阿聆对导演和校方的质疑。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在脸书发帖,指导演曾冒认记者进入比赛场地访问她,然后擅自将访问片段放在电影中,却从未表明访问意图。

人格上的“集体印象”

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此后,舆论急速转向,不仅对电影拍摄过程中的种种伦理和操守问题大加挞伐,矛头更开始转向张婉婷个人。其中最其象征性的是,是在制作单位宣布电影暂停公映后,张婉婷出席最后一场放映时,被一名男子公开以粗口指骂,并骂她:“借学生妹上位,呃𡃁妹钱(骗年轻女孩的钱),食人血馒头!”这一段说话在网络上迅速流传,而指摘张婉婷“食人血馒头”,更经常被一些对她作人身攻击的留言中被引用。

这名男子的话看似疯言疯语,却正正揭示了网络舆论对这次事件的几种集体反应。指张婉婷“借学生妹上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张早已是著名导演,获奖无数,根本不用“借⋯⋯上位”,但若仔细阅读网络上的留言,不难发现原来很多指骂她的网民,本来并不大认识她。一种可能解释是,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给十九岁的我》纪录片预告。
《给十九岁的我》纪录片预告。

这一落差也干扰著网络舆论对事件的风向。吴芷宁的文章提出关于导演对被拍摄者权力的纪录片伦理问题,在某些文化圈子中流传甚广,也引发了很多积极而有意义的讨论;但似乎要到阿聆发表长文、以及李慧诗发出帖文后,争议才引起广大网民关注。吴芷宁提出的纪录片伦理,其实也属电影美学问题,并非一般观众所关心,亦需要有基本的电影知识和观看艺术电影的经验,才能有效地参与讨论。但阿聆(及其他主角)和李慧诗所提出,尽管也可包含在上述的美学论述范畴上,但一般人都会更容易将之理解为个人操守问题。“欺瞒学生”、“不尊重学生意愿和私隐”、“假冒记者”、“侵犯运动员肖像权”,凡此种种“罪名”,即使部份皆有可议之处,但作为著名导演的张婉婷在道德上乃至人格上“有问题”,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体印象。

“嘲讽”与“人身攻击”之不同

对电影制作单位的各项指控当中,并没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钱纠纷的,所谓“呃𡃁妹钱”(欺骗女生金钱)之说自然是无中生有。可是网络上攻击张婉婷“为钱”而在拍戏时作出欺骗行为的言论十分多,更有不少留言将她称为“张大盗”。

这个印象,亦反映于两个二次创作的hashtags里:“#恰十九岁的你”及“#坏过婉婷”。“#恰十九岁的你”中的“恰”,在粤语中有“欺负”、“打压”之意。将戏名中的“给”改为“恰”,意思明确:嘲讽张婉婷拍摄时欺压学生。“#坏过婉婷”则改写自香港网络潮语“#坏过凯婷”,典故不赘,一般用作指摘某人确实或伪装品格败坏。“#坏过婉婷”自然也有讽刺张婉婷道德上有问题之意。这两个hashtags在近日的使用率不低,多是网民在分享和评论事件时所用。不过,严格上两者均不属人身攻击,只算是常用于嘲笑知名人士的二次创作,而 hashtags的使用者也不并非只有谩骂,亦有不少是尝试作出善意而持平的分析和评论,使用hashtags可能只为增加流量,未必有冒犯之意。

“嘲讽”跟“人身攻击”是不同的。上文提及该名在放映后指骂张婉婷的另外两句:“呃𡃁妹钱”和“食人血馒头”,则是较为具体的人身攻击了。在对电影制作单位的各项指控当中,并没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钱纠纷的,所谓“呃𡃁妹钱”(欺骗女生金钱)之说自然是无中生有。可是网络上攻击张婉婷“为钱”而在拍戏时作出欺骗行为的言论十分多,说她“偷呃拐骗”(呃,即骗)、“收钱做嘢”(收钱做事)之言此起彼落,更有不少留言将她称为“张大盗”。

一种常见的庶民想像是:对于社会既得利益者,人们会倾向将他们想像成贪婪敛财之人。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人身攻击者的语言逻辑尚有一些毫无根据的假设,例如:“偷呃拐骗”是电影圈里的惯技,“收钱做嘢”背后则有政治目的。虽然这些言论的逻辑相当混乱,只要稍作分析就能指出其中谬误,可是网络人身攻击行为往往就是绕过理性分析,以情绪驱动集体认知。当张婉婷被人攻击“食人血馒头”,除了是上述“既得利益者都是贪婪敛财”的庶民想像外,更具体地将人身攻击上升到整个电影圈的攻击,以及对在政治立场上对张进行人格谋杀。

