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俗套地用狄更斯的《雙城記》開篇名句來形容2022前，我負責任地研究了一下，歷史上「最壞的一年」到底是哪一年。

關於這個問題，哈佛歷史學家Michael McCormick提出的答案是：公元536年。那年一座相信位於現今印尼的火山爆發了，火山灰直上高空，遠至歐洲的天空都被染成一片灰黑色。當時拜占庭帝國學者Procopius說：「這年一個最可怕的預兆發生了，太陽黯淡無光，看起來像日蝕。」那不是日蝕，只是中世紀全球寒冷期之始：此後十年氣溫驟降，六月飛霜，從中國到歐洲都經歷了農作物歉收，造成大規模飢荒。更不用說當時歐洲在打仗：查士丁尼大帝決心收復羅馬帝國國土，開始了將持續二十年的哥德戰爭，將歐洲打成了一片廢墟。而且西征後返鄉的士兵還帶來了鼠疫。這場「查士丁尼大瘟疫」滅了歐洲一半人口，死亡人數估計在3千萬至5千萬之間。

戰爭和疫症總是密不可分。羅馬史上第一場瘟疫是鎮壓敘利亞叛亂後，隨士兵回到羅馬的。在中世紀後期，英法打百年戰爭打得正高興的時候爆發黑死病，被逼停戰八年，直到死人死得差不多了，才重新開始打起來。1666年，英國跟荷蘭因爭奪航線開戰，同年大鼠疫爆發，半個倫敦還被一場大火燒掉了。1918年，一戰剛剛落幕，西班牙流感就席捲全球，殺死5千萬人。而也有一說是曹操輸了赤壁之戰，不單是因為戰略錯誤，還是因為當時疫病流行，曹軍本來就因瘟疫損兵折將。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四個因染疫而死。

2022年，大疫三年似乎快要過去，歐美在年初就不需要過著戴口罩的生活，也不必保持社交距離了；連防疫封控最嚴厲的中國大陸，也在11月的反封控抗議潮後頒布了「新十條」，宣佈大規模的解封措施。這一年本來是世界可以喘一口氣的一年。但這年二月，歐洲大陸再起戰端，打破了許多人對現有世界秩序的幻想。研究蘇聯史的著名學者﹑記者Anne Applebaum在《大西洋》撰文，指在蘇聯治下貧困恐怖的數十年間，也曾有許多自由派相信蘇聯可以民主化；但這些自由派都有個盲點：帝國計劃正是蘇聯威權主義的根源。數十年以後由俄羅斯發動的這場戰爭，仍是歷史的沉痾。

我們從來沒有脫離過歷史的羈絆，即使我們活在一個談「元宇宙」的世界，一個人工智能可以勝出繪畫比賽，又可以寫文案寫論文的賽博世界。而2023年，有甚麼在等著我們呢？世界本來有望告別疫情，但中國大陸在藥物短缺﹑老人疫苗接種率低下的環境下突然全面解封，有可能催使病毒再次變種；俄羅斯在烏克蘭沒有得到預期中的勝利，但這場戰爭短期內似乎不會完結。歐洲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停滯性通膨和隨戰事而來的能源危機。美國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在人權上倒退了一大步。世界仍然未能團結應對氣候問題，2022年是史上最熱的一年。世界似乎沒給我們任何期待新一年的理由。

對比在古代因戰亂流離失所，因不知源頭的疫症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我們今天過得安穩得多，物質資源也要豐富得多。但物質沒有讓我們對未來更充滿希望。寫稿時在網上看到一個流傳甚廣的meme，標題是「2022年度總結」：從1月到11月都是「做核酸」，到了12月是「陽性」。朋友打趣說那是「中國人的2022」。我們不是誰都有經歷過這種日子，但這種徒勞﹑無奈﹑身不由己，大概人類共通。那是我們所有人的2022。

