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给十九岁的我》的海量争议,已在近日网络上造成了相当明显的评论疲劳。不论是一般网民还是知名人士,愈来愈多人出来发言试图淡化事件,尤其在电影暂停公映后,为事件争议“暂时”划上句号,似乎是愈来愈多人的主观意愿。当然,对于电影长达十年的拍摄过程中,制作单位(尤其是导演张婉婷及英华女学校)有否对被拍摄学生进行各种欺瞒和剥削,因而需负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责任,这仍是应当深入探讨的。而由事件所激发、有关纪录片拍摄伦理的深度讨论,则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讨论中少见的精彩一幕,也相当大程度上推进了近年香港电影“纪录片热”的论述深度。不过,随著事件发酵,争议之声由小众文化圈子迅速扩散至普通网民的公共领域后,理性的电影伦理讨论就旋即被大量情绪化的谩骂和声讨所淹没。
网上已有不少详列争议经过的报道,在此不赘。这里只想指出几个舆论转向的关键点:首先是前记者吴芷宁在其脸书发帖,指出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权力问题,令她看戏时“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网络上被广泛分享,因而引起舆论对电影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对电影一致赞好的景象;另一关键点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亲撰的长文,文中大幅披露导演和校方没有好好保护被拍摄女生的私稳,亦不顾她不同意将电影作公开放映的意愿。随即其余几位主角均透过不同渠道发声,呼应了阿聆对导演和校方的质疑。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在脸书发帖,指导演曾冒认记者进入比赛场地访问她,然后擅自将访问片段放在电影中,却从未表明访问意图。
人格上的“集体印象”
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作者一邊批評網民缺乏邏輯,一邊卻聲稱香港情感能量因為mirror演唱會事件而流向香港電影,究竟有什麼研究和數據可以證明兩者有關係?而事實上追星文化在演唱會事件亦有繼續發生。
而每次評論文章,只要事主是女性,「厭女文化」或女權的萬能key就老是常出現,只要複雜貼上略為修改就成為一段新評論了,但問題是網民的不當用語是因為當事人本身的問題而產生,即使批評者用語不當,也不會加強張盜在紀錄片倫理問題的合理性。
整篇文章聲稱要大家理性探討,但其實就只是批評網民的言論過激,似乎打倒了網民就代表張盜和整個團隊及校方的行為正確?(而這套恰19歲的我,有關團隊亦會繼續在金馬獎參選)
@catmouflage 我覺得你有點錯重點了,Mirror演唱會墮屏事件,不單單只是你所說那群C9(師奶)的事,不是兩群人之間的比對,而是在說明香港歌影視產業近期兩個轉捩點。
我對Mirror這類仿韓式天團無感,他們卻確實在失落的2021年帶動香港娛樂圈,不同品味的人在這風潮下,喜歡上不同風格的偶像(我自己活了那麼多年,也首次追星起來),甚至沉迷。墮屏意外也牽起不同歌手的粉絲和沒追星的群眾,一起重新審視香港的娛樂產業生態與倫理,粉絲的盲目支持是不是間接助長了業界一些不道德、壓榨的現象?
就如這次電影,以及近期多齣港產電影,無論劇情多爛,製作人員說拍得很辛苦、親身上陣背多重的服裝(古老闆那套片),「情勒」一下,就一面倒被唱好。到《19歲的我》阿聆自白,當頭棒喝的程度與墮屏事件無差,愛看電影的人與一般大眾,又再一次共同反思自己是否不慎 over-exiting 了,自己入場看了電影是否變成幫兇?
總之,聽不同類型港產歌曲的不同人,因一件令大眾感到負面的事件,轉而看不同類型港產電影,試圖尋找心靈寄託,但似乎又傳來了不好的事,心中又再忐忑不安,這會否比較好理解?
「在去年七月Mirror演唱會意外後,本來作為「後2019」集體政治能量避風港的「粉絲文化」,遭到嚴重打擊,這股集體情感能量隨即流向香港電影。2022年下半年香港電影相當蓬勃,不只票房大收,深度而高質素的電影評論亦如雨後春筍。」
其實追星既係繼續追星,並唔會因為演唱會發生意外之後就停,因為「意外停止追星、而將政治能量轉向電影」就更加荒謬。
如果作者認為「第二種類型是政治化言論」、用政治標準評鑑電影係有問題,因為「所有野都同政治有關」好荒謬,咁作者自己、甚至部份香港文化研究人乜都用「政治能量」去解釋Mirror 紅、香港電影多人睇,都係一樣咁荒謬。
先唔討論有無數據基礎,Mirror fans多數都係年青女性同C9、而對電影進行政治批判既係一般大眾;好難想像兩群唔同audience 由同一個driving force驅動;如果你覺得我對Mirror fans 同「對電影進行政治批判」兩眾人既demography 描述(前者為社會某部份女性、後者為大眾)係無數據支持,反駁唔成立,但其實乜都用「政治能量」解釋都係無數據/學術基礎。
總之將Mirror fans、香港大眾、批評張婉婷既三群人同當做同一群眾、再去用「政治能量」去解釋係一種非常平面化、簡化既處理。
@ChilitTomato,//作者認為要參與高品質的網上討論便需要先看電影,或者需要擁有欣賞文藝電影的經驗和知識的話,門檻有點高了。//
我覺得你這句有些為駁而駁,無睇過電影,又無相關知識,如何「高質素」?作者所說的,是理所當然。
兩者皆無,很容易有一個副作用——有人在胡說八道,有人信了那套。結果,討論質素越討論越差。類似情況,大家見得還少?