至此,整个网络舆论便同时在三方面继续发展:

一是对电影美学和伦理继续讨论。但事件几番周折,理性评论已呈集体疲态,电影也暂时不再公映,这方面的舆论正急速消退。

二是对电影制作单位的问责。由于拍摄过程的种种细节已披露得相当多,部份甚至涉及到法律层面,如制作单位有没有触犯〈私隐条例〉、 拍摄过程有没有涉及诈骗行为等。随著电影暂停公映,英华女学校也决定退去角逐香港电影金像奖“最徍电影”(虽然电影联合导演郭伟伦表态会继续接受“最佳导演”提及,张婉婷则表示尊重),民间舆论的“问责”声音也似乎告一段落。

2023年2月5日,香港,《给十九岁的我》纪录片导演张婉婷出席映后问答环节。
2023年2月5日,香港,《给十九岁的我》纪录片导演张婉婷出席映后问答环节。

今次人身攻击的三种类型

厌女文化是一个较长期的文化现象,它往往依附在一些跟性别议题无直接关系的社会事件中,继而成为对事件当事人作人身攻击的手段。结果,厌女文化的反对者往往急于应对这些攻击,令原有对该事件的讨论失去焦点。

三是对张婉婷的人身攻击。这一类言论仍然在发酵。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各式各样的人身攻击语言中,可以疏理出起码三种类型,而每一类型背后都可牵连到更深层的集体文化意识。

第一种是厌女文化。这类人身政击在事件中不是主流,但也并非少见。简单直接如攻击张婉婷的样貌外表,或在她与刚逝世的男友罗启锐一直没有结婚这一事上大造文章,或甚是引用张透过传媒向主角之一阿聆所说的话“你开心返啲啦,我哋𠵱家唔做喇。(你开心一点啦,我们现在不做了)”,“二次创作”成强奸犯对受害人所说的话。不过,上述这些都是很表层的厌女文化表现,更为复杂的厌女文化攻击却不是针对张本人,而是针对女权份子(在网络上被蔑称为“女权撚”,“撚”为粤语男性生殖器俗称)。常见的攻击逻辑是这样的:将电影几位主角的发声说成是“Metoo运动”的延续,再指摘她们为何不一早向导演提出反对,而要在电影公映并大获好评后才发声?这分明是别有用心吧。

显然易见的是,这种以“指摘事件受害者‘自我被害化’(self-victimized)”作为“责备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s)理据的逻辑,是典型厌女文化的套路。事实上,有关电影中的纪录片伦理讨论中,以性别角度切入讨论并不多,初期舆论也鲜少以女权角度描述女生们的发声行为,但却在舆论渐渐转向大众,及变得情绪化后,种种性别化的言语才开始涌现。这里不拟深入分析当中的文化逻辑,而只是希望指出,厌女文化是一个较长期的文化现象,它往往依附在一些跟性别议题无直接关系的社会事件中,继而成为对事件当事人作人身攻击的手段。结果,厌女文化的反对者往往急于应对这些攻击,令原有对该事件的讨论失去焦点。

《给十九岁的我》从一部“呈现社运抗争”的电影,迅速变成一部“食人血馒头”的电影,正符合了这种政治压抑感中“非黑即白”的集体情绪。问题是,这种集体情绪往往与现实政治立场无关,张婉婷真正的政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刚好”被抓到把柄,足以“证明”她人格有问题。

第二种类型是政治化言论,具体地说是以政治抺黑进行人格谋杀。事缘张婉婷早前加入香港政府设立的“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工作是“说好香港故事”,显然就是香港政府粉饰太平的维稳工程。网上即有网民发起杯葛当时尚未成为众矢之的的《给十九岁的我》。在更早一段时间,电影因怀疑涉及2019年社会运动而盛传有可能无法公映,这反而触发了民间对电影支持和期望。及至公众得知张婉婷加盟“说好香港”,舆论风向亦开始改变。在争议事件闹得最沸腾的几天,有人对“维基百科”中“张婉婷”条目进行恶意修改,指她是“香港著名19蓝丝电影导演、编剧”(“19”为粤语粗口“湿9”之谐音)、以及“《给十九岁的我》的一位受访主角揭穿极其嗱喳的不道德拍摄手法而臭名远播。” (“嗱喳”即有“肮脏”、“卑鄙”之意)。及后,张婉婷的政治立场亦成了她被攻击的对象。