世界正轉向威權和保守主義

如果要選一個2022年的關鍵字，應該許多人會選「封控」或「隔離」。「Quarantine」源自意大利文quaranta giorni，意思是四十天。在14世紀黑死病流行的時代，位於亞德里亞海岸，當時受威尼斯管治的杜邦力（Dubrovnik；位於現今克羅地亞）頒布了一條隔離令：所有人和船入城前都要先與世隔絕四十日。一直到19世紀末年，法國巴斯德研究院的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才在研究香港鼠疫時，發現了鼠疫病毒由鼠疫桿菌引起（故鼠疫桿菌學名為Yersinia pestis）。在此之前，人們只知道病了的人體內有甚麼可怕的東西會傳到別人身上，所以健康的人和發燒﹑流鼻水﹑嘔吐不止的人應該隔開。但正如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Quarantine一書所說的：這樣的區隔同時「開啟了哲學上的不確定性﹑倫理風險﹑以及政治權力可能的濫用。」

無疑，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以前，威權主義就已經有捲土重來的痕跡。2016年，哈佛著名政治學家Pippa Norris在《華郵》撰文，指出威權民粹主義崛起是一種對「進步西方」的文化反彈。自1960年代起，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平權等等，都在直接挑戰傳統價值，引起了許多群體被邊緣化的恐懼。這個解釋可能有點西方視角，但威權主義的確有千千萬萬張臉孔，不是全部都是大棒，有些就是有種文化捍衛者的意味，例如中國大陸近年對「爹」的文化崇拜，對女性傳統生兒育女角色的維護等等，都仍然是專制主義的特色。社會學者徐賁在《暴政史》裡也提出：鼓吹對所有權威，包括家庭的權威服從，也是威權政體的一大特色。而這些對「傳統文化」的捍衛，的確不止見於西方社會。

美國人權倡議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了一份《2022世界自由研究報告》，題目非常明確：「威權統治的全球擴張」。報告裡每一項數字都怵目驚心：從2005年到2021年的十六年間，不自由或半自由的政體愈來愈多。全球有更多人活在不自由的社會。選舉不公和濫權情況在許多國家已成為常態，例如專制的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跟特朗普一樣，在選舉前就先指控選舉舞弊。而即使是被視為民主燈塔的美國，也在2021年初經歷了有組織地意圖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國會山事件，今年也在各項指標上大幅退步。報告也特別指出，威權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愈來愈多的話語權，並以此威脅世界民主自由。

而在許多人認為科技會解放人類的同時，互聯網自由在許多國家都受到限制，緬甸和伊朗政府以「斷網」來打擊示威，大概證明了科技本身完全不足以「解放人類」。而在COVID-19期間，中國和俄羅斯更大幅擴張國內監控網絡；莫斯科利用17萬個天眼鏡頭配合人臉識別系統，一方面抓國內的反戰示威者，一方面就抓那些「違反防疫規定的人」。2022年中，俄羅斯已經取消了絕大部份COVID-19的防疫措施，但在疫情期間增強的監控軟硬件，會繼續威脅公民的個體自由。

威權擴張之下，許多人的選擇是「潤」－－在中國大陸的防疫封控似乎會無了期的延續的這一年，潤學（runology﹑runxue）成為了網絡顯學。「潤」不止包括離開出生地，也包括不生孩子：中國大陸一名年輕男子和「大白」衝撞中說了一句「這是我們最後一代」，影片後來被瘋傳，一時成為了網絡迷因，直至被全網刪除。

但人們仍然在反抗

社會學家徐賁在《暴政史》裡，爬梳了古往今來極權和暴政的意識形態和運作手法。關於「暴政究竟在做甚麼」的問題，徐賁認為能從八個方面歸納：

1. 統治者通常是一個利益集團，而不是個人。這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另譯鄂蘭）所說的「洋蔥式結構」：極權的領袖坐在中心，然後是他的親信﹑近臣﹑黨羽；外面還有一群崇拜他，迷戀他的普通人。但當然只有接近圓圈內圍的，才是真正的統治者。