當然,一開始的方針,是以普及知識給大眾的為方針的話,又是另一回事。
@Chilitomato 完全同意您的意見
作為一個未看過《給》的人 當我聽到片中女同學被逼出鏡 已經令我對此電影完全反感 這種反感無關張導政治立場 而是張導/英華校董會竟然未得同意就公開未成年人隱私予廣大市民
這純粹是一種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事實 that’s all
作為觀眾,當電影裏面出現當事人不願意公開的片段,其實在道德上就不應該再主動看了吧。作者認為要參與高品質的網上討論便需要先看電影,或者需要擁有欣賞文藝電影的經驗和知識的話,門檻有點高了。
同樣地,沒有看過電影(或者認為不該看)的公眾的討論焦點便不會在電影好不好看,內容是否“讓人不舒服”等等,而是關於公映的一系列道德或法律議題。例如,學校和製作組該不該在傷害學生情緒健康的風險下繼續拍攝和放映?學校是否真的需要把電影公開才可以籌得足夠金錢,而達致原本認為只需要校內公映便能達到的籌款目標?
同意作者對於張導基於政治被人身攻擊的觀點,網民基於她參與維穩運動而否定她的成就,也是不甚恰當的。她的個人政治立場並不是她拍攝這部作品的直接動機,所以關於影片的爭議的確不應該和政治立場扯上關係。
但同時,她為了拍攝影片而作出不道德行為的指控亦不是無中生有的。關於體育總會不存在的“名譽董事”,有同學指責被拍攝私生活感覺像被“賣豬仔”,以及向另一位學生謊稱其他所有同學已經簽署放映同意書,製作方讓市民看到的只是沒完沒了的,對學生和被拍攝者的不尊重。這不是網民指責導演“人格有問題”的藉口,但卻是她在公眾層面得不到支持的原因。
我在討論區上不只看到對張導演的批評,也有看到對涉事學生們的網絡欺凌。有輿論認為反對公映的學生是“搏出位”,或是涉及金錢糾紛。在電影裏面有一些學生表現一些負面的人格特質等等。這不就是部分學生一開始不想公映的原因嗎?說難聽點,對於張導的網絡欺凌正正就是如果電影繼續播放,學生們將會遭受的不公罷了。
其中緣由暫且不論,張導演為何要加入所謂說好香港故事之組織?是家人被脅迫?是如同阿布泰老闆一樣有罪在身?還是覺得賺得不夠要駁一條北面大水喉?你可以做港豬拍無關痛癢的電影,你可以不發聲移民,但有得揀,你卻選擇惡人那一邊,則是無法令人原諒之事。
很好的分析。hk is sick in many ways after three yrs of turmoil. 人(還是只是是網路上沒有面孔的人?)變得很極端 非友即敵 非黃即藍。看事物的角度也變得表面 看了一句標題 就可以肆意批評 根基本資料都未掌握好。理性的人可能都會避免加入網上討論 因為會不得好死。批評江濤 mirror 不支持移民 in this case替張婉婷說話 只會莫名其妙的被一群人攻擊 不只是你的言論 是你的人格 你的家人。
請問作者所謂的「回歸理性」是否就是要對「權威人士」絕對服從,容不下任何批評?這真的是理性嗎?你只是與那些謾罵的人各走極端。
陶傑的《風雲谷》都有講過另一個問題(陶傑為此被罵到扑街,據聞鄧小樺被殃及池魚),整件事放在商業制作的話。張婉婷和校長是打工的,其實不應該由兩者負責。應該是由片的擁有者——英華校董會負責。
張婉婷係負責拍攝和剪片,相關法律問題,其實係應該制片方負責(校董會)。現時問題是,紀錄片一開始的定位——不是商業制作。當變成公映就會變成「商業」,因為事前事後功夫前甩漏太多,結果出事。
讓討論回歸理性 而不是盲目的情緒發洩 舉例不能因為最近的一連串事件 就直接批評”給”是套爛片 甚至根本未曾看過就肆意指責
講起香港電影嘅黑暗史 我想到的是在PTU里面畀任達華打到聾咗嘅老臨。其實好多問題一直存在,只是沒有被正視。
【杜琪峰:拍《PTU》三百块请来的跑龙套,被任达华刮了一百巴掌-哔哩哔哩】
https://b23.tv/FD5miZ8
PTU 杜琪峰專訪 Youtube
https://youtu.be/hBC_KrZIFyQ
未成為眾矢之的的《給十九歲的香港》
有typo同搞錯電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