这也是网民攻击她“食人血馒头”的背景。“食人血馒头”一说在过去的社会运动中经常被引用, 用以描述某人透过牺牲年轻人来换取自身的政治利益。事件中,张婉婷就经常被抹黑为“为了政治利益才对被拍摄学生进行欺瞒和剥削”,其中的逻辑既与上文所述有关庶民“仇视权贵”的想像有关,与渗杂了大量2019年社会运动后的政治压抑感。《给十九岁的我》从一部“呈现社运抗争”的电影,迅速变成一部“食人血馒头”的电影,正符合了这种政治压抑感中“非黑即白”的集体情绪。问题是,这种集体情绪往往与现实政治立场无关,张婉婷真正的政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刚好”被抓到把柄,足以“证明”她人格有问题。因此,攻击她“呃𡃁妹钱”跟攻击她“食人血馒头”,在逻辑上其实是差不多的:所有权贵都是一丘之貉,因此谁被抓到把柄,谁就会成为集体仇恨的宣泄对象。

第三种类型跟电影伦理有关,但性质上却是一种跟流行文化相关的情感政治。现在舆论对事件的一般认知是:张婉婷拍了一部校园纪录片,但当中妄顾被拍摄学生的意愿和情绪,而对学生造成情感剥削。事件当然跟校方的立场、跟张婉婷的拍摄操守问题有关,但在针对张婉婷本人的人身攻击上,则多涉及对电影体制的权力想像。

我们绝不能对这三位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弱势者的发言坐视不理,只有正视他们对香港电影工业流弊的批评,才能促进香港电影真正的进步。然而,将这些事例叠加起来一并发酵,也确实伤害了人们对香港电影的期望。这期望既包含了香港电影作为保存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实践,亦包括对“纪录片”怎样担当复兴香港电影的伟大使命。

《音乐人生》剧照。
《音乐人生》剧照。

早前,电影导演任侠指电影公司“天下一”拖欠其编剧费,事件引起公众对电影界一直欠缺保障创作者权益机制的关注。无独有偶,近日一名自称曾任《给十九岁的我》“制作助理”(俗称PA)的人士在脸书发帖,指摘张婉婷拖欠薪金及刻薄对待;另外,一部2009年的香港纪录片《音乐人生》中的主角黄家正,亦在这段时间发表长文,谈及当年曾要求《音乐人生》的导演张经纬不要在电影收入某些片段,却遭到拒绝。黄家正指,这部电影严重影响了他与家人的关系。

这几件事先后在近日发生,若同置于《给十九岁的我》事件的脉络里,很容易令公众产生一种感觉:香港电影圈相当黑暗,充满了对弱势者的剥削。我们当然不能单凭几宗个别事件就下这一结论,同样地,我们也绝不能对这三位在电影制作过程的弱势者的发言坐视不理,因为只有正视他们对香港电影工业流弊的批评,才能促进香港电影真正的进步。然而,将这些事例叠加起来,一并发酵,也确实大大伤害了人们对香港电影的期望。这个期望,既包含了香港电影怎样作为保存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实践,亦包括对“纪录片”怎样担当复兴香港电影的伟大使命。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会意外后,本来作为“后2019”集体政治能量避风港的“粉丝文化”,遭到严重打击,这股集体情感能量随即流向香港电影。但今次争议,俨如一下子将民间对香港电影及香港纪录片的美好想像层层剥破,看见“丑陋”的“真实”。 这种直面“真实”的感觉,正是对香港流行文化集体认同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会意外后,本来作为“后2019”集体政治能量避风港的“粉丝文化”,遭到严重打击,这股集体情感能量随即流向香港电影。2022年下半年香港电影相当蓬勃,不只票房大收,深度而高质素的电影评论亦如雨后春笋。另一方面,自社运时代以来,“纪录片”亦成了香港电影的重要电影类型,盛载著政治压抑阴霾下,人们对保存香港文化、身份和民气的期盼。《给十九岁的我》一度就是乘著这股势头而大获好评,更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电影。但事件引发的争议,从拍摄手法到纪录片伦理,再到电影体制的权力关系,俨如一下子将民间对香港电影及香港纪录片的美好想像层层剥破,看见“丑陋”的“真实”。 这种直面“真实”的感觉,正是对香港流行文化集体认同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事件发展至今,不少人仍极力为《给十九岁的我》和张婉婷辩护,当中不乏知名电影人,却仍遭网民口诛笔伐。如果我们认为必须问责,替电影和张婉婷说好话的人,大概都会被人视作是非不分。但若我们仍然关注香港公共舆论生态的健康的话,及时制止失控的谩骂和攻击,先让舆论回归理性,再逐步梳理事件给予我们的文化启示,其实是必须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修复崩坏的集体情绪,将理性讨论和伦理思考再次成为我们的公共价值,而不是谩骂和人身攻击。