2. 在暴政下的公民也會愈來愈虛偽奸狡。 他們出於絕望，只能相信暴政是「救世主和明君」，發展出一種卑微的奴隸心態。


3. 專制下的公民會對政治避而不談。他們出於恐懼，不敢妄議政事；而且政權會讓他們終日為生計勞碌奔波，沒時間多管閒事。國家以外的組織，例如教會﹑工會，只能有限度存在，或一概不准存在。


4. 大棒和胡蘿蔔要一起用。 洗腦學習班﹑秘密警察﹑武警等少不了，但也偶爾要派些糖果，最好不必使用暴力，公民就對政權感恩戴德。


5. 壟斷信息來源。 傳媒要殺掉，用一堆官方組織取而代之成為「真相來源」，其他事情禁問禁提。


6. 私人生活和家庭結構也要符合暴政需要。 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家庭倫理﹑「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對家庭的權威服從，也是對黨服從的一部份。


7. 有些暴政會有向外擴張的野心 。國內人民吃不飽也要去打仗，除了經濟還有意識形態的原因。

8. 讓一群人先富起來。 只要有廉價娛樂，聲色犬馬，既得利益者就會成為「發財夢」的代言人，讓其他人都發夢致富，爬上社會上層。不肯遵循這個遊戲規則的，就關在監獄裡，或流放國外。

在這八個威權或極權「特色」清名單中，有一半是關於控制公民思想的。2020年由牛津出版的《暴政史》長近五百頁，第一部份講何謂極權主義，第二部份講希特勒﹑毛澤東﹑斯大林如何推動個人崇拜，第三部份講極權如何向聽話的公民派發胡蘿蔔，第四部份題為「偽神時代的誘惑﹑幻滅和反抗」－－當中終於有關於反抗的篇章（例如末章「即使是被打敗，也要充滿勇氣」－－《奧威爾難題》）。研究現代權力運作的傅柯（Michel Foucault）同樣是個驅歡者。去年COVID-19防控措施仍然非常嚴格時，我在年末的文章中寫了圓形監獄（panopticon），但沒有寫傅柯教我們怎樣逃出去，如何避過監獄中心那個全知全能的典獄長。事實上相比對權力的描述，他對反抗著墨確實不多，但他的確沒有排除抵抗的可能性。例如他說過知識不是為了「理解」而創造，而是為了「切割」而創造的（knowledge is not made for understanding; it is made for cutting）。他要切割的，自然是千絲萬縷，無處不在，極難抵抗的現代權力與暴力。

2022年正好證明，那怕有多麼多的洗腦﹑監控，反抗仍然可能－－這年除了是威權繼續擴張的一年，卻也是公民表現能動性的一年。這年全球爆發了400多起抗爭，當中有不少甚至持續三個月以上。而這一年，全球許多女性也走到了抗議隊伍的前方。在伊朗，因庫爾德族少女阿米尼之死而引發的大型抗爭動員了許多伊朗女性，被視為一場「feminist revolution」（女性主義的抗爭）：這場運動由許多婦女﹑年輕女孩領導，但抗議的不是頭巾，而是伊朗整個腐敗的政治系統。今年5月美國政府推翻羅訴韋德案，全國各地爆發示威抗議，參與和組織者也多是女性。在11月中國大陸的反封控抗議潮中，參與的不止有女性，也有酷兒群體。在抗爭現場，女性關注的議題仍然無法獲得多數人回應，但她們還是展現了更多元，也更包容的視角。

幾年前讀柏克萊歷史學家Shana Penn寫的八十年代波蘭反抗史，寫女性抗爭者的那幾章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在保守﹑男女嚴重不平等的波蘭，那些西方社會自六十年代就鬧得風風火火的「女性解放」幾近不存在，女人的角色就是母親﹑女兒﹑妻子，人生屬於鍋碗瓢盆，而家國大事是怎麼樣都輪不到她們管的。但也是因為這樣，女性在那些見不得光的地方組織了天羅地網，並用之來顛覆一個看不起她們的政權。當警察以為她們是打扮精緻，供人玩賞的洋娃娃時，她們在口紅筒裡，在裙子裡藏秘密信息；警察來家裡翻箱倒篋找被禁的地下刊物時，她們把文件都塞到衛生用品裡﹑或者嬰兒床底下，那些大男人們連踫都不屑踫的地方。那些年連老奶奶和懷孕婦女都加入了反抗，而她們的脆弱也是她們最大的武器：在國家敘事裡她們並不存在，所以她們是透明的。