读者评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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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一邊批評網民缺乏邏輯,一邊卻聲稱香港情感能量因為mirror演唱會事件而流向香港電影,究竟有什麼研究和數據可以證明兩者有關係?而事實上追星文化在演唱會事件亦有繼續發生。
    而每次評論文章,只要事主是女性,「厭女文化」或女權的萬能key就老是常出現,只要複雜貼上略為修改就成為一段新評論了,但問題是網民的不當用語是因為當事人本身的問題而產生,即使批評者用語不當,也不會加強張盜在紀錄片倫理問題的合理性。
    整篇文章聲稱要大家理性探討,但其實就只是批評網民的言論過激,似乎打倒了網民就代表張盜和整個團隊及校方的行為正確?(而這套恰19歲的我,有關團隊亦會繼續在金馬獎參選)

  2. @catmouflage 我覺得你有點錯重點了,Mirror演唱會墮屏事件,不單單只是你所說那群C9(師奶)的事,不是兩群人之間的比對,而是在說明香港歌影視產業近期兩個轉捩點。
    我對Mirror這類仿韓式天團無感,他們卻確實在失落的2021年帶動香港娛樂圈,不同品味的人在這風潮下,喜歡上不同風格的偶像(我自己活了那麼多年,也首次追星起來),甚至沉迷。墮屏意外也牽起不同歌手的粉絲和沒追星的群眾,一起重新審視香港的娛樂產業生態與倫理,粉絲的盲目支持是不是間接助長了業界一些不道德、壓榨的現象?
    就如這次電影,以及近期多齣港產電影,無論劇情多爛,製作人員說拍得很辛苦、親身上陣背多重的服裝(古老闆那套片),「情勒」一下,就一面倒被唱好。到《19歲的我》阿聆自白,當頭棒喝的程度與墮屏事件無差,愛看電影的人與一般大眾,又再一次共同反思自己是否不慎 over-exiting 了,自己入場看了電影是否變成幫兇?
    總之,聽不同類型港產歌曲的不同人,因一件令大眾感到負面的事件,轉而看不同類型港產電影,試圖尋找心靈寄託,但似乎又傳來了不好的事,心中又再忐忑不安,這會否比較好理解?

  3.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會意外後,本來作為「後2019」集體政治能量避風港的「粉絲文化」,遭到嚴重打擊,這股集體情感能量隨即流向香港電影。2022年下半年香港電影相當蓬勃,不只票房大收,深度而高質素的電影評論亦如雨後春筍。」
    其實追星既係繼續追星,並唔會因為演唱會發生意外之後就停,因為「意外停止追星、而將政治能量轉向電影」就更加荒謬。
    如果作者認為「第二種類型是政治化言論」、用政治標準評鑑電影係有問題,因為「所有野都同政治有關」好荒謬,咁作者自己、甚至部份香港文化研究人乜都用「政治能量」去解釋Mirror 紅、香港電影多人睇,都係一樣咁荒謬。
    先唔討論有無數據基礎,Mirror fans多數都係年青女性同C9、而對電影進行政治批判既係一般大眾;好難想像兩群唔同audience 由同一個driving force驅動;如果你覺得我對Mirror fans 同「對電影進行政治批判」兩眾人既demography 描述(前者為社會某部份女性、後者為大眾)係無數據支持,反駁唔成立,但其實乜都用「政治能量」解釋都係無數據/學術基礎。
    總之將Mirror fans、香港大眾、批評張婉婷既三群人同當做同一群眾、再去用「政治能量」去解釋係一種非常平面化、簡化既處理。

  4. @ChilitTomato,//作者認為要參與高品質的網上討論便需要先看電影,或者需要擁有欣賞文藝電影的經驗和知識的話,門檻有點高了。//
    我覺得你這句有些為駁而駁,無睇過電影,又無相關知識,如何「高質素」?作者所說的,是理所當然。
    兩者皆無,很容易有一個副作用——有人在胡說八道,有人信了那套。結果,討論質素越討論越差。類似情況,大家見得還少?
    當然,一開始的方針,是以普及知識給大眾的為方針的話,又是另一回事。

  5. @Chilitomato 完全同意您的意見
    作為一個未看過《給》的人 當我聽到片中女同學被逼出鏡 已經令我對此電影完全反感 這種反感無關張導政治立場 而是張導/英華校董會竟然未得同意就公開未成年人隱私予廣大市民
    這純粹是一種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事實 that’s all

  6. 作為觀眾,當電影裏面出現當事人不願意公開的片段,其實在道德上就不應該再主動看了吧。作者認為要參與高品質的網上討論便需要先看電影,或者需要擁有欣賞文藝電影的經驗和知識的話,門檻有點高了。
    同樣地,沒有看過電影(或者認為不該看)的公眾的討論焦點便不會在電影好不好看,內容是否“讓人不舒服”等等,而是關於公映的一系列道德或法律議題。例如,學校和製作組該不該在傷害學生情緒健康的風險下繼續拍攝和放映?學校是否真的需要把電影公開才可以籌得足夠金錢,而達致原本認為只需要校內公映便能達到的籌款目標?
    同意作者對於張導基於政治被人身攻擊的觀點,網民基於她參與維穩運動而否定她的成就,也是不甚恰當的。她的個人政治立場並不是她拍攝這部作品的直接動機,所以關於影片的爭議的確不應該和政治立場扯上關係。
    但同時,她為了拍攝影片而作出不道德行為的指控亦不是無中生有的。關於體育總會不存在的“名譽董事”,有同學指責被拍攝私生活感覺像被“賣豬仔”,以及向另一位學生謊稱其他所有同學已經簽署放映同意書,製作方讓市民看到的只是沒完沒了的,對學生和被拍攝者的不尊重。這不是網民指責導演“人格有問題”的藉口,但卻是她在公眾層面得不到支持的原因。
    我在討論區上不只看到對張導演的批評,也有看到對涉事學生們的網絡欺凌。有輿論認為反對公映的學生是“搏出位”,或是涉及金錢糾紛。在電影裏面有一些學生表現一些負面的人格特質等等。這不就是部分學生一開始不想公映的原因嗎?說難聽點,對於張導的網絡欺凌正正就是如果電影繼續播放,學生們將會遭受的不公罷了。

  7. 其中緣由暫且不論,張導演為何要加入所謂說好香港故事之組織?是家人被脅迫?是如同阿布泰老闆一樣有罪在身?還是覺得賺得不夠要駁一條北面大水喉?你可以做港豬拍無關痛癢的電影,你可以不發聲移民,但有得揀,你卻選擇惡人那一邊,則是無法令人原諒之事。

  8. 很好的分析。hk is sick in many ways after three yrs of turmoil. 人(還是只是是網路上沒有面孔的人?)變得很極端 非友即敵 非黃即藍。看事物的角度也變得表面 看了一句標題 就可以肆意批評 根基本資料都未掌握好。理性的人可能都會避免加入網上討論 因為會不得好死。批評江濤 mirror 不支持移民 in this case替張婉婷說話 只會莫名其妙的被一群人攻擊 不只是你的言論 是你的人格 你的家人。

  9. 請問作者所謂的「回歸理性」是否就是要對「權威人士」絕對服從,容不下任何批評?這真的是理性嗎?你只是與那些謾罵的人各走極端。

  10. 陶傑的《風雲谷》都有講過另一個問題(陶傑為此被罵到扑街,據聞鄧小樺被殃及池魚),整件事放在商業制作的話。張婉婷和校長是打工的,其實不應該由兩者負責。應該是由片的擁有者——英華校董會負責。
    張婉婷係負責拍攝和剪片,相關法律問題,其實係應該制片方負責(校董會)。現時問題是,紀錄片一開始的定位——不是商業制作。當變成公映就會變成「商業」,因為事前事後功夫前甩漏太多,結果出事。

  11. 讓討論回歸理性 而不是盲目的情緒發洩 舉例不能因為最近的一連串事件 就直接批評”給”是套爛片 甚至根本未曾看過就肆意指責

  12. 講起香港電影嘅黑暗史 我想到的是在PTU里面畀任達華打到聾咗嘅老臨。其實好多問題一直存在,只是沒有被正視。
    【杜琪峰:拍《PTU》三百块请来的跑龙套,被任达华刮了一百巴掌-哔哩哔哩】
    https://b23.tv/FD5miZ8
    PTU 杜琪峰專訪 Youtube
    https://youtu.be/hBC_KrZIFyQ

  13. 未成為眾矢之的的《給十九歲的香港》
    有typo同搞錯電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