在2021年政變後的緬甸，女性抗爭者利用了相同手法來組織反抗活動。在緬甸文化中，男性優於女性是因為他們有「hpone」，意即榮譽﹑權力；所以男女的衣服不能一起洗，因為跟女人的內衣褲太污穢，會奪走男性天生有的hpone。所以緬甸的女抗爭者就將自己的紗裙吊在大街上，讓軍人不敢穿過；又把衛生棉貼在奪權的軍方領袖照片上。從八十年代的波蘭到今日的緬甸，女性在抗爭中一直沒有缺席。

為何愛這個世界如此艱難？

有時候，我覺得人生有點像我小時候玩過的一個接雞蛋遊戲。九十年代我外婆家樓下有一檔文具店，門口有一列長長的扭蛋機﹑遊戲機和明星Yes!卡機。我和妹妹每次去看外婆，就會央求舅母給我們零錢，在那家文具店消磨一個下午。其中有一部機，是要控制一個拿著籃子的農夫，去接從天上不停掉下來的雞蛋。放進一個一塊硬幣後，「Ol’ Mcdonald had a farm」的音樂響起，代表雞蛋的橙色小球不斷從頂部掉下來；我和妹妹就興奮地把農夫拉往左又拉往右，嘗試接到最多的雞蛋。我們很喜歡那部遊戲機，能連續玩個十來二十次。

香港租愈來愈貴，那家文具店早就沒了；外婆也搬離了以前的家，住進了老人院。而近年和朋友聊天的話題，早就不是去哪裡玩，而是要不要離開香港？父母年紀開始大了，就這樣丟下嗎？如果離開（留下）了，我們會後悔嗎？然後，捨得嗎－－這個我們曾經以為永遠都是家的地方？2022年初外婆悄悄地走了，而我在外地已經三年沒能去看她，只能讓她偶爾透過視像看看我。當時香港的疫情防控措施仍很嚴格，她在醫院離開時沒半個家人在身邊。

遊戲好玩是因為遊戲會停。而人生就好像拿著個籃子，要接穩源源不絕的，從頭上掉下來的雞蛋，直到我斷氣的那一天。而我才活了多久？就已經一身都是蛋汁了。

外婆離開之後，我想起白髮漸多的父母，突然明白自己的人生往後都會有很多悔恨。「悔恨」二字真好，中文真好。那不止是英語語境裡的grief或remorse，我不只是在哀悼我失去了的一切；也不是有宗教意味的penitence或repentence，我沒有自己承擔不起的罪責。悔恨是為了一些我無法改變的事，心中產生了無法消弭的，幾乎伸手可觸的實實在在的恨。午夜夢迴仍咬牙切齒但不敢宣之於口的恨。

2022年底，香港的疫情防控措施終於放鬆不少，但在香港想念我的人愈來愈少了，我沒提得起勁回去。又要再說一次中文真好，因為那些詩詞我終於都懂透了：「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2019年後，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接受自己的離散身分，接受有一部份的我在那一年之後已經死了。此後的人生仍能精彩﹑幸福，但我已經是另一個人。我也發現，最近兩年我常常在害怕身邊人突然生病或車禍死掉。有一晚我突然想出來為甚麼：從今以後，只有他跟我相依為命了。

經歷了2019年的「死亡」，我也開始研究希望這回事，研究韋伯說的志業能不能讓我們心懷希望，又讀了一堆共產東歐的反抗史。小時候香港有個家傳戶曉的廣告金句：「希望在明天丫嘛！」但我發現是希望不在明天，因為明天也還不存在（除非你相信過去現在將來同時存在，宇宙劇本早已寫好，那另當別論）。希望在我們的記憶裡，在我們已經經過的時間裡，在我們無數次的失敗與眼淚當中，在我們最深最不願提起的傷痛中。

不久前我在網上看到一句話，印象很深：「愛自由的心情是按捺不住的，都來人間一趟了。」我有點感動，但之後幾乎立刻陷入懷疑。這句話是甚麼意思？人真的是生而愛自由的嗎？弗洛姆（Erich Fromm）應該會說事情沒那麼簡單，現代社會的各種解放可能是讓人自由了，但卻沒能給他們幸福感﹑安全感；有些人還是會寧願放棄一部份的自己，依賴權威。隨便問別的，畢生研究像納粹這樣的極權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一個個大概也會對這句話表示懷疑，例如阿多諾不也說有喜愛服從的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後來我卻隱隱覺得：某程度上，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切有發生過。美國作家Rebecca Solnit在小書《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裡寫道：「因果關係假定了歷史是向前推進的，但歷史不是一支軍隊。歷史是一隻蠕蠕側行的螃蟹，是緩緩磨平硬石的溫柔水滴，是一場打破持續數世紀的張力的地震。」誰贏了誰輸了，誰成功誰失敗，誰都不知道。唯一要記住的是，曾經有那麼一剎，人們發出了要自由的呼聲。那是真實的，應該要留存在我們的記憶裡的。

十年前我在伊朗，途上認識的女生朋友們向我展示她們在2009年綠色革命中，除下頭巾走上伊朗街頭的照片。伊朗男生們也驕傲地跟我說，那年他們跟他們的姐妹﹑女性朋友一起上街，她們全都除下了頭巾，和所有人一起手握綠色的，印著「我的選票去了哪裡」的旗幟，在街上叫著自由民主的口號。那時剛巧也在進行世界盃比賽，伊朗球員手上掛著綠色的手帶支持運動。但那場運動當然不只得情緒高漲﹑充滿希望的一面。一個伊朗社運女生跟我說，她的前男友在綠色革命期間，在大學宿舍目睹同學被民兵槍殺，自此不肯見人不肯說話，變得瘋瘋癲癲。許多反對派領袖逃亡到外國。超過百人死亡，當中有大學生，有記者，有婦女。

即使如此，說起三年前的那場全民運動各種高光時刻，伊朗人眼裡都仍閃著光。過了好幾年，他們的臉書頭像還是2009年在街上，除下頭巾意氣風發的照片。我能理解他們的情感，但也不禁有點憤世地想：那場運動到底是失敗了。但這一年，他們再一次除下了頭巾，投入了另一場更大型，訴求更多元，更包容，更持久的抗爭。他們讓我想到了神學家Walter Brueggemann的話：記憶產生希望，如同失憶產生絕望（Memory produces hope the same way as amnesia produces despair）。那些傷痛是真實的，但他們有過的團結﹑熱情﹑自由，也同樣是真實的。如果是真實的，即使一時看不到，仍會繼續存在。

研究極權主義和人的生存狀態的阿倫特在自己的日記裡問：「為甚麼愛這個世界（Amor Mundi）如此艱難？」她續問：「到底『愛這個世界』是甚麼意思？有可能嗎？」有好一段日子，我也有同一個疑問，並且刻意迴避關於香港的一切，因為它們正是我難以愛這個世界的理由。但現在我想要在每次「不小心想起」的時候，都再逼自己多想一些。那家文具店不見了，那部接雞蛋機不見了，外婆不見了，未經憂患的我也不見了，但它們（他們）真真實實地存在過，給過我許多幸福﹑快樂和勇氣。我想多想想那些不再自由的朋友。我想多想想那些與我未曾謀面，但讓我佩服的年輕面孔。

2023年，我想開始設想一個有他們的未來，一個自由的未來。